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谭勇：对脑机接口技术引发“主体消失”的哲学分析

作为人类科技发展最前沿技术之一的脑机接口技术，直接将外部机器连接人的大脑，不仅能够读取人的“意识”，而且拓展了人的感知形式，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脑机接口技术目前主要被用于辅助、修复或增强人的行动、表达和感知功能，尤其是用于“恢复”一些残疾人所丧失的肢体能力、感知能力等。例如，这一技术成功使高位截瘫的球迷朱利亚诺·平托用自己的“意识”通过脑机接口控制穿戴在身上的仿生机械外骨骼开出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第一球，还使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实现了“意念打字”，等等。当前，学界围绕脑机接口与主体关系问题、脑机接口带来的伦理问题等进行了哲学反思和深入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的认知具有强大的修复（治疗）和增强功能，从而可能促进“认识主体的新进化”；还有论者探讨了脑机接口技术形成的“融合主体”，认为这种“融合主体”引发了主体认知结构转化、人体空间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化。不过，学界目前关于脑机接口可能引发的“主体消失”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关注到脑机接口可能导致“奇点”的到来。超人类主义者在脑机接口等技术变革中看到“人”向“后人类”的转变，福柯所预言的“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有可能成为现实，齐泽克则提出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导致“人生而为人的内核”被抹去。基于这样的现实境况和研究背景，本文主要借助于黑格尔、福柯和齐泽克三人的哲学理论，尝试勾勒脑机接口技术将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主体消失”，以期深化学界关于脑机接口与主体关系的探讨，同时为在技术发展进程中更好地坚守人的主体性提供理论参考。

黑格尔哲学作为世界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在当前时代仍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阐释力。作为黑格尔哲学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难怪列宁声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齐泽克则在其研究脑机接口的一本专著中强调，“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属于马克思而非德勒兹，那么21世纪将成为黑格尔的世纪”，这指认了黑格尔哲学对于把握当代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齐泽克所言的“21世纪将成为黑格尔的世纪”，但也认为有必要透过黑格尔哲学把握当前时代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事实上，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精神实体”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脑机接口技术将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主体消失”这一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我们看来，依据黑格尔的“精神实体”论，脑机接口将造成精神实体对人类主体的扬弃，而这正是脑机接口技术中的黑格尔式的“主体消失”。对此，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黑格尔关于“精神实体”的论述；二是脑机接口在何种意义上促成“精神实体”对人类主体的扬弃。

在被马克思称作“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详尽论述了“精神实体”这一概念。《精神现象学》“首要的关键点不是在于‘现象学’，而是在于一个作为实体和主体的‘精神’”，因此“精神”处于《精神现象学》的核心位置，可以说“精神现象学”乃是一种“精神形态学”，涉及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细分的精神形态。所以，对于“精神实体”这一概念的把握是理解《精神现象学》的一把钥匙。黑格尔强调，“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而“‘精神’是一个最崇高的概念，它属于近代和近代宗教。惟有精神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它是一个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存在。但是这个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仅仅对我们而言或者自在地看来是如此，它是一个精神性实体”。此处，黑格尔通过将精神视为自在自为的存在，提出了“精神性实体”这一概念，而这也代表了“精神实体”的出场。对于“精神实体”这一概念，需要从如下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其一，透过“实体”把握“精神实体”的内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是那最主要、第一位、最重要被陈述者”，并且存在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而“第一实体不存在，其他任何一个就不能存在”，第二实体则指“那些首要的被叫作实体的所归属于其中的种的东西和这些种的属”。可见，实体一方面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是被阐述的首要对象。笛卡尔则强调他所理解的实体指“无需他物而独自存在的事物”，同时论及了“思维实体”“有形体实体”等不同实体的本质属性。因此，笛卡尔所理解的实体与亚里士多德有所不同，他撇开了实体与他物的关系，将实体视为独立自存的物。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将实体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应该说，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定义与黑格尔的实体概念有重叠之处，因为黑格尔在论及“精神实体”时特别强调“认识你自己，这乃是精神的法则”。也就是说，“精神实体”也需要通过自身来认识自身。实际上，“自我认识”与“自由”恰恰构成了精神的两个根本性规定。此外，“实体”在黑格尔这里还代表了本质，即“精神实体”是绝对者，是世间万物的本质。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借助马克思对黑格尔“实体”论的批判来认识。马克思以通俗的例子说明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实体”内涵：“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换言之，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确实代表了事物的本质。因此，透过对“实体”这一概念的简要梳理和把握，可以发现黑格尔“精神实体”概念表达了两个重要内涵：一是精神以自身为中介认识自身；二是精神代表了事物的本质。

