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奖得主韩江小说：少年来了（下）
文化
2024-10-21 09:5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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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那是一支很普通的笔—Monami黑色圆珠笔，他们将它交错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间。刚开始其实多少还能忍受，但是每天同样的部位都遭受同样的酷刑，久而久之伤口也会变深，血液夹带着脓疮流出，之后伤口甚至深得能见到里面的骨头。他们发现我这伤口已经见骨后，用沾了酒精的棉花把洞填满。徒刑我的牢房里关着九十多名男性，绝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在相同位置塞着酒精棉花。由于彼此之间严禁交谈，要是看见对方的手指间也塞着棉花，短暂四目交接后，便会立即别开视线。我原本也以为伤口都已经见骨了，应该不会再继续对那个部位施予严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知那是最痛的地方，却还是将棉花取下，继续插上那只圆珠笔，使劲地往更深处扭转。铁栏杆隔成的五间牢房连成一片扇形，持枪的军人站在正中央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开始被押进牢房时，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就连年幼的高中生也没开口问过一句这是什么地方。彼此眼神不曾交会，只有沉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接受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在牢房里那一个多小时的绝望沉默，是我们生而为人能够坚守的仅剩尊严。Monami黑色圆珠笔是每次只要走进调查室，就会备好放在桌面的第一阶段严刑拷问。他们似乎是想要借此告知我们，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也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那里唯一允许的事情只有令人发疯的疼痛，只有足以吓出一身屎尿的疼痛。第一阶段严刑拷问完毕后，他们会开始冷静询问，不论我怎么回答，步枪的枪托都会朝我的脸重击。我本能地用两只手臂抱紧头部，往墙壁方向退缩。要是我倒地不起，他们就会用脚踹我的腰间与背部，直到我感觉自己快要断气，赶紧翻身朝上为止。接着，就会有军靴在我的小腿胫骨上狠狠蹂踩。不过，也别以为从调查室回到牢房以后就能够放松休息。牢房里的所有人都得正襟危坐，直视正前方的铁窗。一名下士就曾说过：“要是谁的眼珠敢乱动，我就用点燃的香烟把他眼球戳瞎。”实际上真的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他们用香烟火苗蹂躏眼皮；另外有一名无意间用手指摸了一下脸颊的高中生，也遭到拳脚一阵毒打，直到他失去意识瘫软在地。在塞满将近一百名男性的狭小空间内，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彼此只能紧贴而坐，每个人都汗如雨下。沿着后颈缓缓流下的究竟是汗水还是小虫，我们无从分辨，也无从确认。大汗淋漓之后虽然口渴难耐，但是一天之中能够喝水的时间只限三次，也就是三次用餐时间。我一直深刻记得就算是尿液也想要接来喝的动物本能，深怕自己会突然想打瞌睡的焦虑，以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用香烟戳我眼皮的那份恐惧。我也记得饥肠辘辘的感觉，像白色吸盘一样怎么甩也甩不开，吸附在我阖着的眼皮、额头、头顶与后颈上。那些吸盘会慢慢吸走我的灵魂，直到灵魂像白色泡泡般膨胀，濒临破碎。那些黑暗又惊险的瞬间，至今还刻骨铭心。●监狱里提供的三餐，每次只有一撮饭、半碗汤和泡菜，而且还得两人一组，一起分食那盘食物。当我被安排和金振秀同一组时，说实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我有如灵魂已逐渐抽离的野兽，而他看起来不像是食量大的男人。他一脸苍白，眼周像病患一样暗沉，面无表情地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一个月前接获他的讣闻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他那双眼睛。在混浊的豆芽汤里挑着豆芽菜往嘴里放，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偷看我的那双眼。他和我一样早已变成一只野兽，用那双冰冷空洞的眼睛，默默看着正在恶狠狠盯着他咀嚼蠕动的双唇、深怕他会把豆芽菜全吃光的我。为什么金振秀最后会死掉，和他同组一起吃饭的我却还活着。不，我也一样睡不着觉，没有一天能安稳入眠，我想只要还留有一口气在，日子应该会继续这样下去。在您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振秀的事情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和您约好要在这里碰面时，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日复一日，没有一天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他死了，我却还活着？先生您曾在电话里说过，金振秀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案例，我们之中有更多人有可能选择这条路。那么您是想要来帮我的吗？但是您要写的那篇论文，终究是为您自己写的不是吗？您说要用心理层面来剖析金振秀的死亡动机，我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借由汇整我现在告诉您的这些信息，就可以把金振秀的死亡过程复原？或许我们俩的遭遇雷同，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如果不是透过他本人亲口得知，又能如何追查他的死因呢？据我所知，金振秀是我们之中遭受更多酷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外型较为阴柔的关系。