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女士访谈录：逃与困

离开爱荷华时，竟然有一点不舍。前夜的咖啡和酒香，宛然仍在空气中浮动；而蔡琴婉转低沉的歌声，也依然盘旋在脑际。依恋的，彷彿是这些，细加寻思，却又不然。那样的夜，那样的主人，让人举步离去之际，不自觉地迟疑。

藏身丛林中的小说家，怀抱着对过世丈夫的爱，听着台湾的老歌，写着题为《三生三世》的回忆录。屋后草坪过去是高耸的树丛，白日里，不时的，有鹿群们从绿树中走出来觅食，小说家依着几十年来的习惯，拿食物喂养他们，就像是父母为从书房里出来的儿女准备晚餐。黑森森的夜里，也许有朋友自家里携来好吃的东西，和小说家分享，并谈文说艺。音乐绕缭的屋内，最显眼的，是男主人离去前种下的那株鸟萝，在屋子最显眼的一个角落，兀自生机勃发地怒长着。

屋子的几面墙上，挂了各式各样的面具。面具里，有些牵系着一段段来自各地的友情，有些则说明着主人曾经经历的足迹。另外的一面墙上，聂华苓和 Paul Engle（编者按：即聂华苓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的照片，仍旧以光灿的笑容面对来访的客人。聂华苓女士——解说着，从面具到照片，口齿清晰、语言软脆、情感浓稠，我未语先醉。

那夜，我们在河边的餐厅用餐后，扶醉回到聂女士的家。一边聆听着蔡琴低沉的歌声，一边喝着香醇的咖啡，一边开怀畅谈。访谈已然结束，真正的友情却才开始。没了录像机，谈话更是海阔天空。小说家真情毕露，招得我失态地泪眼婆娑。蔡琴的歌唱得真好！一曲《不了情》，让人荡气回肠。可回到台北的家居，特意上街买了 CD回来，却再也听不出那晚的美丽来！

廖：访问聂华苓女士非得从《桑青与桃红》开始不可啰！这本引起诸多议论的小说是什么时候问世的？

聂：一九七〇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时被腰斩，出书大概是七二年，后来在香港《明报》连载。那时候香港是我们这样的人写作的出口，因为大陆根本就隔离了。在台湾，又这样一下子被腰斩，甚至于还很怕连累编辑。当然，从那以后台湾的报纸就根本也不登我的东西了。所以，作为一位作家，我在台湾等于沉默了一二十年啦！

▲ 《桑青与桃红》

廖：我记得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热中于看它的连载，记得有一天报上突然说“来稿未到”之类的，从此这个小说就在报纸上绝迹了！

聂：主要就是一般右倾的作家们骂啦，再加上警备司令部、党部也去干涉。怎么那么严重啊！好像我要推翻政权的样子。我就是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些问题。其实像写北平围城，也是写一种人的困境，一堆人被围在那里，旧有的文化崩溃了，新的文化还没有来，是那种人的精神崩溃。后来写台湾的阁楼也是一种人的困境嘛！经过了当代中国某些大的事件，比方说：国民政府迁来台湾，共产党整个席卷大陆！总之，我们有种逃亡的心情。我是在抗战时期长大的流亡学生，总是逃。十几岁就逃离家乡，十四岁日本人来到武汉，我们就逃、逃、逃！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我去了北平，共产党来了，又逃。到了台湾，以为可以不逃了吧！结果在台湾这个岛上，也在逃。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就说你在自己家里吧，可能也在逃，我们也可能是被困在家里面的。所以我就是写人，尤其是现代人。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

