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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因而成为各种艺术形式表现的对象。到了北宋，尽管汉唐盛世仍为人怀想，宋人却没有继续定都长安，而是在一马平川的黄河以南的平原上，接续后周建设了新的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汴京。关于汴京的视觉呈现，人们立刻会想起张择端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它以鸿篇巨制的长卷，展现了汴河两岸的风光、建筑、街道和百姓生活。“清明”，或许是指清明之节，或许是指清明之世，然而这幅画更多描绘的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百态和风俗民情，对于汴京作为“帝都”的丰富内涵的表现却远远不够。相比起来，另一幅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虽然篇幅上不及《清明上河图》，却更充分地体现出“帝都”多角度、多层级的丰富内涵。
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绢本设色，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现藏天津博物馆。不少专家认为此画并非张择端原作，而是南宋摹本，本文赞成张珩所论：“择端有《西湖争标图》。此‘西湖’疑即指‘金明池’而言，则此图稿出择端无疑，然与《上河图》相比，则风格各殊，殊非一手。《上河图》南宋追摹甚多，则此《争标图》之被南宋摹仿有何不可。大凡南渡之后，人民不无故国之思，故择端二图遂成传摹对象，以怀汴梁全盛之时耳。然其布置精巧已见择端能事，宜与《上河图》媲美，所谓下真迹一等者。余于此图，见之已称珍宝，又何必非真迹不可乎？” 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当是一幅写实性的宋代绘画作品，且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金明池图像。
美术界多关注这幅画的真伪、创作年代以及作者等问题，或从界画的图像结构等加以鉴赏，文学界则多从皇家园林的文学书写角度，对涉及金明池的相关诗词作品加以分析，另有从民俗学、游园文化等视角进行探讨的。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将文、图结合起来，通过详解图画的典型个例而考察文学的帝都书写的相关研究。本文拟在《金明池争标图》的图像视域下，从图画所展示不同空间切入，通过与宋人关于金明池的文学书写进行对读，以观照宋人眼中的“帝都”景象及其内涵。
与唐代长安同样具有地标意义的曲江相比，金明池的特点在于它是人工开凿。这使其从诞生之初就不以“天然”为特色，而是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尽管金明池到底开凿于宋太宗时期还是更早的后周时期，史料记载上有不同说法，但正如人们熟知的，金明池最早的用途在于军演水战。当我们观看《金明池争标图》，第一眼关注到的，想必就是围墙之内极为方正的水池。整个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据《长编》：“夏四月乙酉，……（太宗）是日幸金明池，观习水战，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凿池以习水战，并非北宋首创，而是沿袭自汉代：“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先是宋太祖赵匡胤为了收复江南而在城南凿讲武池，其后太宗又在城西开金明池。随着江南的平定，金明池不再作为军备基地，“水战”变成“水嬉”，但这并不意味着金明池成为民间水上乐园，而是仍承担着一系列具有特定政治功能的国家仪典的举办。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有街市、城楼、虹桥等，但并未出现金明池，到了仇英、沈源等明清时期的临摹本《清明上河图》，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金明池，这在张择端来说，可能是出于要单独描绘金明池的考虑，而明清临摹本《清明上河图》将金明池加入，或许正是看到了金明池作为“帝都”要素的不可或缺。同样看到这一点的，是用文字来表现金明池的文人们。据《宋史》，乐黄目曾献《金明池赋》，惜已不存。杨侃《皇畿赋》则为我们全面展现了宋人眼中的金明池和皇畿、帝都：其西则有池凿金明，波寒水殿。鹢首万艘而压浪，虹桥一道而通辇。太液无滥觞之深，灵沼有潢污之浅。时或熏风微扇，晴澜始暖。命楼船之将军，习昆明之水战。天子乃驻翠华，开广宴。凭栏槛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俄而旗影霞乱。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倐去，千鼓似雷而忽过。则有官名佽飞，将号伏波。骧江中之龙，避船下之戈。黄头之郎既众，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骇鲸鲵而走鼋鼍。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别有浮泛傀儡之戏，雕刻鱼龙之质，应乐鼓舞，随波出没。銮舆临赏以尽日，士庶纵观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琼林而是名，亦玉辇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开凤城，则必有闻喜之新宴，掩杏园之旧名。于是连镳上苑，列席广庭。盖我朝之盛事，为士流之殊荣。一派如飞，通漕架虚，越广汴湍流之上，转皇城西北之隅，贯都注御沟之口，转漕通广济之渠。京索导源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兹。