传闻他们曾要他把性器官摊放在桌上，威胁说要用树枝鞭打。他们也曾将他裤子脱光、双手绑在身后，拖到禁闭室前的草地，让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时里，黑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咬他的胯下。他获释出狱之后，听说几乎每天都会做关于昆虫的噩梦。当年金振秀只是一名大一新生，脸上还看得见一些小汗毛。他的脸很白，睫毛又长又浓，十分引人注目。每次看他走路都感觉非常匆忙，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的四肢特别细长，所以才显得不够沉稳。据我所知，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掌握受害人数、管理遗体、采购棺材，以及用国旗举行葬礼等。其实我没想到他会待到那天晚上。我认为他会是那些主张回收枪枝，在戒严军进来前清空道厅、不让任何人牺牲的学生之一。就算他留下来待到晚上，我也仍心存怀疑，感觉他就是会在凌晨十二点钟以前自己逃跑的那种人。我和金振秀等十二人成一小组，聚集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们抱持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心态，彼此先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写下简短的遗书，附上姓名和地址，放进衬衫前的口袋里，方便日后家属找寻。当时我们确实还没体悟到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但是自从无线电里传来戒严军已经进入市中心的讯息后，我们终于开始感到紧张。作战室室长把金振秀叫到走廊上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室长请他帮忙护送所有女子离开道厅，宏亮的嗓音就连在会议室里的我们也都能清楚听见。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猜测，室长指定他来负责这件事情，想必是因为只有他特别纤瘦，就算最后临阵脱逃没再回来也毫无影响。我想起当时我看着他神情凝重带着枪走出去，心里是这么想的：“是啊，你还是别回来了。”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回来了。有别于出去时紧张戒备的神色，他回来时表情已经全然放松。他似乎再也难敌连日累积的疲惫，眯着双眼将枪枝靠在一旁墙上，跑去躺在窗边的人造皮革沙发上睡着了。我摇晃他的身体叫他醒醒，他咕哝着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眯一下就好。”奇怪的是，看着他入睡的其他人也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放松地靠墙坐下，一个接一个开始打起瞌睡，我也只好无奈地缩起身子，坐在金振秀躺着的那张沙发旁。该如何说明眼前这番情形呢？明明是最需要打起精神不可以睡着的时候，是最需要倚赖理性冷静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入了眼睛、鼻子、嘴巴都毫无知觉的朦胧昏睡中。我感觉到有人小心翼翼的开门，又再默默关上，于是赶紧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名瘦弱的稚龄国中生，一头短发像栗蓬似的，不知何时已经倚在沙发边上坐着。“谁啊？”我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你谁啊？哪里来的？”原本睡死的金振秀，在听见少年的说话声后瞬间惊醒，迅速睁开眼睛坐起身子。“这是怎么回事？”他紧抓着少年的手臂逼问：“我刚不是叫你快回去吗？你不是也答应我会离开吗？”其他人纷纷被他们俩的说话声吵醒。金振秀继续抓着少年的手臂不放，一再重复说道：“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情况不对就投降，知道吗？要记得投降，举起双手走出去，他们应该不会杀害举手投降的孩子。”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是教育大学的复学生，原本人生志愿是当一名国小老师，结果分配到的任务却是指挥小会议室组员，可见那天晚上留在道厅里的人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那组人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一名夜间部的学生甚至不敢相信只要装上子弹扣下扳机，就真的能发射子弹，还独自走到道厅前的院子里，朝一片漆黑的天空试射。也正是这些人，拒绝了指挥部说未满二十岁的人得统统回家躲着的命令。由于他们的意志实在太坚定，我们还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说服十七岁以下的学生回家。我从作战室室长那里接获的作战指示，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作战。我们估计戒严军抵达道厅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所以凌晨一点三十分就站到了二楼走廊上待命。每一名成人负责一扇窗，未成年者则躲在窗户与窗户之间伺机行动，万一旁边的人被枪射中倒下，就赶紧替补上阵。我不晓得其他组是接获什么样的任务，也不知道他们的作战策略是否更实际。因为打从一开始，作战室室长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撑下去，撑到天亮为止，撑到数十万市民站在喷水池前为止。虽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过天真，但是我还真的倾向相信那番话。或许我们会死，但也有可能存活下来；虽然我们可能会输，但也许真的可以撑到最后。不只是我，大部分组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组员，更怀抱着强烈希望。我们当时不知道原来指挥部的发言人前一天曾和国外记者会面，甚至说出我们一定会惨败的消息，说我们一定会牺牲性命，但在所不惜，也毫不畏惧。如今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您，当时我真的没有那种必死的决心，置生死于度外。金振秀的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他是明知自己会死也要重回道厅，还是像我一样心存侥幸？