其二，透过“主体”概念把握“精神实体”内涵。黑格尔指出：“实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主体。”黑格尔的“精神实体”是与主体紧密相连的，因为他把精神既看作“实体”，又看作“主体”。黑格尔强调：“活生生的实体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主体，或者换个同样意思的说法，这个存在就其真理而言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是一个自己设定自己的运动，或者说一个以自身为中介而转变为另一个东西的活动。”可见，黑格尔的确将“实体”视为“主体”，因为这种“实体”能够自己设定自己的活动，能够以自身为中介不断发展，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的运行规律时恰恰仿效了黑格尔将精神既视为实体又视为主体的思路，将价值既看作实体又看作主体。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此处，马克思将价值指认为一种实体。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在G—W—G’这一流通过程中，“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将价值作为“主体”看待，而且表明了价值能够以自身为中介实现自身运动，实现自身增殖，这一“主体性”逻辑与黑格尔精神的“主体性”逻辑大体一致。不过，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将价值视为“实体-主体”，作为“实体-主体”的价值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这一暂时性的社会形态中，而黑格尔将精神视为“实体-主体”则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作为“实体-主体”的精神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因为他把精神视为绝对知识，认为精神代表了普遍真理。总之，“精神实体”必然与“主体”联系，表明了精神能以自身为中介实现自身的运动。

其三，在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中把握“精神实体”。事实上，黑格尔谈“精神实体”是无法离开人类主体的，因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对象不是无人身的精神，而是与人的身体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精神”。此外，黑格尔作了如下论述：“只有人才超越感受的个别性而提高到了思想的普遍性，提高到了关于自己本身的知，提高到了对它的主体性、它的自我的把握，——一句话，只有人才是思维着的精神，并因此，更确切地说唯独因此才在本质上区别于自然。”此处，黑格尔一方面道出了人因具有精神这一本质而区别于他物，另一方面则通过“人才是思维着的精神”的论述展示了精神与人类主体具有深刻联系。总之，黑格尔所设想的精神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是必不可少的中介。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人类主体虽然是“精神实体”自我发展的必然性中介，但同样有可能在完成中介运动之后消失。

在对黑格尔的“精神实体”作了必要的解释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脑机接口如何促成“精神实体”对于人类主体的扬弃，从而造成“主体消失”。“某一特定的大脑结果，无论是运动行为、知觉体验，甚至是复杂行为，比如唱歌或解方程，都可以由种类繁多的、不同的神经元时空活动模式产生”，而这一事实使得脑机接口技术直接读取人的思想成为可能。事实上，脑机接口技术已经成功使瘫痪女子哈钦森（Cathy Hutchinson）通过“意念”控制机器手臂而实现物品拿取和自我进食等动作，实现了对人的思想的成功识别和转化。虽然关于人的大脑能否完全转化为计算机器还存在争论，但按照一些人工智能专家的观点，“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也许能让我们计算神经元放电所产生的智慧足以让人造设备进入人类的范畴”。可见，关于人的大脑能否被人工智能机器完全读取和识别尚存争论，但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模仿者而存在的可能性则是非常大的。这意味着思维、精神也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思考”和“生产”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脑机接口技术实现的突破预示着计算机器能够像人类智能般产生知识，致使“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差异是虚幻的”这一断语成真。这种机器客体在一定意义上就能够取代黑格尔“精神实体”自我发展进程中作为中介的人类主体，因为黑格尔本来就贬低了人类主体在“精神自我运动”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在精神的整个作品里，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份额可以归功于个体的行为”。一方面，这一逻辑进路符合超人类主义者的构想——“只有在奇点前景中，精神和实在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另一方面，这一逻辑进路符合黑格尔的观点——“其实自然是被精神设定的，而精神则是绝对第一性的东西”。根据黑格尔的意思，“无论多么千差万别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他者’，其实就是精神自身，都是精神的各种变形和规定性”。因此，当脑机接口技术不仅能够识别和转化人类思想，而且预示着与人类主体智能相当的“机器大脑”有可能出现之时，人类主体与其他对象的众多差别就很可能被消除，而人类主体有可能降格为与其他对象一样的精神的某种变形和规定性。

