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诚信女子大学）李瑞强：中韩两国艺术歌曲起源研究——以青主《大江东去》与洪蘭坡(홍난파)《鳳仙花》(봉선화)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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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律吕学刊》第1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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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引言

艺术歌曲是一种结合了诗歌和音乐的艺术体裁，是一种包括德国和奥地利在内的德语国家发展起来的歌曲体裁，是由作曲家在诗人的诗中添加旋律并由专业歌手演唱，钢琴进行伴奏的一种音乐体裁（谭春艳，2018：1-3）。当时的音乐家，包括贝多芬和莫扎特，竞相为歌德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配乐。因此，在18世纪，不仅在德语世界甚至在整个欧洲，歌德的文学地位也是非常之高。通过歌德的诗歌和舒伯特的音乐共同完成的作品，成为了新的音乐艺术流派，名为“Lied”的音乐体裁。大约从1835年开始，艺术歌曲就从德国传播到其他国家，根据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音乐特点，成为具有适合每个国家民族特征的艺术歌曲。艺术歌曲传入到中国和韩国都在20世纪初，中国和韩国的艺术歌曲形式都经历了从西洋音乐的简单模仿到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演变过程。在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一场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彻底挑战，倡导着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的音乐界也受到了影响，许多留学欧美的音乐家将西方音乐的技法和理念引入中国，开始了对西方音乐的模仿和学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音乐家开始意识到需要将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韩国的“三·一”起义运动也发生在20世纪初期，标志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议和追求独立的努力。这一时期对韩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鼓励了对传统音乐的重新审视和对西方音乐的接纳。韩国音乐家开始探索将西方音乐形式与韩国传统音乐风格相结合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艺术歌曲形式。

Ⅱ.艺术歌曲风格的确立

最早始于巴洛克时期的“Monody”（单声歌曲），可以称为艺术歌曲的雏形的形式。结构上的构成比较简短，持续低音是单声歌曲的主要伴奏织体，与中世纪独唱或齐唱的单音音乐 （monophony）相对，又和复调音乐相区别（黄键，2022）。这是一种有伴奏部分的独唱曲体裁。然而，起源于17世纪意大利的Monody音乐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歌曲，而是对其他音乐风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成为歌剧、清唱剧等戏剧音乐的组成部分。在艺术歌曲出现之前，歌曲的体裁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体裁，只是作为一种享受闲暇时光的工具而建立，为的是让诗的形式、结构样式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它坚持一种简短和简单的诗体形式，其中诗歌的每一节都有相同的旋律，作曲家们坚持了简短的分节歌形式，以保留诗歌的形式和结构。对作曲家来说，歌曲的任务是广泛传播好诗歌，音乐是从属于诗歌的。

艺术歌曲的正式亮相是弗朗茨·彼得·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以1814年的《Gretchen am Spinnrade》（《纺车旁的格丽卿》）为起点，歌曲开始发生变化。创作歌曲的作曲家不再以提高诗歌传唱度为任务，而是用旋律增强诗歌语言的旋律，用音乐表达歌词中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领域。“舒伯特为歌德的诗作创作了《魔王》，完成了一首诗歌与音乐并重的艺术作品。这样，音乐就获得了无限的象征意义。通过歌词的与清晰的思想内容相对应的表达方式，音乐提供了歌词实际含义的情景”（宋志军，2007：13）。在舒伯特之后，歌曲创作的作曲家不再是一个在旋律上增强诗歌语言节奏的重复者，而是扮演着诗歌的自由诠释者的角色，用音乐表达歌词中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领域。随着新的美学观念的出现，克服了将音乐局限在单纯理解诗歌的辅助手段，一种新的全诗歌曲创作形式开始出现，而不是以前使用的分节歌。这样的歌曲的作曲方式是通过转调和速度变化，并在诗的每节中加入新的旋律来详细描述诗歌内容的作曲形式。通过长篇作曲的形式，德国艺术音乐的传统得以发展，诗歌与音乐真正和谐。包含传说、历史、自然、女人和爱情等内容的诗歌被连接到歌曲的歌词中。此外，自古典时代起逐渐兴起的新式钢琴的出现，使这个时代最好的乐器能够实现细腻而大胆的音乐表达。以这种方式完成的艺术歌曲在1835年左右开始从德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在法国，歌曲由柏辽兹、比才、古诺、杜帕克、加布里埃尔·福尔和莫里斯·拉威尔创作，名字分别为“Melodie”（旋律）、“Romance”（浪漫）和“Chanson”（尚松）。在俄罗斯，有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和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在英国，有弗雷德里克·戴留斯、冯·威廉姆斯和布里顿；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由爱德华·格里格，让·西贝柳斯和尼尔森创作，意大利由乔达尼和马尔·里皮耶罗创作，西班牙由帕亚等人创作。这些艺术歌曲具有符合各国音乐特点的独特性，被确立为具有各地民族特征的艺术歌曲。