差不多同时，宋祁写了《王畿千里赋》，杨侃写了《皇畿赋》，他们对于京畿的关注和描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帝都观，体现出一种超越实际的京城范畴的帝都意识，由京城而广王畿，由王畿而广天下。事实上，杨侃在《皇畿赋》里所写东南西北之玉津园、瑞圣园、金明池、琼林苑，在宋人的理念中本就常常被看作帝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杨侃这段赋正可谓是对《金明池争标图》的生动呈现。既为“争标图”，“争标”自是图画的主体。在图幅中心略靠右下的位置，临水殿的正北方，是一艘高达数层的龙船，即《皇畿赋》所写之“楼船”，宋人亦称为“龙舟”。梅尧臣有《观拽龙舟怀裴宋韩李》诗：“截春流，筑沙坻。拽龙舟，过天池。尾矫矫，角岐岐。千夫推，万鳞随。惊鸿鹄，沉鱼龟。春三月，轻服时。薄水殿，习水嬉……”描写了将龙舟从停泊的奥屋拽至池中央、准备表演时的景象。从“千夫推，万鳞随”的描写，可以充分感觉到龙舟的巨大。当皇帝驾临金明池后，表演开始。杨侃《皇畿赋》以“俄而”一词，陡然由静转动，整装待发的“水战”队在旗帜的指引下一齐出动。作者绘声绘色，以“万棹如风”“千鼓似雷”等，写出舟船的数量庞大而整齐迅疾、鼓声震天、声势浩大的景象；伏波之将军、文身之兵卒，也自是传达出阳刚剽悍的赫赫军威。这正是“不忘武功”之意的生动的文学书写。南宋初的袁褧回忆自己小时候跟着大人去金明池观水战的情形：“船舫回旋，戈甲照耀，为之目动心骇”，可为印证。不过，在《争标图》中已感受不到军演的气势。早在北宋前期，戈甲照耀就已变成旗上夺标，“水战”已经转向“水嬉”，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仪式性的表演而存在。图中龙船两侧各整齐排列若干艘小龙船，龙船正前方靠近临水殿的水面上，树立着高大的旗杆，旗杆上即为水嬉的标的物：旗标。画面表现的是争标前列队待发之状，而并非像《皇畿赋》那样将关注重点落在水战或水嬉紧张激烈的场面上。画家固然可以表现此类场景，如《清明上河图》里船过虹桥、船工正紧急放下桅杆，令人睹画而想见当时状况之惊险。但在《争标图》中，呈现的是争标前将发未发之时，这一来体现的是绘画当中“富于包孕性的顷刻”，二来则与金明池方正的外观一样，重点表现的是：秩序性，从而凸显仪式感。元代以后的《争标图》更强调一种临场感，“比起南宋《金明池争标图》画中的点缀人物，这些元代作品上的吏人们穿梭其间，乃至掌舵竞渡的动作样态都更易于辨识”。这恰恰体现出宋版《争标图》对仪式性的强调。即便是更为亲民的水傀儡、水秋千等百戏，虽然杨侃赋重在描写“应乐鼓舞，随波出没”的动感，但它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秩序和仪式。据《东京梦华录》，出水中仪仗后，上百戏杂剧；之后乐船和傀儡船上，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演出水傀儡；结束时“各念致语，唱和，乐作”；最后是水秋千。可见，一整套都有着严格的仪式，绝非民间百戏的随性而为。 韩维《讲武池和师厚》诗亦表现了“水嬉”的政治意义：“沧池拟溟渤，莽漾豁厚地。日吾神祖为，气象固宜尔。六合昔未一，教战出精锐。至尊降黄屋，惨淡乘金气。凌波飞百艘，撇烈若鹘翅。扬旌万旅噪，伐鼓九渊沸。其行速天旋，其止甚阴闭。信乎王者师，足以服睽异。尔来承平久，地与兵革废。秋风长蒲苇，烂漫失洲沚。惟见金明上，结构销绣绮。春游驻天跸，万国奉燕喜。铿鍧鼓钟响，杂沓羽旄美。岂惟与民乐，施及鱼鸟细。宏哉艰难业，愉怿逮万世。”作者同样描写了“凌波飞百艘”紧张激烈的演习场面，但更多的是从行止严明的王者之师的角度加以夸赞；其后则转向承平之年兵革可废的视角，着力描写了金明池君民同乐的太平气象。周邦彦《汴都赋》是一篇颂扬新法的都邑大赋，其中大段文字写到金明池。在他的笔下，金明池的水中游着各种珍稀鱼类，岸边则遍布珍稀禽鸟、奇花异木。铺陈描写的鸟兽草木之名，不难看出汉大赋描写皇家苑囿的传统，但其后对“水嬉”的赋写，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于时则有绝世之巧，凝神之技，悦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宫旋室浮，□舰移也，蛟螭蜿蜒，千桡渡也。虓虎䖜□，角抵戏也，星流电掣，弄丸而挥剑也。鸾悲凤鸣，纤丽歌也，鸿惊燕居，绰约舞也；霆震雷动，钧天作也，犇驫䮋驋，群马闯也。……杌山荡海，欢声同而和气浃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鲛人而舞冯夷者，潜灵幽怪，助喜乐也。”作者写到金明池的千帆竞渡、角抵百戏，这欢声雷动之景是因为“上方欲与百姓同乐”，故而“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銮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强调“水嬉”表演在于为君民同乐提供可能，由此呈现出万众欢腾的盛世景象。王珪曾作《宫词》百首，大体表现的都是禁中内苑的宫闱生活，唯有两首春日金明池之作，将皇帝和宫妃的行动范围扩展至宫外。诗歌说：三月金明柳絮飞，岸花堤草弄春时。楼船百戏催宣赐，御辇今年不上池。
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