总之，依循黑格尔“精神实体”的自我发展逻辑，脑机接口对人的思想的成功识别和转化，预示着接近人类智能的“机器智能”的出现，而“机器智能”可能取代人类主体在“精神实体”发展进程中起中介作用，从而促成“主体消失”。

“人之死”是福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源自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论断——“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因此，我们借助福柯的哲学思想来把握脑机接口如何促进“主体消失”就具有内在合理性。其实，按照福柯自己的理论逻辑，在没有脑机接口的中介下，人类主体仍然会消失。不过，在我们看来，脑机接口通过对“现代知识型”的解构，加速了福柯式的“主体消失”。

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论断均与“现代知识型”有关，因此要理解福柯的“人之死”，就要把握“现代知识型”。福柯在《词与物》中勾勒了三种“知识型”：其一是“16世纪的知识型”，其特点是相似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福柯指出：“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游戏；使人类认识种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对这些事物进行表象的艺术。”可见，在福柯看来，相似性在“16世纪的知识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不仅是符号得以构建的基础，而且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关键方式。

其二是“古典知识型”，其特点是相似性失去了决定性作用，而表象的表象则成了这一知识型的关键。“在新的古典认识型中，决定人们思考范式发生改变的最重要的起点，是语言从对事物的直接烙印（签名的记号）中抽离出来，成为无直接所指的人工符号……一旦从物中摆脱，作为能指的符号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符号是复制自身的表象’，而正是这个自我生产的表象之表象构筑了古典认识型的真正本质。”这一论述无疑抓住了“传统知识型”（“16世纪的知识型”）向“古典知识型”转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通过相似性建立的符号与事物的直接性的关系被打破了，符号挣脱了物的束缚，开始自我表象，而符号的这种自我表象恰恰就是“古典知识型”的核心特质。福柯指出：“在古典时代开端处，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象；符号不再因种种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类似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标记的东西联系起来。”显然，在“古典知识型”的开端之处，符号已不再通过相似性或类似性与物相关联。沿着这一进路，福柯指出：“符号与其内容的关系并不被物本身中的秩序所确保。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空间中，在其中，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形式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认识内部的物的观念与另一物的观念之间建立起来的纽带。”在这里需要把握两点：第一，在“古典知识型”中，符号与其内容的关系已不再由物本身的秩序所确保，这也同符号与物的直接性关系被解除相一致；第二，符号与其内容的关系最终由符号与符号的表象关系来确定，也就是说符号通过它们自身的相互表象构建了它们独有的表象之表象的体系，正是在这个体系中，符号与其内容的关系得到确保。因此，如果说“16世纪的知识型”所展现的图表是“相似性的图表”，那么“古典知识型”所展现的图表则是“表象之表象的图表”，“是表象的符号系统和能够让事物入序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关联图表。这张图表不是相似性的诗性图景，而是由精确的计算和可操作性的组织化构成的图表”。