我认为自己可能会死，但也说不定能存活下来，甚至守住道厅，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辈子昂首阔步，活得光彩。当时我心中充满着这种不切实际又天真浪漫的想法。我当时也知道军人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奇怪的是，我发现有另一股力量足以与他们的力量抗衡，并且强烈地主导着我。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数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下午一点钟左右，随着道厅前的音响喇叭播放起国歌，军人开枪了。站在示威队伍中段的我奋力奔逃，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枪声不只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狙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支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我气喘如牛，感觉肺泡快要炸开，脸上也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走到一间拉下铁门的商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听见几名比我勇敢坚强的人再度聚集在路中央，讨论着要去预备军训练所那里偷取枪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家那一区甚至有空军进到家里，我吓得每天都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睡觉，这像话吗？他们有枪欸！大白天的就可以射好几百发子弹！”我坐在那间商店前的阶梯上不断思考，直到他们其中一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回来。我真的会用枪吗？真的能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机吗？军人持有的数千支枪可以杀死数十万人，子弹贯穿身体后人就会应声倒下，原本满腔热血的身体也会瞬间冰冷僵硬。后来我也一起搭上那部卡车，回到市中心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开错两次路，好不容易抵达预备军训练所，却发现所有枪枝早已被其他人拿光，一支也不剩。那段期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市区街道上牺牲了性命，只记得隔天早上医院门前民众大排长龙抢着要捐血，医生和护士穿着沾有血迹的白袍焦急地穿梭在医院内，以及妇女不断朝我坐的卡车送上紫菜饭团、水瓶和草莓。大家一起齐声合唱的歌曲只有国歌与〈阿里郎〉这两首，那瞬间我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奇迹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躯壳，用赤裸的肌肤靠拢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被粉碎后鲜血直流的那颗心脏，再次重生，奋力地跳动着。我深深着迷的正是那份感觉。先生您能体会吗？那是种自己已经成为完全洁净善良之存在的强烈感觉，仿佛有一颗名为良心的耀眼无瑕宝石，镶进了我的额头，瞬间散发出一股光辉一样。那天选择留在道厅的孩子，应该也曾经历相似的感觉，就算那颗良心宝石会换来死亡也在所不惜。然而，如今我已经不再有把握了，那些当初背着枪蹲坐在窗下喊着肚子好饿的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小会议室把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达汽水拿来吃的孩子，是真的对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吗？当无线电那头传来戒严军十分钟内即将抵达道厅的消息时，金振秀背对着自己负责站守的那扇窗说道：“我们会撑到撑不下去为止，然后结束性命，但是你们这些学生千万不可以。”他用仿佛自己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或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口吻说着：“一定要乖乖束手就擒，要是觉得他们打算枪毙你们，务必要丢下枪枝，立刻投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当时尽管在黑暗中看见军人走上阶梯步步逼近，我们组里没有任何人扣下扳机，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扣下扳机就会使人断送性命，所以我们办不到。等于是一群人拿着不可能使用的枪。后来我才得知，原来那天军人拿到的子弹总共有八十万颗，当时那座城市的人口只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子弹数量，足以在每一位市民身上射出两个致命的洞。我相信他们的上头一定下了指示，万一场面失控就可以那么做，所以就像学生代表所说的，要是我们将枪枝堆放在道厅里，清空道厅并撤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枪口瞄准市民。因此，每当我想起那天凌晨，鲜血沿着道厅前的阶梯潺潺流下的画面，就会觉得他们是代替了许多人断送性命，那是数千倍的死亡，数千倍的鲜血。我瞥见那些上一秒明明还在交谈，下一秒已躺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在我还未看清楚谁已经断气、谁还幸存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把头顶在走廊上，双手伏地趴下。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用签字笔写字。“激烈份子，持有枪枝”。我是在事后被关进尚武台拘留所时，才透过别人得知背上所写的内容。●直到那年六月，被捕时没有持枪的单纯参与者才获得释放，只剩下激烈份子、持有枪枝者仍拘留在尚武台里。从那时起，拷问的花招开始改变，他们改用更精巧的手法施虐，也就是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进行拷问。