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本篇缘起
访谈背景 &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传承
王希
上周读到金冲及先生去世的消息，想起与他在过去20多年的几次交往，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与他的访谈。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期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中国历史评论》）在2004年起步之后，开辟了Forum的新栏目，希望对著名历史学家进行采访。金冲及先生欣然接受我们的访谈要求，对当时的CHR是极大的支持。
访谈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金先生的学术生涯、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60年的经历、金先生对海外和台湾的中国史研究的评论以及对一些现代问题的思考等。访谈的英文稿先在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2, (Fall 2009): 228-246)上发表，后翻译成中文，收入《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王希、卢汉超、姚平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158-173页）中。
CHR在2004-2014年的其他访谈对象集中在美国和海外的中国历史学家（包括王赓武先生）。在与金先生访谈之前，我们做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集体采访（2005年），随后又与资中筠（2011）和马大正（2012）两位中国历史学家进行了访谈。所有这些访谈也成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活动的一种记录。
历史、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王希：金冲及访谈录
【原编者按】《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自2004年复刊以来，特设《论坛》（Forum），发表与著名学者的访谈。过去访谈的对象多为西方学者，我们一直非常期望《论坛》里有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200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促使我们尽力去实现这个长期以来的愿望。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令人瞩目的中国经济成就——尽管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而是史学在新中国的发展以及历史学家的专业体验。我们希望听到历史学家的反思，不光是他们对新中国史学的贡献，也包括共和国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学术轨迹。我们更想知道他们对外部世界史学研究的看法，了解他们如何面对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在坚守历史学家的史德与满足民族国家对历史学家的期望之间求取平衡。
金冲及教授是我们的理想人选。首先，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专业历史学家，在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他也曾担任过中国史学会的会长，对中国专业史学的发展有深入了解。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旧中国崩溃之前两年进入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已将近六十年。所以，他既是人民共和国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
作为历史学家，金冲及教授的经历十分独特。他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出版了十多种专业著作和许多论文。他的学术生涯由三个不同的阶段组成，每一个阶段都是处于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二十年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度过的，在那里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的研究。他至今仍然继续活跃在这个领域里。第二阶段始于 “文革” 期间，他被调入文物出版社，在那里分别担任过副社长和社长，长达十年。文物出版社主要出版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成果，可能是 “文革” 期间政治影响最为淡化的学术机构之一，在 “文革” 后期尤其如此。第三阶段始于1981年当他年满五十岁的时候，他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常务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门机构，隶属中共中央。金教授在该研究室主持编写和出版了一系列中共领导人的传记，至今仍然是该研究室的前沿学者之一。
我们对金教授第三时段的学术生涯的印象尤其深刻，并充满一种自然的好奇，因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拥有接触最深层的中共历史档案的最直接的机会，能在那里工作的历史学家为数甚少，而在那里工作的学者很少有人愿意与外界分享他们的工作经历。所以，我们对金教授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非常感激。
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份访谈提纲，希望金教授与我们分享几个方面的问题：（1）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演进；(2) 中国历史学者对西方和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评估； (3) 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不同研究项目的工作经历；(4) 他对那些具有历史含义的现代问题的思考。金教授对所有问题都做了回应，因为时间关系，有的回答相对简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金教授的回答是坦率的、信息量丰富、极有启发性，包含难得的洞见。
历史、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2000 年 6 月，中国史学会领导成员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交流的美国历史学会（AHA）在任会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前面左二起：张海鹏、 金冲及（会长）、方纳、齐世荣、龚书铎、张椿年。（照片来源：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September 2000, p. 40）
王希：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您的背景，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生涯？
金冲及： 我1953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1953年到1973年初，留在复旦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我当时重点研究的领域是辛亥革命。在这一期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论清末立宪运动》，与胡绳武教授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还出版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
1973年起，我进入文物出版社工作，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81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担任常务副主任，并担任《毛泽东传 (1893-1949) 》《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书的主编，还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 (1949-1976) 》《陈云传》《李富春传》。