其三是“现代知识型”，其特点是与“古典知识型”相比表象的表象所建构的秩序空间已不再能自立自足，而是需要在表象之表象的外部确立新的认识基点。在进入“现代知识型”的论述时，福柯如此说道：“表象已失去了这样的创造力，即在自身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展开中并通过使自己能自我复制的游戏，而去创立能把自己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的纽带。没有一个组合，没有一个分解，没有一个同一与差异的分析能够证明表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从现在起，这个联系的条件处于表象之外，在表象直接的可见性之外，处于一种比表象本身更深刻和更厚实的世界后院中。”此处要把握两点：第一，在“古典知识型”那里，表象可以凭借自身构建使认识得以可能的秩序空间，而在“现代知识型”这里，表象则已不能再继续“自我复制的游戏”。第二，“现代知识型”的关键就是在表象之外寻找表象体系的支撑点。在福柯看来，“强力、生和死、欲望、性将在表象下面展延一片巨大的阴影区”，而“现代知识型”恰恰就是对这一大片“阴影区”进行探寻的认知形式。这种认知形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体现为“生产构序”取代了“古典知识型”时期的“财富分析”，在“自然史领域”体现为“生命的功能构序”取代了“古典知识型”时期的“分类分析”，在“话语领域”体现为“语言的深层意志构序”取代了“古典知识型”时期“语言分析”。也就是说，三大知识领域在“现代知识型”时期发生的重要转变是，人们开始探寻这些知识领域表象背后的“对象”。在此，或许借助于康德所阐述的先验领域，我们将更容易理解究竟何为在表象的后面寻找支撑点。福柯指出：“一种思想形式从使诸表象成为可能的一切出发质疑了诸表象间的关系条件：它由此揭示了一个先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从未赋予给经验（因为它不是经验的）但却是有限的（因为不存在理智直觉）主体，在与其等于X的客体的关系中，决定了一般经验的所有形式条件；正是对先验主体的分析才产生了诸表象间可能的综合的基础。”在此，先验领域和经验领域形成了对子，先验领域决定了一般经验的所有形式条件，使经验领域得以可能。此处，经验领域就相当于“表象”，先验领域则相当于“表象”背后的“阴影”，而这种“阴影”恰恰是“现代知识型”所探寻的关键。总之，“现代知识型”展现为一种“阴影-表象图表”，它规约着人们在其认知中总是不断去探寻表象背后的“阴影”。

福柯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正是“现代知识型”构建了“人”，“人”出现于“现代知识型”之中。就此，福柯指出：“在古典思想中，我们从未能在图表中发现这样的人：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象自身，把自己确认为意象或反映，他把‘图表中表象’的所有相互交织的线条都系在一起。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强力、劳动多产或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人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其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此处，福柯明确强调“人完全是新近的创造物”，是在18世纪以后出现的，同时也表明了“人的出现”与“现代知识型”密切相关。我们当然知道，具有躯体性存在的人早已存在，那么此处福柯论及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人呢？可以说，福柯所言的人是一种“观念的人”，是一种具有特定“思维结构”和“认识结构”的人。人类主体根本上是精神性存在，而人的精神性存在会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福柯强调：“整个现代知识型——它是在近18世纪末形成的并仍用作为我们的知识的实证基础，即它已构成了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和以经验的方式认识人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现代知识型”构成了人的“特殊存在方式”，这其实就强调了“现代知识型”决定了人的思维存在。说得更直白一些，现代人囿于“现代知识型”中，他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都是由“现代知识型”所建构。就像拉康所说的那样，“象征网络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现代知识型”就是一种“象征网络”，它构建了人的精神内核。