在各类史料笔记的记载中，金明池开池的时间略有不同，有的说二月开，至上巳节皇帝临幸后即关闭，有的则说从三月至四月初八为开池时间。然皇帝多在三月或具体是在上巳节当天来到金明池，则大体无误。如叶梦得《石林燕语》：“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醉翁谈录》则称京城风俗：“三月：上巳，上开金明池、金水河、琼林苑。”我们看到，在张择端的笔下，不管是清明节的汴河，还是上巳节的金明池，表现的都是春和景明、生机盎然之帝都。而将金明池与上巳节联系起来，则与上巳节的祓禊习俗有关，也与金明池还承担着祭祀、祓禊等官方功能有关。贺铸在夏秋之际来到金明池，“偶怀陈迹惘然”而写道：“柳碍秋千陌，萍沉祓褉舟”（《西城有怀旧游》），对春天的金明池的水秋千和祓禊舟表示怀想之意。正如王珪《宫词》所写，楼船、水秋千、夺标、百戏，这些自是金明池吸引观者之处，但一年一度的御辇“上池”，除了君臣同乐，实则还包含祭祀祛魅之意。如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所谓“鬼神戏”，便指出了金明池百戏以仪式性演出而祀神的特色。据《孙公谈圃》：“神宗时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云气蔽水如墨。僧曰：‘罗叉神灾刦重，战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于某日内，东门降雨数点而已。’果如其言。”在神异的祈雨故事背后，金明池也作为可以“呪水”的场所抹上了一层灵异色彩。据《宋史》，太宗、真宗、仁宗时都有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宴的仪式，但神宗、哲宗有所罢废。《石林燕语》曰：“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每岁春，车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晏，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輙坠，未几不免相继。哲宗临幸，是日大风，昼冥，池水尽波，仪卫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后遂废不用。二事适相似，亦可怪也。”这里一是提到龙舟“工丽”的问题。据《长编》，龙舟的建造和维修耗资巨大，朝议一直有不同声音，此时是废止派占了上风。其二，“遂废不用”与哲宗临幸时的大风、昼冥有关，它与之前蔡京登龙舟而坠水，以对不祥之兆的强化，坚定了哲宗的罢废之念。事实上，哲宗之父神宗便对金明池之行不感兴趣。据《神宗皇帝实录叙论》：“（神宗）在位虽久，未尝御赏花钓鱼之会，其幸西池，与民同乐，亦才一二至尔。是以群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齐而万事理。” 可见神宗对幸西池“与民同乐”的仪式意义并不重视，而更倾向于能看到实际效果的事功作为。不过，前引周邦彦的献赋亦恰恰发生于神宗元丰年间，这表明以金明池万民同乐的盛世景象为素材，用文字为新法营造政治舆论，神宗自是并不反对。到了哲宗，则又明言：“祖宗幸西池必晏射，朕不能射，不敢出。”不管是实情还是托辞，皇帝既不以不能武为耻，亦不断淡化幸驾金明池的仪式意义，金明池也就越来越与“国家性”脱钩。但是到了徽宗，重新兴起游幸金明池的高潮。喜好祥瑞和热衷营造盛世景象的赵佶曾作《宫词》百余首，其中表现金明池游春的如：游豫琼林与俗同，森严羽卫跃花骢。旌旗射日飘红浪，归处香尘拂晚风。
三月西城淑景多，羽林旌旆拥鸣珂。珠鞍玉镫龙骧进，宝苑珍亭喜一过。
十里香街沸管弦，金明回驭夕阳天。风轻芝盖摇霞浪，袅袅龙盘七宝鞭。
在赵佶笔下，羽卫森严、旌旗飘荡，宝马雕鞍、管弦歌吹，既有皇家的威仪，又有游豫的欢腾，这正是赵佶着力营造的盛世气象。为了更凸显这一点，宣和年间，金明池甚至在夜间也对外开放：“乙巳之春，开金明池，有旨令从官于清明日恣意游宴。是夜，不扃郭门。贵人竞携妓女，朱轮宝马，骈阗西城之外。”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正是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观览《争标图》，池边的临水殿、宝津楼、琼林苑，以及占据画面主体位置的虹桥和水心岛都十分显眼。呈现在画幅上的这些建筑物，对照相关文字资料，可知皆为北宋金明池园林的写实性景观。事实上，他们与龙船争标一样，作为园林景观乃其次要功能，首要的仍是体现帝都内涵的政治功能，也因此凸显出《争标图》中十分重要的空间：皇家礼仪空间。如图画所示，最下端是金明池的东门，左手边是池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临水殿是皇帝驾临金明池观赏水战之所在。杨侃赋中“驻翠华，开广宴，凭栏槛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的描写，表现的是北宋前期的状况，此时临水殿只有“旋以彩幄”的简单设施，韩琦《从驾过金明池》诗中所称之“帐殿”，指的就是暂为行宫的帐幕，直到徽宗政和年间才建成土木建筑的临水楼阁。殿前有伸入水中的看台，加设黄色方形帐篷，为皇帝观景处。“凭栏槛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可以想见凭栏远眺时四围开阔、水面渺茫之气象。与阎立本《步辇图》将皇帝置于最显眼的位置加以着力表现不同，《争标图》对皇帝是“虚写”。殿内红服官员、仪卫肃立，红窗红帘，表明御座在焉，殿外则有红衣侍卫、黄衣宦者分列两旁，类似仪仗，明显体现出仪式性，没有正面呈现的皇帝反而更透出某种威仪和神秘。那么，能参与这一盛典的都是些什么官员呢？据《翰苑群书》：“（太祖）幸国西之金明池下，雕辇登龙舟，都人驾肩，百乐具举，憩琼林苑，由复道御层楼，临轩置酒，以阅繁盛，两制必侍从焉。至上林春融，千花万卉，妍丽冠绝，上必曲宴宰衡勋旧，召两制词臣，俯龙池，垂金钩，举觞赋诗，终日而罢。”可知侍从之臣多为宰执勋贵、两制词臣。又，据释文莹《玉壶清话》：“赵参政易言，汾人。