廖：可能是因为身处戒严没有解除的年代，大家心里害怕，于是产生种种揣测、比附，或者对号入座，说你是在讽刺一些什么东西啊！

聂：对！那就是说，他们的心思太多了。自己心虚，所以总是疑心你在颠覆他什么的。也可能因为我跟《自由中国》的关系密切的缘故，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九四九年我一到台湾，就进了《自由中国》，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雷震、傅正、马之熽、刘子英四位先生被捕，《自由中国》被封，一共十一年。《自由中国》的殷海光、戴杜衡、夏道平、毛子水、宋文明，都是非常好的头脑。我刚进《自由中国》时很年轻，才二十几岁，刚刚离开大学，做了一年多编辑，后来作编辑委员。我是编辑委员会上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年轻的。编辑委员会主要是讨论社论，讨论有问题的文章。他们的讨论、言谈、风格对我的影响很大，二十几岁还没有完全成型，思想、为人都还在摸索阶段。现在就算是在海外，我也应该是属于比较开明的，对吧？

廖：后来，您的书又在怎样的机缘下重新在台湾问世呢？

聂：一九八八年，因为余纪忠先生四处奔走，我才能回台湾。说起来真是不容易呢！去了以后，对我而言，当然就等于开禁了。《中国时报》《汉艺色研》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如《林白》都开始出我的书了。所以，一九八九年，《桑青与桃红》才又在台湾重新出版。

廖：有关《桑青与桃红》的讨论文章好多，不知道您自己看过没有？很多论述都非常有趣，有人解读说“青”指国民党、“红”指共产党，真的是“各说各话”。有一位郭淑雅女士写了篇《丧青与逃红》（编者按：即郭淑雅《<“丧”青与“逃”红>？——试论聂华玲《桑青与桃红》／国族认同》一文）的评论，您看过吗？

▲年轻时的聂华苓

聂：喔！是在《台湾文学》登的，这篇文章我看过。

廖：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小说的解读合适吗？您当初为何将主角命名为“桑青”及“桃红”的？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聂：我的想法倒没有像郭女士那么样的细。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么想。我取了“桑青”，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农为本，桑叶是很重要的，生长在中国土地上，桑有蚕吐丝的意象。青呢？当然桑叶是青色的。桃是桃红，我本人很喜欢桃红的颜色。在我想来，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迸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而且，我喜欢听人的名字，比如说我自己的名字——聂华苓，就是一种扬音。“桑青”与“桃红”都是扬音，我之所以取“桑青”和“桃红”的名字，除了象征的意思，也要求音调的好听。其实，没想到批评家所说的那么多。

廖：我是研究《桃花扇》的，曾经研究过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约定俗成的意涵。它有两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意象——一个往上飞升，就是悟道，如桃花源；另外一个就是堕落沉沦的，如“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意象。正好可以拿来印证你书里桃红这个角色，“桑青”和“桃红”的区别，就是天真与堕落。天真浪漫的桑青变成桃红以后，那种放浪形骸，沉迷于肉欲，其实很符合中国传统对于桃红的解说。

聂：你解释得很好，我没有那么深奥！我就是喜欢那两个名字的发音和隐含的象征。

廖：所以好的作品就是说它有多方解读的空间？

聂：现在甚至有评论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女性主义。可是，现在我自己回头看，尤其在七〇年代，哪有人那么写啊！一个女人写成那么的放荡！可是我觉得那是叛逆，就是经历过各种困境之后，压抑出来的一种叛逆。恐怕我潜意识里面是有女性主义的。因为我自己发现，我写小说不论短篇、长篇，男性总是弱一点，女性强一点，这彷彿是很自然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过。这不是政治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意识上的，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很顺、乖乖的孩子。

廖：因为有点叛逆，所以，没有刻意的想要表现女性主义，但是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另外，《桑青与桃红》里面，有一段情节提到：桃红画了一张逃亡的地图。我记得李欧梵先生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解说这是一种国籍的认同！可是郭小姐却刚好认为是相反的，她认为这是一种逃离，是去国界的，去边境的，无国族主义的，是您受到在《自由中国》时的自由思想所启迪的证据。您自己以为呢？