Ⅲ.中国艺术歌曲首部作品的开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洋音乐开始传入中国，这场战争使中国打开了紧闭的大门，中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殖民压力，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他们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以提升中国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从而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思想家魏源认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西方的音乐也随着这种潮流逐渐传入中国。初期，随着基督教音乐的传播和新式军乐队的发展，中国的西洋音乐得到了发展，另外，学校举办的西式音乐活动等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影响。维新变法运动提倡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引进以君主立宪制为基础的西式教育。具有这种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重视音乐教育，积极倡导在学校开设音乐课。1895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主张，应仿效西方教育体系，在新式学校设立音乐课程，在学校发展音乐教育。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积极组织音乐团体，推广西方音乐的传入，并用日本和欧洲的曲子作词。有沈心工的《学校音乐集》，是一套为学校音乐教育而编写的教材，李叔同的《国民教育音乐集》，是一部普及音乐教育的教材，曾志忞的《教育音乐集》，这套教材包含了许多西方音乐作品的简谱和解析，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西方音乐，促进了新音乐的发展。随着西方音乐更多地传入中国，学校音乐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新潮流，成为在全国传播的主要渠道。辛亥革命之后，带来了国民社会的思想解放，一些新知识分子通过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制度和迷信。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倡导自由、民主、科学和思想解放，对传统礼教和封建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新文化运动寻求通过民主和科学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思想革命来重建中国的民族精神。“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作为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是一场积极利用日常生活口语即文学活动的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中发表了《文学改革刍议》，宣告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始。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歌词开始脱离传统的束缚，转变为自由、口语化的形式，与音乐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价值的艺术歌曲。学堂乐歌的出现为这一变革提供了契机，而新文化运动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支持，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赵元任以《新诗歌集》的名义出版了新诗体歌曲集，体现了他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艺术歌曲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开始。在五四运动期间，随着新的音乐组织的成立以及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积极发展，中国艺术歌曲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也为中国音乐界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界，推动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和创新。这一时期的歌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一页。这种社会潮流对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各种新型的文学和音乐组织不断涌现。

青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代表了许多有志青年抱着救国热情出国学习科学和文化的群体，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创作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去》。青主于1912年在政府资助下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作曲理论和钢琴，1920年青主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的《大江东去》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展现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结合的新尝试，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创作的融合。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和风格体现了青主对西方音乐技法的借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青主借用了苏轼豪放派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歌词来源，上阕咏赤壁，下阕怀周瑜（见图1）。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和情感。通过对苏轼词作的重新演绎，他将其中的豪放气势和怀古抒情的感慨转化为音乐的表现，突出了诗歌的情感内涵和意境。青主运用了西方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法，受舒伯特、沃尔夫等人艺术歌曲的影响，注重诗歌的内容和意境，不受传统音乐形式的束缚，强调用音乐来刻画诗的意境。他在音乐创作中采用了通谱体的写法，体现了对诗歌意境中豪放的气势和怀古抒情的感慨。青主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音阶特征融入到作品中，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组织形式，运用了许多西方音乐创作中的技术手法。这使得作品既保留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又具有了现代音乐的宽广气息和浪漫主义意味。总的来说，《大江东去》展现了青主作为早期中国作曲家对西方音乐的学习和借鉴，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出了一首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歌曲，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图1 《大江东去》歌词

