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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历史背景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最强盛最稳定的朝代，经济高度发达，政治军事实力强大，四海称臣，八方来朝，日本、朝鲜、龟兹等国皆派使臣来唐学习。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连接了亚欧两大洲的交通命脉，更加有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交往。由于统治者的喜爱，唐代宫廷乐舞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太常寺、教坊、梨园都是隋唐时期重要的音乐机构，这些音乐机构为管理乐工而成立，主要进行乐舞的教习、训练与考核。
唐代宫廷乐舞，分为“燕乐”和“雅乐”。燕乐，又称“宴乐”，即宴飨之乐，是宫中宴饮时所表演的乐舞，其艺术性和专业性较强，主要对象是皇帝、皇室成员、皇帝宠臣和重要的外来使节等。而雅乐则一般多适用于大型场合，如祭祀和朝会。七部乐-九部乐-十步乐、坐部伎与立部伎、歌舞大曲与法曲都是唐代宫廷乐舞的具体内容，健舞和软舞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小型乐舞，这些具体内容在后面的章节中有具体的阐述和研究。
II.“唐承隋制”时的宫廷乐舞——兴起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在大兴（今西安）建国，定国号为“隋”。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百年间的战乱分割的政权，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面貌，这为唐代宫廷乐舞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军事基础。隋文帝创建了“开皇之治”，经济更加繁荣，出现了社会安定，民生富庶的繁荣景象。隋朝开创了“教坊”作为音乐机构的先河，并创立了“七部乐”和“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提倡多民族文化的音乐共通共融，和谐发展。并且政府对于民间百戏散乐也更加重视。隋朝对于音乐机构的确立与完善，为唐代音乐机构与宫廷乐舞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隋朝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短短37年的时间，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18年称帝，建立唐朝。随着政治经济的高度发达，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百余年间中，唐代宫廷乐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唐高祖李渊登基后，享宴沿用隋朝“九部乐”（孙继南 & 周柱栓，2017：57）。至唐太宗十一年（637年），废除“礼毕”，贞观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了唐代的“九部乐”。贞观十六年，新增“高昌乐”，形成唐代“十部乐”。十部乐即为讌乐、西凉乐、清商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和高昌乐共十个乐部。其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音乐积淀，又由“七部乐”到“九部乐”吸收容纳并且整合，最后形成“十部乐”。十部乐是一种声势浩大，气场充足的演出形式，分别按以上十首乐舞进行演出，兼收并蓄了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如西凉乐、高丽乐和天竺乐，西凉即为现在甘肃省武威市，旧城凉州，高丽和天竺即为现在的朝鲜半岛与印度。
III.“开元盛世”时的宫廷乐舞——繁荣
唐朝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武则天去世后八年内，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不少皇室贵族与功勋大臣死于宫斗和党争。景云三年（今712年），唐睿宗李旦让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后唐玄宗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任用贤臣，起用宋瑾、张嘉贞等人为丞相，对唐玄宗治理国家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3.1宫廷音乐机构日渐完善
形成了以太常寺、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组成的唐代宫廷乐舞机构为管理体系（崔海荣，2015：150），其中太常寺、大乐署和鼓吹署都是由中央掌管的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是内宫掌管的音乐机构。唐代音乐机构的专业性和分工明确，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古代音乐机构的顶峰。音乐机构主要进行乐舞的教习、训练与考核，为宫廷燕乐和雅乐的演出提供专业的表演人员。
3.1.1太常寺
太常寺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单位（崔海荣，2015：150），是隶属于中央管辖的音乐机构。唐代太常寺，规模较前朝更为庞大。史书中曾记载，在唐朝强盛的时候，乐工和杂户子弟隶属于太常寺和鼓吹署，兼管雅乐和俗乐的行政机关。会有数万人从事音乐机构的工作，唐朝鼎盛时人口约为5000万人，太常寺乐工达到上万人，这在封建社会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也直观的显示了当时国力的强盛以及国家对音乐的重视。
