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玉强 | 为后者告：吉同钧《东行日记》所现的蒙案审办及其启示

摘 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吉同钧曾随兵部尚书裕德等人出关至奉天查办蒙古哲里木盟案件，往返百日的所见所闻及蒙案审办过程，详记于吉同钧的《东行日记》中。此次蒙案审办主要有二：一为哲里木盟盟长、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被旗下逼迫自缢案；一为哲里木盟副盟长、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通贼虐民案。前者虽是该亲王咎由自取，且案犯已认罪画供，但吉同钧仍为之原情以求其生、拟罪以期无憾；后者审办时该郡王虽恪恭逊顺，但有俄方从中干预，仅以革职结案，吉同钧为此也颇为无奈。这次蒙案的审办过程既易且速，一方面在于吉同钧所总结的蒙古地区“人无诪张之心，官乏巧避之术”，另一方面则在于案件审理之勤慎，以及案件的众多参与者能够遵循“随到随审，随审随结随释”。透过这次蒙案审办及其见闻，亦可管窥清廷治理蒙边之实况。日记内容夹叙夹议，多有规矩劝诫之意，亦可为后之办理蒙案者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吉同钧；《东行日记》；蒙案审办；蒙边治理

吉同钧是中国新旧法律过渡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其精于律学、遇事能断，一向为刑部堂官薛允升、赵舒翘、沈家本等倚重。随着“陕派律学”研究的兴起，吉同钧的生平著述及其法律思想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吉同钧的生平著述，在其逝世后的“讣告”及“圹志铭”中均有所提及。吉同钧丰富的存世作品，是其特定时期的思想表达，也是我们了解其法律思想的坚实基础。现有研究多是围绕其精于律学而展开探讨，并关注到了吉同钧于清末修律过程中的立场及作用等。而关于吉同钧遇事能断的司法实践考察，却所见不多。吉同钧在《审判要略》的“自序”中曾提到其“久官西曹，周历塞外”。在《京师法律学堂开学演词》中也曾自称：“随往奉天蒙古查办事件，考察盟旗风俗，参观蒙古刑例，阅历既多，遇事始有把握。”关于这段承办蒙案的经历，可详见吉同钧所撰的《东行日记》。吉同钧还在日记中特意强调：“详记始末，以为后之办理蒙案者告。”日记内容夹叙夹议，多有规矩劝诫之义，足见吉同钧“为后者告”之用心。本文拟以《东行日记》中所载的蒙案审办为中心，考察吉同钧遇事能断的经验技能。与此同时，通过评析《东行日记》所现的蒙案办理，亦可管窥清廷治理蒙古边疆地区的一些细节，以古为鉴，奉享今人。

一、《东行日记》的版本及其内容

日记为第一手史料，以私人化、现场感构成了其特定时间段的历史叙事。目前可见的吉同钧《东行日记》有三个版本，其一为闫晓君教授于2014年整理出版《乐素堂文集》中内附的《东行日记》，该版本系据《近代史资料（总87号）》整理。其二为杜春和与耿来金先生于1996年点校整理的《吉同钧东行日记》，该本收录于《近代史资料（总87号）》。其三为《东行日记》的原始稿本，该版本收录于《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十九册）。相较于前两个点校本，原始稿本为影印出版，内容最全，更便于读者一睹《东行日记》之全貌，故本文所参考的版本以该稿本为主。该稿本日记，封面左边题《韩城吉石笙先生手订东行关外日记稿》，附题为“己巳暮春鹤寿敬题”，右边载有“临汾段鹤寿珍藏纪念”，并钤“段鹤寿”方印，可知该稿本曾由临汾段鹤寿收藏。日记全文为墨笔楷书，用“法律馆”十行稿纸，半页十行，每行有二十个字格，字格外又有许多增添、删减及勾画的痕迹。日记时间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二十六日，止于同年五月初六日，每日所记自成一段，主要记述了吉同钧随兵部尚书裕德等人出关查办蒙古哲里木盟案件时的所见所闻，后附有一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说贴，即“请宽原蒙古秋审人犯说贴”。