Ⅳ.韩国艺术歌曲首部作品的开创

1876年，江华岛条约（강화도조약）是日本在对朝鲜进行武力威胁下强迫朝鲜签署的一份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打开了朝鲜的国境，使得朝鲜首次与外界开展了正式的贸易往来。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了《朝美友好通商条约》（조미수호통상조약），进一步开放了朝鲜的门户。西洋音乐正式传入韩国是从1885年的美国传教士安德伍德（H.G.Underwood）和阿彭策勒（H.G.Appenzella）开始以赞美诗作为传道的手段（郑程文，2003）。此后，1904年接受过音乐教育的金仁植作词作曲创作了韩国第一首原创歌曲《学道歌》。20世纪10年代，这是韩国音乐的启蒙阶段，移植学习了西方音乐。

随着1919年2月《苍州》(창조）文学杂志上崔南善发表的《火戏》（불놀이）的出版，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受到世界诗歌大潮的熏陶，迎来了韩国诗歌的繁荣。在此之后，韩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世界诗歌大潮的熏陶，启蒙运动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开始影响韩国文学界。随着1919年韩国“三·一”起义运动的爆发，为了安慰民众在压迫下的民族危机情绪，在以洪蘭坡为中心的先驱者们的努力下，一大批展现民族感性的歌曲问世。在这个时期，虽然大部分艺术歌曲还未摆脱赞美诗的影响，存在许多无功能性的抒情歌词，但是到了1920年代，随着诗歌文学运动的兴起，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开始呈现新的风貌。自由诗成为20世纪20年代现代诗歌的代表样式，韩国新诗开始呈现自由化的结构和韵律，更加注重作者个性化情感的表达。同时，爱国意识觉醒和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新诗几乎都具有伤感和抒情的风格，成为20年代后现代诗歌的代表风格。直到1920年代之前，音乐和诗歌还未确立为独立的艺术体裁，艺术歌曲的诗人和作曲家必须通过合作来创作。然而，随着以洪蘭坡为首的先驱者们的不断努力，音乐创作的大门逐渐打开，艺术歌曲开始出现。艺术歌曲的内容主要围绕韩国的悲痛历史、民族苦难以及自然景观等素材展开，结合音乐的起伏走向，更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情感的诠释。

被认为是韩国第一首艺术歌曲的《鳳仙花》，由洪蘭坡于1920年创作。这首歌曲的诞生标志着韩国艺术歌曲的初步形成，它具有结构精炼、通俗易唱的音乐风格。在此之前，韩国的音乐史主要以赞美诗和圣歌为中心，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被称为“唱歌时代”，主要为教会的赞美诗歌（박춘연，2001：45）。

《鳳仙花》是洪蘭坡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留学后，在1920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作品。来自于他的短篇小说集《少女魂》（처녀혼）（1920年），以小提琴的旋律《悲伤》为乐谱出版，但在后来（1925年）添加了金亨俊的诗词后在德国重新发行。其乐谱和诗歌于1925年出版于《世界名曲》（세계명가곡집）（见图2）。该作品是一部关于自我意识的作品，这首歌曲把被日本帝国主义夺走一切的韩国民族的悲惨命运比作成在篱笆下绽放的一朵凤仙花，它作为韩国的首部艺术歌曲具有历史意义。这首歌曲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人们所喜爱，1942年毕业于日本武藤野音乐学校的女高音金千爱（김천애）在新人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回到韩国后，金千爱在首尔等地多次演唱了《鳳仙花》，该歌曲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但是因为歌曲传播当时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取祖国的悲痛情绪，包含这种民族情感的歌曲很快就被日本警察所禁止了。

