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内容简介

2024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阳哲生的专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英译本Ancient Beijing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由世界一流学术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英译由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李海峰副教授完成。该英文版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批准文号:21WZSB007），英译本于2024年4月中旬通过国内专家鉴定后进入外方编辑出版流程，2024年10月出版发行。目前，各国读者可通过英、美、日等国的亚马逊网站预订该书。

中文版原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最初由北京大学2018年6月出版简体版，2019年1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繁体版，2022年9月重印。该书以“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聚集点，梳理了元代至鸦片战争以前来京西方人士的个体的、集体的经验和对北京相关知识的了解——包括来京的路线、所需时间和路途，在京居住、生活和通信手段，在京与朝野人士的交往，与教宗、母国、亲友的联络，来京的任务、目的及其完成情况，对北京城城市建筑、历史沿革、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观察，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状况的搜集和评估，全景式地深度透析西方视野里的北京形象。

法人眼中的北京建筑和园林艺术

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旅行者来说，北京作为东方帝都和享誉世界的大都市，其帝都气势和建筑风格，闪现着无穷的魅力，初来乍到的访客常常为之震慑、倾倒和叹服。耶稣会士初进北京，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北京的城门、城墙、街道和城市建筑。这一切令他们印象深刻。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的洪若翰如是描绘当时的北京城：

洪若翰信中所提的大钟楼，安文思在《中国新史》早已报道过。洪若翰所纪录的北京纬度则是迄至他为止最精确的测量。他在北京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即被派往山西绛州传教，他对沿途的交通情况又作了简要描绘。[2]与洪若翰同时到达北京的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一书对北京城也作了详细描述。[3]

张诚在1690年1月16日日记里记载了他进入养心殿所观察到的情形：

我派人去请苏霖神甫和我们一同回到养心殿。它包括当中的正殿和两翼的配殿。正殿朝南，有一大厅和两大间耳房，一边一间。正厅前留有约十五呎宽的走廊，仅有粗大木柱承顶，木工精细，雕梁画栋，而无望板。地铺大方砖，精心打磨，光洁平滑，有如大理石。大厅不算豪华，正中安置高约一呎的坛，覆以脚毯，像我们所用的土耳其地毯，但很普通，地毯上饰有几件大龙。皇上的御座并无特殊之处，只是一把很大的木质涂金扶手椅，放置在坛上靠里面的地方。大厅顶彩绘涂金，也很平常，中间雕龙，口衔下垂的球珠。大厅的两个耳房都是大间，约三十呎见方。我们进入左手一间，看见里面满是画匠、雕刻匠、油漆匠。此处也有许多大柜，放着许多书籍。另一间耳房是皇上临幸此殿时晏息之处。虽然如此，这里却很朴素，既无彩绘金描，也无帷幔。墙上仅用白纸糊壁而已。这间房内的南边，从一端到另一端，有一呎到一呎半高的炕。上铺白色普通毛毯。中央有黑缎垫褥，那就是御座。还有一个供皇上倚靠的引枕。其旁有一呎左右高的炕儿，光滑洁净，放着上用的砚台、几本书和一座香炉。旁边小木架上置碾细的香末。香炉是用合金铸造的，在中国很名贵，虽然它所含的大部分只是一种很古而稀有的铜。接近炕，皇上走过的地方放着蜡制的水果，这是我们抵达北京时进献的，室内许多书厨，满貯汉文书籍。旁边多宝格上，陈设各种珠宝和珍玩。有各色各样的玛瑙小杯，白玉或红宝以及各种名贵宝石，琥珀小摆设，甚至手工精雕的桃核。我还见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玺，都放在极为精致的黄缎袱印匣中。里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种类各异，有玛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汉文。我只见一颗上面镌有两种文字，……意思是广大无外，大政之宝。有些印章上面还有一个形如子弹的印纽，两条龙蟠着中间的篆文印名。这座宫殿的一部分屋宇是供工匠们使用的，专供纸币扎器玩，其制作之精巧令人惊奇不已。[4]

这应是西文文献中最早对养心殿的描绘。养心殿属于内廷，康熙年间这里曾是造办处的作坊，专门制作宫廷御用品，外人极少涉足其间，其摆设更属于宫廷秘密，即使在在汉文文献中亦少见记载，张诚这一记载显然具有文献价值。