聂：我觉得是我野心太大了，我是写人！因为那时，我已经接触到很多从东欧出来的作家们，从非洲、南美来的，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我所感觉到的人的困境，和各种形式的逃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尤其那时候中欧、东欧的作家，像匈牙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利亚作家，我觉得我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也觉得跟我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相像的境遇嘛！都是一种困境。我写《桑青与桃红》的时候，“国际写作计划”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已经接触很多其他地区的作家。我觉得我写的是一种“人”的困境，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台湾的人，或者香港的人，或者是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也深受过这种困境。所以，她说这是“去国境，去边界”，基本上是对的。

廖：您也曾经说过：“作家离开母语国的时候，那种生活经验跟语言的储蓄是很重要的。”那您是如何来储蓄您的经验跟语言？

聂：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已经三十九岁，不是那么年轻了。所以，我的母语有三十九年的储蓄在那里了。但语言一直都在变的，台湾、大陆都一样，每去一次，我都发觉新的语汇，有的语汇我都不懂了！尤其是年轻人的语汇。在海外的人多半有语言这种困扰，尽可能用中文就好。我一到美国就决定用中文写作，我翻译的东西其实还不少，中译英、英译中都有，但我觉得到了美国以后有一种漂泊、流浪的感觉。你什么都抓不住，就只有语言稍稍能够抓得住，就好像能够抓住你的根，而这根不断地长出枝干、叶子、花朵，你又不容易抓住。所以，在海外，我们制造了自己的语言，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不过我们写的别人也看得懂。本来作家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语言，自己有独特的语言，我们也只好这样自我安慰，不断的创造自己的语言。我一直在接触中文的报章书籍，当然也看英文的，我也一直在用中文写作。我的两个女孩子中文都没有断过，她们甚至可以写中文，说中文。我的丈夫 Paul Engle 真的很好，有的美国人不一定这样的。他跟我一结婚，就跟我提两个女儿应该保持她们的语言。他说：“你们在一起尽可能的说中文，我喜欢听。”所以，甚至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都是讲中文，他就在旁边做他自己的事。有时候他也听，可能抓住几个字，他知道主题是什么。他可以说德文，法文也可以说一点，后来他跟我说他非常遗憾没有学中文。

廖：他能不能说一点中文？

聂：所有作家在这儿的时候，吃饭时间到了，他会敲壁炉上那个铜钟说：“吃饭吧！”。他在吃饭的时候别人给他菜，他会说：“够了！够了！”。

廖：文艺界提起 Paul Engle 先生跟你之间的伉俪情深，以及您们对于台湾来的作家的照顾，真的是非常感动。您在一九六七年提出“国际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可不可以谈谈当初怎会想到做这样的计划？

聂：当初我来的时候，这儿有白先勇、王文兴和杨牧。杨牧那时候叫叶珊，叶珊好像跟我是同一年来的，白先勇、王文兴跟叶维廉是前一年——六三年就来了，我是六四年来的。那时候的中国作家已经有好几位了，同时也有印度、衣索匹亚、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家。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小说创作，也已经出了几本书。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跟他们有些隔膜。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来的时候虽然也觉得这里很自在，但实际上我们是外国人。有一天我和 Paul Engle 去 Iowa 河的珊瑚坝，我等 Paul Engle 游泳上来，就跟他说：“你怎么不办一个特别的机构，完全是外国的作家，而且可以扩大，并不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他说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有点疯狂，但钱打哪来呢？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已经很不容易了，二十几年来费了很多心血，到处募款。而且学校欢不欢迎还不一定！已经有这么多疯疯癫癫的作家在校园里，再来些外国疯疯癫癫的疯子，那怎么受得了？我说：“这个地方就是疯子感到最舒服的地方、最适合的地方。”后来他就开始跟学校谈。那时候的校长 Howard Bowen 很有国际头脑，他说只要你办得起来就办吧！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小办公室、一个半天的秘书。第一年，1967 年，痖弦和香港的戴天来了，还来了十几个其他国家的作家。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募款在美国是这样的，不论你是哪一行，只要你有成就，就容易募到款。你要是毫无成就，他不一定理你。他不是真的觉得你这个事业很有理想就来资助你，他是看你这个理想已经很有成绩，或是你这个人很有名气。他们信任 Paul Engle，他已经很有名了嘛！所以募款就比较容易。国务院看“国际写作计划”的成绩愈来愈好，就在各国大使馆的文化处，直接给作家们研究金到这儿来。