洪蘭坡于1898年4月10日出生在京畿道华城市。他在新门安教会接受洗礼，从小就开始在新门安教会接触教会音乐，并开始学习西方音乐，参与了安德鲁德和阿彭策勒等外国传教士的韩文圣经翻译工作，洪蘭坡在韩国音乐界留下了很多重大业绩。1912年进入朝鲜正乐传习所声乐科学习，开始正式的音乐训练。1918年进入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22年9月创立了专业的音乐研究机构，也创办了《音乐界》杂志，这是韩国第一本音乐杂志。1931年赴美留学，之后与洪盛裕、李永世一起组建了韩国第一支室内乐团“南坡三重奏”，致力于室内乐的推广。洪蘭坡还出版了《乐理概要》等音乐书籍和《朝鲜童谣100首》等作曲集。洪蘭坡坚持现代主义音乐理论，他认为朝鲜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日本的殖民地，还没有实现现代文明。因此，他认为朝鲜要想摆脱殖民统治，恢复国家主权，就应该尽快采用西方现代文明。他还认为音乐对于朝鲜的独立很重要，认为音乐是“民事之本”，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有效地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他的音乐理论以西方音乐为导向，坚信只有积极接受和传播西方音乐，才能加速朝鲜的现代化进程。

图2 《鳳仙花》歌词（姜根惠，2019：8-9）

Ⅴ.《大江东去》与《鳳仙花》（봉선화）的比较分析

《大江东去》为二部性加尾声的曲式结构，调性上阕以e小调为主，下阕以E大调为主，作品的开始部分并没有使用前奏或引子，[图3]《大江东去》根据歌词上阕和下阕的形式，钢琴伴奏织体也明显的分为豪迈与抒情两大对比部分，上阕部分中，第一乐句以降B调结束，而第二乐句以g小调结束，这种调性的变化为听者带来了一种不稳定感和紧张感。这种变化似乎将人们引入了动荡不安、充满挑战和考验的历史长廊，相比之下，下阕中除了结束句回归e小调外，都在明亮的E大调上。钢琴织体的音区变化，特别是从g小调转到e小调，极大地渲染了大江中“惊涛”的冲击力（黄承箱，2009）。歌词的下半阕是对周瑜和诸葛亮以及赤壁之战的回忆，作曲家使用了连贯、抒情的旋律，使得这段音乐类似于咏叹调，这种调性的稳定性表现了潇洒、从容、自信和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种明亮的调性中，人们似乎能感受到英雄们在面对艰难险阻时的勇敢和果断，展现了他们的豪情与壮志。在第一乐句中，青主运用了情绪记号以及音乐的旋律和和声结构，来表现诗词中“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感叹情绪。通过动态的变化来表达感叹情绪的起伏和变化。这种对比性的动态处理使得音乐更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增强了感叹情绪的深度和真实感。音乐从e小调开始，通过上行四度的跳进来体现一种感慨之情。然而，随着旋律的发展，音乐连续下行，停在不稳定的二级音上，配合属大三和弦的和声，形成了乐句的开放性终止。这种旋律的构思和发展，如同一声深深的叹息，将诗词中的感慨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间奏部分，青主运用了转调、节奏变化和音区变化等多种创作手法，以丰富的音乐语言表达词中的情感和意境，这种转调的运用为音乐增添了变化和层次，使得整段音乐更加生动和丰富。节奏密集所产生的紧张感和转调后的色彩对比，使得音乐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变化和想象力。这种节奏和音区变化的创作手法，使得音乐语言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其非语义性特征和在艺术歌曲中的重要性。尾声部分再次运用了主题材料，形成了完整的音乐结构。每一部分的调性都体现了不同的情感氛围。表现了词中的感叹情绪和英雄气概。通过歌词的叙述和音乐的配合，作曲家成功地表达了对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回忆，使得整段音乐充满了咏叹调的抒情色彩。《大江东去》的音乐结构紧凑，情感表达深刻，运用了丰富的音乐手法和技巧，成功地将诗词的意境和情感通过音乐语言生动地展现出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图3 《大江东去》乐谱