皇宫城墙范围很大，甚至堪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建筑物上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看上去相当壮观。从其建筑物的宏伟以及其他方面，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闻名天下的大皇帝居住的地方。但倘若从建筑物的内部和房间，特别是皇帝的内室来看，除了装饰着两三张壁画、用金属镶嵌的饰物，以及一些在中国如此普遍，以至于不必考虑节约的相当粗糙的彩色织锦之外，其他装饰几乎就是室内的整洁了。

康熙皇帝在距北京二里远的地方建筑了一座离宫。他很喜欢这坐离宫，一年有多半时间在这里度过。他让人在这座离宫内挖了两个大池塘和几条引水渠。除此之外，这里再也看不到像康熙皇帝这样拥有强大国家的君主所应有的豪华迹象了。这座离宫布置得确实整洁而朴素。然而，无论是从建筑、花园，还是从占地面积来看，它远比不上巴黎近郊的几个王公休闲别墅。[5]

的确，康熙前期的北京皇城建筑相对来说还较粗糙，白晋所说的离宫应是京西北郊的暢春园，1687年以后康熙开始移住此处，以后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处度过。《康熙起居注》对其在此的起居记载颇详，《日下旧闻考》所引《暢春园册》对当时的园林景观亦有记叙。不过，白晋对离宫“远比不上巴黎近郊的几个王公休闲别墅”的点评，为我们比较清初中法园林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视点。

随着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固，康熙、乾隆为粉饰太平，曾举行过两次重要大典,并对北京城加以翻修和装饰。第一次是在1721年， 也就是康熙六十年，为扫除前一年北京地震积存在人们心中的阴霾，举行了隆重庆典，一位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简述了当年的场景：

这一年是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因此从第一天起人们就开始了特别的庆祝活动。从最高到最低的所有官员都向他的生辰牌位磕头，向他表示人们在其北京宫殿内对其表示的同样的敬意。……

4月14日皇帝诞辰这一天是个喜庆日子，人们进行了盛大庆祝，花费高达八万两银子。皇帝却不屑于观看这些壮丽的场面，他心理想着大臣奏请立谏的建议。[6]

第二次是在1751年（乾隆十七年）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命令朝臣为庆典做了大量准备，这一年抵达北京的钱德明刚好赶上了这一庆典。“京师的所有部院、所有总督和帝国的所有要员，都奉命为所规定的庆典作准备，这是中国举行的最辉煌的庆典之一。北京和附近各省的所有画家、雕塑家、 建筑工和木工，在连续的三个月中，一直地在不停地为此忙碌，以各自完成其行业中的代表作。其他许多匠人也在忙着他们各自的活计。这里是指建造能满足一个爱挑剔和骄奢淫逸的朝廷之眼福的东西，因为朝廷习惯于观看于天下四方建成的最漂亮的物品。装饰工程必须从皇帝的一处园林——圆明园开始，竣工于北京鞑靼中心的宫殿”。经过装修，北京的城市建筑面貌大为改观,充满了节日气氛。“从朝廷群臣应进入的西直门起，直到宫门，完全是极其漂亮的建筑物：柱廓、亭阁、走廊、圆形剧场，均是带有装饰图案和中国建筑特点的作品。所有这一切都被垂花饰、花叶边饰和多种其他类似的饰物所装饰。饰物采用五颜六色的最上乘丝绸制作，从而造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用非常光滑的金属制成的一大批镜子在那里非常美地衬托了这一场面”。[7]在这个庆典上乾隆还别出心裁地在全国各地挑选百叟老人到宫中来，以显示天下太平。“这些百叟都统一着装，胸前带着一个很长的银牌，上面刻有表示他们所代表省份的名称。人们用汉语称呼这些老叟为‘百老敬寿’，也就是百位老人向皇帝祝寿，祝皇帝能拥有他们所有人都祝愿的同样寿数。”[8]在京的欧洲人也向乾隆敬献了一架机器作为礼品——一个约高3法尺的半圆形舞台，于其内院中展示了许多风格灵巧的绘画。这是一次耗资巨大的庆典，钱德明声称，“为了这次庆典，由皇帝奖赏为此作出贡献的不同团体和个人，共耗白银三亿余两”。乾隆好大喜功、讲究排场的个性跃然纸上。

