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缘起

二、作者生平

三、法律名家的亲缘关系

四、法律名家的学缘关系

五、法律名家的业缘关系

六、法律名家的教缘关系

七、译外花絮

本书为郑天锡先生（1884—1970年）的自传，实际是由两部独立的书组成：一部是《东方与西方：六十生旅》，出版于1951年；另一部是《八十感言》，出版于1966年。两书分别由两家独立出版公司出版，均为作者自传。作者曾把自己先前于1946年出版的著作《孔子模型之中国人》（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又名《华道西光》）视为《东方与西方》的“姊妹篇”，前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概括，后者是中国文化的个体体验。不过，从传记素材角度而言，译者觉得《东方与西方》与《八十感言》两书更宜合并为一类，故而征得传主哲嗣郑斌先生同意，将两本独立单元著作一起译出，作为比较全面的自传推出。

郑天锡先生的一生，贯穿近代中国的几个断代，非凡时代的跌宕起伏，个人阅历的丰富多彩，多重角色的扮演与担当……都使这部传记充满传奇色彩，其中，“法律名家”是其主要角色之一。为了不影响读者对本书全部内容阅读的好奇及兴致，这里只简要介绍传主生平事迹，并将书中未曾重点提及，但与近代“法律名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趣味信息作简单补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传主及其时代的了解，顺便谈点翻译花絮。

受早先韦氏拼音的影响，不少英译中的中文人名或地名，经常成为翻译中的拦路虎，英文回译也成为检验学者知识面的标杆之一，且有相关的“高星楷”（国姓爷）、“李马奔”（林阿凤）、“常凯申”（蒋介石）、“门修斯”（孟夫子）及“桑卒”（孙子）等误译趣话流行于世。其实并不奇怪，现代汉语拼音跟韦氏相差甚远，即使有专门的工具书对照，但找到相对应的字词后，汉语四声也没法标定。远的不说，就2013年Routledge(劳德利奇出版社）出版的Legal Transplant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racticing law in Republican Beijing(1910s-1930s)，所标作者为Michael H.K.Ng。我2015在德国马普所访学时复印该书，就无法对应是哪位中国作者。后有机会跟香港大学副吴海杰副教授在复旦开会，才知道Michael H.K.Ng就是吴海杰，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史的同行。所以，得先有中文知识垫底，回译时，各方参照，才不易出错，仅就英文硬翻，难免讹错，贻笑学林。

多年前，我初看英文版的《东方与西方：六十生旅》，见作者署名为F.T.Cheng，再检索其他英文文献，以F.T.CHENG署名的还有不少，当时只知道是位中国人写的，但具体哪一位，一时不清楚。待看到书中介绍的作者先期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为《孔子模型之中国人》，扉页三上有中文书名及作者“郑天锡”，另一本《八十感言》也有作者的中文“郑天锡”署名，这才将中、英名字对上号。我研究民国法律史、法律名家多年，对郑天锡先生的大名及资料并不陌生，当然知道他的字为“茀庭”，于是又想当然地认为F.T.Cheng，就是“茀庭郑”的缩写，恰好茀庭首字母为F、T。后经跟郑斌先生邮件联系，被告知F. T. Cheng是Futting Tien-Hsi Cheng的简拼，F.T.不是茀庭两字的首字母,而是Futting Tien-Hsi的首字母。同样，郑天锡一家长住英伦，1950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信息不多，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他的家人的姓名，如两女儿Kam Wan、Ying Wan，也承蒙郑斌先生告知分别为其两姐“锦还”“英还”的名字。“Wan”，若按英译的话，译成“婉”，更适合女孩的名字。即使是郑斌先生，他的英文名字Bin Cheng，也与现代汉语拼音有所不同。举例如上，意在告诫自己：学无止境，在附和、调侃别人瑕疵的同时，自己也要多多阅读，多多求证，尽量细致，方能避免或减少贻笑。还要不断结交学术朋友，才能多了解学术信息。