“此行往来共计百日。”日记所述犹如历史缩影之相机，以个人之所见详史之略、补史之阙。吉同钧所作的《东行日记》不同于一般的公事写作，前后几日不仅详记了行程往返之路线、所经车站的道里远近、沿途山川水文之地舆，还考察了途经州县的历史沿革、官情民俗等，也展现了吉同钧的内心活动和种种隐私。受时局所影响，日记中多记有悲惨凄凉之象。往日繁华的天津府城尽被拆毁，“四面均为外洋各国租界（占据），洋兵盘踞横行，居民时被蹂躏”，此残破之情形已然殃及了京津地区的村落，“上年拳匪之乱，联军经过各村，多被残破，现虽大局粗定，而人亡室空，一望灰烬，惨目伤心，曷胜忝离之感”。抵达盛京后，察知边地民众的困苦情状则更甚，“年来马贼横行，蔓延吉林，黑龙江及蒙古一带，处处伏莽，愈剿愈多，是亦东边之巨患也。近又加以俄兵逼处，凡关津要卡，州县城市，处处设兵防守，虽不至如马贼之劫夺杀害，而诸事钳制干预，一切不得自主，闾阎受其欺陵，敢怒而不敢言”，由此吉同钧不禁感叹：“呜乎，小民何辜而遭此浩劫

也哉!”日记的中间部分，以记载办理蒙案的司法过程为主，穿插记述了一些日常的官员会见、宴席饮食、阅读内容以及个人心得感言等。对于此次蒙案的办理，时人刘敦谨曾在《韩城吉石笙先生德教碑记》中总结道：“蒙王激变蒙众，被逼自尽，株连数百人，案积季不决。先生连讯三次即定狱，仅诛渠魁四人，余皆分别责释，全活无数。”结合日记所现的蒙案审办细节，充分诠释了吉同钧遇事能断的司法经验技能。

二、《东行日记》所载蒙案之起因

《东行日记》中所详细记载的蒙案审办主要有二：一为哲里木盟盟长、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被旗下逼迫自缢案；一为哲里木盟副盟长、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通贼虐民案。两起案件的发生，均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清廷在蒙古族原有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制，于蒙古族聚居地区实行盟旗管理制度。据吉同钧考证：“各旗之地，自数千里至数十里大小不等，各旗之主，爵位大小亦不等，最大者曰汗，曰亲王、郡王，次则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又次则台吉、塔布囊。每旗有一札萨克印信，以银铸之，统辖一旗地方。每盟设一盟长，一副盟长，帮办盟务，一二人不等。其盟长则于一盟各旗王公等项内，择其才德最优者，给以印信，请旨特绶，统辖一盟之事，其有不称职者，革除另简……其各旗一切事件，皆报盟长处，并报理藩院代奏，虽王公亦不准奏事。其各旗重大之事，则由邻近之督抚、将军、都统各大臣管理遥制，盟长不得专主。”其中，哲里木盟共十旗，为内蒙古东四盟之一，归盛京将军管理。《东行日记》中这两起蒙案的起因直接展现了清时蒙古王公与旗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社会矛盾。

（一）内外离心的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

色旺诺尔布桑保是科尔沁和硕图什业图亲王巴宝多尔济之长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巴宝多尔济病故，色旺诺尔布桑保袭爵正式成为科尔沁土谢亲王旗（右翼中旗）的第十五位世袭亲王，其在位共十二年（1890—1902年）。作为世袭的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在享受清廷荣恩的同时，也曾多次以捐助军需、报效银两等实际行动，积极向朝廷表示忠诚，《清实录》详记了这一恩赏互动过程。（见表一：《清实录》中所载朝廷与色旺诺尔布桑保之间的恩赏互动）