大概是由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的书简、报告、回忆录中对北京城已有了较多的介绍，加上杜赫德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志》对北京亦有较大篇幅的介绍[9]，在内容上不必重复的缘故，我们在《书简集》中很少再看到对北京街区面貌大篇幅的评介，《书简集》在这方面的内容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少。

不过，张诚在1705年的一封书简中提到了他们对北京的一次测绘，它极有可能是康熙皇帝命令耶稣会士对全国进行测绘工作的一部分或是前奏曲，这封信极具史料价值，现摘录张诚的书简如下：

在北京东西两侧数法里之处，人们可看到两条河流；它们既不深也不宽，一旦泛滥却会造成严重损失。它们皆发源于鞑靼山麓，在京城以南约15法里处的天津卫合流，再经多处蜿蜒曲折后一起流入东海（勃海）。……

皇帝派耶稣会士实地测绘两河间整个地区的精确地图，以便他能时时看着地图考虑恢复被毁之物的办法，同时考虑在何处修筑新堤，何处则开挖引水沟渠。皇帝把测绘地图的差使交给安多、白晋、雷孝思和巴多明神父。陛下诏命为这项工作提供一切应用之物，并令两名官员（一名是宫中官员，另一名是钦天监监正）督办，令其寻访精明强干的土地测量员、绘图员及熟知当地地理之人。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有条不紊专注勤奋的执行，因此，这幅人们可能在欧洲见过的最大的地图在七十天之内即绘制完毕。随后，我们又从容不迫地予以完善，并以铜雕刻法丰富其细部，使地图上不疏漏任何东西。

我们第一次不是依寻常之见，而是依最严格的几何规则绘制了帝国首都（包括城墙）地图。人们在图中还可看到先帝们的行宫。行宫面积极大，周长达10法里，而且与欧洲王宫迥然不同。这里既无大理石雕像，也无喷泉及石头围墙；四条清澈见底、岸边栽有树木的小河浇灌着行宫。人们可看到三座极其整洁精巧的建筑物。还有许多池塘及为鹿、狍、野骡和其他褐毛兽准备的牧场，饲养家畜的牲畜棚、菜园、草地、果园，甚至还有几块播了种的耕地；总之，田园生活中的一切雅趣这里应有尽有。……总之，这幅地图标明的各类城市、乡镇、堡寨有1700处，这还不算大批村庄及遍布各处的无数农舍。通过这个虽然遭了洪灾但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可以推断中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庞大。[10]

吴孟雪先生认定耶稣会士对北京和北直隶的测绘地图工作开始于1707年12月，完成于1708年6月29日[11]，此说明显有误，张诚写作此信是在1705年，说明1705年这一工作应已完成。张诚于1707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因而不可能有1707年12月才开始之说。

在《书简集》中对北京介绍最有价值的部分也许是被人们广泛引用或摘录的王致诚、蒋友仁对圆明园的描绘。王致诚1738年8月至华，旋即赴京。据费赖之载：“致诚抵京，以所绘慕阇崇拜圣子图进呈乾隆皇帝，帝颇嘉悦，置图于大内最尊贵之宫殿中，重致诚艺，命入廷供奉。”[12]王致诚遂成为一名宫廷画师。王致诚对从广东至北京沿途所见的风景建筑虽不屑一顾，但对北京的园林建筑却刮目相看，极尽赞美之词，他以其画师般的眼光和细腻对所见圆明园作了精美的描绘：

对于园林别墅来说，它们也都算非常诱人了。它们系由一片辽阔的地盘形成，人们于其中以下手工筑起了人造假山，高达8—15或16法尺，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小山谷。几条清澈见底的运河流经这些山谷的深处，并于多处汇合而形成池塘和“海”。人们乘坐漂亮而又庄严的游艇畅游这些运河、海和塘。我发现一只游船长13法丈和宽4法丈，船上建成了一幢华丽的房子。在每条山谷中和流水之畔，都有巧妙布局的多处主体建筑、院落、敞篷或封闭式的走廊、花园、花坛、瀑布等的建筑群，它们形成了一个组合体，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赞不绝口。人们不是通过如同在欧洲那样美观而笔直的甬道，而是通过弯弯曲曲的盘旋路，才能走出山谷。路上甚至装饰有小小的亭台楼榭和小山洞。在出口处，又会发现第二个山谷，它或以其地面形状，或以建筑结构而与第一个小山谷大相径庭。

