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义公社（Sworn Commune）与中世纪城市

文摘历史 2022-09-01 17:00 上海

《模仿律》《中世纪的城市》读后

结义公社，Sworn Commune，更常译作誓约公社或盟誓公社。

中世纪的结义公社（sworn commune）是在仇视地主和封建主义中成长的，然而吕谢尔告诉我们，它们的结果和目的都是相同的：把它们所在的城市提升到集体领主（collective seigniory）的层次，成为庄园中的庄园，既不征领主税也不交领主税，又有自己的封建等级。

摘自

《模仿律》

上段话中的吕谢尔即Achille Luchaire（1846.10.24~1908.11.14），他是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卡佩王朝和中世纪研究的权威。

西方的公社传统始于中世纪。当时在主教拥有至高权势的大背景下，城市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争取世俗权力和商业利益，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城市共同体。

一些城市设置了称为“执政官”（consuls）的负责城镇行政管理的地方长官。最早见诸文字或许并不是最早存在的执政官，于1080年出现在卢卡。在1068年已有关于该城“公社法庭”（Curtis communalis）的记载，这是城市自治所特有的征兆，在这同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一定还存在城市自治。

摘自

《中世纪的城市》

这是最早在意大利出现的情况。执政官即为公社长官，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是从资本家、武士和公民中选聘的，是城市公社（communio civitatis）的代表。职位的年度性是由职位的选举性产生的。城市居民掌握着权力，他们将权力委托给他们自己任命的代表，先选举后监督。

当时在佛兰德尔地区和法兰西北部一带，同样属于商业策源地，差不多跟意大利同时建立起了类似的城市制度。最早、最著名的是出现在康布雷的公社。

康布雷（Cambrai）是法国最北部的一个市镇，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欧洲传统的commune行政单元，现有人口3万多。除了最早的公社组织以外，它在历史上扮演的更重要角色就是16世纪初的“康布雷同盟”——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联合几位国王缔造的反威尼斯联盟。

（图源：en.wikipedia.org）

11世纪中后期，康布雷居民逐渐难以忍受主教及堡主的统治。1077年，主教热拉尔二世动身去德意志接受皇帝的锡封，此时民众在本城富商的领导下发起暴动，宣布成立“公社”（Communio），底层的穷人、工匠、织工表现得尤为积极。

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宗教热忱给政治要求灌注了力量，公社在全城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宣誓成立。

这个康布雷公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知的公社中最老的一个。它看来既是一个战斗组织，也是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主教定必卷土重来，务须做好抵抗的准备，因此迫切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举城宣誓休戚与共，这种在战斗前夕由市民们宣誓成立的联合组织正是第一个城市公社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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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康布雷公社显然不是孤例，现在同属上法兰西大区（Hauts-de-France）的博韦在近乎相同的时间段，发生了近乎相同的事件。它的公社制度也被历史学家当作典型案例研究。

在皮卡第（Picardy）的博韦（Beauvais），市民（bourgeois，自由民）经过与历任主教长达四十年的激烈斗争之后，在11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聚集起来，建立了誓约公社（sworn commune），即由市民宣誓组成的自治城市政治体。最后，法国国王路易六世（Louis Ⅵ）颁发特许状，承认公社的权力。该特许状在1144年得到路易七世（Louis Ⅶ）的确认，在1182年又得到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的确认（有些补充）。

摘自

《信仰与秩序》

博韦现今是皮卡第地区人口第三多的城市，拥有5万6千多居民，它也是一个commune。

（图源：projects.mcah.columbia.edu）

这些现在仍然被称为commune的城市当初都是由主教管辖，并且经过暴动后建立城市制度。但有学者指出，没有理由说这些公社城市跟其他城市存在什么根本差别，中世纪的城市都具有一定的公社性质。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城市从12世纪起是一个公社，受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墙的保护，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这使它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集体法人。

摘自

《中世纪的城市》

由于公社通常保留着暴动组织的痕迹，反而让城市治安变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时候为了防范城中的暴力，管理者甚至强制要求外来者把携带的武器留在城门外。公社城市组成了一个法律共同体，市民由于治安之故平等地服从同一种刑法，最终遵守同一种民法。

严格意义上的公社可能要求得到的全部东西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主教的权利同市民的权利明确分开，以及通过强有力的合作组织专心致志于保卫市民的地位。

......治安大大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公社。实际上治安要通过誓约来保证。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市民的誓言并不限于简单地承诺服从于城市的权力，还涉及一些严格的义务，并且规定维护和使人不妨碍治安这项严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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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如此看来，“公社”本来就带有城市誓约联盟（sworn urban association）的含义，无论是否被称作结义公社或誓约公社。公社成员的宣誓（sworn）活动经常会作为加入共同体的必要条件，每个宣誓市民必须向求助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大家情同手足，因为共同宣誓形成凝聚力，获得归属感。当然，违背誓言就会遭到重罚。

