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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征稿贴士】《教育教学研究论丛》（JET）2024年重点选题 & 征稿启事
【IJMS征稿贴士】《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刊》（IJMS）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征稿贴士】一心九刊，总有一刊适合你~涵盖教育、马理论、法学、语言文学和音乐学及人文社科综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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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齐院长，我们受律吕学刊编委会的邀请，基于您在中国音乐学界做出的贡献想对您进行一次学术的专访。首先我们关注到最近这几年咱们山东甚至包括中国大陆有很多学院立足于乡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开始举办一系列的音乐文化论坛，包括今年山艺的首届“齐鲁乐谭”，作为发起人、组织人，请您谈谈去年创办“尼山音乐文化论坛”的初衷及其社会反响。
齐江（以下简称齐）：好的，首先感谢范主编，也感谢《律吕学刊》的其他同仁们。尼山音乐文化论坛发起的初衷，首先一点，我2023年10月份正式调动到了济宁学院。到了济宁学院音乐学院任职以后，就想扩大一下我们济宁学院音乐学院的影响力。济宁学院音乐专业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至1971年，1978年面向全省招收音乐教育专科生，2008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2021年5月由音乐系升格为音乐学院。现设有三个专业，两个本科专业，即音乐学、舞蹈学，一个专科专业，即音乐教育。在山东地区综合性高校的音乐院系中，属于有着比较久办学历史的院系。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拥有了一支师德高尚、开拓进取、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我们有舞蹈学和音乐学两个大的专业，现在教职工总数是66人，已经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有18人，在读博士5人，全日制在校生1279人。专任教师中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占比96.8%。教授有3人，这个比例有点低。
我想，一个有着50余年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音乐学院，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过去我们学院在学界很少发出我们的声音，我想先让我们的学院在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也要在艺术圈主要是（音乐演艺界）这个层面也要发出声音。要大胆地亮出学院名片！学术方面可以借助我个人的一些人脉资源，这方面比较方便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就先举办了这次学术会议。这是举办这次论坛的初衷之一吧。
初衷之二呢，说的通俗一点儿，就是想着弘扬孔子文化。曲阜是孔子故里，我们是办在孔子故里的音乐学院、我们的学院在曲阜，学院有责任在弘扬孔子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思想方面做一点儿事情。曲阜，已经成为一个闪亮的文化符号。我想我们学院要加强对外交流，要展现圣地乐府的风采！孔子出生在尼山，所以我想如果举办论坛，就以尼山命名，论坛就命名为“2023第一届尼山音乐文化论坛”。孔子的音乐思想方面，加以拓展就是儒家音乐思想，我们的主要议题之一确定为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初衷之三，就是我们立足于曲阜，扎根于齐鲁大地。我们要为山东的音乐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有关齐鲁音乐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学术平台，得以发扬和光大。其中当然就包括齐鲁目前活态的传统音乐研究在学术上的分享。还有一方面当时想到齐鲁和燕赵是邻居，有时候二者的地域文化很相似，它们的文化底色、音乐形态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一致性。有些传统音乐教材就把齐鲁音乐和燕赵音乐纳入一个大的音乐文化区当中。所以当时把燕赵音乐的话题也纳入论坛议题中，整合为齐鲁燕赵音乐研究。同时，一些河北的音乐学者也参与了论坛，像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张伟教授、河北职业艺术学院的薛彦景老师等等。
这次音乐文化论坛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包含了主题发言4场。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姜志国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的徐天祥研究员、西安音乐学院的叶明春和高贺杰两位教授、星海音乐学院的程兴旺教授、山东艺术学院的孙志鸿教授、李如春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的孙红杰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的马东风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的褚灏教授、南通大学的戴俊超教授、四川音乐学院的吕畅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王世让博士、湖州师范学院的冯雷博士、济南大学的范洪涛博士等在论坛上作了专题发言。人民音乐出版社张颖雪、北京乐器研究所彭丽颖、孔子博物馆李科等也作了精彩的发言。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天宇、泰国马哈沙拉坎大学的杨丰盛、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周晓、韩国汉阳大学的张潇艺、韩国群山大学的赵菲扬、泰国格勒大学的朱晓丹等青年博士也在本次论坛上发言。发言嘉宾80余人，线上线下听众有好几百人。线上参与指导的著名专家学者有江明惇、傅显舟、杨赛、齐柏平、白小炜、陈冰、张跃进、谢泽慧、胡秋岩、吴洪远、吴慧娟等。
这次活动的参与面是非常广的。通过这次会议让不少知名的音乐界学者了解到，我们也想在学术界做一点事情，他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做事情。另外他们能够参与到这次的会议中，也使得我们感受到蓬荜生辉，扩大了我们在全国的影响，所以这个社会反响还是很好的。另外，我们山东本地的院系领导，像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肖桂彬院长、山艺音乐学院的孙志鸿副院长也来出席了开幕式，这也密切了我们的联系。不少山艺、山师、济大，还有我们济宁的本地学者也参加了进来，加强了我们学术上的交流互鉴。
