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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媒体报道，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自2025年1月1日起，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其中春节、劳动节各增加1天。
消息出来后全网一片叫好，据携程网相关数据，消息发布不到两小时，平台在春节期间的机票搜索量就增长了1.8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打工人痛恨不已的“调休”，又一次被骂上热搜。
很多人非常气愤：放假就放假，为什么要搞调休折磨人？到底谁发明了这垃圾玩意！
其实调休并非“中国特色”，最开始发明的时候，也的确是出于好意，只不过后来被执行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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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休制度的雏形，起源于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
当时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0到14小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为提高生产效率，工厂主想在不降低生产总量的情况下，让工人得到“休息”，调休制度应运而生。
到了1909年，英国的财政大臣贝洛克·斯恩·马歇尔，正式提出“调休”概念，并在1911年推广实施。
到了20世纪60年代，瑞典的一家工业公司注意到，员工的生活质量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所以进一步改进“调休”制度：允许员工在工作日内，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能完成预定工作量即可。
这种制度受到员工们的欢迎，他们可以更舒适地完成工作和平衡生活，因此影响力进一步扩张。
而我国的调休制度，则起源于1999年的“黄金周”，后来逐步调整完善，并沿袭至今。
1998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湖北省是其中的一个重灾区。
抗洪救灾结束后，朱总理到湖北灾区视察并慰问灾民。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国宝，陪同参加。
在视察慰问结束后，已是农历除夕，考察组在湖北省一起过春节。
在此期间，张国宝向总理提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提高社会工资水平、延长公众假期？
张国宝（右二）向朱总理（右一）汇报有关建议。
左二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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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认为长假有两大好处：一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二来也可以扩大消费，消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他在自己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披露了具体的出台过程。
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仅调查了发达国家，还调查了一些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
对比几十个国家的假期，发现我国休假数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是比较落后的。
和中国同一假期水平的，只有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
在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名声很不好：朝鲜被世界孤立，越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都被当作负面典型。
对比不同国家假期后，张提出了具体的节假日修改计划：
五一劳动节的假期，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
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
其余假期不变，这样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
虽然只加了三天，却可以将节日前后的两个周末，进行合并使用。
这样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但争议巨大的“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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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一起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
除经贸委保留态度外，其余12个部委，都非常赞成增加假期。
教育部认为：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
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这不但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也多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公安部认为：根据统计，节假日的犯罪率低于平时工作日。
但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比如让清明、中秋也放假，而且清明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增加假期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交通部、铁道部也支持，但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
但经贸委的相关同志则提出了一些顾虑和异议。
第一，许多工厂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
如果延长假期，这些企业为了保证生产，必须在假期给员工双倍工资。
这岂不是增加了劳动成本？影响了经济发展？
第二，假期多了，难免有干部利用节假日游玩，引起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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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虽需注意，但和能不能实行长假没有关系。
最后相关领导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做单独讨论。
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要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
从这也能看出，国内外调休的出台，目的本来就不一致。
国外调休是为了弹性上班，只要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即可。
国内调休除了刺激消费外，还要考虑被假日“抵消”的生产力，最终出现了“挪假补班调休”局面。
在与会者最终通过增加假期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
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因此要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
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尽管时间非常紧张，但朱总理依旧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实施这一计划。
增加假日并非小事，涉及到各个方面，这么大的事，虽由国务院发文，但必须提交党中央，由中央做最终决定。
于是朱总理紧急联系了中办，提出在9月份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就这样紧赶慢赶，终于在当年的9月23日，中央通过了增加假日的报告。
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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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在新中国的50华诞上，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
亿万中国人与祖国一起欢度国庆，迎接千禧年的到来。
十一黄金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后来的结果看，它完全实现了设立时的初衷。
1999年设立当年，全国出游人数猛增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
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它直接开启了节假日旅游热潮。
黄金周制度从此被视作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黄金周这一创举，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但与巨大成绩伴随而生的，是这一制度的巨大争议。
集中休假的措施，具有天然缺陷，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集中休假所造成的问题，也容易被加倍放大。
有观点认为，黄金周并没有创造新的需求，只是释放了原本存在的需求，而且是过于集中的释放，人为制造淡旺季。
最后旺季过旺，淡季过淡，加剧了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烈度。
尤其是假期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以及安全等各方面，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这些年来，呼吁取消黄金周的声音就始终存在。
这也说明，节假日的设立需要通盘考虑全局，是一个动态调整、持续优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