▲聂华苓与各国作家交流

廖：这些作家来了以后，都做些什么？

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年，八个月。后来没那么多钱，何况人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越来越多，帮助也多了，可是钱得来不易。我们是学校里的教授，可是作家的钱是从外面来的，所以愈来愈难，要维持一个学年很不容易，我们精神上也受不了。后来就六个月、四个月、三个半月，现在是两个半月。两个半月以后，他们到美国国内旅行差不多两星期，共三个月。这两个半月里，你愿意参加活动就参加，不参加也可以。活动安排得很多，讨论会、朗诵会，还有派对，喝酒呀！疯呀！还有别的人要请客，Iowa City 附近的其他城市也邀请全体作家。他们要写就写，不写也可以。

廖：曾经来过此地的作家都非常思念这个地方，知道我要来，还再三交代代为向您问候。你们对这些朋友的照顾，让他们真的很难忘怀。

聂：大陆剧作家陈白尘就说：“聂华苓比中国人还中国。”那个时候像痖弦、吴晟、陈映真、柏杨、林怀民、姚一苇、王祯和、商禽、郑愁予，还有其他国家很多作家，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而且很多作家我们都是坚持一请再请。当然，他们的钱是由本地的大使馆文化处出的，但是，我们推荐邀请的人，他们多半都会尊重并接受，因为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学情况。

廖：要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才知道要邀请哪些人。

聂：对，我和 Paul Engle 去过很多国家，亚洲、南美洲，欧洲，就是非洲还没有去过。

廖：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到现在还一直维持着吗？

聂：我退休后，有一个时期不太好，因为有些问题。不过，过去两年，我们又请了一位新的主持人 Christopher Merrill，是位诗人，也是非小说类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有关巴尔干战争的书，被人评论是非小说类的美国经典，只有四十几岁，很有亲和力，头脑非常好。要主持这个计划，就要有远见，看得远一点，他有这个特点，所以很好。

廖：现在有没有台湾人在这个计划里？

聂：没有，现在主要是没有钱啊！有一段时间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一家报社出一个人的钱，李昂、萧飒、季季、黄凡都是这么来的。可是后来我退休之后，他们就不出钱了。我真是希望台湾有人来。大陆有作家来，因为美国有些基金会出钱，但他们限定是要从大陆来的。我们这里学校的“亚太研究中心”，最近申请到两百万，这个基金会给你钱是有规定的，一定要大陆来的作家。每年有一位中国作家从大陆来。他们觉得台湾一直都很开放，跟外面接触机会很多；大陆那么大，又在变，人才又多，所以他们就是有钱要捐的话，都是限制要给大陆作家。今年从大陆来的五位作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小说家李锐，诗人西川，小说家蒋韵，导演和剧作家孟京辉，电影剧作家廖一梅。

廖：我听说在一九七七年，您曾经被三百多名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聂：我和Paul Engle两个人。当时，他们发起的时候，三百多个作家就都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美国也有一、二十位写信给他们，比方说前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还有世界银行的副总裁这样的人。可是那年根本就没有给奖，我们没得到。大概是他们觉得没有人够资格吧!

廖：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您平常的阅读经验呢？

聂：我什么都读！你看我这里中文书也有、英文书也有，反正抓着什么读什么。我的书很多，我们已经捐了三千多册的书到图书馆。书多到已经泛滥了，都放不下了。在美国，当然美国的东西得接触，如报纸、杂志、书籍。我一直没有中断中文报纸，很谢谢《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他们一直送我。许多是作家朋友送的，另外，我自己也找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来读。床头放的《红楼梦》《聊斋》是百读不厌的，还有唐诗宋词。我也看欧美当代的文学作品。当然，当代的中文作品，是非读不可的。