《鳳仙花》这首艺术歌曲以♭E小调，9/8拍的行板演奏，力度要求极弱（ppp），采用A＋A’＋A”的乐段及其重复的曲式形式。共12小节。[图4]这首歌中出现的“悲伤”、“遗憾”等具有诗意情感是比歌词更早的情感，音乐在渐强和减弱的持续交替，在慢速的三拍子9/8拍中，通过和声、旋律、节奏等基本音乐元素来表达情感状态，这首作品深受韩国传统音乐的影响。对歌词的呼吸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作品没有前奏部分，伴奏与旋律同时进入，节奏是一对连音线的附点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 ♪)，形成了这首作品有节奏型的主题。这种节奏型主题在洪南帕的歌曲中被大量使用，并且这种节奏主题不断重复。在伴奏部分中，左手伴奏使用三度关系构成的音程与右手旋律和六度音程构成的伴奏一起演奏，以配合歌曲的旋律，六度和三音程增强了协和的美感，右手音程像是两个人的演唱。整首歌曲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国命运的悲凉之感，正如歌词中“但梦想和平魂儿依旧”和“和煦春风里盼你苏生”，我们看到祖国的未来不是终点，而是投射着独立的希望和渴望。在第一乐句，钢琴伴奏是半音阶下行，左手伴奏音阶下行式织体与旋律的下行式动机相结合，与演唱旋律之间互相交替的一种形式。

（Source from:www.naver.com,2024）

中韩两国的首部艺术歌曲均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青主在创作《大江东去》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动荡的民国时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民族情感复杂多样，青主选择这首词作为歌词，是借以抒发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对英雄人物的敬仰。洪蘭坡在创作《鳳仙花》的时候，韩国正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韩国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受到了极大威胁，凤仙花在韩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重要的花，代表着纯洁与美丽，这首艺术歌曲表达韩国人悲伤和反抗精神的作品。

青主在德国留学，深受西方音乐教育的影响，这首艺术歌曲中，他采用了德国艺术歌曲的形式，致力于将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让古典诗词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洪蘭坡曾在日本学习音乐，并在欧洲接受音乐教育，这首艺术歌曲《鳳仙花》采用西方式和声和旋律结构，融合了韩国的旋律和情感。在节奏节拍方面；使用8/9拍的节拍，采用柔和而流畅的抒情的节奏韵律，以便更好的表达歌曲的情感和旋律，在《鳳仙花》中，节奏也会随着歌词的意义和情感变化而有所变化，这种8/9拍的节奏也反映了一些韩国传统音乐的节奏元素，通过使用简单而清晰的节奏模式，就是为了突出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大江东去》使用4/4拍的节拍，这种节拍结构使得歌曲具有稳重、庄严的感觉，符合诗词的豪放风格和壮丽意境，歌曲的节奏富有变化，既有平稳流畅的段落，也有激昂的高峰段落，如开头部分较为舒缓，变现出对历史的沉思；中间部分节奏加快、音调升高，变现出对英雄的敬仰和对历史的豪情；结尾部分再次舒缓下来，变现出对历史的深沉思考。整体的节奏随着歌词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青主在作曲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使得节奏韵律和歌词高度契合，在重要的字词处有意强调，通过延长音或加入装饰音，增强了歌曲的美感和表现力，青主成功将词中的情感和意境转化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音乐表现。在和声分析方面；《鳳仙花》的和声进行多采用西方传统的和声结构，常见的功能和弦如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在歌曲中频繁出现，这种和弦进行使歌曲具有流畅和谐的感觉，并使用七和弦等，增添了层次感和色彩，并在一些段落中使用小调和弦进行调性变化，增强情感的对比和表达。洪蘭坡的和声选择和进行与歌词内容和旋律紧密结合，通过和声的变化来表现歌词中的不同情感层次，创作出一首既抒情又富有层次感的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在和声上经常使用大小调的交替，来进行音乐色彩上的对比，在调性的布局上，各个部分的调式在近关系调上转换，由此来增强各段落之间的对比性。通过对和声的精心设计，并与歌词和旋律相融合，共同表达出对历史的回忆和对英雄的赞颂。