太宗廷试，爱其词气明俊，擢寘甲士科。未几拜中丞。上幸金明池，旧例台臣无从游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预宴，自公始也。在《宋史·赵昌言传》中，作为传主特殊的荣耀，也特意记载了这一段赵昌言随侍金明池、并从此成为言官定例之事。王巩《闻见近录》称：“故事，季春上池，赐生花，而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蔡絛《铁围山丛谈》亦记载皇帝幸金明池、琼林苑“赐臣僚燕花”事：“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所颁，此盛朝之故事云。”可见君臣同游金明池的活动除了赏花钓鱼、饮酒赋诗，还有赐花、簪花等。而即使是赐花，并非如司马光等政坛耆宿退居洛阳之后，集会赏花赋诗“序齿不序官”，而是“从班品高下”，背后仍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韩翃《寒食》诗所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处处表现的无不是皇都景象。《争标图》的左侧中部是宝津楼，“车驾登幸，则诸军呈演百戏于楼下”。左侧下部是琼林苑，牌楼上书“琼林苑”三字。在文字史料中，有的将宝津楼归于琼林苑，有的则将其归于金明池。事实上，金明池和琼林苑虽以顺天门外大街隔开，二者却向被视作一体。有研究者认为，《金明池争标图》不当只有如今的114.6厘米，而是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长卷，所以琼林苑不是刚刚出现便结束。这一设想颇有道理。因为琼林苑在地理位置上与金明池紧紧相连，在功能上亦密不可分。皇帝临幸金明池时，往往随之移驾琼林苑。据《宋史》：“丁未，（太宗）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彩于楼下，纵民取之。”《长编》也记载：“还登琼林苑北榭，赐从臣饮，掷钱于楼下，俾伶人争取，极欢而罢。可见琼林苑亦有习射、宴饮、百戏等项目，且不禁百姓，与民同乐。北榭当为靠近金明池的一座楼，从图画的全景式俯瞰的视角呈现来看，或有可能正是从琼林苑北榭总览金明池而绘。另据叶梦得《石林燕语》：“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叶梦得将“琼林、金明”统说，水嬉、赐二府宴、进士闻喜宴等功能也并未加以区分，恰恰说明世人将金明、琼林看作一体。晏殊有《上巳赐宴琼林与二府诸公游水心憩于西轩》诗二首，从题目即可看出，正是在上巳节，皇帝赐宴两府大臣于琼林苑。如前所述，有些活动本就在二处皆可举行，而最具区分度的功能是，金明池主水嬉，琼林苑主闻喜宴。正如王士祯所说：“今新进士赐燕，谓之琼林燕。琼林，宋京城四御苑之一。”琼林宴取代杏园宴，取代唐时大雁塔题名，而成为后世进士中第赐宴之通称。此即杨侃《皇畿赋》所描写的“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琼林而是名，亦玉辇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开凤城，则必有闻喜之新宴，掩杏园之旧名。于是连镳上苑，列席广庭，盖我朝之盛事，为士流之殊荣”。宋朝以文立国，这一特点体现在金明池争标的由水战转向水嬉，亦体现在琼林苑的闻喜宴之天下瞩目，由此来看，即使这幅《金明池争标图》并未经过后人裁剪，露出一角的琼林苑也在传达着作者的视觉语言。对于准备科考的士子来说，当他们看到金明池的图画，其关注之处自是少不了琼林苑。刘弇作于试院的《辇下春怀十绝呈赵达夫》曰：“绛阙岧峣五色中，六街风稳柳贪慵。金明解染波千顷，不似君王惠泽醲”；“活疏璃涨金明色，闹绮罗成上苑园。须信皇州春自满，莫愁青帝等闲归。”其目光从金明池延展至“上苑园”，在对金明池、琼林苑繁华春色的描写中，既有考试得中的自信，亦于“君王惠泽”的歌颂中体现出强烈渴盼。至于只等“预宴琼林”的陈律，又是另一番心境：“鲤鱼晴跃桃花浪，鹦鹉春倾竹叶杯。预宴琼林非所望，偶先英俊步金台。”虽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狂纵，自谦的背后仍然借鲤鱼跃浪、鹦鹉倾杯，表达出掩饰不住的欢欣。琼林苑除了是进士赐宴之所，也常常举办燕饯活动。吕陶《次韵芸叟燕琼林苑》诗曰：“御水休论九曲池，宫花争发万年枝。长虹驾浪人间去，大翼乘风海际垂。均被上恩容燕集，共怜嘉景事游嬉。愿公早献金明赋，纪述吾朝全盛时。”张舜民原诗已不存，从吕陶的次韵来看，这次燕集显然并非文人士夫自发举行的雅集，而是出于“上恩”，诗歌内容也大体是应制唱和。“金明赋”则如同上林献赋，成为歌咏太平盛世的仪式性表述。官员守外时的奉诏燕集也常在琼林苑举行。如文彦博出守西京时，“奉诏于琼林苑燕饯，从列皆预，赋诗送行。王禹玉时为内相，诗云：“‘都门秋色满旌旗，祖帐容陪醉御卮。功业迥高元祐日，精神如破贝州时。匣中宝剑腾霜锷，海上仙桃压露枝。昨日更闻褒诏下，别刊名姓入周彝。’时以为警绝。”官员守外时众人赋诗送行，已成北宋都城的制度性仪式，并非出于文人的情之感发而赋之于诗，“奉诏于琼林苑”便鲜明地体现出它的政治因素，也因此见出琼林苑所承担的政治功能。从这条材料来看，此次送别是在秋天，可见并非像闻喜宴每随进士春闱放榜而具有季节性特征，这里体现出琼林苑的常态性政治功能。位于《争标图》核心位置的则是水心岛。在宋人笔下，常将它比拟和想象成蓬莱仙岛。如韩琦诗：帐殿深沉压水开，几时宸辇一游来。春留苑树阴成幄，雨涨池波色染苔。空外长桥横螮蝀，城边真境辟蓬莱。匪朝侍宴临雕槛，共看龙艘夺锦回。（《从驾过金明池》）
西池风景出尘寰，春豫方乘禁坐闲。庶俗一令趋寿域，从官齐许宴蓬山。楼台金碧芳菲外，舟楫笙歌浩渺间。与众尽欢宫漏促，万花香里属车还。（《驾幸金明池》）