色旺诺尔布桑保被旗下逼迫自缢案的直接原因，在于由花里亚孙等人发动的民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哲里木盟札萨克图旗和苏鄂公旗的交界处发生了以刚保和桑保两兄弟领导的“图胡莫起义”，并迅速得到群众的拥护。这场起义活动威震四方，使得各蒙旗王愈加惶恐不安，色旺诺尔布桑保急忙召集家奴、旗兵等壮丁百余人以自卫，强制要求他们日夜为自己守护，并徭役民夫挖掘护城河。身为王府护卫花里亚孙等人实在忍无可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日号召其他家奴和正在挖护城河的民夫哗变逃离王府。花里亚孙等为首的几人主张应趁此机会将这位残暴的王爷彻底消灭掉，避免其调兵遣将卷土重来以残害百姓。此主张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正在其杀回王府之际，王府旗兵亦发生了反叛，据哲里木盟长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生前具报：“（三月初十日）该旗梅楞衔大台吉额力得呢瓦奇尔等十一员率众一百十八名，闯入王府，砸坏府门，抢出铅丸一万七千粒，火枪五百杆，弓六百六十张，大箭三千三百支，腰刀三百把，号衣三百件，牛马数百匹，俄国枪一百杆，并抢去撒带二千余个，火药百余斤，快枪一百八十二杆，毛瑟枪五百杆，子母数千粒，出兵帐房一百余架，暨军纛军饷，并大凌河官马一百余匹，全被抢掳一空。”故此时的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已然没有任何抵抗民变的能力了，虽亲作手谕，百般引咎自责，并多有求生改过之语，但却仍难逃一死。

（二）债务缠身依附于俄的乌泰郡王

乌泰青年时曾出家为喇嘛，光绪七年（1881年）还俗袭爵，成为清时科尔沁札萨克图郡王旗（右翼中旗）的第十二位世袭郡王，并兼任哲里木盟副盟长。跻身于王公之列的乌泰可谓是步履维艰，一方面，部分贵族对乌泰承嗣袭爵之事持有异议，并向盟长和理藩院提出了讼告；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先辈郡王执政时期积年拖欠的巨额债务以及维持王府两百多口的开销用度。为了博取清廷的好感以稳固自身的地位，乌泰同样以“捐输”的形式屡向朝廷尽忠，此举亦得到了朝廷的恩赏，如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赏三眼花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赏穿黄马褂，等等。但在这挥金如土的背后是其领旗内严重的财政困窘。为开辟财源，乌泰不顾朝廷对蒙地实行的封禁政策，直接招致外旗蒙民一千二百六十余户垦放洮儿河夹心荒地，每户押银二三十两即可无限制垦占、转相私售，进而导致荒务紊乱，阻碍了台吉壮丁在新放的荒地游牧。这也使得不服乌泰远支袭爵的众台吉更为不满，“格根珠拉虐死奴仆诸状，先后诉情申理，由盟长以至理藩院缠讼十余年，构难诸人参革殆尽，而乌泰亦以二十五年撤去札萨克印务，二十六年革去副盟长职，讼事罢困，负债益巨矣”。另据宣统二年（1910年）的《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记载：“札萨克图郡王初与俄人踪迹甚密，其事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图旗内讧，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被弑，牵涉及王，将图不利，王走避哈尔滨。俄领事延入使馆，盛设供张，诱以甘言，王为所惑，有附俄国之意。”俄员格罗莫夫曾带护照游历哲里木盟十旗，至札萨克图旗时，郡王乌泰曾与之相见，此为结识俄人之始，刚保、桑保作乱时，俄人遣兵至札萨克图旗代防以至匪散，为此乌泰深表感激。时值该旗护印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噶勒已被革职，台吉朋苏克巴勒珠尔等正向乌泰发难，“乌泰遂带印至黑龙江见俄廓米萨尔，又以避难为辞，至哈尔滨见俄百里总督格鲁代格夫，居哈二十余日”。虽然当时《辛丑条约》已然签订，但俄方仍未从东北撤兵，乌泰的不请自来，正为俄方尽可能地向东北各蒙旗渗透势力提供了契机。而此时清廷收到了理藩院奏“台吉呈控盟长通匪据情代奏一折”，奏折中指控“札萨克图郡王乌泰敛财虐众，不恤旗艰，通匪抢掠，致将札萨克印信窃去”，又称“乌泰携带印信，不知去向”，清廷认为所奏内容“前后所报两歧，情节支离，亟应彻底根究”，因此派兵部尚书裕德会同奉天将军增祺将此案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三、吉同钧参与的蒙案审办及结果