Ⅵ.结论

第一，中韩两国的艺术歌曲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中国艺术歌曲融合了中国传统诗词和西方的作曲技法，开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韩国艺术歌曲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在民族压抑的环境下发展，艺术歌曲多反映了民族情感和独立愿望。第二，两国初期的西方音乐的启蒙都有传教士的参与，传教士不仅传播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音乐教育和观念。在中国，传教士在教会学校中教授西方音乐理论和技巧，这为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传教士们来到韩国，在教会中引入了西方圣歌和合唱音乐，这些圣歌和合唱音乐成为韩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启蒙，引导了韩国音乐家对西方音乐形式和技巧的学习。在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军事管制期间，基督教逐渐在韩国传播开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代表着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取代了曾经活跃的佛教与巫教的地位。基督教与西方美声音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此韩国美声歌唱家以及西方音乐的受众范围都相对较大。由于基督教的推动，韩国人更容易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因此学习西方音乐的人数较多。基督教对韩国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音乐领域。第三，中韩两国的艺术歌曲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困难。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迁，都对艺术歌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例如，中韩两国都曾经历过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文化输出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对本土艺术歌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尽管经历了波折，但中韩两国的艺术歌曲最终都实现了民族认同。在艺术创作和表达中，两国的作曲家始终致力于探索民族文化的精髓，表达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情感，弘扬民族精神和价值观，从而使艺术歌曲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认同感。作曲家们不断尝试将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歌曲形式。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结合本土的民族乐器、旋律和节奏，使得艺术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又具有现代音乐的时代气息，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这两首艺术歌曲不仅开各自国家艺术歌曲之先河，《大江东去》更是开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之先河，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曲成功地将古代诗词的语言韵味与语言节奏进行了良好的把握，体现了对诗词风格和情绪的把握和表达。其旋律中的第一部分和尾声中的感叹情绪，以及中间对比部分的抒情性描写，都与诗词的风格和情绪紧密相联，展现了对诗意的完美诠释。这样的成功创作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突破，也在理论上为艺术歌曲在中国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为艺术歌曲这一外来的音乐体裁在两国的推广和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韩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古诗词的重新诠释和融合，不仅丰富了音乐形式，也为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跨文化的创作和表达方式，不仅增强了古典文学的传播和影响力，也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黄承箱. (2009). 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创作手法分析.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04), 1-6.

[2]黄键. (2022). 17世纪初意大利世俗单声歌曲的形成探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03), 1-17.

[3]姜根惠. (2019). 中国与韩国歌曲比较研究-以四首歌曲为例. 天津音乐学院, 1-32.

[4]宋志军. (2007). 对舒伯特艺术歌曲的认识与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

[5]谭春艳. (2018). 艺术歌曲演唱与伴奏二度创作解析. 吉林大学出版社.

[6]郑程文. (2003). 探析中韩艺术歌曲中诗歌的音乐化诠释—以《山有花》《初恋》《枫桥夜泊》为例. 中国音乐学院, 1-31.

[7]박춘연. (2001). 한국근대 가곡과 중국근대 가곡의 고찰. 석사 학위 눈문. 서울: 서울개학교 대학원.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Sino-Korean Art Songs: Focusing on Qing Zhu’ Da Jiang Dong Qu and Hong Nanpa’s Bongseonhwa

Li Ruiqiang (Sungshin University, Korea)

Abtract: Art songs are a genre that combines poetry and music, emphasizing not only the melody but also utilizing lyrics as a tool for expression. They use music to convey realms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through words alone. This form of art song began spreading from Germany to other countries around 1835, evolving into unique national music forms tailored to each country’s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his studies in Germany in the 1920s, Qing Zhuo created China’s first modern art song, Da Jiang Dong Qu (The Great River Flows Eastwards), based on the bold style of the Song dynasty poet Su Shi’s representative work, “Nian Nu Jiao: Memories of the Red Cliff.” Bongseonhwa is a violin solo piece composed by Hong Nanpa during his studies at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in Japan in 1920. Subsequently, Jin Hyeong-jun added poetry to the violin score, likening the tragic fate of the Korean people, stripped of everything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to a phoenix flower blossoming under a fence.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Korea’s earliest art song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and creative backgrounds of Chinese and Korean art songs by tracing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art songs originating from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analyzing Chinese art song Da Jiang Dong Qu and Korean art song Bongseonhwa, thereby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learning of art song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Art songs; Qingzhu; Hong nanpo; Korean art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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