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它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它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1年到1945年，大半中国被践踏在日军的铁蹄之下，广大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同胞伤亡惨重。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殊死搏斗，不屈抗争，以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代价，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人类的和平与正义！
铁蹄下的江南名城
——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
六千里路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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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东明，常熟吴市马桥村人。1939年7月17日（农历六月初一）生，属相兔。大学文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2002年1月退休。现住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我出生在1939年7月17日。从孩提时代有记忆开始，父母亲六千里路的逃难惨史就一直在我脑际萦绕，为点啥呢？因为我们家每年有三个祭祀日：清明、七月半、农历十月十一。
那时在我们乡下低矮的小方桌旁还要添只凳子，凳子上放一双筷一只碗，倒点老白酒。母亲一边给碗里筛酒，一边喃喃自语：小林呀，娘的心好痛呀，娘的日子好苦呀！你要是在，娘就不会这么苦了！
当时我们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赤贫户。父亲在昆山“鲍元大”钉铁麻皮店当店员，家中只有我、母亲、妹妹。母亲要给人家打长短工，有谁叫了就去。
后来住在一家人家，房东不收房租，但母亲给房东种地也没有工钱，晚上还要织布，带两个小孩。生活非常劳苦，一次母亲哭得气绝倒地。我和妹妹哭喊着，邻居赶来掐人中、拍背才救活过来。
邻近解放，父亲从昆山被人辞退回来，为了寻找生路，我家从巷前坝来到马桥镇上，租人家房子，这样可以做些小生意。
马桥街上有两个青年，叫朱福康、吴洪元，他们与我亡兄（1931年生）同岁。母亲见到他们，总要触景生情，絮絮叨叨：要是小林活着也有这么大了，可以给我分担苦恼了。
还有两次，村里搞忆苦思甜，让我母亲控诉日军暴行，所以父母遭受逃难的苦，使我记得特别清晰。
那是1937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本鬼子从长江白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塘口一线突破国军防线登陆。由于日军在上海遭受重创，存有严重报复心理。
当时我家在与徐六泾平行的第二条巷埭——周家巷，离长江200米（现电厂厂区），家有瓦房4间，屋后有大片竹园，独用水栈，宅基地1.2亩，农田4亩，全家由祖母孟夏氏当家，虽然7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父亲平日在昆山当店员，过节才回来。母亲种地织布，很能干，带着6岁儿子小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
当日舰在长江游弋聚集时，马桥村附近几乎家家户户都挖了泥洞，以防不测。这天听到密集的枪炮声，父母就带着小林躲进泥洞。祖母坚持要在家里守护，不愿躲进泥洞。上午9点多，祖母被北边的枪声、哭喊声惊动，出来一看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她就向河边水栈跑，想躲进秆稞里，被日本兵发现后一枪毙命，血染河滩。
此时小林说要撒尿，父母要他尿洞里，他不肯，他踏在母亲腿上，头刚探出洞口，就被鬼子一枪毙命，倒在母亲怀里，满身是血。母亲当即昏死在泥洞里，父亲身上也都是血。
等洞外枪声远去，父亲爬出泥洞，看见祖母尸体横陈河滩，4间瓦房在火海之中，周围都是火海和哭喊声。在邻居帮助下，父亲与人一起把祖母遗体捞起来，抬放进泥洞，与小林一起掩埋，也没有棺材，就用泥土填在洞里，踏结，生怕填得不实会被野狗扒出来啃食。
我父亲名孟云生，1894年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他是长房长孙，读过私塾。