诗里写到的长桥和蓬莱，正是指虹桥和水心五殿所在处。临水殿西去百余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飞虹伸向水中央的尽头，便是水心五殿：“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王安国《金明池》诗说：“霓旌远远拂楼船，满地春风锦绣筵。三岛路深游阆苑，九霞觞满奏钧天。仗归金阙浮云外，人望池台落日边。最引平生江海趣，波澜一段草如烟。”他对于金明池的印象，最重要的不是龙舟争标，“楼船”只是衬托这盛大场面的一个背景，在霓旌飘拂中，仿佛已至蓬莱三岛、阆苑仙天。蓬莱、蓬山、蓬岛，向被古人设想为仙山之境。前述陈律《题西门亭》诗说：“三岛路从天外去，一枝香折月中来”，这蓬莱之岛仿佛由眼前而直通天外，又由天外将月中桂香送回人间。刚刚蟾宫折桂的陈律，以此表达了满心喜悦之情。而在韩琦的眼中，蓬莱也并不遥远，只在空外、城边。“城边”是写实之笔，“空外”之意，既可为野外，又可为天外，则似实似虚，通过“螮蝀”之长桥，既通往水心之殿，又正通往那令人向往的蓬莱仙境。《争标图》在不算开阔的尺寸中，并不能绘出“云深不知处”的仙境景象，却也通过虹桥对岸上宫殿与伸向池中央的水心五殿的勾连，试图以尺幅千里之笔，营造出金明池超越现实之外的神秘气息。或许这也正是在一幅以“龙船争标”为主题的图画中，水心岛更超越龙船和争标而占据画幅中心主体位置的表现方式背后，所传达出的作者的某些深意吧。![]()
在金明池的宫殿里，除了皇帝和受到恩宠的重臣士夫，有时也会有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件，其背后自有政治含义。如这里曾来过数十位田妇。据《长编》：“窃闻太宗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便坐，问以民间疾苦。田妇愚戆，无所隐避，睗帛遣之。太宗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每临朝，无一日不言及稼穑。”这些田妇姓甚名谁、有着怎样的人生和故事，自是不可考，也无人关注，因为她们来到这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政治符码：体现皇帝幸驾金明池的“亲民”。“问以民间疾苦”是一种表现形式，“不禁游人”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从《争标图》来看，皇帝所在的宝津楼守卫森严，但楼下不仅有百戏表演，游人亦可随意走动；水心五殿所绘为皇家仪式场景，仙桥上一队服饰整齐之人正向五殿行进，桥上和岛上均无普通市民，但在平时，不仅不禁游人，且“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同样允许民众摆摊、赌博（即关扑）、表演节目。皇帝还特意诏令：“金明池琼林苑先许士庶行乐，或小有纷竞，不至殴伤者，官司勿得擒捕。”相比皇帝与田妇的对话是形式意义大于内容，有些发生在金明池的对话，却有着微妙的政治深意。如果说水战、水嬉、水秋千、水傀儡、祈雨等，都还算与金明池存在着合理关系，一些充满政治意味的对话“发生”在金明池，则赋予了此处更为丰富的内涵。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杯酒释兵权”这一涉及宋代“祖宗家法”的相关故事。扈从的大臣们来到金明池、琼林苑，主要任务自是陪同皇帝观水嬉百戏、赏花钓鱼、应制唱和，但有时皇帝与臣子的谈话，却是并不轻松的内容。据《邵氏闻见录》：“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又，据《东都事略》：“太祖尝幸讲武池，刘鋹先至，赐以卮酒，鋹疑其酖，泣曰：‘臣承父祖基业，违拒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得为大梁布衣足矣。愿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饮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饮之，别酌赐鋹。鋹大惭，顿首谢。”这两个故事的主角，一方为宋太祖，另一方则为功臣或降主，定鼎之后，是兔死狗烹还是秋后算账，双方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这不是能在朝堂上以公然宣诏的形式解决之事，于是在金明池置酒闲聊的氛围中，太祖或是警示或是提点，以一种相对和缓的方式将建国之初复杂的君臣关系稳固下来。在《争标图》中，作者不仅以界画的功力精细地还原了龙船、殿宇、围墙、街道、彩棚幕次、酒食店舍等物质实体，错落有致地在四围岸边绘上各类树木，还以生动的笔触密密麻麻地描画了“行袂相朋接，游肩与贱摩”（梅尧臣《金明池游》）的各色游春者。池畔熙熙攘攘的游人，或单独骑马，或坐车出行，或撑凉伞悠闲并肩漫步，或倚栏杆争看龙舟竞渡，由此形成水面表演空间、皇家礼仪空间以外的金明池第三重空间：士庶同赏空间。作为最早的金明池图，《争标图》对元以后的同题绘画影响甚大，但是此后的金明池题材绘画不再有观赏的游人，仅有参加仪典的皇帝、大臣及侍从，正可看到这幅宋画的特殊性，即“与民同乐”的政治符码的凸显。它所呈现的，是北宋都城皇家园林的特色，也因此带来宋代帝都文学书写的独特性。在这个空间，沿岸桃柳间种，春意盎然，体现着金明池争标的明显的时节特色；人物密密麻麻，细小如蚁，整体上以近白的浅色系与皇家礼仪空间中的着红衣者区分开来，同时又并非单调的全白，“画家用靓丽的矿物质颜料如朱砂、石青、石绿等和蛤粉轻轻点出人物的衣衫，用浓墨点出冠发，虽不见眉目，亦能识出儒士、禁军、乐舞队、妇女、幼童、游商等不同的人物身份，姿态个个生动，气氛热烈欢快”。而当年那美好的春光、生动的姿态、热烈欢快的气氛，在文人诗笔的描绘下，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从此成为宋代文人不断追怀的帝都记忆。从《争标图》可看到，沿岸设有酒食店舍，它们为游春者提供了聚饮的场所，也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群群在金明池雅集的文人的身影。其中尤以馆阁文士最为活跃。司马光在世人的印象中向来是持重之人，但当他与同舍会饮金明池时，展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狂歌醉饮、豪纵欢快的形象：日华骀荡金明春，波光净绿生鱼鳞。烟深草青游人少，道路若无车马尘。