分析至此，尚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处理，即“16世纪的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同样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内核，为何福柯却只强调人诞生于“现代知识型”呢？这是因为只有“现代知识型”才使得思考人本身成为可能——“现代知识型”是从人本身的有限性出发来思考人的认识问题的，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有限性分析中，人是一个奇特的经验—先验对子，因为人们正是在像这样的存在身上将认识到使所有认识成为可能的一切”。也就是说，“现代知识型”不仅引入了“有限性”，而且恰恰以人本身的有限性为出发点来展开认识和思考。在福柯看来，人自身的有限性是由三种二重性标定的：一是经验与先验的二重性；二是我思与非思的二重性；三是起源的退却与返回的二重性。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此对这三种二重性不作深入论述，但必须强调，“现代知识型”不仅以人作为认识对象，而且以人的有限性作为人的思考和认识的起点，使得“语言、生命、劳动都与人有关，都是人的奥秘，它们无法摆脱人的特征”，“人”也就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福柯将“人”的出现建立在“现代知识型”之上，因此，随着“现代知识型”的消失，“人”也将消失。事实上，福柯正是通过考察“16世纪的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等，揭示了“知识型”是会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变化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具有历史必然性。在我们看来，脑机接口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恰恰能够摧毁“现代知识型”，从而导致福柯式的“主体消失”。脑机接口技术不仅仅意味着人的思维能够被计算机器所识别和读取，而且意味着人的思想可以被转化成“计算机语言”，被“0”和“1”的各种组合来表示。因此，脑机接口对福柯提出的“现代知识型”的解构是从两个维度来展开的：第一，当脑机接口使得人的思维和认识被转化为“0”和“1”这种计算机语言时，人们就没有必要再与所谓的“表象”打交道，也无须像在“现代知识型”中那样为表象找寻其成立的根基，譬如像康德那样通过对“先验对象”的探索为人类经验知识之“表象”奠定根基，因为人的一切思维和认识都是“0”和“1”的组合，它们就是“本质”，无须再在它们之外寻找支撑点。第二，脑机接口同时将摧毁“现代知识型”的第二个重要特质，即以“人的有限性”为起点。“人的有限性”之所以能被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关键是因为脑机接口将实现脑脑连接，而脑与脑不仅能实现同步且零误差的信息共享，而且它们可以汇聚成巨大的“思想库”，个体将可以随时调取他希望获得的“知识”。这样，“我思”和“非思”、“先验”和“经验”的界限将被打破，“现代知识型”赖以建立的“人的有限性”将不复存在。在脑机接口时代，所谓的思想认识已不再以人类主体为中心，毋宁说，在“现代知识型”中深深扎根于人类主体的语言、劳动、生命，在脑机接口时代则深深扎根于“计算机器”。总之，脑机接口将在两重维度上加速“现代知识型”的解构，从而促成福柯式的“主体消失”。

齐泽克是当代著名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他融合了黑格尔、拉康、马克思等的哲学思想，在当代政治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和主体理论研究等领域富有洞见。他非常关注人类科技的最新发展，并对其进行哲学审思，比如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自由：不治之症》中，他不仅论及由数字平台引发的“技术封建主义”问题，而且多次论及人工智能问题，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如此令人不安：它可以生成我们习惯于认为是另一种主体的表达的对象”。其实，齐泽克早在1993年出版的《延迟的否定》中就论述了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关于人工智能争论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会带来一种颠覆自身的可能性”。在以上作品中，齐泽克只是零星地论及人工智能、数字平台等科技问题，而在2020年出版的《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一书中，齐泽克则对脑机接口展开了深度的哲学反思，并且提出脑机接口将抹除人类主体“生而为人的内核”，从而在关于脑机接口与主体关系的研究中阐发了齐泽克式的“主体消失”。