当时他家在白茆塘边渡相庙西边（现渡口饭店位置），家里有三进瓦房。1931年常熟历史上发生了最大的水灾、台风、暴雨、长江倒灌，再加白茆塘放水，三进房子全部冲光，这样才搬迁到周家巷来。
我父亲有点文化与见识，他生怕鬼子卷土重来再行杀戮，所以在傍晚时分将瘫坐在地上的母亲硬拖抱起来，踏上了逃难之路。
我母亲曹福囡，1904年生， 出生于小吴市北边的鹅盘泾曹家，家境颇为殷实，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一个弟弟，她是曹家唯一的女儿。小时候缠过小脚，推翻清朝后又放脚，所以她的脚像只大粽子，走路一摇三摆，十分困难，但是即使艰难也要逃命。
日本兵晚上要休息，因此老百姓逃难要乘晚间上路，为了躲开日本鬼子，只好走小路，最好的路是徐六泾岸边纤夫背纤的路。
母亲告诉我，当时逃难路上到处是火光，哭喊声、狗叫声彻夜不息，父亲挟持着她一直往南走，首先过碧溪，到后半夜有点月光，临天亮到了周泾口，这时鬼子集结的大部队基本也抵达周泾口一带。为了避免和鬼子照面，天亮后我父母就找个地方躲避休息，等到了晚上，再从周泾口抵达东塘市。
一路上，实在太痛苦了，母亲几次想投河自尽，父亲一再劝慰，对我娘说：我是孟家长房长孙，儿子死了，要是你再一死，我这一支就绝后了，要死我们两个一起死。这样，母亲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再经一个晚上又从东塘市走到东湖南横泾，路上也有一些逃难人，相互关照。然后又从横泾逃难到无锡甘露、荡口，再上沪宁线。那时逃难的老百姓有许许多多，大家沿着铁路线走，花了10天到南京下关，下关火车站就是难民所。
难民所的地上铺着芦席，政府也发一些破棉絮毯。这时母亲生了两个大病，一是胃病发作，一是哭哭就要昏厥，父亲到处给她找医寻药。
难民所里天天有死人，要及时处置，否则生怕瘟疫。一次收尸队来了，见母亲昏死在地上，就当是死了，要用芦席卷起来拉走。刚巧我父亲赶回来，从收尸队手中抢了回来。
又过了几天，南京形势紧张了，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鬼子就要打到南京了，难民如惊弓之鸟，长江里的轮船又挤不上。父母设法摆渡到浦口，沿津浦线走走停停，有货车就爬上去乘一段火车，又过十来天才到达徐州，再沿陇海线到郑州，再从郑州花半个月到汉口。
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炸汉口，再加南京、浙江、上海、安徽等地难民都跟着政府走，从四面八方涌到汉口。好在难民所里有人赈灾，使难民勉强度日。
过了半年左右，知道常熟已经成立伪政权了，鬼子杀人放火也少了，大家就思念着回乡。这时逃难到汉口的几个上海老板建议包船回沪，在我父母恳求下终于挤上这只船。
本来这艘难民船3天可到达上海，但一路上开开停停，走了十来天。到吴淞口时，鬼子又不让进黄浦江，难民船只能掉头驶往宁波。到宁波上岸后，人地生疏，父母亲只能一路讨饭走走停停到了上海。
当时母亲有4个侄子在上海谋生，大哥金坤，二哥银坤，三哥铜坤，四哥锡坤，其中两个在董家渡，东寻西找，找到了金坤和锡坤，他们一个打铁，一个在码头上打工，还有银坤，在木工作坊里车木葫芦，铜坤是做裁缝的。
他们已经知道姑妈家的遭遇，现在见到姑父、姑妈来了，4个侄子就设法凑钱接济，这样父母才坐上小火轮回到常熟。
这时已经到了1938年8月，等赶回马桥时，又一场惨祸来了。
我祖母原来生了个女儿孟招弟，后招赘成家。招弟比我父亲大8岁。他们就住在马桥竹丝弄，当时瘟疫遍地，我的姑妈、姑夫也瘟疫染身。
看到我父母回去，奄奄一息的夫妻俩对我父母说：地帮我卖掉还债，后事请你们处理。3天后，他们两个就死了。我父亲忙着帮他们卖地，然后买了两口薄皮皮棺材。
姑妈家有两个儿子，大的孟增元在昆山巴城做糕点生意，小的孟金福在昆山熙春书场做堂倌。两人找回来时，棺材盖已经钉上了。为了见最后一面，又打开棺材盖。
办完姑妈夫妻两人后事，父亲又将我家的4亩地请人作证，因为地契已经随着房子烧掉了，将4亩地卖了，买了两口棺材将祖母和我哥哥的遗骨装进棺材，送到距马桥东南4里地的俞家滩，我们孟家在这里有半亩家族坟地，当时已有十几个坟头。
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地也卖了，祖母和哥哥都被日本鬼子枪杀了，父母身心遭受极大创痛，我家从此一贫如洗。
我出生在1939年7月17日，妹妹孟秀英出生于1943年。因为贫穷，父母根本无钱送我上学，直到解放后，我已经10多岁了，才有了读书的机会。
采访于2016年4月29日上午
原载《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沈秋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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