与此同时，我继续研究辛亥革命，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我最近的专著包括《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从1998年至2004年，我担任了中国史学会会长。1993年至2004年，我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9年，我担任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我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我曾到到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过第十七、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1998年，我应聘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了半年客座教授，2008年被俄罗斯科学院全体院士会议选举为外籍院士。
王希： 当初您为何选择学习历史？作为谭其骧（注释1）先生的学生，您从他那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金冲及： 我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选择读历史专业，思想上也有过斗争，因为那还是在旧中国，读历史的人将来找工作十分困难，有个吃饭问题。但自己实在喜欢历史，觉得它讲的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震撼人心的历史场面、最有智慧最有才能的历史人物，那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 当时自己年纪还小，不满十七岁，没有想很多，反正将来的事到将来再说。就这样，选了历史这门专业。
大学里系统的专业教育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听过周谷城（注释2）、周予同（注释3）、谭其骧、胡厚宣（注释4）等老师的课。当谭先生八十华诞时，我作为学生写给先生的信中讲到：老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时间相隔越久，这种感受反而越来越强烈。我常想：如果自己年轻时，没有受到各位老师的熏陶，使自己心中树立起一种无形的标尺，初步知道了什么叫做学问，不合格的东西根本拿不出手，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成果也难以取得。
谭其骧 (1911-1992)，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在复旦大学创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曾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 周谷城 (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1942-1996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所著《世界通史》初版于1949年，曾长期被作为标准的世界史课本。 周予同 (1898-1981)， 古文献学家，1945-1981年在复旦大学任教。 胡厚宣 (1911-1995)，甲骨文研究专家，1947-1956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希： 您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基本上一直在文史战线上工作，可以说是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之一，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发展和变化。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大致勾画一下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轮廓？
金冲及： 我们这批人大概可以算作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回想起来，这六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是努力以科学的历史观来重新考察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那是很新鲜的尝试，但一般是粗线条的，而且思想上多少受到束缚。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发生的变化：一是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过去；二是思想进一步解放，能够更加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三是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大大超过过去。（注释5).显然，1966-1976年文革期间有一个学术研究中断的时期，但也有几个例外。金教授指出，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继续出版考古发现，包括马王堆汉墓遗址的考古成果。 ）
王希： 您如何评价您这一代历史学家在这两个时期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评价你们在这两个时期中的学术成就？
金冲及：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过渡阶段的人物：既没有前辈学者那样的开辟之功，又处在剧烈动荡的岁月，难以写出后来者那样更成熟的皇皇巨著。所以我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前不如古人，后不如来者”。但作为过渡阶段的人，也有点承先启后的作用：可能比前人研究得更细一些，也为后人多少尽了开辟道路的责任。
王希： 辛亥革命是您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 也是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经典题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思路、方法和史料方面有什么新的成果？您对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注释6）等美国学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有何评价？
金冲及： 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是不奇怪的：这场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对它的研究达到一个重要高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在数量和研究水平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以后，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怎样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觉得需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把这场革命放在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但有关的资料很分散，己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足，要取得巨大的突破还要有一个积累和准备的过程。周锡瑞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对辛亥革命和义和团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王希：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也是您研究的重要题目。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中国大陆、台湾和西方学者的评论有诸多不同。在中国大陆，他被视为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台湾被尊崇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西方学者的研究则倾向于反对将孙中山及其思想加以神化。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其研究孙中山的近著中提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在他去世之后被夸大了，部分原因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建立自己继承孙中山的合法性。 （注释7）白吉尔不否认孙中山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的变化和提出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方面。但她认为孙中山在政治上机会主义的成分居多，理论上也并不具备真正的原创性，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您曾1999年一篇文章中提到 “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有它的一贯性，又有它的阶段性” 。（注释8）