在唐朝，太常寺是管理礼乐的机构，由礼部直接管辖，下设大乐署和鼓吹署等专业音乐机构。太常寺下辖大乐署和鼓吹署两个专业音乐机构，接下来进行分别阐述：
3.1.2大乐署与鼓吹署
大乐署是太常寺的主体机构，是从事音乐教育的场所。大乐署职能主要针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考核，管理非常之严苛，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都有老师进行教授，每年进行考核，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报礼部。学习时间一般在10-15年，期间还需要参加多次考试，并按成绩高低进行排序，在考核中，完成50首以上的难曲才算完成学业。考核结束后，学员可以在大乐署任教，对于表现优秀者，还会给与奖励。
鼓吹署主管鼓吹乐，是卤薄和军乐的官署，一方面在宫廷仪仗音乐中使用，另一方面用于宴会，为皇帝享乐。这些都是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系统，以鼓吹令和鼓吹丞为长官和副长官，他们主要负责对各种仪仗队进行引导和指挥。人员多从京外乐户中挑选技艺较好者，进行轮流值班和训练工作。
大乐署主内，鼓吹署主外，相比较而言，大乐署乐工的音乐技艺更为高超，而鼓吹署的专业性则次之。太常寺乐工欲进入宫廷演奏，需要通过大乐署的考核和鼓吹署的练习。一般来说，乐工除了要学习音乐以外，还要学习舞蹈和器乐，所以一般乐工们在梨园学习器乐，在教坊学习舞蹈。
3.1.3教坊与梨园
教坊和梨园是为宫廷燕乐的需要而建立的音乐机构。
唐代教坊是从政府中独立出来的音乐机构，是在宫中学习管理音乐的地方，并且由皇帝委派领导人物，这个人物被称之为“内监”。唐代教坊中多为有着较高音乐技艺乐舞人才，唐玄宗时期，教坊已增至五处。唐代扩大教坊，为宫廷音乐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容易地享受乐舞之乐，从客观角度来看，也促进了唐代宫廷乐舞的发展。在教坊中，以宜春院为例，乐工种类分为前头人、宫人、搊弹家和杂妇人（掩面表演），在教坊的内部也进行了分工，其中左教坊善歌，右教坊善舞，教坊内的乐工多以女艺人为主，以教习歌舞音乐为主。
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挑选的擅长器乐演奏和乐舞的乐工，其中以男艺人为主，主要教习法曲和器乐，其中以丝竹之戏为主。梨园因设于紫苑附近的梨园而得名，梨园内的乐工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唐玄宗作为直属领导，经常亲自指导排练。
3.2乐器和乐舞种类多样化
在开元年间的宫廷乐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通，唐朝与各国家各民族的交流越来越紧密，所以各种乐舞形式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原，乐器种类也随之丰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这一时期乐舞和乐器种类的多样化。
3.2.1乐舞种类
随着宫廷音乐机构的日渐完善，唐代的乐舞种类也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在这一章节中，我们主要探讨坐部伎与立部伎、健舞与软舞以及法曲与歌舞大曲三个部分的内容。
坐立部伎是晚于多部伎形成的宫廷燕乐,以演出形式进行区分。坐部伎相对于立部伎来说，典雅抒情且安静,表达细腻,抒发个人情感,人数也较少，一般以3-12人为宜,而立部伎则气势恢弘，人数也较多，气势磅礴。立部伎多用羯鼓伴奏，人数则多达64-180人，数十倍多于坐部伎人数,也足以表现宏大的气势。
健舞与软舞是唐代宫廷乐舞中两种风格不同的小型乐舞，健舞多为男性表演，刚劲有力，矫健大气，音乐多是比较急促和繁多的管弦乐器演奏，代表作品有《剑器》《大渭州》等。软舞多为女性表演，风格比较柔美轻盈而又婉转，音乐较为抒情，代表作品有《绿腰》《乌夜啼》等。
法曲以佛教法会而得名,多用于佛教和法会等宗教仪式，在唐代，法曲多用来迎接外国使臣，通过演奏法曲让外国使臣看到大唐的强盛。并且在各民族之间法曲也广为流传，它承载着不同文化与地域的交流，文成公主将法曲带入了吐蕃，也增进了唐朝与吐蕃的感情。
歌舞大曲是一种综合性乐舞，融舞蹈、歌唱与器乐于一身，具有多段结构的大型歌舞形式，在唐代宫廷乐舞中具有重要位置，其内容可分为散序（是无拍无歌的器乐演出形式，较自由）、中序（入拍唱歌，节奏多为抒情的慢板，有器乐演奏）和破（以舞蹈形式为主，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三个具体内容。《霓裳羽衣曲》是唐朝最著名的歌舞大曲，是唐玄宗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3.2.2乐器种类
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流密切，隋唐时期乐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的记载中看到了箫、磬、笛、筝、筚篥、笙、箜篌等乐器，其中筚篥是西域乐器。在《破阵乐》中，使用了玉磬、长笛、短笛、大小琵琶、卧箜篌和搊筝等乐器。这些本土乐器和西域乐器、外国乐器的融合，促进了唐代器乐的多元性和创造性。
3.3优秀乐工的涌现
在唐代乐舞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乐工和音乐艺人，其技艺高超，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唐代宫廷乐舞的专业性。唐代乐工石大娘于大历8年（773年）传谱了《五弦琵琶谱》，其作品“秦王破阵乐”和公元620年的歌词相配，作成组合稿（王忠，2001：45）。这是一首以汉族人的音调，加入了西域龟兹之声的著名作品，是一首成功的作品。念奴是唐天宝年间著名的歌手艺人，他曾为唐玄宗唱歌，唐玄宗为他伴奏，《念奴娇》就是对歌手奴娇的赞扬。
IV.“安史之乱”后的宫廷乐舞——衰落