再有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音乐学院老师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得到激发和提升。从学校内部的角度讲，兄弟院系也能感觉到音乐学院的学术氛围的营造，还有学校的领导也关心、关注到这个事情，所以在学校内部来讲，反响也很大，因为以前这样类似的活动也不是太多，尤其是我们音乐学院。
范洪涛（以下简称范）：好的齐教授。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还有新时代的两创实践等，我觉得咱们尼山音乐文化论坛和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两点还是高度吻合的。
齐：是的。2013年11月26日，也就是我们的论坛举办之前的十年前（我们的论坛是202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发表了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讲话，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承指明了正确方向。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礼乐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没有“根”的文化滋养，就没有文化的枝繁叶茂，文化自信、文化自立与文化自强就无从谈起。我们举办这次论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受到习总书记的鼓舞分不开的。“首届尼山音乐文化论坛”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济宁学院音乐学院也会以此为动力，为全面推进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问题2：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您从高中时候就开始进行音乐创作活动，包括男女声独唱、二重唱，还有合唱作品等，甚至还有些器乐作品的创作，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的音乐创作实践情况。
齐：我大学本科后两年，方向转到了作曲理论方向，我考大学考的主项是声乐。我学习音乐然后选择了音乐专业，离不开几位恩师的鼓励和教诲。我的声乐启蒙老师是秦皇岛昌黎县教师进修学校的高慧娟老师，后来这个学校合并到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我当时在昌黎一中读高中。当时昌黎一中的王作先老师、石淑芳老师，对我学音乐，决心考音乐专业鼓励很大。当时，王作先老师组织了全校的唱歌比赛，具体名字我忘记了，我连续拿了两年的第一名。后来我又到省会石家庄跟随河北师范大学的张谦施教授学习声乐。1992年考入了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后来河北师范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合并，我毕业证发的是师大毕业证，但一直是在石家庄桥西区的师范学院读的书），分配到李月君老师门下学习声乐。因为我上大学以后，开始迷恋上了歌曲写作。我高中就开始尝试着创作歌曲了，比如我曾经把南唐李煜《虞美人》谱了曲，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开始我就开始转到作曲理论这个方向，师从尹铁良教授。尹老师是著名作曲家，有很多作品，当时，是我们师生的偶像。
大学对我影响大的老师还有邓宗舒教授。在他和尹老师的鼓励下，我大二的时候，在当时的音乐系举办了个人歌曲作品音乐会。后来，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报考学校拿不定主意，邓老师鼓励我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我才下定决心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
本科毕业我就去了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的文艺部，在群艺馆工作了四年。当时分担的工作，主要负责一些群众音乐创作的培训及活动组织，有时也会组织采风活动。当时到过很多农村的乡镇，也到过厂矿、部队。也到过很多地方采风，那时候还是很锻炼人的。那四年主要投身在群众音乐创作的指导和创作实践中，当然主要是歌曲创作为主，也获过一些奖。后来，2000年就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当时我的导师是周青青教授。她当时很看重我有这个群艺馆的工作经验。
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以后，在周青青老师的指导下，我就投入到中国传统皮影戏的研究当中了。博士阶段在导师陈铭道教授的指导下，我继续研究冀东皮影戏音乐。一直关注皮影戏至今。
到中央音乐学院以后看见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的那种阳春白雪的创作和群众音乐创作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差别很大。说实话，我就有点儿不敢写了，基本上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20多年。当时，感觉自己写的东西拿不出手了，感觉作曲系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东西都是很前卫的、很专业的东西。在这期间我的同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文艺部的主任王为民（他也是我一踏上工作岗位就遇到的恩师，他非常敬业，从专业和工作上都教我很多东西），他有时候会问我为什么不写东西了，很可惜。后来我2009年博士毕业到重庆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又开过一次作品音乐会，是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其中的作品基本上是2000年读研究生之前创作的。
最近，我到了济宁以后我又重读《诗经》，萌生了创作的冲动，先创作了四首《诗经》歌曲，我把它们融入到我们课程思政中来，把文学、音乐创作、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搞了一场《“走进诗经，品味经典——优秀传统文化音乐党课”》音乐会，反响还不错。以后还想继续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为《诗经》里的更多的作品谱曲。另外呢，我也想再创作一些作品，把音乐创作重新拾起来。
范：但是我们从互联网上还能听到您的作品，当年重庆师范大学您举办音乐会的时候学生有录像上传的，所以能搜到，您当时创作的好像还有一部二胡独奏作品，旋律易记动听。
齐：我印象中还有一首琵琶作品，是专门为了这次音乐会创作的，因为当时同事们听说我还曾经搞过创作，所以就让我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
范：在网上听到您的作品，不管是曲式结构的严谨性，还有和声、配器等方面，以及乐句的走向还有旋律走势的变化都非常丰富，虽然您说您在群艺馆工作过，不过在我看来您的一些音乐作品倒是很接近西方古典音乐的作品风格。