二、作者生平

郑天锡先生的生平，结合诸多资料，简介如下。祖籍广东中山，1884年8月30日出生于福建马尾，其父郑礼卿因经商需要，从中山移居马尾。中法战争时，为避战火，出生9天的郑天锡便随父母迁居香港。为躲避香港瘟疫，又曾被送回中山乡下，入学私塾，熟读儒家经典。在香港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就读两年有余，肄业后经营过商贸。1907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法律系，1912年10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LL.B.）。1913年4月，考入中殿律师会馆（Middle Temple Inn），取得大律师资格，加入英国律师公会。同年返国。1914年，再赴英国深造。1916年1月，获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法学博士学位（LL.D.），导师为麦克唐纳尔爵士（Sir John  MacDonell）,博士论文为《确定缔约能力的国际私法规则》（“Th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etermining capacity to contract”）。1916年3月，当选为格劳秀斯学会荣誉会员、圣·詹姆斯法院大使。

郑天锡先生博士论文

1917年，返回香港，执行律师业务。1918年，转往北京，任民国政府司法部法律翻译监督。后历任法律编纂委员会委员、法律编纂委员会编纂主任兼司法考试委员。1919年，任大理院推事。1921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专门委员。翌年返国，任中国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准备处处长、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中国代表、国务院商标局法律顾问、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顾问等职。1922年，任中国出席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1926年，任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中方“副委员”（委员为王宠惠，专门委员：石志泉、林行规）。1927年，任海关行政主席。1928年，任南京关税委员会主席。在北京期间，曾先后兼任国立北京大学、私立朝阳大学、私立法政大学、私立盐务学校等校教授。

1928年，辞别北京，赴上海重操律师业务，兼私立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31年，任民国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部长是罗文幹，政务次长何世桢，未到职）。同年7月，改任政务次长（石志泉为常务次长）。1932年9月，任考试院法官初试典试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辞政务次长职务。1935年，任外交部顾问，旋以特派委员身份，被国民政府派赴英国，主持伦敦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览会。

1936年10月，当选为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法官，被旅居当地的华侨视为无上荣光，曾专门集会，欢迎郑天锡。

1937年3月7日旅荷华侨欢迎郑天锡就任法官的大会祝词

1940年，郑天锡离开海牙，避居瑞士。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海牙，出席国际法院全体法官会议，后被选为国际联盟清理委员会委员。

同年归国，重任民国司法行政部次长。1946年8月，任中国驻英国大使，1950年1月去职后，留居英国，仍担任联合国永久公断员和“联合国审问和解委员”职务。1970年1月30日，病逝于伦敦，享年86岁。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设有“郑天锡国际法奖学金”（Cheng Tien-Hsi Prize fo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1946年6月驻英使馆电知国民政府外交部：

英王已发布照会，同意接受郑天锡为驻英大使；7月原驻英使馆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祝贺郑天锡为新任大使。

郑天锡先生著作甚丰。英文作品有：《国际私法中关于确定契约能力的法规》（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etermining Capacity to Contract，斯蒂文斯父子公司出版，伦敦），《中国法》（Laws of China，为《律师指南》［The Lawyers Directory］而作，辛辛那提，俄亥俄），《中国文明与艺术》（Civilization and Art of China，威廉姆·克劳维斯父子公司出版），《孔子模型之中国人》（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又名《华道西光》，斯蒂文斯父子公司出版，伦敦），《东方与西方：六十生旅》（East and West: Episodes in a Sixty Years’ Journey，哈钦森有限公司出版，伦敦），《食论》（Musings of a Chinese Gourmet，哈钦森有限公司出版，伦敦）。