唐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唐玄宗逃至四川地区，皇太子李亨北上讨贼，虽平定叛乱，但唐朝元气大伤，由于战争的影响，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经济低迷不振，赋税情况也不容乐观，安史之乱亦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自唐代以来，乐人的身份被制度化，乐工都有自己的乐籍，且世袭罔替，子孙后代不管是否热爱音乐，作为乐户也必须从事音乐活动。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乐户的地位较低，阶级不如平民，属于“贱民”之“贱籍”。甚至很多官家的歌妓，沦为声色娱乐的工具。唐代音乐机构的传授方式较为单一，以技艺的教授为主。唐代乐工虽然技术精湛，但文学修养较差，由于传习方式的原因，他们无法参与到歌词和文学的创作中来，且先进的音乐思想和美学思想，无一出自乐工只手，这种现象容易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并未形成自上而下的音乐教育体系。宫廷音乐机构还是集中于中央，为统治者服务，一旦发生社会动荡和战争，容易造成音乐 文化的流失（高岐奎，2014：175-176）。
由于连年战乱不断，皇帝逃至蜀地，皇宫中的宫女、乐工等宫廷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惨痛的命运他们或流离失所，沦为民间艺人；或被安禄山叛军所俘获；或跟随皇帝逃至蜀地。皇帝回到朝廷后，虽再创造了乐曲，但已是物是人非，歌舞升平已不再，一片满目疮痍之景，其曲风充满了悲怆与怀旧之情。
V. 唐代宫廷乐舞兴衰的影响因素
5.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唐代宫廷乐舞兴盛的基础
自隋至唐玄宗在位，国力日趋强盛，军事上再无动乱，生活更加稳定富足，政治经济取得空前发展，文化交流日趋繁荣，在此基础上，以音乐舞蹈为演出形式的乐舞越来越受到了宫廷的重视，越来越成为宫廷礼乐、祭祀、庆典与宴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乐舞的繁荣也是这一时期的必然趋势。
由于唐初唐太宗-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就有雄厚的资本来投资喜爱的宫廷乐舞，使得宫廷乐舞及音乐机构细化分工，各司其职，更加专业化和具体化，乐舞的完善和音乐机构的使用，都需要较多经费进行投资方可进行。乐器的品种多样性、丰富性还可以提高乐工的专业能力和演奏技巧，更加促进了宫廷乐舞的发展。宫廷乐舞作为文化艺术范畴的产物，在政治经济高度发达的时间获得空前繁荣，这也是统治阶级需要建立的一种形式，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高度富足，宫廷乐舞逐渐娱乐化，其内涵所表现的礼乐文化为统治者所推崇，音乐服务于政治的礼乐文化在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其内涵的教化人心作用为统治者所受用，可以达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自安史之乱以来，民生凋敝，经济低迷，百废待兴。人文社会和经济政治环境受到了冲击，文化范畴的产物也会随之改变。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中，统治阶级以恢复经济和恢复政治为第一要务，早已无暇关注宫廷乐舞活动，且其财政耗费巨大也成了一大负担，加之当时人们遭遇了残酷的战争，再无心情欣赏乐舞，虽后来唐玄宗试图重建音乐机构，但战争带来的冲击太大，已经造成了人心涣散，政府也没什么精力去复兴乐舞，由于经济不景气无法开支，唐玄宗只能衰减人员结构，但也已效果甚微。
5.2统治者的热爱与支持
唐玄宗自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擅长演奏琵琶和羯鼓，作曲手法精湛,对乐舞的舞蹈也有很深的造诣。其所作《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都是音乐史中研究唐代音乐的瑰宝，他还确立了92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多首羯鼓独奏曲。“玄宗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上觉，命玉笛习之，书得其曲”（郑处诲 & 丁如明，2000）。唐玄宗与杨玉环都有一定的音乐造诣,杨玉环创作了作品《凉州词》，具有较高的音乐舞蹈造诣。
白居易（2006）的《长恨歌》曾这样讲到：“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唐玄宗设立教坊和梨园作为内宫掌管的音乐机构，学习乐舞与法曲，是唐玄宗私人乐团性质的音乐机构，这些音乐机构仅服务于皇帝个人。唐玄宗在排练教习中十分严格，他有着良好的音乐天赋，乐感很好，耳朵所能听到的音乐非常敏感，史书有所记载：“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刘昫，2010）。可以看出唐玄宗的严厉与音乐造诣之高深。
5.3乐工舞者的创作与努力
唐代音乐机构中培养了大量的乐工，他们所传习的音乐内容各有不同。以太常寺为例，各乐工的身份都各不相同。太常寺中的文武二舞郎由平民子弟担任，在太常寺中，也有一些前朝的乐工，他们都是被赦免的。第三种为太常音声人，他们是音乐从业人员的总称，也属于乐工中的杂户。番户和作为官奴婢的乐工，也属于太常寺中乐工的种类（左汉林，2007：20-25）。
前文我们已经讲到，唐朝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乐工和舞者，优秀的专业技能和娴熟的技巧使得宫廷乐舞可以越走越好，他们不仅创作了很多广为流传的优秀乐舞作品，也丰富了唐朝乐舞的形式与艺术高度，对唐代共同乐舞的创作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并对唐诗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盛唐时期文化高度繁荣，唐诗兴盛，乐工的演出与创作推动了唐诗的创作与传播。首先，推动了律诗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唐诗讲究平仄押韵，诗人在创作时很注重这方面的技巧，这是为了演唱唐诗的需要。在唐代，传唱诗歌非常兴盛，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乐工的身影。乐工通常通过已有的诗歌歌词，以文配乐，甚至诗人会按照音乐创作的需要写作相应的律诗。在盛唐时期，律诗已然成为唐诗的主要组成部分（刘天骄，2022：70-71）。