作为孙中山研究的权威学者，能否请您谈谈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您对白吉尔的观点有何评论？以您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此外，中国国内对孙中山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对孙中山的诠释（如文学影视作品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冲及： 孙中山是中国海峡两岸大多数人共同尊敬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在中国民族危机极端深重的时刻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这就在近代中国面对的千头万绪的问题中提纲挈领地抓住了三个要点，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他憧憬着中国的现代化，为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因此，我们把自己看作他的事业的继承者。
当然，不能把孙中山神化，不能对他的一切加以夸大，因为那不符合实际情况。作为在一百多年前开始重大政治活动的先驱者，确实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和空想的东西，有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也采取过违背他自己原则的做法，这些不必讳言，那也是实事求是的要求。
我同白吉尔教授相识已近三十年。对她的学识，我是很尊重的。至于有些大众文化作品(如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中对孙中山的不严肃描绘，只能说是作者缺少基本的历史知识，用不着多加论述。
王希： 革命与改革是您研究中时常涉及的主题。西方学界最近对晚清时代的改革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类如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等学者甚至将晚清新政的改革视为中国现代化经历中的一种 “革命”（注释9） 。 目前海外对这段历史的共识是晚清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后仍继续着，袁世凯时期不少改革（例如市政改革）是新政的继续，甚至南京十年时期的许多改革也有新政的影响。这种研究自然带来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重要性的重新认识。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研究？如何评价晚清新政与后来中国现代化的传承关系？
金冲及： 我觉得海外有些学者对“清末新政”的评价太高了，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革命，让清政府继续把“新政”推行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将能更顺利更快地实现。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实在太隔膜。我不否认“新政”中有些措施如废科举办学堂，对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在客观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清政府拒绝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把政权紧紧抓在那些极端腐败媚外的权贵手里，又怎么能给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呢？正如孙中山所说：“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己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子免于倾倒吗?”
辛亥革命那年，一个担任长沙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给总税务司写信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要人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投身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选择。如果不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认定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的话，中国一点希望也没有了，那就不可能会有千百万人起来拼命。革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
9.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中文版《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China, 1895-1912: State-Sponsored Reforms and China's Late-Qing Revolution--Selected Essays from Zhongguo Jindai Shi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840-1919),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uglas R. Reynolds, 刊于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8, Nos. 3-4 (Spring-Summer 1995).
王希： 同样，在民国研究方面，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体制建设上的延续性（注释10）（如魏斐德 [Frederick E. Wakeman, Jr.] 对上海警察系统和戴笠的研究等）。 您如何看待这类研究？
金冲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这以前在社会制度上根本不同，这不需要多作说明。但历史总有它的延续性，不可能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同了。今天总是从昨天和前天走过来的。研究今天不能不把它同昨天和前天联系起来考察。拿政治体制形式来看，清朝以至北洋军阀时期在县以下不设立政权机构，北伐结束后才建区以下的政权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县以下设有政权机构；至于社会习俗方面，例如重视家族的观念等等，延续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变革和延续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当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变革方面，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恰当的，但仍不能忽视历史延续性这一方面。
10.Frederic E. Wakeman, Jr.,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and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王希： 关于近现代中国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史学界对近代（premodern）中国史与现代（modern）中国史的划分是什么？划分沿用的标准是什么？“国家”（state）、“民族”(nation)、“政权”（regime）等概念在这种划分中是否起有重要的作用？依您的看法，近代史与现代史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具有阶段性的区别？
金冲及： 近代和现代这些概念，本来是相对的、可变动的。现在的近现代史，过几百年或者几千年后，也许会被称为古代史。从今天来说，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是指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那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面对的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今天已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怎么能说这两者之间没有阶段性的区别呢?