郑天锡：《孔子塑型之中国人》（《华道西光》）

中文英译作品主要有：《大理院判决》《暂行刑律》《捕获审判所规则与审判》《民法民诉法草案》等等。另有中英文论文、评论若干篇。

郑天锡先生翻译的大理院判决

郑天锡先生学贯中西，多才多艺，为人谦逊，广积善缘。他是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家、文物鉴赏家、美食家及桥牌高手，在近代中国法律界、外交界以及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英文化交流领域贡献巨大。

郑天锡先生获李约瑟先生所赠的期刊

在国际舞台上，他统筹大局，格调高雅，竭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形象；在私交场合，他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谦谦君子的修为，又有西方绅士彬彬有礼的风度。他在六十岁生日时，曾将“六十感言”亲书一对条幅，分赠亲友，足可窥见其心性之一斑。

经历数十多载，始知事实难为

读书半百余年，始觉学犹不及

郑天锡学者兼诗人的儒雅之风，古朴深厚的国学功底，该自传中所作诗词作品中已多有侧漏，从他八十寿庆时答谢亲友雅贺的谢辞中更可足觇：

勛鉴虚度八旬羌无贡献猥蒙

鸿章远逮，吉语纷披。摛藻掞华，极颂祷之能事；吐金属玉，悉风雅之佳篇。展诵回环，荣感曷既。惟是矜宠溢量，奖饰逾恒；却之不恭，受之弥愧。高谊云情，惟有俟诸异日，徐图酬答耳。专肃布谢祇颂  勛祺  郑天锡谨啓

三、法律名家的亲缘关系

父子法律学业相承

郑天锡先生育有3女3子，长子郑斌（Bin Cheng，1921—1919年),日内瓦大学硕士（Licencie-en-droit）,以《国际法院和法庭适用之一般法律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论文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导师系史华申堡（Georg Schwarzenberg）。郑斌先生曾任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法学院院长、伦敦大学法学院院长、伦敦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终身名誉教授、英国皇家航空学会院士、国际法协会英国分会荣誉秘书、国际法协会航空法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是著名国际法学家，也是全球的国际航空法学与外层空间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国际航空运输法》《国际航空法》《国际空间法研究》等。郑斌先生晚年将其父郑天锡及其本人珍藏的国际法、航空法和空间法等弥足珍贵的图书、手稿、历史照片等3000余册资料捐赠给西北政法大学。为嘉其惠行，2017年，西北政法大学正式设立“郑天锡郑斌国际法航空法图书馆”，永久保存其捐赠资料，并将原西北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更名为“郑斌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

郑氏父子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专业，同获博士学位，在国际法这一领域均有造诣。父子二人相继离世后，其所存有的大部分资料一起归藏西北政法大学，实现了郑天锡一生倡导和孜孜追求的“东方与西方”友好、沟通及理解的夙愿，也在法律史上叙写了一段法律学人佳话。

郑斌先生系另一位近代法律名家傅秉常先生的女婿，郑、傅两家系儿女亲家。接此话题，译者稍事铺陈，补充一些法律名家的亲缘、学缘轶事，以增加阅读本书的趣味。

郑天锡与傅秉常

郑天锡、傅秉常（1896—1965年），一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英大使，一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1916年，傅秉常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程科，是第一期毕业生。1918年任著名法学家伍廷芳先生的秘书，研习法律及政治学理论，参与外交活动。傅秉常没有法科科班学习经历，法律知识都是在协助伍廷芳工作期间，随伍廷芳学习得来，伍廷芳于他“犹一导师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10月，傅秉常任国民政府首届立法院立法委员，兼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及立法起草委员会召集委员。1929—1931年间，傅秉常成为民法起草组的召集人，完成了《中华民国民法》的创制，并凭此法律贡献，于1931年1月，获香港大学所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巧合的是，他的女婿郑斌先生也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至1936年间，参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和审查及修订。1942年，出任驻苏联大使，曾在莫斯科代表中国签署中英美苏四国外长宣言，为中国取得了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1949年10月，傅氏未再返任，暂居法国。1965年7月病逝台北。傅秉常有子女五人，其中傅锦培与郑斌结为伉俪，傅、郑算兼具外交家、大使、法学家亲家。