石渠诸君职事简，载酒撷花畏花晚。浮舟逐胜任所之，箕踞狂歌叩舷板。
眼花耳热气愈豪，掷杯击案声嗷嗷。惊沙飒飒绕洲渚，鱼龙迁去避我曹。
人生大料无百岁，贵贱贤愚同一致。在家肴蓛余几何，一日风光不宜弃。
花堪折时直须折，“撷花”之举的背后是对春光的珍惜，也是对“生年不满百”的人生的珍惜。箕踞狂歌、掷杯击案的放纵，看似无所顾忌，却又藏着淡淡的忧伤。这样感性的表达，来自于日华骀荡、波光明媚的金明池的招引，使得这类理性、端毅的司马光式宋代文人的形象也更为生动丰富。苏轼和门下弟子及馆阁同仁更是金明池的常客。元祐三年（1088）三月二十日，苏轼与钱勰同游金明池，并次韵其诗。苏轼又曾次韵宋肇诗曰：“汉皇慈俭不开边，尚教千艘下濑船。贪看艨艟飞斗舰，不知赑屃舞钧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区区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艨艟飞斗舰、赑屃舞钧天，描写的是金明池水嬉和祭祀的仪式。金明池作为今日与往昔、现实与故山的时空对照之点，之所以引发作者贪禄忘归的自笑和感怀，在于金明池的种种标志性功能，正体现出与“故山”截然不同的典型帝都特色。苏轼在看金明池的风景，而他自己也成为金明池的一道风景。黄庭坚《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诗曰：“金戎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在黄庭坚的次韵中，“船”和“天”仍然落在金明池的“水”特色和春日风光的描写上，营造出莺歌燕舞、花光楼影的晴明欢快的氛围；“年”字联写苏轼此前遭遇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的坎坷经历，最后则以“仙”字联表现如今“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之状。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於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宋时的成都，自正月至四月浣花，太守出游，士女纵观，称太守为“遨头”。又，苏轼后来远贬岭南，北还时船行，两岸观者如潮，苏轼笑曰：“莫看杀轼乎？”可见盛日游春并非都城仅见，苏轼的被围观，也并不只发生在京城，而是出自他天下倾慕的个人魅力，然而元祐年间的苏轼，正值领袖文坛的盛年时期，汴京文华荟萃，馆阁文物风流，苏轼及馆阁诸人的金明池雅集，使金明池进一步淡化了“武”的意味而强化了“文”的雅意。到了元祐七年（1092），尽管苏轼已离开汴京，但金明池雅集的传统仍在延续。这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当时参与这一盛会的有二十六人，秦观、张耒、王古、王仲至等赋诗唱和，尽情歌咏了春风沸浪、丝竹妙音的“太平”景象。“不胜杯酌”的醉饮，自非借酒浇愁，而如同群仙把酒，沉醉于日长永和之间。可是敏感的诗人在欢愉之时，已有了长乐不可求的淡淡忧伤。秦观《金明池》词曰：“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纵宝马嘶风，红尘拂面，也则寻芳归去。”此词作于何种情境之下已不可考，就连作者是否为秦观也不可确认，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归为无名氏之作。然而词所表达的，实为人所共通的普泛之情：春光越美，越痛惜它不日便将归去；青春虽美，可惜那么短暂；帝都虽好，终究不可久留。这里所表达的三种时空情境，既有在时间感上对“绿鬓朱颜”的无限留恋，更有因身处帝都、更强烈地感受到“绿鬓朱颜”的美好而产生的“倍觉伤心”之情。这是帝都非我乡的游子无所依归的漂泊之感。帝都如何美好？这便是词的上阕所描写的金明池春景：“琼苑金池，青门紫陌，似雪杨花满路。云日淡、天低昼永，过三点、两点细雨。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更水绕人家，桥当门巷，燕燕莺莺飞舞。”明写的青、紫、白，虚写的金，以及暗写的五色的花，营造了彩绘的金明池；细雨淡云、小桥流水、莺飞燕舞，仿佛是杏花春雨江南。对比《争标图》所绘金明池，秦观笔下的金明池似实非实，既是帝京春景，仿佛又糅合了词人对故乡江南的记忆；或许，正是这似故乡而又非故乡的一时迷惘，让他的心绪徘徊在帝京与故乡之间，兴起身归何处的悲慨。这是秦观个人的感怀，也是无数浪迹在帝京繁华中的异乡人的感怀。值得一提的是，“金明池”作为词牌首创于此，它以词调兼题目的形式，表现出金明池作为帝都符号的代表意义。对于秦观来说，当真正遭受贬谪的磨难，回忆起当时关于金明池的忧伤，只怕会觉得那也是“甜蜜的忧伤”。绍圣二年（1095），秦观即将被贬出京师，再游金明池，依然是“杨柳弄春柔”，“多情曾为系归舟”的池水，而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江城子》），当初的欢会热闹，早已风流云散，徒留一池春泪、一池愁恨。