王希： 您对海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评价是什么？您认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优势和不足何在？
金冲及： 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我是十分重视的，读得也不少。他们思想活跃，常能启发我思考一些原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对有些专题也作出比中国学者更精深的研究。但由于许多西方学者并没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能接触到的原始资料也有限，难免显得隔膜，这就造成他们对一些问题只能从某些现成的理论框架出发来推论，或者用大胆的猜测来弥补自己不是，看起来很新颖，却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未必相符。前面说到的对“清末新政” 的评论就是一个例子。
王希： 您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史学界的民国研究如何评价？
金冲及： 研究民国的历史，自然离不开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整理出版的历史资料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有这方面的书籍大约近千册。台湾这方面的学者中，我也有许多好朋友。对一些问题的评论，我们的看法未必相同，其实也不必强求一致。我们交往中，更多讨论的是努力弄清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方面的共同语言就很多。例如，孙中山本人并没有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话，但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那就是在台湾学者帮助下使我弄清楚的。我想，这种学术交往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王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作为历史学家，您如何评价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意义？
金冲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我看来，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它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和国家统一(台湾以外)。新中国六十年来的一切成就，都是以它为出发点而取得的。
王希：顺便再提一句，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是试图跨越1949年，即认为将1949年作为历史分水岭的作用有点被夸大了。新的研究强调历史的延续性， 政权的更替，即使像共产主义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足以把历史一切为二。（例如有人认为民国时期中国有些企业已实行类似解放后的单位制度、国共两党在执政上有不少相同之处，等等）此外，五十年代一些档案的开放也使海外学者有可能就此方向努力；事实上，跨越1949这条界限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此您有何评论？
金冲及：对延续性和变革性的关系，我在前面已经说到。其实，世界各国的历史莫不如此。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后，同过去不也有延续性吗。但人们决不会因要进行跨越这条界限的研究而抹煞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王希：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您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11）工作。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幸运而让人羡慕的位置，因为您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档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占有资料更为重要的了。但另一方面，在外界看来，您的研究也会限制在某种特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畅所欲言，做自己喜欢的题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情况是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金冲及： 正如你所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很大的幸运是能够接触到大量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档案，这对研究这段历史实在太重要了。前几年，我到法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发言中对我谈到的事都说明有什么电报或会议记录为依据。一位外国教授感叹地说：我们看不到这些档案，自然只能大胆地猜测了。其实，据我所知，现在公布了的档案已经相当多，但因为数量太大，又分散在各处，海外学者未必都能找到，所以利用得还远不充分。
我承担的具体任务，如编写毛泽东等传记也是我自己喜欢的题目。写作时，并没有人规定我应该怎样写。我可以根据掌握的历史资料，相当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只写自己相信符合事实的东西，决不讲假话，至于对不对可以由读者来判断。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当然，我并不是将知道的一切都写进书里，但仍尽可能含蓄地点到。听说有些西方大国在档案解密时也有两点是不公布的：一是涉及国家安全，一是涉及个人名誉。有些事只能在一定时间后才能发表，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是一个负责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1980年改为现用名，负责编辑出版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
王希： 在您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近年来出版了好几部非常有影响的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由您主要撰写）《刘少奇传》《陈云传》和《邓小平传》。 这些著作印数很多，多次重印，影响也很大，还被翻译成外文。我们注意到，这些著作都使用了大量未开放的档案文献。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写作和主持这些著作的经历？具体说，就是写作中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如何处理一些比较棘手、比较有争议的政治题目（如文革、人物评价的问题等）？您个人觉得，对于海外的研究者而言，这些著作的最重要的史学价值何在？
金冲及： 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花力气最多的是主持编写几部传记。大体说来，书中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大约占三分之一。我觉得当主编不能挂名，应该对全书每一个字负责(不管讲对了还是讲错了)。写作中自然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把事情确实弄清楚了，那就照直说，不管以前对这个问题有过什么说法，或者还存在什么争论。如果遇到复杂的、自己也没有把握的问题，也不必强不知以为知，可以采取述而不论的办法，把事实摆出来，不去评论，让读者去判断。这样做，似乎也没有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些传记中，最早出版的是《周恩来传(1898一1949)》，可能是第一部引用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始档案来写的涉及全局的中共党史著作，也许可以算作它的史学价值所在。
Jin Chongji (金冲及), Mao Zedong: A Biography, 2 Volumes (Beijing: Central Par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王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档案文献方面也迈出了步伐。各地的档案馆都相继对海外学者开放。外交部已经开始开放一些解密档案。您认为，中央档案馆的历史文献最终会对外开放吗？您估计，如果这些档案得以开放，它将会对海内外史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冲及： 前面说过，这些年来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已相当多，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至于中央档案馆什么时候会对外开放，我也不知道。但从我所知的情况来看，即使全部开放，在事情的细节上可以增加更具体的了解，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未必会根本改变人们已有的看法。拿另一个不同的事例来说，近年蒋介石日记公开提供利用，我读后的印象也是如此。