开始于反抗，以自治为目标，依赖于治安和团结，结义公社蕴含的武力总是明里暗里地透露出来。

结义公社的印章一般像军徽，它表现的是一个步兵或骑着战马驰骋的重甲骑士，像贵族的徽章一样。

摘自

《模仿律》

中世纪结义公社不仅存在于欧陆国家，也影响了海峡对面的英格兰。但英格兰有自己国情，比如它有强大的市镇自治法院，市民之间的恩怨必须付诸法庭解决，而当时法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了断。所以英格兰其实比法国更先进一些，若论自治他们也有不列颠特色的自治市镇（borough），这就使得结义公社的必要性大打折扣。不过公社还是来到了英伦。

从11～13世纪，为了摆脱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西欧各地城市掀起了一个争取自治的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英格兰许多城市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12世纪，伦敦城市民获得了自己“任命郡长、集体承担年度税”的权利，以及“由城市官员每年向国王缴纳固定租金”；12世纪90年代，他们还组建了“盟誓公社”(sworn commune)。

摘自

《信仰与秩序》

爱德华三世

最早大概在1141年，当皇冠的命运在竞争对手之间摇摆时，伦敦市民中就出现了conjuratio组织——这个词有密谋、咒语的含义，半个世纪后就以“公社”一词代替了。而无论亨利二世还是理查一世都不希望它出现在英伦，直到约翰当政时才默许它的存在，更是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才正式认可它。

（图源：en.wikipedia.org）

从约翰时期开始，类似公社的宣誓义务、社区原则、自治自律在自治市镇中得到了实际的践行机会。虽然市民公社形式的自治必然包含了跟国王和皇家权力的抗衡，但约翰时期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控制恰当，结义公社不仅不是王权的威胁，反而能够成为安定的保障。它使得市民之间以及市民与上层权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合约，它规定市民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

结义公社的形式甚至延伸到十字军中，1147年法王路易七世带领十字军第二次东征时就很看重宣誓仪式，不久为挽救局势、加强内部凝聚力，还专门成立了圣殿骑士治下的结义公社。后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延续了这个传统，通过建立结义公社维持内部和平。

很明显地，在欧洲各国中法国王室对结义公社表现得最友好，比如路易六世颁发了特许状，正式承认博韦的结义公社的权力，到了路易七世它又得到进一步确认。

与之相比英伦王室就有点暧昧，而德国则倾向于禁止。

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精神完全一致。

......

法国的国王利用了德国皇帝的这种政策，来秘密支持洛林、亚尔萨斯、多菲内、法兰斯孔太、利翁内等地的“盟会”和“公会”，使它们脱离德意志帝国。

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上面文字里“公会”即commune，相当于公社；“盟会”即sworn confederacy，誓约同盟、结义联盟的意思。

有趣的是，“公会”这个词同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样，常常受到辱骂。例如，诺让的吉伯特教士写道：

“公会是一个很坏的新名词”。

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从根本上说，结义公社的出现是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造成的。比如有学者指出，建立公社的运动不是由底层工匠发起的，而是由排他性的富裕商人发起的。在结义公社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市民通过个体关系结成同盟，以便与教会及王室讨价还价。这是一种具有现代雏形的自我解放，后来还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

12世纪求解放的公社运动不限于城市，村庄也起而仿效，郊区甚至更远的乡村也以结盟的方式解放自己。

摘自

《模仿律》

书籍简介

作者：[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Gabriel Tarde) 著何道宽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ISBN: 9787521710700

开本：1/16

页数：515

2020年1月第一版

（图源：此书）

作者：[比利时] 亨利·皮雷纳 (Henri Pirenne) 著陈国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丛书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4980-6/K•928

开本：850×1168 1/32

页数：167

1985年1月第一版

（图源：此书）

《模仿律》之“模仿”是塔尔德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如果换个更为寻常的角度看，它似乎是在社会中的相互影响和从众行为中发掘出了一种主动性（虽然他也提到某些情况下是不自觉的）。由于作者的眼光集中于模仿，所以他看到的社会整个就是模仿，而它的普遍性体现在不仅自下而上，而且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如此等等。

在《中世纪的城市》这本不算厚的书中，作者使用了后面一大半篇幅谈商业发展对中世纪城市的决定作用。商业不仅意味着资金流转，也意味着人与土地的分离，不明身份的人口增加，最后促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在作者眼里，中世纪城市是堡和港的结合，防卫和商业是其根本属性。

References:

伯尔曼. 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M]. 姚剑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James Tait. The Medieval English Borough; Studies on its Origins 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ry Bateson. The Laws of Breteuil[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an., 1901) Vol. 16, No. 61: 92-110.
John Horace Round. The Commune of London and Other Studies[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01) Vol. 16, No. 64: 765-771.
挂云帆. 11～14世纪上半叶劳动力向新兴城镇流动[EB/OL]. [2019-06-18]. http://www.guayunfan.com/lsgs/10963.html
Wim Blockman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EB/OL]. [2021-01-12]. http://www.brepols.net/Pages/GetFile.aspx?dlfi=925
MSW. The Fifth Crusade 1213–21 Part II[EB/OL]. [2020-11-08]. https://weaponsandwarfare.com/2020/11/08/the-fifth-crusade-1213-21-part-ii/
https://en.wikipedia.org/Cambrai; ~Beauvais; ~Communes_of_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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