色旺诺尔布桑保死后，其家眷慑于群情激愤不敢以实情向朝廷奏报，仅以病故向理藩院奏报，直到乌泰向朝廷奏“哲里木盟正盟长被属员逼勒毙命假作自缢、捏报病故”一折后，此案才震惊朝野。清廷对此十分重视，特发布谕令：“事关属员逼毙官长，复行捏报病故，并有贿嘱滥保承袭等情，虚实均应彻底查究。着派裕德驰驿前往，按照所称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哲里木盟正盟长，着派那莫吉勒色楞暂行署理，乌泰着暂缓陛见，原折着钞给裕德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此时的裕德正任兵部尚书，为了方便开展调查而组建了专案组一同前往，即“大司马以事关刑名，须带刑曹知律例者一人，（商之）大司寇贵公恒，（贵公）以同钧荐，（大司马允之），随即（具折）奏准。随带四员：兵部正郎来（仪亭名）存、李（郁如名）钟豫，理藩院副郎联（仁山名）绶，刑部即同钧也。”实际上，吉同钧在这次蒙案审办中不仅仅是列衔参与，对整个审办过程及结果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性作用。

（一）蒙案审办过程之勤慎

古代士大夫审断讼狱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智识，这些经验智识在吉同钧主导的蒙案审办过程中多有体现。首先，一案即有一案之问法，与其临事为难，莫若详细看卷。查看卷宗是审理案件前的必要准备，吉同钧在日记中写道：“初五日以后至三月初六日以前一月之内，迭奉廷寄三件，皆系查办哲里木事件。大司马交阅查核，共阅过卷宗三十余件，共办稿行文各旗提人十余件。”据日记记载，哲里木距奉天近两千里，往返须经月余，因此，吉同钧等办案人员在等候提审案犯、证佐的这段时间依旧照例封门，借此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详细看卷，便于日后研审出案件实情。其次，审案宜躬亲以勤，随到随问、随审随结，

可免民因讼拖累日久。案犯、人证提到后，当即设公案八座，由大司马、将军居中，随员六人列坐两旁，进行首次坐堂审讯。随后则专委随员研讯，撤去了将军、司马两座，共设六座，以官爵论，吉同钧当在第六，但问案系刑部专责，未拘泥于官职大小，故吉同钧当仁不让居于三座。每天辰时升堂，酉初退堂，“从此白日审讯，晚间顺供查案”。再次，审问案件要讲究策略，即循序渐进以取信服之口供。自三月二十二日辰时初次升堂至二十四日午正退堂，吉同钧等办案官员已将图什业图亲王旗下台吉、壮丁等案内要证十余人，以及案内牵涉之扎赉特郡王旗下台吉四人，逐一讯明，已大体获知案情。二十四日午饭后未正坐堂，始提逼死该亲王之犯，“提讯该犯等，初犹狡辩，当以善言开导，并略加严责，并未刑求，而正犯花里亚孙、花联、搭克他虎、约木加卜得及得噶勒桑五人均无辞可辨，自认逼死亲王，情甘伏罪。随即饬令画供”。由此而拟定案情说帖并呈大司马鉴定，随奉手批从重惩办，以儆各蒙刁风。最后，“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听讼过程宜不厌详慎，为此在得到案犯画供之后，又展开了对案件的复审工作，不仅“复讯正凶”，还“详讯案内余犯，并案外见证二十余人，三面环质，各供均属相符”。随后又于三月三十日，“钦差大司马与将军复行登堂亲审，八堂并坐。提到全案正犯五名、见证二十二名，对质互证，并传到王福晋、王格格，告以案情罪名，当即亲自画供”。连续多日审讯，此案已无遁饰，即可拟结。

图什业图亲王旗案件问结后，吉同钧等人又紧接着审办札萨克图郡王旗乌泰一案。正逢四月初一日，“忽报门外有数十蒙古人喊冤，（随即坐堂）提讯，均系札萨克图王旗头二三等台吉，呈控该郡王乌泰虐敛通贼各节。红顶蓝顶，跪列数十人，口音哓哓，不辨一字，但见叩头恳恩而已。略问数语，饬退令具亲供备查”。等到巡捕提到乌泰候审时，已是四月初六日，且乌泰所带的随从有百余人，皆持枪械，“显系包藏祸心，不可测度”。吉同钧等人对乌泰的正式审判始于四月十一日，吉同钧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日早，钦差、将军均升堂，仍列八座，会审（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堂下文武委员侍立两行，均系四、五品翎顶，衣冠整肃，刑皂排列。该王身穿四团龙补服、宝石顶戴、三眼花翎，上堂向西跪请圣安，然后向钦差、将军及各问官以次请安。饬坐问话，先寒暄数语，随提揭参各项，均系翻译传述。略问数语，钦差、将军告退。（巳正坐堂，午初退堂。）午后，司官六人坐堂详讯。该王换改朝服，身穿黄马褂，上堂请安，饬坐细问各节，亦尚吐实，不作狡展。查该王素日著名桀骜，且倚外人为护符，（此次）未到之先，拟必抗慢不服审讯，不料一升公堂，恪恭（分外）逊顺，傲气尽消，可见朝廷威令，尚能行于外藩，此案不难了结矣。（甲正）退堂，饬递亲供。