所有的山岭都覆盖着树木，尤其是花卉，它们很普遍。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人工运河如同我们那里一样，两岸由方石砌成笔直的堤岸，但它们都是非常简朴的粗石，并夹杂着岩石块，有的向前凸起，有的向后凹缩。它们是以非常艺术的方式排列起来的，人们可以说这是大自然那鬼斧神工的杰作。[13]

这段描述若如一幅绝美精伦的画作，圆明园的美名由此得以远播欧洲。怪不得当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编撰《哲学辞典》时，在《美》这一词条里大段引用了王致诚的这段描写，并在文后感慨地发挥道：“阿提莱神甫从中国回到凡尔赛，就觉得凡尔赛太小太暗淡无光了。德国人在凡尔赛树林里跑了一圈看得出神，便觉得阿提莱神甫也未免太刁难了。这又是一种理由叫我根本不再想写一部美学概论。”[14]费赖之在引用它时也提示读者“此信札颇饶兴趣，应全读之”。[15]法国当代学者缪里尔•德特里（Muriel Détrie）评及中法建筑艺术交流时，也特别称赞王致诚这封信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建筑艺术方面，中国对法国的影响仅局限于某些建筑形式的借用，但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却要深远得多。从17世纪起，在法国的园林中就可以发现中式风格的建筑，比如1670年路易十四命人在凡尔赛宫建造的瓷景特里阿农宫（le Trianon de Porelaine）。但在18世纪下半叶引起对中国园林真正迷恋的是1743年王致诚的一封长信，信中极为详尽地描述了北京的皇家园林。与当时开始了解英国园林的风潮相结合。一种被称为‘英华’式的新园林风格产生了，其中于1787到1786年间建于凡尔赛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村就是这一风格的一个完美展现。”[16]的确，欧洲接受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有一个过程，王致诚对圆明园的报道可以说是吸引和影响欧洲的一个关键环节。[17]

另一位参与圆明园西洋宫殿设计和建筑的耶稣会士蒋友仁对圆明园亦有精彩的描写。蒋友仁于1774年抵达澳门，初请赴各省传教，“不意朝廷知其善治历算，召之入京”。[18]蒋友仁在他的一封书简中报道了圆明园的后续发展：

王致诚修士以前给法国寄去过关于这座别宫的准确而详细的描述，大家读得兴趣盎然；如今，除王致诚修士描述过的以外，这里不仅美化了原有的宫殿，还兴建了许多新的宫殿，它们一座比一座宏伟，都是陛下降旨建造的。

人们简直可以说这座别宫是个市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位于一个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市镇群之中，它有多个名称。其中一个市镇叫海淀，我们法国教会在此有一幢不大的住所，供在陛下宫中效力的法国传教士居住。皇帝的别宫叫圆明园（完美明净的花园）。皇太后的别宫离陛下别宫很近，叫畅春园（洋溢着令人舒畅的春光的花园）。另一座距此不远的别宫叫万寿山（长寿山）。还有一座离这里有点远的别宫叫静明园（绝妙的静谧的花园）。这些皇家别宫之间有一座山叫玉泉山（有珍贵泉水的山）。此处的泉水的确为我刚说过的各座别宫提供了水源，而且还汇成了直达北京的一条水渠；但自当皇帝下令在这座山上盖起了一些宏伟建筑后，这里的泉水虽说依然丰富，流量却不及从前的一半了。[19]

接着，蒋友仁介绍了在圆明园的耶稣会士艺匠的日常工作和皇帝在圆明园的别宫建筑、起居饮食，这是有关圆明园的又一则珍贵史料。

法国耶稣会士对圆明园和中国园林艺术的欣赏和研究兴趣持续不减。在后来出版的《中国丛刊》第2册，收入了韩国英一篇短文，此文是应法方要求其搜集圆明园的材料而写。第8册收入了韩国英的《论中国园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des Chinois）一文，有的论者认为“韩国英对中国园林的研究，水平同钱伯斯不相上下，时间也差不多。”[20]从王致诚到蒋友仁，再到韩国英，法国耶稣会士对十八世纪中国园林艺术在欧洲的传播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中文简体版、繁体版书影

排版：谢泽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