傅秉常与伍廷芳、伍朝枢父子

傅秉常与伍朝枢同娶了何启的两女（傅秉常娶何启六女儿何燕芳，伍朝枢娶何启二女儿何宝芳），伍廷芳娶了何启的二姐何妙龄，两家关系紧密。伍廷芳（1842年7月—1922年6月），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直接进入林肯律师会馆（Lincolns Inn）学习，获大律师资格。伍廷芳是第一个获此资格的中国人，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非官守议员。1882年，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中日马关谈判等一系列事件。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等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病逝于广州。著有《伍廷芳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视察记》《伍秩庸先生公牍》。人们常称伍廷芳为“伍博士”，其实他只是被国外某大学授予过名誉博士而已。

伍朝枢（1887—1934年），1898年伍廷芳出使美国时，他随父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的中学、大学。1906年，归国居于北京，研习国学。1908年又以官费派送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研究法律，1911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旋入林肯律师会馆学习，获大律师资格，这也是他父亲曾经学习法律的地方。1912年由英归国。1913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9年春，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出席巴黎和会。1927年5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兼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2月辞职，赴欧美各国考察。1929年1月，任驻美公使。193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赠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司法院院长，未就职，但曾主持过相关法典的审定。1934年病逝于香港，享年47岁。

伍廷芳与另一位香港法律人何启

何启之父何进善（也称何福堂）为香港老传教士，育有子女15人，何启行九。1874年，伍、何两人曾同赴英国留学。伍廷芳直接申请入林肯律师会学习法律，获得大律师资格。何启在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学医，毕业后，结缘英国富家小姐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后者反对他业医，乃再赴林肯律师会馆学习法律，并于1881年获得了大律师资格，是继伍廷芳之后，又一个获此资格的华人。回香港后，他积极参与公共事业，1890年担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1910年，荣获英国政府颁授的爵士勋衔，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1887年，为纪念英国亡妻爱丽丝,何启创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名为“雅丽氏利济医院”。院内附设西医书院。1911年3月，何启带头捐资，将西医书院及香港官立技术专科学校合并，正式创立香港大学。除公职外，何启还投资地产，与女婿区德等人合作，设立启德地产公司。1929年，港府在其投资之地兴建机场，取名为“启德机场”。何启著有《新政真诠》等。

走笔至此，可以大致理一下几个法律名家的亲缘关系。何启二姐何妙龄嫁与伍廷芳为妻，1906年，何妙龄捐款兴建了新医院“何妙龄医院”（Ho Miu Ling Hospital），后与雅丽氏医院合并。伍廷芳、何启系姐夫、妻弟关系，先后就读于英国林肯律师会馆，为英国留学校友。伍廷芳、伍朝枢系父子（伍朝枢非妙龄亲生，系伍廷芳另一夫人所生），也先后就读于林肯律师会馆，同为“名誉博士”。伍朝枢、傅秉常分别迎娶何启的二女儿、六女儿，系连襟关系，共同参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何启与傅秉常、伍朝枢为翁婿关系。伍廷芳系傅秉常之妻的姑父（姑妈为妙龄），傅秉常为伍廷芳的姑表女婿。郑天锡与傅秉常为儿女亲家；傅秉常、郑斌翁婿同被香港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郑氏与伍氏、何氏均有亲缘关系，且均有法律研习背景。

四、法律名家的学缘关系

上文谈到王宠惠、郑天锡为皇仁书院的师兄弟。皇仁书院1862年由英国政府创办，初名为中央书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是香港第一所正规的中英中学，生源均为男生，又称“男子中央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宗教气息浓厚。皇仁书院的校友会就称“老男孩协会”。除王宠惠、郑天锡外，何启、孙中山、陈锦涛(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曾任北洋大学堂教习）、温宗尧（留学剑桥大学，曾任北洋大学堂教习）、王宠惠弟兄（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庆、王宠益，多出自皇仁书院和北洋大学堂，均为一时俊彦，闻名于世）、梁兰凡（“文革”前中国第一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等，均曾就读于皇仁书院。以皇仁书院为线索，将一些法律名家的学缘关系罗列如下：