该郡王衣着昔日朝廷恩赏的华丽荣服，审问时无从狡展。在接下来的几日则由六位司官展开对乌泰案的审讯，此时吉同钧胃疾发作，但仍强忍坐堂，仅十四日因两日未进饮食而身体倦软，特请诸君偏劳一次而未能坐堂。案件审理过程中还牵涉了众多台吉，“该台吉等虽头戴红蓝顶戴，而衣服破滥缺残，大有纳履踵决之势，其中又有白发老翁数人，千里往返，形瘁容枯，更可悯也”。对此，吉同钧深表同情，并于十六日案情审问已大致明朗时，“发落一干台吉二十余人，先行回旗，免其守候拖累”。直到十八日，钦差与将军又升堂，八座会审后，乌泰案才最终审结。

（二）蒙案审办结果之无憾

吉同钧身膺刑曹，诚以京官开方便之门，并有志于为民做事，故凡经手的案件，力求审办无憾。其在日记中写道：“吾审案勤慎，不受请托，不多传人，随到随审，随审随结随释，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与我无憾；应发者早发，勿使久羁囹圄，无辜到案取保，勿致久拖累。凡此数端，行之不懈，功业在此，阴德亦在此。”这次蒙案的审办，亦呈现了其对结果的无憾。

相较于一些用尽刑具、积以年月尚不能完结的内地重案，图什业图亲王旗案件的审办可谓是既易且速，“不用刑求，不出旬日，即已尽吐实情，录供成招，拟以大辟，处之极刑，均不翻覆追悔”。此案的审拟结果共办六人，“一斩枭，二斩决，一绞候，二充军，余俱省释”。此结果亦得到了涉案各方的认可，并均已画供。回京后此案奉旨交部速议，又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刑部以拟罪太轻，拟改从重。花里亚孙、约木加卜四名，原稿依刁徒聚众作乱例，分别首从，拟以斩枭斩决，部议加重定议，改照子孙谋杀父母例，不分首从，均处凌迟。得及得、瓦其尔二犯，原拟徒流，部议加重，均改斩候。”吉同钧得知后，以此案情轻法重向各堂力争，各堂均已首肯，而提调固执所议，吉同钧又再三辩论，加之各堂从中调停，“始将从犯约木加卜二犯，照旧斩决，不加凌迟，而首犯花里亚孙仍改凌迟，瓦其尔等仍改斩候。从此定稿具奏，始了此案”。此案结果至此，实为“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与我无憾”焉，主犯花里亚孙改为凌迟，尚不冤屈，瓦其尔等由生入死，殊抱不安。裕公与吉同钧晤见时，谈及此事不觉为之扼腕。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审时，吉同钧又特作《请宽原蒙古秋审人犯说贴》，将此案各犯细情详加阐述，力争昭雪。最终，“瓦其尔始得声叙免勾，得及得亦改缓决，均得免其一死，稍释前憾”。吉同钧以此连救两命，为生平中最得意之事。

关于乌泰案的审办结果，仅拟革职留任、三年开复。由于此案涉及了外交，俄方从中干预，乌泰身为蒙古郡王却倚恃俄国，更借马贼自卫，种种情伪，未便彻底根究，虽以钦差之权，亦不能遽治其罪，只好敷衍了事含混审结。从钦差裕德会同增祺将军呈奏的覆折可知，审办结果的重点在于能够及时止损蒙荒，故在覆折中特将该旗开垦章程开单具拟，以便圣鉴训示：“经界，宜正也”，“亩数，宜清丈也”，“原领荒价，宜划一也”，“续放荒价，宜酌增也”，“蒙荒全势，宜先知也”，“地亩，宜分别荒、熟也”，“升科章程、宜酌定也”，“报领生荒，宜示区别也”，“酌留余荒，宜讲求牧养也”，“遴派委员，宜亲往该旗督办也”。此案虽已将群情不服、缠讼不休各节讯明，但对乌泰及巴图济尔噶勒二人并无实