而当走在漫漫贬谪路上，再忆及早已远去的西池会，那种朱颜已逝、春去梦断的绝望之感，又远非未离京师时所能比：“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正如金明池的春天就像生机勃勃的人生之春，当词人哀伤春天的逝去、飞花的飘零时，哀伤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崇宁三年（1104），秦观已卒于贬地，黄庭坚次韵其《千秋岁》词以为哀悼：“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会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两首词都以今昔对照形成巨大落差，以当年金明池的欢聚反衬出如今远贬岭南的残酷现实。“鹓鹭同飞盖”形象地写出宾朋群集、热闹非凡之景，“醉卧藤阴盖”却是生命独自寂寞消逝；“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是歌舞尽欢，“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却是憔悴伤怀。“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是个人的悲慨，“兔园高会悄，虎观英游改”更写出了西池雅集群贤的共同命运。如前所述，金明池是水战之场，是仪典之所，自是带有国家和政治色彩；但当它成为众人游春的园林，其负载的内涵原本只在风物之美、游聚之乐，却因北宋党争的激烈、贬谪的频繁，在帝都与贬所的对立中，金明池作为帝都的符号，成为贬谪文人无限怀念的对象，从而在其游春的内涵上亦附着了政治的意味。至于经历靖康之难的士人在国土残破的悲戚中，追怀当年的盛世时光，以触目惊心的对照表达家国之感，这成为南渡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而金明赏春正是突出的盛世符号。如曾纡《洞仙歌·感旧》：“相如当日，曾奏凌云赋。落笔纵横妙风雨。记扬鞭辇路，同醉金明，穷胜赏，不管重城已暮。 旧游如梦觉，零落朋侪，遗墨淋漓尚如故。况神洲北望，今已丘墟，伤白璧、久埋黄土。但空似、灵光岿然存，怅朗月清风，更无玄度。”作者所感之旧，是意气风发的盛年时光，那时候曾经壮志凌云、运笔如飞，曾经扬鞭辇路、同醉金明，那是个人的盛年，也是国家的盛年，即使暮色已深，也不会有灯火黄昏、斜阳断肠的伤感，而是胜赏无穷、流连忘返。只是回忆越美好，现实便越残酷，北望神州，“此身虽在堪惊”，徒留一片怅惘。围绕金明池，文人正是由此成为盛景的记录者、雅集的参与者，以及故都的追忆者。在金明池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除了上层的帝王贵族、中层的文人士夫，还有大量的底层平民。他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金明池、琼林苑的服务者，一类则是游春的市民。在《争标图》中，可看到排列整齐的侍者仆从，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和故事，但在史料和文学中很难见其身影，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他们的窗口。诗歌写一个琼林苑花吏的故事。一手出神入化的“神仙接花术”，使他得以培育出奇花异草。“太平天子春游好，金明柳色笼黄道。道南楼殿五云高，钧天捧上蓬莱岛。四边桃李不胜春，何况花王对玉宸。国色精明动韶景，天香旖旎飘芳尘。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献寿罗星辰。兑悦临轩逾数刻，花吏此时方得色。白银红锦满牙床，拜赐仗前生羽翼。”在金明池美好的春光中，天子驾临。千官献寿，国色天香的花朵争奇斗艳，皇帝不禁龙心大悦，接花吏因此得到接见，一时可谓风光大盛。可惜春风得意的日子没过多久，接花吏就因得罪了人而被远贬南方，从此只能凄凉度日。范仲淹听完他的故事，联想起自己的贬谪经历，油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至此，这很像一个宋代接花吏版的“琵琶行”故事。不过范仲淹却并未如白居易般悲苦愁怨，而是笔锋一转，称自己不会像接花吏那样向隅而泣，人生荣辱只是过眼烟云，这贬谪之所，在他人看来卑湿难捱，在“我”却如同“神仙境”，可以悠游乐教，不需栖遑吊影。范仲淹进而借此发表了对“上林繁华”的意见。宋人常以昆明池、太液池、曲江、上林苑等比拟金明琼林，自豪于本朝不输汉唐繁华，范仲淹却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吾皇又诏还淳朴，组绣文章皆弃遗。上林将议赐民畋，似昔繁华徒尔为。”在他看来，文章的组绣、园林的繁华，都是无用于世的徒为之举，应当废弃而回归淳朴。范仲淹提供了以民生为本的用世型士大夫关于金明池的一种看法。不过，对于东京城的市民来说，仍然受益于皇帝“与民同乐”的政策，使他们得以春游于金明池，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上演很多或浪漫、或灵异故事的场所。文人笔记和话本小说中记载此类甚多。刘勇强先生注意到西湖作为小说发生地的典型性，提炼出“西湖小说”的概念，金明池则可说是伴随着北宋笔记、话本小说的逐渐兴起，作为西湖小说的早期版本而产生的“金明池小说”的叙事场景。著名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的故事发生地樊楼，就是金明池边的一座酒楼；《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更是在题目上便点出叙事空间为金明池；洪迈《夷坚志》里“吴小员外”故事：“……春时至金明池上，行小径，得酒肆，花竹扶疏，器用罗陈，极萧洒可爱。寂无人声。当垆女年甚艾，三人驻留买酒。……”同样是将金明池作为故事发生地。尤具特色的是《西池春游记》：一日，友人约游西池。于时小雨初霁，清无纤尘，水面翠光，花梢红粉，望外楼台，疑中箫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间。诚叔与友肩摩迤逦步长桥，远有一妇人，从小青衣独游池西，举蒙首望焉，其容甚冶，诚叔亦不致念。翌日，又同友人游焉，步至桥中，前妇人复于故处。诚叔默念：池西游人多不往，彼妇人独步而望，固可疑。将往从之，逼友人弗克如意。日西倾，将出池门，小青衣呼诚叔云：“主妇遗子书。”诚叔急怀之以归。视之，乃诗一首也。