由于脑机接口技术能够读取人的思维，进而可能威胁人的“主体性”，齐泽克立足于由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三元组合的哲学立场，对脑机接口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反思。不过，在深入论述之前必须明确，齐泽克所探讨的“连线大脑”其实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因为齐泽克关于“连线大脑”的定义是“把我们的精神进程与数字机器直接连接起来。此种连接能够让我仅仅起一个念头，就直接发动现实中的某件事”。面对脑机接口技术，齐泽克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对神经连接的前景弃之不顾，不应视之为另一个关于‘本体’的科学研究方案，鄙夷地认为它充斥着非本真的哲学旨趣。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某种新且前所未见的东西，挑战着我们生而为人的地位，即在现实（经验）中克服我们的有限性/性/内嵌于象征界。”可见，我们不能对脑机接口对人类主体可能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因为它确实可能带来“新的东西”，从而挑战人类的主体地位。因此，齐泽克在关于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明确了他想回答的问题：“连线大脑现象究竟如何影响‘自我经验’这种自由人类个体独具的东西？它又是如何波及我们身为自由个体真正的地位的？这个问题也将逼迫我们去澄清‘生而为人’这一观念本身：如果我们确实会走进后人类时期，这个事实将如何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感知生而为人的本质？”也就是说，齐泽克在《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中主要关心的是：面对脑机接口的挑战，我们人类主体究竟会失去什么？有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留存？

面对上述问题，“奇点党”给出的答案是，人类主体并不会失去什么，因为“他们所描绘出的主体，就跟现在的我们一样说话，一样沟通，怀着同样的忧虑和欲望，只不过未来人的力量和认识会翻倍而已——在根本上我们还是一样的个体，只不过是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会拥有如今远不可及的经验范围”。而“后人类主义”的答案则是，人类主体什么也不会剩下，甚至会面临被消灭的境况：“人类的进化方式无法回应重构宇宙的要求。因为有机性的躯体太过脆弱，不能适应此项任务。人类在实现其统治地球的过程中，曾经导致多种生物灭绝——其中甚至有可能包括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与此相似，后人类会消灭人类，以达成其对星际乃至全宇宙的统治。”

齐泽克的答案不同于以上二者，他认为，在脑机接口技术所带来的“奇点”问题中，在人类主体之内有些东西会消失，有些则会被保留。一方面，齐泽克断言，“我们的大脑与数字网络直接连接，当这种操作跨过某个门槛的时候（这种前景颇具现实性），那道将我们的自我觉知与外部现实分隔开来的裂隙就会崩塌（因为我们的思维将能直接影响外部现实，相反亦是。而且我们的思维也会直接与他人的心灵相连接）”，因此“实际受到连线大脑威胁的，其实是我们普通的自我经验：自由的人类个体，直接触知自己的内心生活”。由此，如果我们把“内心生活”视为人类主体的核心要素，那么这样的主体就会在脑机接口技术中消失。另一方面，齐泽克坚持认为，幸存下来的是“空洞的主体，被剥夺了内心生活财富的主体，以及这一主体的相关项——虚拟的无意识”。问题是：“空洞的主体”和“虚拟的无意识”究竟该如何理解呢？“空洞的主体”看似抽象，实则也好把握，它表达的是人类主体在本质上并不是“完整”的，而是存在着分裂和裂隙。理解主体自身的分裂性特质有多重角度，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角度是精神分析的角度，也是齐泽克经常提及的角度。齐泽克曾明确强调，“我能够与他者进行交流，我自身向他（它）敞开，只有在我自身已经被分裂、被‘压抑’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主体的分裂来源于自我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裂”。换言之，人类主体总是因为“无意识”的存在而无法实现完全统一。所以，“空洞的主体”一定意义上是涉及“无意识”的。此外，“空洞的主体”还可以从形式和内容的分裂的角度来把握。在齐泽克看来，主体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存在分裂。在齐泽克的那里，“对象a是作为空洞形式的主体之质料：从形式上看，主体是一个空洞形式，是纯粹的虚无和否定；从内容上看，它的质料是对象a”。要点不在于把主体直接理解为一个“空洞”，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就是说它始终有一个分裂的形式内在于自身之中，而这正是齐泽克所谓的“空洞的主体”。那么，齐泽克所说的“虚拟的无意识”指的是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齐泽克关于“无意识”的理解是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因为他承袭的是拉康的“无意识”概念。在齐泽克看来，“无意识”“既不是原初的实在——例如我与父亲之间的创伤性关系，也不是我此时此刻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而是纯粹的虚拟实体，它是第三种实体，它的空间介于两种现实实体之间，后两种实体则是我们所谓实在的一部分”。虽然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齐泽克所强调的“无意识”的虚拟性特质，但是对这一对象本身，还是难有具体的认识和想象。不过，我们可以援引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其一是齐泽克自身的体验。他感觉电影版和小说版的《比利·巴斯盖特》都很失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齐泽克判定两者都很失败的参考因素，乃是“纯粹虚拟的要素：一本比两者都要棒的小说”。此处的“比两者都要棒的小说”就是无意识所虚构出来的，它就是虚拟的无意识的具象化。其二是齐泽克援引了德勒兹的一段话来加以补充说明：“如果两个当前果真是前后相继的，并且在现实系列中隔着一段可变的距离，它们不如说是形成了两个与具有另一本性的潜能对象相关的共存的现实系列。潜能对象不断在这两个系列中循环、移置。”这一论述中提到的“潜能对象”存在样态就是齐泽克所坚持的“虚拟无意识”的存在样态。总之，齐泽克在关于脑机接口的研究中坚持认为，人类主体丰富的内在体验将在脑机接口技术所带来的“奇点”世界中消失，而人类主体的“空洞主体”形式及其相关的“无意识”则会留存。