质性的处罚，仅告谕现在办法：“姑从宽均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或许也正是因为对乌泰的过度宽纵，留下了日后其私借俄债以及叛乱之隐患。

四、由蒙案审办管窥清廷蒙边治理

在清廷统一边疆和巩固发展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蒙边地区的治理尤为重要，透过吉同钧《东行日记》所载的蒙案审办及其见闻，亦可管窥清廷治理蒙边之实况。吉同钧指出：

考蒙古地方，在周为严狁，汉为匈奴，唐为突厥、为契丹，宋为鞑靼，后灭宋入中国，建号为元，明兴逃走边外，故地累为边患。其人禀北方刚劲之气，筋力强健，耐受风寒。其地不产五谷，水草满地，又宜牧畜，故兵强马壮，历代时被侵陵，畏如虎狼。及明末代，西藏黄红喇玛（嘛）教兴，流传各处，其人感于佞佛，红黄二教，遂以慈悲仁柔之说，易其强梗坚忍之习。凡兄弟二人者，即准一人为喇吗（嘛）诵经，终身不娶，由是生齿渐稀，风气渐弱，一变向时桀鹫强盛之风。我朝崛起满洲，借其兵力入关以取天下，（从此）结为甥舅之国，不以臣民役使，又恐其强悍难制，思所以羁縻而笼络之，于是优以王爵，许其尚主，年班朝见，而又禁买汉女、禁读汉书、禁习汉语、禁习汉字，诚恐开其心思，发其智虑，启其聪明，教其韬略，使为边患，如宋明之不可制也，是以人心愚昧浑噩，无狡诈诡谪之习，尊王畏法，如同神明。

今有学者总结道：“尽管清代在边疆立法和司法相对深入，但与以往的羁縻政治一样，总体上并没有破坏边疆建立在宗教文化信仰上的社会基本秩序，这在社会层面对于维持这类边疆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社会稳定是有益的。”清廷治理蒙边以之为天然长城屏藩，既要利用其军事力量维护统治，又要削弱其地方势力，因而以各部落“不相统属”的属性，通过“分而治之”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清廷在对蒙古族制定的法律中既极力利用又牵制制约藏传佛教。”对于普通蒙众，清廷借助广布黄教、宣讲法律等方式，使番夷僧俗崇法幕义，以佐助王化。正如清人昭梿所言：“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对于蒙边地区的上层贵族，清廷则注重恩威并用，正如乾隆皇帝所言：“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因而时常通过封爵、联姻、朝觐等手段，对其上层人士结以亲谊，加以笼络。为了实现对蒙边地区的有效控制以确保秩序的安定，清廷甚至不惜严禁汉文化的流入，以致大多蒙民浑蒙愚鲁，心思智虑较内地又逊数筹。吉同钧认为：“盖纯厚未凿，易于治服在此，而谋生无术，日致困亡亦在此。当国初富强之时，天下不患贫弱，列祖深谋远虑，用红黄二教以愚蒙古，又用试帖八股以束缚中国人才学士，其意盖谓是可以遏乱萌保太平矣。讵料驯至今日，人乏才智，国致穷弱，诚非改弦更张不能振衰救贫。矿路工艺诸务，虽圣人复作，亦不能不与时变通，然必其人存斯其政举。德、俄、美、日本之变法自强，横绝一时，亦以有毕士马克、大彼得、华盛顿、伊藤之英君贤相非常人也。不然新法乱宋、矿貂亡明，安知西学不为乱国之阶梯也，余滋惧焉。”显然，清廷守旧的治国之策已很难自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沿途巧夺天工的外洋铁路制造乃是其明证。加之贵族、官僚、马贼以及洋兵的极尽压榨与盘剥，使得普通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这次蒙案审办，亦直接揭露了清廷蒙边治理之不足。对于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爆发以花里亚孙为首反抗蒙古王公压迫的民变，实则是该旗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咎由自取。“该王平日设有黑屋，禁死无数良人，其骨髅至有二十车之多，而旗下妇女，轮流给入王府使给，十日一周，一有违犯，去衣拷打，监禁不放。（该王向）又在京买女四人，俱封福晋，稍不顺意，立即踢毙。此其结怨取恨，非伊朝夕，故一旦众怒决发，不可遏阻，姬妾被人抢掳，独身仓皇出走，毕命于三尺绢下，虽曰刁民目无法纪，究不得谓非自取也。”在清廷蒙边治理政策下，蒙古王公权力的极度膨胀以致压迫百姓是发生民变的根本原因。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切身权益很难真正得到保障，如“沿路所收呈词百余件，均系被匪抢掠及陈旧命案，碍难准理，然亦见蒙古之强弱吞噬，法令不行矣”。对于乌泰案，非但不追究该郡王通贼虐民之情，仅以革职了事，为此，吉同钧不禁慨叹道：“刑法仅及于愚氓，而威令不行于强藩，柔则侮而刚则吐，国事从此可知矣。”