廖：能不能以您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给喜欢写作的朋友一些建议？

聂：因为小说是写人，所以关于人事、世事、阅读都很重要。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许不容易，要靠慢慢累积，除非是天才。大半都不是天才！天才没有几个，一般就是慢慢地自己写出自己的路子来，不断地写、不断地写，就能够把握了。把握你的语言、把握你的题材、把握你的主题，就是不断地在那练功夫。不过，一般写小说的人好像就自然对世事、人事很有兴趣，对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兴趣，连闲言闲语也不放过！

廖：从前您提到说：“报纸是创作小说素材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现在依然是这样的吗？

聂：对啊！到现在依然喜欢。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新闻有专门一版。这些社会新闻可以让你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比方说：《桑青与桃红》里面提到的报纸资料，就是我从台湾带来的。我另外有一本长篇小说就是根据《华侨日报》上的一小则消息，加以铺陈改编而来。1964 年我从台湾出来时很困难。所有的信根本就不能带！报纸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是当地出的，到现在我还留了一大堆。其实，不只是报纸上的，对现实生活里面的人，我也是蛮有兴趣的。比方说我去台湾，就是去看朋友，去大陆也是。大陆最近这些年来改变很多。在大陆和台湾，有人要我去看风景，我就说：“我不要看风景，我要看人景。”

廖：谈谈您到美国这么多年来的生活状况吧。

聂：自从到了Iowa之后，精神上就整个的解放了，生活上非常丰富，接触面也很广，知识、文学、人文各方面，对我当然都很有影响。我跟Paul Engle的生活，除了我们都是摇笔杆、敲打字机的人，也一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以前我们在旧办公大楼里是邻居，上午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写作什么的。我们下午一同开车去学校，五分钟就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对着河，下午回来也是一起回来。回来时，也许想买点菜，就一起去买菜；家里需要钉东西，没有钉槌，就到五金店去买个钉槌，生活上点点滴滴都是在一起。出去旅行固然在一起，甚至于接受荣誉博士，也是两个人同时接受的。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另外一套，但是像本州州长给的“文学成就”就是一起接受的，美国五十州的州长给的奖，也是我们俩一起接受的。就是说我们的私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常常就是我说上半句，他接下半句，正是我要讲的；或是他说上半句，我接下半句，也正是他要说的。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国家。一九九一年，我们计划去欧洲两个月，两个人一起去波兰接受瓦勒沙新政府的“文化奉献奖”。然后，再去捷克会见哈威尔总统及南斯拉夫、芬兰、波兰等地的老朋友，也要去波罗地海的那些小国家及德国，因为Paul Engle的祖先是从德国黑森林来的。那时，我的女婿、女儿、外孙都在德国，女婿是德国外交官，他们刚好从北京调回德国，我们准备去看他们，结果在机场Paul Engle突然倒了。他没有毛病的！我们预备上飞机，他说：“我到那个角落去帮你买一本Newsweek在飞机上看。”我说：“你去吧！”他就把他的东西都交给我，等到别人都上飞机了，我想他怎么还不来？就去找他。找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了。有人在给他急救、抢救，我一看到他就知道完了。送去急救中心不到五分钟，医生跟一位神父一起出来，我就知道了。那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差不多两、三年恢复不过来，生活简直是……

廖：非常意外？

聂：非常意外！高高兴兴上路，上路的那天早上，他还在种鸟萝，他很会种花。我看见地上摊着一些土，就对他说：“我们要走了。赶快种上去呀！我们还得两个月才回来。”他就把它种在盆里了，到现在长成这么浓密的样子。我一定要好好把它保存下去，已经十一年了，他过世已经十一年了。

廖：长得很好！

聂：剪过一次了，它曾经长到这边来。他过世两三年之间，我也像是死了。不只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上各方面那么样融洽，感情那么好，尤其是他突然倒了，完了。几分钟之内，整个天翻地覆，你怎么受得了！

