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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罢市”这个词，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舶来品，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人才敢这么玩。
古代商人政治地位低下，排在四民之末，经济上又有些瓶瓶罐罐，按说是最不敢出头的一群人。
《大明王朝》中的严阁老就说过：历来敢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
但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罢市”一词出自《管子·轻重篇》：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
《管子》是记录管仲言行的汇编，出现于春秋时期，此处“罢市”就是字面意思的停止经营。
后世的“罢市”，除停止经营的本意之外，还包括为实现某种要求，而集体停止营业的行为，附带了一层政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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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历史记载，商民出于抗争之目的而发起的罢市，至迟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旧唐书》有这样一段记载：
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
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
这段历史背景是唐德宗年间，朝廷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几个大佬打算问商人“借钱”。
他们对此信心满满：商人有的是钱，每人给他们留一万贯，其他财产全部没收，只需没收一二十个，国库就充足了！
现在每月开支一百万贯，起码要拿到五百万贯，商人要为朝廷想，你不出钱谁出钱？
没有钱用啊，权贵又不敢惹，就是抢商人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
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
京师嚣然，如被盗贼。
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长安尉等官，带人去找长安的商人“借钱”。
官员公然“搜人财货”，拿不出钱就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
史书将这次“借钱”比作“抢劫”，给了八字评语：京师嚣然，如被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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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禛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
可一番搜刮下来，官府总共“借”到八十八万贯，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后来百般拷打，也就两百万。
史笔如铁，一字千钧，在金额前连用两个“才”，嘲讽与批判可谓力透纸背。
难道长安商人的富裕程度被高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某些商人不体谅朝廷的难处，偷偷藏匿财产。
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 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
官府又要求凡典当交易、粟麦粜卖，必须缴纳税率为25%的附加税。
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
德宗知下民流怨， 诏皆罢之，然宿师在野，日须供馈。
面对官府百般盘剥，退无可退的长安商家，终于做出了集体性抗争——全城罢市。
除了罢市之外，他们还“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将宰相卢杞请到路上控诉，卢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疾驱而归”。
事情最后惊动了皇帝，德宗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下诏，停止官府的“借钱”和加税。
唐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有罢市，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罢市比起唐朝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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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初，铁钱法弊，商贾顿亏折，所至皆皇惑罢市。
这段是南宋绍熙年间的一段史料，比起唐朝商人面对拷打盘剥，忍无可忍后方才罢市，宋代商人显然更敢于斗争。
宋朝官府还没动手抢呢， 只是通过法令让他们做生意吃亏，商人就直接罢给宋官家看。
到了明清以后，虽然皇权进一步集中，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步发展，封建高压与经济流动天然对立，罢市比起之前只多不少。
明清时期，往往将罢市称之为“民变”，而且两者态度有所区别：明朝对民变主“抚”，满清对民变主“剿”。
满清之所以比明朝更狠，除了异族政权对合法性天然不安外，也和满清对基层官绅控制更牢有关，它不需要对商民太多“让利”。
需要指出的是，商民罢市的心态，并非否定官府或推翻政权，并不触及政权的合法性。
他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叛乱”，只是一种“抗议”手段，只要官府稍作让步，他们就能心满意足。
真正被历史称为“义举”的，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商人罢市。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北洋当局出卖国家权益、抓捕爱国学生的罪行，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揭露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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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上海商人立即以各种方式，对爱国运动表示同情与支持。
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一带，商店不计成本，主动“休业”一天。
当学生抗议卖国条约，被北洋警察抓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商人们纷纷集会，最终决定用割肉放血的罢市，作为对北洋当局的抗争。
6月5日，震惊全国的上海人民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上海全面开展。
实事求是地说，北洋当局不怕学生罢课，怕的是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
上海最先拿起了罢市的武器，它是“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在上海表明立场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罢市风潮迅速波及到其他城市，风起云涌的罢市风潮，引起了北洋当局的严重不安！
在得知罢市消息后，北洋被迫紧急决定，释放被捕学生，并立刻停止一切拘捕，撤回包围大学的警察。
上海军阀卢永祥对北洋当局抱怨：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当天津也出现罢市迹象时，北洋不得不认真考虑，关于惩办卖国贼的问题，即罢免曹陆章职务。
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开会时，商界代表公开发言：
放了学生还不够，想要我们开市，一不能签卖国条约，二要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移交法庭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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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种种压力，北洋当局不得不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同时拒签巴黎和约。
在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作出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决定，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在过去的观点里，商人“不惜血本”进行罢市，是碍于学生和工人的要求，是在员工的督促和压力下被迫实行。
但现在的观点里，我们应该承认，商人对北洋卖国求荣的不满，对摧残爱国学生的愤慨，以及商人的爱国良心。
当时党还没有诞生，商人们没有坚强的组织统一领导。
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罢市到底的坚强信念，很难坚持这么久。
其次，上海罢市以后，北洋当局曾利用各种手段，用武力胁迫商人开市。
军阀卢永祥多次下令强迫开市，同时出动军警相威胁，叫嚣“不服者以军法从事”。
但即便面临种种威胁，商人们仍坚持罢市，这不能不说冒着天大的风险！
五四运动成功了，工人和学生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党也被时代召唤出来。
但同样做了贡献的商人，也不该被历史遗忘。
最后，用一段史料结束本文。
五四运动期间，无数家理发店在门前贴出布告：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诸君不必光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