进一步来看，齐泽克认为，脑机接口技术会使人类主体丧失自己内部的丰富体验，包括“内心隐秘的梦想、焦虑和希望”，同时“空洞的主体”形式及其相关的“无意识”会留存，但问题是：剩下的这个“主体”形式究竟还能不能在脑机接口时代的内容填充下构成我们当下的人类主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且让我们援引黑格尔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黑格尔曾指出：“内容并不是没有形式的，反之，内容既具有形式于自身内，同时形式又是一种外在于内容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双重形式。有时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即内容。另时作为不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便是与内容不相干的外在存在。”可见，存在两种“形式”：当“形式”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时，它就是内容；当它作为不能返回自身的东西时，它就外在于内容。这样，齐泽克所言的在脑机接口中剩下的“空洞主体”这一主体形式最终被抽干了丰富的具体内容，致使这一主体形式无法返回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类主体性内容的纯粹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主体在脑机接口中由于丧失了其丰富的内容，而注定沦落为“消失的主体”。

综上所述，尽管齐泽克笃定地认为人类主体在脑机接口技术所带来的“奇点”前景中尚能有“空洞的主体”之形式性存在，但由于这样的主体毕竟被抽干了丰富的内在生活，从而只能是一种有别于人类主体的抽象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通过勾勒脑机接口技术抹除主体“生而为人的内核”而提出了齐泽克式的“主体消失”。

就像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这种无情掠夺地球资源的社会模式从而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那样，人类科技发展也极有可能发展出威胁人类主体地位的科技形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引发理论家们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思考。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人类科技发展可能对人类社会和人类主体带来的多重影响。立足于科技发展必须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生活这一根本的价值原则，借助于黑格尔、福柯和齐泽克的哲学思想，本文勾勒了脑机接口时代“主体消失”的三种可能性路径。这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提示了人类主体性在脑机接口时代可能面对的挑战。当然，“主体”问题是复杂的，本文所探讨的“主体”是“人类主体”，并且黑格尔、福柯和齐泽克所理解的主体也存在区别：黑格尔聚焦于人这一主体的精神性内核，福柯聚焦于人这一主体的“知识型”构成，而齐泽克则聚焦于精神分析视域中人这一主体的内核，强调无意识。所以，本文所勾勒的脑机接口致使“主体”消失，也仅仅是黑格尔、福柯和齐泽克所理解的“主体”意义上的消失，这种“消失”只是基于三人哲学理论的可能性分析。不过，这一研究从脑机接口对于人类主体之否定性的维度警示我们，在推进脑机接口的技术发展进程中一定不能忽视人类主体可能存在的消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