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学术文章的技术愈发复杂，情感却愈发淡漠，如何展现写不进论文的优雅美好

我第一次有用书信体的文字来写学术作品的想法，大约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刚刚在国内做完一年的田野调查，回到芝加哥的书斋里开始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有一次见导师阿伯特教授，他对我说，你在田野里看到、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材料，最终能写进论文里的，也就只有5%—10%，如果比例更高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的田野调查做得还不到位。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不只是因为他说对了，我的博士论文里最后大概也就用了不到10%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还有许多我那一年在国内十几个省“行万里路”的过程中看到的东西，是根本写不进这部论文的。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浪费，所以就萌生了用另一种文体来把这些写不进论文的东西给展现出来的念头。

　　孟德斯鸠一直是我最敬仰的法律社会学家。虽然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还并没有社会学这个学科，但我认为，《论法的精神》是西方法律社会学史上最好的一本书，而《波斯人信札》更是学术史上的传奇之作。于是我突发奇想，干脆模仿《波斯人信札》，用两个学者通信的表达方式把我博士论文田野调查过程中见识的一些鲜活、有趣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芝加哥，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芝城信札》，以连载的方式写了三十多封信，就悄无声息地一封接一封发在了豆瓣上，写到后面居然还有了不少读者，甚至多年之后，还有同行向我提起这件事。不过，后来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我把那部没写完的信札丢掉了，连备份也没留，唯一剩下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郑旻。

　　转眼到了2014年，尤陈俊老师找到我，说他想编一套写给法科学生的社会科学丛书，正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谈，想让我写其中关于法律社会学的一本。我考虑了一下，回复他说，我对写教科书没兴趣，除非你和北大社能同意，让我用书信体来写这本书。之所以提出这个匪夷所思的要求，是因为我虽然把上一部信札丢掉了，但对书信的表达方式却念念不忘，因为那个创作过程让我发现，学术论文这种非常“八股”的标准化写作方式实在太枯燥也太无聊，把人类文字中一些最优雅、最美好的元素都排除出去了。

　　生于1980年、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或许是体验过纸笔写信、邮票寄信这种日常交流方式的最后一代人。还记得上中学甚至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根本没有手提电脑，上网要去学校机房，和身处异地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交流基本上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那种信纸的质感、钢笔的字迹，时空交错之间产生的感动和情绪，在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迅速普及的21世纪，已经荡然无存了。抗拒科技进步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但倘若作为人类最美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一的书信也随着科技进步消失了的话，我觉得特别悲哀。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俊兄提出的无理要求，或许只是一个当时还没到中年却已经开始怀旧的人在学术生产机器的不断碾压下的一种本能性反抗罢了。没想到，他和北大社的编辑老师们商量之后，居然答应了我这个要求，还很爽快地签了出版合同。这就是这本《法社会学信札》的缘起。

　　既然签了合同，当然就要动笔。可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灵光乍现的主意，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拍脑袋只需要一秒钟，落实起来却无比艰辛。才写了几封信，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虽然除了学术论文之外也胡乱尝试过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各种写作方式，但这本信札绝对是我写过的难度最大的作品。不仅要字斟句酌，还要投入巨大的感情和心血，每封信写完都疲惫不堪，再加上工作繁忙，断断续续花了八年多时间才最终成稿。

　　对于这本书，我一直有两个彼此不太兼容的写作目的。首先当然是介绍和解读法律社会学，希望能通过两个人书信对话的形式把一些国外经典理论和研究与我国的学术发展现状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在看似大相径庭的学术知识之间建立起关联，从而实现一种法律社会学译著和教科书都无法达到的知识传承。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本书的定位并不是教科书，而更像是一个学习法律社会学的“路线图”（roadmap），希望读者们可以按图索骥，却又不拘泥于某种对理论或学术传统的权威解读，而是沿着正文所铺垫出的一条条路，从参考文献里汲取更多的营养。