皇仁书院（包括中央书院）的法学校友有：何启、王宠惠、郑天锡等。孙中山、陈锦涛等为非法学校友。

香港大学（包括西医书院）的法学校友有：何启、傅秉常等。王煜初、孙中山等为非法学校友。

北洋大学堂的法学校友有：王宠惠、徐谟。

林肯律师会馆的法学校友有：伍廷芳、何启、伍朝枢。

伦敦大学的法学校友有：郑天锡、郑斌。

五、法律名家的业缘关系

这里仅仅以近代中国4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为例，谈谈法律名家的业缘关系。

郑天锡先生为近代中国当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第二人，第一人为王宠惠先生（字亮畴，1881—1958年）。二人均曾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王宠惠是学长，1895年由皇仁书院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后获授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郑天锡是学弟，肄业于皇仁书院后，赴英国留学。一个中学产出两位国际法院大法官，这两位杰出校友已被载入皇仁书院史册。师兄弟二人先后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与第三位大法官徐谟、第四位大法官顾维钧等，也有一定联系，故此绍述。

通过国际立法，确定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则和手续，肇始于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中国为最早出席该会议的国家之一，并有遵守《和平解决国际纷争公约》的义务。国际联盟遂告成立，对解决国际纷争，作用颇大。其中，成立旨在通过法律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设国际法院（也称“永久国际法院”）即为其重要作为之一。

依据《国联盟约》第14条，国联理事会于1920年2月，举行第二届会议时，选任不同国籍的法学家10人，组成法学家顾问委员会，拟具组织常设国际法院计划书。该计划书于1920年8月5日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经数度讨论修正后，于1920年12月15日国联大会通过。顾问委员会成员无中国法学家，中国也不是国联理事会理事，所以对国际法院组织法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国联第一届大会第三组委员会虽有中国代表出席，但其对于国际法院组织法草案也未发表见解。直到1920年12月13日，国联第一届大会第21次全体会议召开时，顾维钧方代表中国声称：对于常设国际法院组织法草案讨论完全同意，并希望各国政府能在批准该组织法时，“宜告接受见于第36条之强制审判，庶几排除以武力为解纷之工具，而定国际法治之基础”等等。但国联大会所通过的组织法，已设有“自愿条款”（Optional Chapter），该法院无强制审判权。中国政府于1922年5月13日批准该组织法及“自愿条款”。

国际法院设立以后，依组织法4条规定，举行了两次法官及代理法官选举，王宠惠博士初被选为第一期（1922—1930年）之代理法官，继而于1930年9月，当选为第二期（1930—1939年）之法官。王宠惠即为近代中国担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第一人。

1936年，应南京国民政府之邀，王宠惠主动辞去国际法院大法官职务，回国协助政府处理军政外交事务，直至升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辞职的同时，推荐中学学弟、时任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锡为继任候选人，郑天锡顺利当选为该院正式法官。

有趣的是，王宠惠对这位中学学弟眷顾有加。在郑天锡当选之后，1936年10月20号，王宠惠特意从上海向南京寄来一封私人信件，信封上左侧竖写“山西路颐和路三十七号 郑次长 茀廷启”，中间英文横写“Dr.F.T.Cheng Nanking”,信中内容为王宠惠潇洒灵动的英文钢笔草书，6页纸，通篇无一汉字。

信首翻译如下：

茀庭吾兄台鉴：

承君之嘱，吾兹手录条目一份，扼要介绍法院之内部程序及运作之径。君想必尚需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吾甫理毕相关书籍数本，相信其对君会有所裨益。

