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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的会昌战役中,陈赓同志身受重伤险死还生,靠着运气和机智,竟不可思议地活了下来。
陈赓同志被送往香港治疗,伤愈后重新归队干革命,遇到了中央代表张国焘。
彼时的张老四也是热血青年,听陈赓说起会昌战役的惨烈,一时间也伤感不已,难过地掉下泪来。
陈赓更是非常难受,他说除了战斗激烈、同志牺牲外,更令他伤心的,是黄埔青年军的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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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会昌城打白刃战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一起在黄埔见过的同学。
交战双方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许多是昔日好友:在黄埔时,大家同吃同住同操练;在北伐时,往往同营同连同生死。
然而因时局的变化,曾经的生死战友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残酷的白刃战中,双方往往叫着彼此的小名或外号对骂,场面叫人泪下。
那边喊着对方的小字,哭骂道:你为什么要造政府的反?
这边喊着对方的昵称,哭骂道:你为什么做反革命走狗?
双方一面疯狂厮杀,一面流泪不止,陈赓作为前线指挥官和黄埔大师哥,更是心如刀割。
但战场不容情,他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往前冲锋。
猫按:最有朝气,最肯牺牲,最重感情的那一批青年,就这样被时代的巨轮裹挟,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越重感情越先被战场淘汰,幸存者再也没法相信感情。
从此战斗更加残酷激烈,彼此绝不留情,直到风平浪静的晚年,消失的记忆重新被内疚包围。
这也是为何无论老蒋如何拉拢,陈赓也坚决不回国民党的重要原因。
如果老蒋不搞反革命政变,那些彼此交好的黄埔同学,本该一个阵营战斗,用得着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互相残杀吗?
陈赓内心:你不是我的校长,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同学(无论国共哪一方)!
★★
1932年3月,日寇全面侵华的风险已越来越高,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彼时还未叛国的汪精卫主持会议。
与会代表纷纷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积极抗日”,还有人主张开放政府名额,让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也加入。
汪精卫异常不满,对代表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说开放就开放!”
代表之一的王造时反驳: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
“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
“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来比喻我们。”
“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汪精卫愤然道:王先生这样的话,分明是帝国主义的口吻,现在赤白帝国主义都在压迫我国,你讲这样的话,是替帝国主义张目!
猫按:不评价,不评价,只能说历史就这鬼样子,话术都懒得改。
★★★
1983年,诗人孙大雨与篆刻家陈巨来偶然相逢于朋友婚宴。
孙大雨个子高大,但不喜欢和人说话,只是默默坐在一边。
陈巨来名字中虽有个“巨”,但本人又矮又瘦,初见面往往被人调侃,“见面不如闻名,你可真是名不副实”。
陈巨来为人热情,一见孙大雨就打招呼:大雨兄,许久未见,你还好吗?我被折腾惨了,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啊,现在只有70多斤了!
孙大雨不明所以,只是默默颔首,没有回答。
陈巨来又问:对了,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哪里?
孙大雨摇了摇头,说不清楚,陈也冥思苦想,突然他大叫一声: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
此话一出,满座皆惊:徐志摩死于1931年,距此整整52年,哪怕是去世那一年请的客,也过去了半个世纪!
猫按: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除了感叹陈巨来记性好,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是连载版《倚天屠龙记》的结尾。
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
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与沧桑感,在读到的那个瞬间,让我升起一种战栗感。
苏轼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人生在世,就像蜉蝣在广阔的天地间挣扎,生命只是短暂片刻,怎会不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
同无始无终的宇宙相比,短短几十年的人生,真是渺小到不值一提。
当我们凝视一棵千年古树时,都难免感叹它的长寿,感叹人就是个匆匆过客。
本篇之所以用瞬间来形容那些故事,正是这种反差带来的。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沧桑感,但能体验这种沧桑,能享受这种窒息,也是生命的精彩,也是历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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