　　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写作目的，就是在这些书信里实践一下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虽然离开芝加哥大学已经多年，但我的骨子里一直流淌着芝加哥学派的血液，无论研究什么题目，说到底关注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时间和空间对这些互动关系的塑造。在对人的理解越来越简单粗暴的网络时代，公共话语里充斥着各种非黑即白的“人设”，似乎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固定的身份和脸谱，人与人之间也只有亲情、爱情、友情之类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从符号互动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人的社会意义其实是从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来的，由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事件、关系、符号与社会情境所构成，而事件和关系都会随着时间的流淌和空间的转换而不断变化，因此所谓“人设”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一直动态变化着的互动关系。

　　而书信，正是体现这种时空动态变化的最好载体，因为两个通信的人身处不同空间，每次寄信和收信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写信、读信之时产生的各种情绪，在对方看来都是滞后的，无法感同身受。但即便如此，通信的过程还是会不断建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并不容易定义，比如这本信札的两位主人公，最初是远隔大洋的陌生人，在通信的过程中逐渐相识、相知，直到最后，到底是何种“人设”，怎样的关系，已经说不清道不明。或许有的读者会对两个人的性别和身份格外感兴趣，但从创作的角度，我从来都没把这两个人物当作自己或是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他们之间的故事，虽然有些许现实生活的痕迹，但归根结底是在通信过程中发生的，不是他们写了这些信，而是这些信塑造了两个人。

　　信札的写作始于2015年，直到2023年底才完稿。八年期间我经历了诸多工作和生活的变动，还有不堪回首的三年疫情。在写作前期，我曾得到一位前辈高人的指点，她说，你应该把老师写成女性，而学生写成男性。这个绝妙的建议让我醍醐灌顶，慎重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敢那么写，原因只是自己能力有限，实在无法驾驭一个与我的现实生活体验差别如此之大的故事。至于书中的第二个人物——杜荔，她的形象被修改过许多次，直到写了两三年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写作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与不安，因为性别的鸿沟实在太深，以女性的视角来写信，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得好，一度甚至想放弃了，干脆把这个人物改成男生……可最终我还是坚持写下来了，因为我始终相信，性别问题虽然在我国法律社会学界少有讨论，却是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当然并没有资格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我认为，无论男女，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它。

　　以两性的视角和口吻写作，也给了这本信札一个机会，可以写一种有力量、有情感的法律社会学。在统计方法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甚嚣尘上的今天，法律社会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都面临着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铁笼”，学术文章里的技术越来越复杂，情感却愈发淡漠，学者们的形象也从曾经激情四射、奔走呼号的法学家变得越来越像某种技术官僚，特别能生产满足量化指标却没有灵魂和心肝的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信札无疑是一个异类，它既没有数字，也不符合任何学术规范或指标，我只希望里面的文字是直率的、真诚的、能打动人的，可以给为数不多的读者带来一点点力量和感动。通信的两个人物都不是什么完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情感上都有许多瑕疵，每天都在面对伤痛，时而软弱、时而坚强，有人放声大哭、有人哭不出来。其实这才是人的常态，所谓“理性人”或者“哲学王”，我在日常生活里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也是我的日常生活最流离的时期，告别了威州麦迪逊的大农村，先去了纽约和普林斯顿，然后又搬到多伦多，最后抵达香港，在二十年海外留学生涯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但信札里并没有这些地方，只有对我的个人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芝加哥。我是个幸运的人，可以有机会在那两个城市、两所大学最好的年代完成学业，却也是个不幸的人，离开了它们，就注定漂泊一生。而我力所能及的事，只是把它们教给我的东西写下来，即使有一天，那些东西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了，至少在这本书的文字里，还能留下些许痕迹。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晶老师，在编辑过程中，她不但提供了十分专业的修改意见，而且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耐心与宽容，甚至让我有机会在出版社的微信公号上连载尚未完成的书稿，以听取读者意见。我的学生李偲韬协助整理了书中收录的参考文献，侯猛、尤陈俊、段佳慧、徐沛筠、卓裕春、柯玉璇、邓森月、童孟君、金上钧、张孝晨、王坤宁、高凯铭、严君啸、张赟洁等师友提供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反馈，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向孟德斯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