即颂安好

                                                  王宠惠顿首

接着，王宠惠在信中简要介绍了国际法院最关键、最实用的一些议事规则，并在信纸顶端标有“Strictly Confidential”（严格保密）。相信这些简单实用的提示，对将赴海牙的郑天锡一定有所帮助。

王宠惠先生给郑天锡先生的亲笔信

1946年，郑天锡改任中国驻英大使后，徐谟先生（字叔谟，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当选为常设国际法院大法官，1948年连选连任，直至1956年6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大法官任上去世。有意思的是，王宠惠、徐谟均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北洋大学堂为最早的中国自办的本科院校，王宠惠为1900年第一届毕业生，也是中国第一张法学本科文凭的获得者，徐谟则于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王为学长，徐为学弟。1949年前，中国一共产生了3位国际法院大法官，分别出自同一中学和同一大学。

顾维钧先生系参加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的首位中国代表，并对常设国际法院组织法发表了中国意见。1957年，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欲对国际法院5位大法官进行改选，9月，“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办事处”推荐顾维钧先生为候选人，并函告时任常设国际公断法院公断员的郑天锡，以公断员团体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名推荐，最终保证顾维钧当选，这与顾维钧1920年第一次出席国联大会，相隔了37年，37年后，郑天锡成了顾维钧的推荐人，二者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轮回。4位大法官之间，存在一定事业意义上的“业缘”。

法律人在司法实务方面的业缘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六、法律名家的教缘关系

教缘，是指因相同的宗教信仰而结下的缘分。何启创办的雅丽氏利济医院，下设西医书院。该医院既是专业医院，也是具有宣教性质的医院，自然注重传布福音的工作。这方面的事工主要由华人自立会（即后来的道济会堂）的王煜初牧师等负责。该书院的第一批学生共9人，其中有7位是基督徒，孙中山即为第一批学生之一。

王煜初为王宠惠父亲，何启与王煜初均为孙中山老师兼教友，王宠惠出身基督教家庭。孙中山与王宠惠早已熟稔，并对王宠惠信赖有加。孙中山在美国对外发布的英文宣言，多出自王宠惠之手。孙还曾在革命困难关头，亲自指令侨商筹措一笔不菲经费，资助王去英国国际法学研究院研习法律。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经费这么紧张，哪能用于游学？ 孙力排众议，提出，培养一个法学大家，对将来革命工作的帮助更大，“即为将来革命政府建立之预备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王宠惠、伍廷芳、陈锦涛以及温宗尧等，均就任高职：王任外交总长，伍任司法总长，陈任财政总长，温曾协助伍廷芳参赞南北议和。这些与香港皇仁书院、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缘”“教缘”关系密切。王宠惠当时年纪轻轻，而伍廷芳已是资深外交家，由伍就任外交总长，应是众望所归。任用王为外交总长，舆论界认为，是因为孙中山想亲掌外交。其实，从王宠惠的才华以及孙中山与王氏父子的学缘、教缘关系，大致能找到孙何以坚持用王为外交总长的答案辅证。

民初革命者中多有信教人士，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教缘”有关。稍后的其他一些法律名家如吴经熊、王正廷等也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王正廷就读于北洋大学堂，与王宠惠是校友）。吴经熊与同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宋美龄走得较近，1944年曾提出代表政府出使罗马，去梵蒂冈研究教义，1947年方始成行。只是吴经熊、王正廷信教，与香港的初始教缘无关。

近代中国，攻读名校法律学位，获取高规格律师资格，一般需赀不菲，离不开一定财力的资助；成功跻身于官场，顺利执业于职场，高素质的人脉或“朋友圈”也不可或缺。译者留意之下，发现近代诸多比较成功的法律名家，其成就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励志奋斗，但与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机缘”也不无关联，其中包括亲缘、学缘、业缘以至教缘。郑天锡在法学等事业上的成功，庶可作为诸般机缘作用的一例。这还远谈不上什么必然规律，但民国时期把“北朝阳、南东吴”作为代表性的法官、律师分群，似可以作为旁证之一。