自安史之乱爆发，乐工舞者或沦落民间讨要生活，或被安禄山部所俘获，极少数乐工随唐玄宗逃至蜀地，唐玄宗回到朝廷后，乐工艺人早已流离失所，盛唐时期的宫廷乐舞的盛况已经不可而见，繁荣的唐朝也已开始衰落。
VI.结语
唐代辉煌的宫廷乐舞一直是我们民族珍贵的瑰宝，它展现了唐朝强盛的国力与综合实力。随着唐朝宫廷乐舞达到顶峰，唐玄宗执政后期沉迷于音乐之事，不理朝政，加之当时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自此，唐朝国力逐渐由盛转衰，乐舞亦然。由此可见，安稳的社会局势是政治经济的基础，更是宫廷乐舞艺术的基础。
唐代宫廷乐舞的兴起时期，“唐承隋制”。在隋朝“七部乐”和“九部乐”的基础上，新增“高昌乐”，建立“十部乐”。“开元盛世”是唐代宫廷乐舞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宫廷音乐机构日益完善，形成了太常寺、大乐署与鼓吹署以及教坊与梨园。在盛唐时期，乐器乐舞种类多样化。在乐舞中，形成了坐部伎与立部伎、健舞与软舞以及法曲和歌舞大曲。乐器种类则在中原乐器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西域、外国的乐器。且在这一时期，出现很多优秀的乐工。“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宫廷乐舞的衰落。稳定的社会制度、统治者的喜爱以及乐工舞者的创作与努力是唐代宫廷乐舞兴衰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者从史学角度研究了唐代宫廷乐舞兴衰的原因、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但唐代宫廷乐舞是一个较大的学术范围，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针对于唐代宫廷乐舞中兴盛时期的音乐机构或具体乐舞形式进行研究，也将成为本研究者对于这一论文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孙继南 & 周柱栓. (2017).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崔海荣. (2015). 浅谈唐代音乐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大众文艺(23), 150.
[3]郑处诲撰. (2000). 明皇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丁如明等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4]白居易撰. (2006). 白居易集校注(卷三). 谢思炜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5]（后晋）刘昫撰. (2010). 旧唐书·音乐志.北京. 中华书局.
[6]王忠. (2001). 我国唐代声乐艺术的发展状况. 齐鲁艺苑(04), 43-47.
[7]左汉林. (2007). 唐代太常寺乐工种类考论. 开封大学学报(01), 20-25.
[8]刘天骄. (2022). 论唐代乐工歌妓文化对唐诗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宜春学院学报(05), 70-71.
Zhang Jiafan (Baekseok University, Korea)
Abstract: Tang Dynasty, as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China, court music and dance have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and reached its peak. The musical institutions of this period were also highly prosperous,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level in Chinese feudal history.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in Tang Dynasty, the change and decline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in Tang Dynasty. The change and decline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in Tang Dynast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the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expounds the types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t music and dance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Tang Dynasty；Court music and dance；Tang Xuanzong；An Lushan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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