五、结语

“详记始末，以为后之办理蒙案者告”是吉同钧撰写《东行日记》之初衷。该日记承载了当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集中展现了吉同钧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审办蒙案过程中的诸多思考以及经验总结。具体而言，为后者告之内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遵循因俗立治的深心美意。清廷对于蒙边地区的治理，尤为注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吉同钧回京后于京师讲习法律之地兼摄教习之职，曾在“律学馆第一集课艺序”中回忆起蒙案审办之心得：“经裕寿田中堂奏派随往哲里木盟审判事件，周历奉天、蒙古各地，又知关外土俗与内地不同，而蒙古人情又与关外有别，始恍然于《大清律例》止可治内地，不可治外藩，从此研究理藩院《蒙古律例》与《大清律例》不同之故，知律之（为）道，因地制宜，因人立法，而以胶柱鼓瑟之见求之则左矣。”蒙边治理尤应因地制宜，如律例禁卖淫书淫画，而马哈拉佛像却较春宫图更为生动、显露，且蒙古各旗喇玛庙内均有此像，究其缘由在于“若蒙古地方人性愚蒙、情窦未开，又自红黄教兴，群迷皈佛，十人中习喇玛（嘛）者约有七八，人事日少，生齿渐稀。先皇患其种类无遗也，故设此佛像，导其欲心，启其淫念，使之知有人道，不至沦于清净之域而人类断灭”。因此，做吏者欲正风安民，宜达治体、通时务。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因俗立治的深心美意亦尤为重要，即“国家法律的适用要与民族自治地方的风俗习惯有效衔接”。

其二，彼恃权势凌人者，观此可以鉴矣。“夫高洋、杨广皆万乘之主也，淫虐无度，皆不得保首领，况外藩蒙王乎!”哲里木盟图什业图旗发生的民变起义，为那些极尽盘剥的蒙古王公势力敲响了警钟。至于该旗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究竟是被起义军击杀，还是被逼自缢身亡已无关大局，但可以明确的是，该亲王之死实系平日淫虐所致。《列子》云：“无夺人妻而召其怒。”《左传》载楚王临死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吉同钧以此作引喻，“（假）使图什业图王而知此义，何至酿出今日如此重案，身死非命，府库被抢一空，止留弱息一女一妻，而匍伏公堂，受辱含耻”。公堂上一提已故亲王被匪徒逼死等情，王福晋、王格格即泪下如雨，不禁令人惋惜动容。历史上的民变事件亦可告诫今人，治国理政宜体察民情，为百姓谋求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其三，精于律学，遇事能断，审定疑狱巨案。此次蒙案审办，要比吉同钧想象中容易得多，结案如此之速且易，一方面是在于“人无诪张之心，官乏巧避之术”，另一方面则在于吉同钧等人审案之勤慎，“随到随审，随审随结随释”。然而吉同钧并不以此自诩明决、借以居功，而是“以悯其愚，复哀其死，多方求其生不可得，而不忍见其诛也”。详记此次蒙案审办之始末，多有规矩劝诫之意，可为后人办理蒙案提供经验借鉴。吉同钧晚年曾自述：“自念身膺司法，每审一案一稿，未必情罪允协，惟恐妄杀一人。”此次蒙案审办亦是其明证，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士大夫所提倡的司法职业操守。由此亦可勉励现代的司法工作者，要精通工作业务并注重司法审判的人文关怀，努力做到现代版的法精、理通、情达的统一。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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