七、译外花絮

郑天锡先生未公开出版诗集，平时所作的诗词原文无法查对，本书中郑天锡的诗词翻译，通过间接渠道找到原诗的，保留原诗；找不到原诗的，权由译者仿中文诗词格律意译过来。虽说无法比肩于原作者的诗情画意，但总强于用现代散文诗体例的中文回译，聊胜于无吧。为方便读者理解，凡意译诗词，均保留英文原作，他日若觅得原诗，再寻机替补。

翻译本书过程中，恰好读到旅美学人施肇夔先生（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留美硕士，民国著名外交人士，郑天锡之前曾任国民政府驻英使馆参赞、一度暂代馆务。）曾把郑天锡为克里普女士率团访华所作临别赠诗的中文翻译：

百万张与王，齐首仰风光。

慈祥兼仁善，感激我心肠！

（Millions of Changs and Wangs with open arms，

The Albion maiden envoy will embrace.

Whose rare benevolence and innate charms，

Profoundly touch the heart of ancient race？）

译句中，竟然出现了“张”和“仁善”二字词，恰好组合成本人名字，心中不由得一阵窃喜。这也算得上是一段巧合的“机缘”吧！（本书中，该诗用了我们自己的中文意译。）

写这篇译序期间，适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的信任，嘱写郑天挺先生《法律史讲义》的阅读提示。郑天挺（1899—1981年），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早年曾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1922—1927年）、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在法权讨论委员会主持编纂过《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作品，该书偏重于中文相关文献的梳理编辑。郑天锡先生曾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的顾问，郑天挺先生是秘书，两人是“大同事”关系。只是郑天锡先生将更多精力放在参加协调国际“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来华考察工作和《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报告书》的起草，以及偏重于将中国法律文献翻译成英文，对外推介。

法权讨论委员会与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一为对中国内部设置，一为对国际设置；二位郑先生在法律文献整理编纂上，一“主内”，一“主外”；两位郑先生同为“天”字辈，都有福建生活背景，却无任何亲缘关系。郑天挺先生是我南开念书时的硕士导师冯尔康先生的导师，算是我未曾谋面的嫡亲师公；我又主译了郑天锡先生的传记，冥冥之中，我与两位郑先生还存有一份“学缘”呢！这点花絮，也使得我在为两位郑先生做点资料整理工作的过程中，别添了一份情趣。

郑斌先生的翻译授权信

本译作得到郑斌先生的授权，并提供了大量关于郑天锡及其家庭的资料、照片或扫描件；翻译过程中，先生给予了持续的关心和支持，我每有疑问向先生请益时，均能在第一时间得到邮件回复。他还特意贴心关照：邮件联系时，为便利快捷，我可以直接用中文发问，他的电脑可能未安装中文输入法，只能用英文回复。

郑斌先生已于2019年10月16日在伦敦升入极乐，得享高寿。译者无以言谢，只能以其父尊自传的翻译付梓，来告慰郑斌先生的在天之灵，并作为向一门父子两代法律精英的纪念和致敬！

（本译序主要参见郑天锡《东方与西方：六十生旅》《八十感怀》；格文纳斯、约翰·斯托克斯《皇仁书院及其历史：1862—1987》［Gwenneth and John Stokes, Queen’s College and Its History 1862-1987 Published by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1987］；董霖《中国对于和平解决国际纷争之态度》，《东方杂志》1940年第37卷第12期；《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增订版；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修订版；袁道丰《与海外耆宿郑天锡博士话生平》上、下，《东方杂志》复刊3卷4—5期，1969年印行；倪征日奥淡泊从容莅海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增订版；黄振威《傅秉常传：从香港大学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018年版；黄振威《法学权威  东西津梁——郑天锡的一生》（打印件）；冯自由《冯自由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