《西池春游记》是《青琐高议》中一篇关于人狐爱恨情仇的故事，其中侯生和女狐独孤姬的相遇相恋，全在春日的金明池（西池）发生和展开。先是侯生与友人同游金明池，春景明媚，春意和煦，令“思生其间”。这是由总写金明池的景致而使男主人公产生情之萌动。接下来聚焦到虹桥，侯生与友人走上虹桥，这里是总览金明池的最佳位置，可以看到池东人头攒动，池西则游人稀少，这一点在《争标图》中有清楚展现，也正是北宋金明池的游春实况。侯生在虹桥上举目一望，看到了池西独游的女子。第二天，仍然如此。在故事处于似乎无法推进的胶着状态下，三首与金明池有关的诗，推动着情节一步步往前发展：人间春色多三月，池上风光直万金。幸有桃源归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寻？
几回独步碧波西，自是寻君去路迷。妾已有情君有意，相携同步入桃溪。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不得殷勤频问妾，吾家祇住杏园东。
诗歌多以前两句描写金明池风光，亦是以春色起兴，引出其后的男女恋慕之情。先是女子以桃源之路作比，以诗定下“相见于旧地”之约，即金明池西；异日同游池西之后，女子大胆表白情意，再次以诗相约“同步入桃溪”；而当侯生爱恋女子愈炽之时，故事生出波折，随着诗中春光描写由西池而至池外野色，叙事空间亦随之发生转移，从金明池转向杏园（即琼林苑）之东的女子家。其后故事跌宕起伏，真情、欲望、背叛、抛弃、惩治，虽是人狐故事，却写尽人间男女爱情婚姻的种种波折。在这样一个情感复杂的故事中，金明池所承担的功能是美丽的邂逅和甜蜜的爱恋，爱情的纯净美好和金明池明媚灿烂的春光相互辉映，以诗传情则不但推动故事发展，亦使作为爱情发生地的金明池成为诗意的空间。综上，《金明池争标图》主要呈现了三部分的空间内容：水面表演空间、皇家礼仪空间和士庶游赏空间。这三重空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既有界限明确的区隔（皇家与平民的活动空间始终以围墙、水体等隔开），又有观看/被观看的关联。其中水面表演空间是作为主题的直接呈现而正面展示的内容；皇家礼仪空间的主体人物既是水面表演的观看者，也是士庶平民眼中神秘的被观看者，画家以落笔于建筑和仪仗的虚写的方式来表现；士庶游赏空间则以群像的形式被观看以及互相观看，既表现出“与民同乐”的政治含义，画家亦以衣着服饰上的身份区分，通过金明池这一典型空间和叙事场景的营造，模糊地呈现出文人雅集和市民爱情的发生可能性。这使《争标图》既有集中的主题，又包孕着丰富的信息，比《清明上河图》更具代表性地体现出帝都空间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的变迁，北宋文人关于金明池的书写则印证和进一步丰富了图画的视觉语言和呈现。宋人常将金明池比拟为汉代上林苑和唐代曲江，这自是因为它们都是皇家苑囿，且都经历过汉武、开元、元祐这样的盛世时期，而常为后人所追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政治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作为力压诸侯之地的大一统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在司马相如的笔下，被赋予广袤无边的四方之域，充满皇权天授的神秘气息，也是平民勿近的皇家禁地；曲江池虽仍为皇室贵族的游赏之地，却已有了一些民间气息，布衣白身的杜甫便曾隔着曲江“偷窥”过游春的丽人。到了金明池，则从形制到内涵都发生巨变。与上林苑、曲江池在天然山水基础上加工形成不同，金明池完全是人造，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人力对于人类生活越来越多的介入。张择端选择“争标”为主题，便与“清明上河图”着眼于民间百态的散点透视不同，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空节点，将各阶层的人都聚集到金明池，由此体现出帝都的丰富内涵：既有从水战到水嬉、上巳祓禊、祝祷祈雨等体现的国策转向和国家仪典，也有习射宴饮、赏花钓鱼、赋诗唱和等体现的或公开或隐秘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符码；有文人雅集的风流豪纵，也有士子登第的春风得意；这里是红男绿女爱情的乐土，也是国破家亡者追忆的故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情感交集，在这里碰撞、融汇，而又通过几乎所有文学形式——诗、词、文、赋、小说——表达出来。从这一点看，张择端选择“金明池争标”作为主题，来对帝都进行视觉呈现，无疑具有十分敏锐的眼光。词人柳永一生行走在汴京、杭州、扬州等大城市并热烈地颂扬它们的繁华美丽，而他具有代表性的“露花倒影柳屯田”之号，正是来自于一首描写金明池的词《破阵乐》：“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在金明池明媚的春光中，微风吹拂，水波和暖，带露的花朵倒映水中，鹅黄的嫩柳随风摇曳，含烟的青草紧挨那一池碧水。虹桥水殿，如同蓬莱仙境。丝竹声声中，皇帝驾临，临水宴饮，观龙舟争标，睹百戏欢娱。这全民同乐的热闹景象，直到暮霭沉沉，才笙歌散尽、游人归家。这首词里表现的金明春景、龙舟争标、游人如织，正是对《金明池争标图》全面生动的文字呈现，提供了文图对读的最佳范本。作者：马东瑶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