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去罗湖，坐在第一辆车厢里。我最先看到罗湖桥–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
我们顺着 “往中国” 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中国的旗帜在前面飘扬。
过了桥，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没有一个人说话。太阳照在头上。
你是跳舞的吗?第一句乡音是检查护照的人微笑着对蓝蓝说的。
对，我是跳舞的。
他又问我：这个美国人是你随行眷属吗?
是的。我回答，转身翻译给Paul听。
他哈哈大笑。
走吧! 我笑着对Paul说：我的随行眷属，在这儿，你得跟我走了。
我们就那样子跟着那个跳舞的走上了我的乡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饭，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适，勉强上路。午饭时喝了瓶青岛啤酒，感觉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三瓶，完全好了。他后来一直认为青岛啤酒是世界上顶好的啤酒，几年以后在爱荷华小店发现青岛啤酒，他乡遇故人，高兴得大叫。从此我们家永远备有青岛啤酒。
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 来了! 他们来了! 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先和哪个人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42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 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瞇瞇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我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扫了一下喉咙，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刻! 他昂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 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瞇瞇的，戴着我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了。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司机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员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30年了。
30年? 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贴速写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烧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船。披蓑衣的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
灰色楼房。一格一格的窗子，一排一排，全是灰暗的。
妹夫一手提一个大肚子土罐子，从外面眉飞色舞地走进来，一面大嚷：涪陵榨菜!涪陵榨菜! 我跑川江特地下船买的。天下第一呀!给你带回爱荷华!
他的脸正好嵌在背后灰色大楼一个窗格子里。窗格子突然亮了。
…………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绿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吱-吱-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路旁一个破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吱-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 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 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 “魂兮归来” 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臭。感到切身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拼命，一起活过来了。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事充满好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洼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从顶层在窗口坐划子。 “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就想到从窗口上划子，划着桨去 “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虹小阳伞的小店不见了。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镥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我们的家呢? 我们的家呢? 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 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 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两根石柱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 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我们母子寄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狠狠盯着我们。
走吧。我转身说。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日租界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墙内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吱–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 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真君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中国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摆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在 “文革” 中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 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她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姊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姊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我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把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 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