齐：这个我倒是没怎么注意到。不过，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我喜欢去图书馆看拜伦、雪莱、普希金、泰戈尔的诗。所以在音乐创作上揣摩作品的意境，思考用什么风格去创作的时候，个别作品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吧。
问题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京会议之后，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大陆作为外来学科才真正确立它的地位，您是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方向就是音乐人类学。无论国内和国际，音乐人类学或音乐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正好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看法。
齐：好的。我2000年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读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主要研究课题是皮影戏音乐。然后我读博士是读的音乐人类学，是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培养的。我两边的课都听过。从招生目录上来看，中国的Ethnomusicology，在上海叫音乐人类学，在中国音乐学院叫民族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目录里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个学科的名称。这个招生的方向实际上也就是学科的划分，师资、学生、专业（方向）都会按照这个目录去分。中央音乐学院招生目录是按照研究对象划分的招生方向，按我的理解，在央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主要是研究汉族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自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还有世界民族音乐主要是研究外国民族音乐的。也就是说，始终没有把音乐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单独划成一个学科，所以这三大音乐学院划分很不一样。在下边我们的交流中，我就暂且将这个学科称为民族音乐学。
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的，很难一两句话说清。在中国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同时我觉得，也包括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实际也属于音乐人类学这个学科。相关的学会组织，我们有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会，等等。现在各学科、各学会的状态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形势，总体上来讲，大家（学者们）之间还是能够相互包容的。
学界围绕着学科名称、概念、研究对象等，进行过不少的讨论。到今天为止，大家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学科的定位。比如，自身求学的经历就会对学者的学科的看法产生影响。但是，总的近些年来，大家对这个学科的分歧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有太多的争辩了。大家基本上就接受了现在这种多元并存的现状。
读博期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谈了一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中建构本土化的民族音乐学，首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明确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属性，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本土化的建设就不好实现。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在音乐学院当中，和一些欧美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包括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内的中国音乐学的学者，绝大部分接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应该发挥他们这方面的优势。
我个人感觉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出现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势。（当然，这个不太好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一部分学者过多的关注文化，过于偏向文化，不能发挥出音乐学学科的优势。这样就导致了研究过程中，音乐、文化两张皮的问题。在研究成果的呈现当中，根本没有音乐形态的方面。或者对音乐形态有所涉及，但是像是文化研究的附属物，基本上像是附录。这就体现不出音乐学学科的本位。这个趋向到现在也没有扭转。我觉得，音乐学院里音乐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应该为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有一部分论文写完了之后得出的是一个人类学的结论，感觉这个研究没有学过音乐的人也照样可以去做，说不定做的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把音乐和文化这两张皮融合贯通。或者说是借用项阳老师的话，要把二者“接通”。
坚持音乐学的学科本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音乐形态上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曾经亲耳听说过一种论调，说音乐形态的研究太过时了，现在谁还搞形态研究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音乐形态的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而言是过时的。研究文化的问题，还是研究形态的问题？这应该根据研究对象来决定。研究对象存在哪些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研究什么问题。我们面对传统音乐的事象时，看看前人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或者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我想应该是这样来确定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在文化研究和形态研究的问题上区分先进和落后。