廖：对他来讲是幸福的，没受苦。

聂：对，但对我而言打击太大！后来，我就开始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有很多文章在那里，我收集起来，经过选择，编辑出版了。然后另外一本是关于“作家工作坊”的，对他很重要，那个我就比较吃力，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有一部分请他以前的学生写。可是四〇年代、五〇年代我不在爱荷华，有的作家我不认识，我就请当时在这里的一位诗人叫Robert Dana来接手。当时已经完成五分之四了，他就接手过去，又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完成之后，我就对他说：“放你的名字吧！”这也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整理这些回忆录时，很不舒服。看到这些文章就等于听到他的声音一样。工作一阵子，我就要出去开车跑一跑，做点别的事，这样也耽误了点时间。把他这两部书整理出版之后，就开始写我自己的回忆录。活了这么一大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回忆录的题目是“三生三世”，从大陆到台湾，后来又到美国，三个不同的世界。现在再不写的话，就写不出来了！老啦！

▲《三生三世》

廖：进度如何？

聂：已经写了五分之三。

廖：在您写的《苓子是我吗？》这篇文章里，您曾经说过：“写作是为了摆脱寂寞。”您现在还是同样的心情吗？

聂：写作一定要寂寞，你必须要忍受寂寞，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也不一定是摆脱，是要忍受得了寂寞。我现在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最近两年，因为Merrill要我参与“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工作，我就又“顾”又“问”起来了。不过，主要还是写回忆录，在寂寞中回想前尘。

廖：除了写回忆录之外呢？近况如何？台湾的文友都很挂记您哪！

聂：Paul Engle过世以后，生活很孤独，也很丰富，说起来很矛盾。我朋友不少，而且对我都非常好，美国朋友、中国朋友都是，常常有人找我去吃饭。朋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韩裔美籍的艺术家，是我在美国最好的一个朋友，名字叫朱晶嬉。我常常跟她在一起玩，不是玩就是吃啊，到处跑啊。她也疯疯癫癫的，我们可以开车两个多钟头，就为了吃一顿墨西哥饭，是交往三十一年的老朋友了。还有一些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在Paul Engle过世以后，这些朋友对我特别的好，有的是Paul Engle跟我一起认识的，有的是我后来认识的。也有一些比我年轻的，昨晚就有两位美国年轻朋友带了自己做的点心，到我家里来喝酒、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多，舍不得走。

就像刚才说的，我好像比较接近现代。我也比较接近美国，大概因为是我跟Paul Engle结婚的关系，所以比很多中国作家、中国人，更投入美国社会。比方说选举吧！我就是关心得不得了！他们的选举，譬如议员的选举、总统选举，我不只是喜欢看选举的竞争、辩论，也把它当戏看。选举把人的优点、弱点，美的、丑的都暴露出来了，也展现了人世变迁、权力更迭、人生无常。这都是戏！我目前的生活可以说：随兴、随意、随缘。我当然非常非常想念Paul Engle，真的是无时无刻不想他。

廖：您这儿的居住环境真美！我记得您称呼这个地方叫“鹿园”，平常有鹿出入吗？

聂：有！每天下午我会出去喂鹿，现在还不会出来，有十几只鹿。

廖：那些鹿会不会伤人？

聂：不会伤人，它怕人，你一出来它就会跑掉。那些本来都是野鹿，后来都被我们喂成家鹿了，有公鹿、母鹿、小鹿，我们喂了二十几年了。它们吃一种玉米跟鸟食混合的饲料，以前都是Paul Engle喂，他过世以后，我就延续了这个传统。冰天雪地我也去喂，就洒在那山坡顶上，他闻到了就会自己出来吃。现在是五、六只，冬天山谷里没东西吃，就会有十几只跑出来。鹿昂头走出树林的姿态特别好看。鹿是六亲不认的，公鹿来了就把母鹿赶走，母鹿来了就把小鹿赶走，公鹿母鹿一起来，小鹿就会自己走开。有时候我忘记撒鹿食，他们就在那个坡上，朝这里望着，非常有趣。

廖：谢谢您抽空接受采访！我们期待您的回忆录《三生三世》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