王希： 您曾经借用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的话，强调历史学家（文史工作者）要具有四方面的素质：史学、史识、史才和史德 。在谈到史德时，您十分强调对历史负责和对社会负责。西方学界通常强调学者在研究时要做到“独立思考” 和 “学术自由” 。您的史学研究和写作跨越半个世纪，而且经历丰富多彩，您是如何处理史学研究和写作中的自我认同的问题？或者说，您是如何处理作为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学术追求（特别是史德）与满足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期望之间的关系的？
金冲及： 史学研究离不开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以至以讹传讹，自然谈不上严肃的科学研究。但独立思考也必须本着实事求是之意，从尽可能详尽地掌握资料出发，进行全面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不等于刻意标新立异以至哗众取宠，那样也谈不上史德。学术自由不等于不要考虑对社会负责。举个例来说，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有些涉及军事机密和国家安全的事，不能因表现“勇气″而轻率地形诸笔墨。当然，事过境迁，就可以谈了。这是社会责任感问题，而不是有碍学术自由。
王希：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历史学家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学家（包括传统的史家例如陈寅恪、顾颉刚和左翼史家例如范文澜、翦伯赞）和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异同之处？
金冲及： 我们对陈寅恪、顾颉刚、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学者十分尊敬，也受到过他们很大的影响。当然，时代在不断前进，史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工作者有着新的视野和知识结构，这是前辈学者没有的。但前辈们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史识、严谨的学风，仍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王希： 中国是否存在“史学危机”？您认为，中国史学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金冲及： “史学危机”的说法在八十年代曾广泛流传，但内容比较肤浅，无非是说史学方法应该多样、历史专业学生谋职不易、史学研究经费不足等等。我从来不赞成这个提法，因为我相信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向来极其重视历史的民族，问题只在于史学工作者自身如何努力。现在，史学研究的外部环境已有很大变化，这种说法似乎也很少人再提起了。
王希： 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现在是美国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组织，对美国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0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来华访问时，曾与当时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您和几位副会长一起座谈交流。尽管您现在已经不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职务了，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史学会的组织、功能和运作情况？它在推动中国的史学研究和教学开展了那些活动？
金冲及： 在社会团体中，我同中国史学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曾担任它的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和五届副会长、第六届会长，现在担任它的名誉理事。
中国史学会是新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它是全国史学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学术团体，团体成员包括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近代史、世界史、考古、当代中国等研究所。它的主要活动有：联系和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推进历史专业的学科建设，举办重大的学术活动，同国际史学团体保持联系，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举办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促进史学队伍建设，交流各地历史学会工作经验，编印有关出版物等。它一直坚持开展这些活动，在全国史学工作者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2000 年 6 月，中国史学会领导成员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交流的美国历史学会（AHA）在 任会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前面左二起：张海鹏、 金冲及（会长）、方纳、齐世荣、龚书铎、张椿年。（照片来源：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September 2000, p. 40）
王希： 近来，中国思想界曾就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该如何比较准确地来描述和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 我不赞成“中国模式”这种提法。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办事。别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决不能把它当作一种现成的“模式”照抄照搬。中国人在这方面吃过不少苦头，有过深切的感受。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些经验可供别国参考，但不宜把它称为什么“模式”。
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是人们最近谈论得很多的问题。对后三十年的成就，看法比较一致，很少人公开地对它全盘否定。对前三十年，因为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些人就把它描写成漆黑一团。也有人虽出于好心，在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只把前三十年作为反衬。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至少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人民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今天的巨大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中间的失误和曲折不必讳言，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而且是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发现和纠正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和明天。正如胡锦涛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希：《中国历史评论》的很多读者是改革开放后去国外留学并留居海外从事中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国留学生，您认为他们能够对中国史学发展发挥什么作用？您对他们的学术发展和追求有何忠告？
金冲及： 出国留学和留居海外工作的学者，可以更多地看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以汲取国外史学研究的优良成果，可以用一些新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历史，还可以较多地接触在国内难以见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在屮国史学发展屮无疑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外国的国情和中国有许多不同。如果能在发扬上述优势的同时，始终努力做到更真切的熟悉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复杂情况，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我想肯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冲及主要著述目录（截至于2009年）
【本文译自Jin Chongji and Wang Xi, “History, Historians and the First 60th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onversation with Jin Chongji,”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2 (Fall 2009): 228-246. 中文版首次发表在《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58-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