问题4：《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中，您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也请您简单地谈一谈。
齐：好的，范主编。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或者称其为两极。这是草本野教授提出的一个说法。其中的一个方面是音乐作为产物（product），另一个方面是音乐作为过程，也就是作为产物的音乐和作为过程的音乐。我们可以把产物和过程这两极看成是同一个连续线上的一对两极变量。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偏向关注过程的一极，也可以偏向关注产物一极，也可以选择这两极的中间位置。曹本冶教授曾经讲过，过程一极近文化背景的研究，产品一极近音乐形态的研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和所要达到的研究目的，在这一连续线上寻求恰当的定位。这样的一种两极变量思维避免了二元对立，避免了单一的学术取向。在实际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过程的一极和产物的一极都很难同对方截然分开。
范：齐教授，音乐人类学有两个分支，一个叫“城市音乐人类学”，像您做的“尼山音乐论坛”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在往这个方向生发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应用人类音乐学”，您刚才在上一个座谈中也提到了济宁学院音乐学院立足于山东本土音乐文化，并进行课堂教学转化，这是否也是应用人类音乐学的一个转化。
齐：对。我们学院的科研、教学就是想着要重点向曲阜、进一步扩大到济宁地区的地域音乐文化侧重。您刚刚提到城市音乐人类学，对我很有启发。我们确实可以进一步去建设曲阜城市音乐人类学、济宁城市音乐人类学。我们以后确实是可以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建设。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多生发一些研究成果。我想着下一步让我们的老师撰写曲阜音乐史、济宁音乐史等等。其实这个里面也应该包含有城市音乐史的部分。关于应用人类音乐学国内学者确实还是关注不够。我印象当中，中央音乐学院的张伯瑜教授，曾经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介绍。
2007年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山口修曾到上海音乐学院讲学，介绍了他本人在日本出版的《应用音乐人类学》和《应用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两部著作，阐述了他的应用人类学观。山口修在2000年提出了他的应用人类学的观点。2000年4月至2004年3月他通过电台向全国授课，每次45分钟，总共讲了15次。山口修提出的应用音乐人类学口号是：音乐来自社会，还要还给社会，形成和社会互惠的音乐学研究模式。另外，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音乐学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音乐学家的学问，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心音乐学，社会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成为应用音乐学家。诸如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音乐厅工作人员、艺术策划人、音像制品及音乐书刊发行人等等。他认为应用人类学是面向未来的音乐学。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提出了音乐学的新分类：面向过去文化的历史音乐学、面向现在文化的比较音乐学和面向未来文化的应用音乐学。
山口修应用音乐人类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建构体现了一个亚洲民族音乐学家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应用音乐人类学的独特理解和解释。比如在他的“国际化社会的音乐”的阐述当中山口修指出，“近代化=国际化”和“国际化=西洋化”两个图示是错误的。这里边渗透着非欧学者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思考与反叛。
范：对，我目前也关注到原新疆师范大学张欢教授曾做了一些探讨，其他的关注不多。
齐：是的。可能学科里的学者可能关注度确实不够多，比如您有音乐市场营销学的知识背景，像这样的学科我们国内关注度是不够的。就像如何将我们的传统音乐包装、推销出去，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进行研究的。但国内的音乐学者，大家做的纯学术研究的事情比较多。大家注重的实践，更多的是走向田野。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都有清高的一面，有时不情愿和商业沾边。文人和商人是两回事。这样的传统在潜意识里一直延续到现在。前边刚刚我提到的山口修倡导的音乐学研究要回馈社会，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对于应用音乐学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领域的音乐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创建、发展和实践应用音乐学。也就是说，应用音乐学可以像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那样拥有自己不同的分支。
范： 您提到的这个本土音乐文化进行课堂教学转化也是属于应用人类音乐学的一部分吧。
齐：是的。这方面，我还是想再举山口修先生的例子。山口修先生将他的应用音乐学观念紧密地贯穿于他的研究实践当中。他实施的“越南雅乐复兴计划”正是他应用音乐学在实践中的一个鲜明例证，是他应用音乐学研究的一部分。他参与并目睹了越南雅乐从濒临灭绝到复兴的全过程。他在1994年上半年于巴黎召开的“越南的无形文化遗产保全与育成国际专家会议”上提出了“越南雅乐复兴计划”。这一计划获得丰田财团的支持。他还担忧越南雅乐后继无人，当时通晓雅乐的长老音乐家仅有三个人在世，形势严峻。山口修呼吁：应该效仿韩国的做法，在越南的大学设立雅乐系。最后在多方支持下他的想法终于变为现实，1996年10月顺化艺术大学开始开设雅乐课程，向青年学子传授越南雅乐。2000年6月顺化艺术大学雅乐课程向社会输送了第1期毕业生。一些艺术高中也开始进行雅乐的传授。越南雅乐也已经成为世界遗产。
曲阜的祭孔大典，集礼、乐、歌、舞于一体。从2006年起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学院很想在传统礼乐乃至舞蹈的传承方面做一些事情。在音乐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增设了孔府礼乐研习的课程，下个学期准备正式开课。在舞蹈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增设了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祭孔乐舞课程。该门课程邀请了祭孔大典省级传承人李文广先生到学院为学生授课。所以说，刚刚您提到的，曲阜本土乐舞纳入到学院的教学当中，肯定是属于应用音乐音乐学的范畴了。
我慢慢地了解到，祭孔大典当中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乃至商榷的现象。祭孔大典的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的所谓的新发展。比如说音乐方面，在原有乐谱的基础上重新制作了开城、祭孔音乐，还引入了西方交响乐、合唱乐团的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需要保持其传统的样子？是不是可以随便去改动？这些问题是值得好好地讨论讨论。改动起来是不能太随意的。
问题5：您在皮影戏音乐研究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心血，也有很多的成果发表，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体会。
齐：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选的冀东影戏音乐为研究对象。要说研究体会吧，我觉得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影戏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影戏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中国传统音乐（当然，主要是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特征，不同程度地遗存在了一些影戏剧种中，显示出影戏音乐强大的包容性，也显示出影戏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第二点，我在研究过程中感觉到：影戏音乐在说唱音乐向戏曲音乐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说唱艺人在不借助影偶演出的时候，一个人兼多个角色，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为主，属于说唱艺术形式，其音乐也自然属于说唱音乐。影戏艺人借助影偶表演，可以很轻易地把多个影偶展示给观众。在观众看来，很自然就分开了角色。即使影戏使用的是说唱艺术的话本，但从表演体制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观众看来，已经具有很浓厚的戏曲的意味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影戏音乐在说唱音乐向戏曲音乐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
第三点，影戏声腔和其他传统戏曲声腔联系特别密切，这体现了它具有的影响力。影戏声腔同南戏、昆山腔、梆子腔、皮黄腔等大的声腔都曾发生过或多或少的相互影响。
最后一点，有些影戏声腔流传范围广、影响深，形成了庞大的声腔体系。比如冀东影戏的声腔我们有时也被称为滦州影腔。滦州影腔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戏曲声腔腔系，使用这一腔系的影戏剧种众多，流传地区也很广泛，对山东、东北的影响很大。东北地区的影戏音乐，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归到滦州影腔的声腔系统中。有不少的东北地区的影戏剧种，都是冀东地区的影匠，到东北谋生带过去的。
总体而言，我个人觉得，音乐学界对影戏音乐的研究同它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相称。影戏音乐的研究呼唤更多学者的加入。
范：好的，齐院长，咱们的采访就暂时到这里。最后我代表《律吕学刊》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期刊编委会。
The Founder of the Nishan Music and Culture Forum: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i Jiang
Fan Hongtao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University of Jinan, China)
Editor’s Note: On July 3, 2024, Fan Hongtao, the editor in chief of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Studies, conducted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i Jiang,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Music at Jining University. Dr. Wang Zhe from Jining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video and text editing work.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e “Nishan Music Culture Forum”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Music of Jining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usic, and th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usic anthropology in China. Professor Qijiang elaborated from point to surface and from shallow to deep. During the interview, he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music anthropology. 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s that academia should also study how to promote and even market traditional music (products). Professor Qi Jiang further mentioned that the study of music culture in Nishan (Qilu region) should focus on applied music anthropology, and the research on local “local music” and “urban music”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music anthropolog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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