诸如水刑、电刑、把我们像烤鸡一样吊起来等等。他们想知道的不再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填入他们所编出来的剧本，也就是假自白。金振秀和我依旧在同一组，分食着那一小撮白饭。我们暂时忘掉几个钟头前在调查室里经历的那些事，为了不像野兽一样为一粒米、一片泡菜争吵，我们不断压抑忍耐，吃着自己该吃的一半分量。实际上的确有人因为吃饭这件事争吵过。那个人将餐盘啪一声放下，大声对同组的另一名囚犯怒吼：“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吃那么多是想叫我饿死啊！”一名男孩挤到他们之间说道：“别、别这样……”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名男孩总是十分安静，也显得特别畏缩。“我、我们不是……本、本来就……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 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那名男孩的名字叫英载。从那天以后，金振秀时不时会呼唤男孩的名字。他每次都趁吃完饭后典狱长稍微宽容的那十几分钟，不停向男孩搭话。 英载，你只吃那些不饿吗？金英载，你老家在哪啊？我也是金海金氏家族欸，你是哪一派系的后代啊？别跟我说敬语喔，你不是十六岁吗？我只多你四岁好吗？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好吧，随你，就叫我叔叔吧。反正论辈分你也是我侄子辈。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俩话家常，才知道原来这名男孩只有国小毕业，之后便在舅舅的木材工厂里当了三年学徒，他跟随比他大两岁的表哥加入了市民军，没想到表哥在最后那天凌晨于YMCA前身亡，剩下他被抓来这里关。在描述表哥遇害的过程中，他从没流下一滴泪，反而在被问到想吃什么时，才右手握拳搓揉着眼角，哽咽地说道：“ 我、我最想吃蜂……蜂蜜蛋糕，配雪……雪碧。 ”我看见那名男孩空着的左手也紧握着拳头，手指间同样夹着一块酒精棉花。我默默地看着，视线久久无法离开。混浊的液体、黏稠的脓疮、酸臭的口水、血渍、眼泪与鼻涕，以及沾黏在内裤上的尿液与粪便，这些是我当时拥有的一切。不，应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在这些肮脏恶臭中逐渐腐烂的肉体就是我本人。至今我依然觉得夏天十分难熬，像虫一样的汗水如果缓缓地流到胸口和背部，我就会感觉自己回到当初在牢房里有如行尸走肉的那段日子，然后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再深吸一大口气。一块长角木斜插在我向后绑着的双手、肩膀与腰背之间，被人使劲扭转。拜托，住手，我错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当他们用锥子插进手指甲与脚趾甲时，呼吸，屏息，吐气。拜托，住手，我错了。呻吟，在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再次惨叫。 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从夏天到秋天，在我们写调查书的期间，尚武台的空地上新盖了一栋单层建筑，那是军法审判所，目的是为了要就地审判我们，不须移送到其他地方。那是气温骤降的十月第三周，最终调查书呈交上去后的第十天，审判开庭了。在那十天期间，我们第一次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趁那段期间逐渐愈合，结成一片片黑红色的痂。我记得当时的审判进行了五天，每天两次。每次开庭会进去三十人左右，聆听审判长的宣判。由于被告人数太多，我们甚至坐到旁听席的长椅最后一排，背着枪的数十名军人也整齐地坐在我们之间。“审判长马上就要进来了，谁要是敢出声，立刻枪毙，听见了没有！闭上嘴巴，要一直这样低着头到最后。还有，最终辩论不得超过一分钟，明白吗！”他们带着整装好的步枪，徘徊在椅子与椅子之间，把姿势不标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审判庭外的草虫在悲鸣，我穿着那天早上新领取的蓝色干净囚衣，衣服上还闻得到洗衣精的味道，仔细想着立刻枪毙这句话。那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等待即将到来的枪决，我心想，或许死亡是像新囚衣一样冰凉的事情。如果说“活着”是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是布满脓疮、血汗交织的身体，是不论怎么呻吟也无法度过的一秒钟，是在充满耻辱的饥饿感中咀嚼酸掉的豆芽菜，那么“死亡”应该就是一种彻底的涂抹，可以将那些经历一次全部抹去。书记官一喊完，前门就打开来，三名军法官依序走了进来。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我，就在那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大约是前面数来第二排左右，我微微抬起头察看前方，有个人小小声地开始哼唱起国歌第一小节。等到我们发现那个人正是年幼的英载时，已经不分先后地开始齐声合唱。我仿佛被一股磁力牵引般，也开始跟着开口哼唱。原本低头等死的我们，原本只是汗水、血水、脓疮的我们，在唱国歌时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制止。他们没有对我们咆哮，没有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立刻枪毙。直到我们唱完整首国歌为止，小节与小节之间都有危险的沉默停顿，和外头草丛里的虫鸣声相互交织，缭绕在简陋审判场里充满寒意的空气之中。但其实刑期多长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到了隔年耶诞节前，军方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特赦释放了，包括被判死刑与无期徒刑的人，等于他们自己也承认了那些罪名根本不成立。我再次见到金振秀，是在出狱快满两年的时候，我与国中同学见面喝酒喝到凌晨，回家时经过了一间专卖醒酒汤的小店，透过窗户瞥见了一名独自坐在店内的年轻男子。一时之间我停下了脚步，因为那人紧握汤匙、宛如在写作业般认真低头看着汤饭的姿势非常眼熟，仿佛碗里有着一道不论多么努力都难以理解的谜题。他专注地凝视着猪血汤碗底，那双隐藏在又长又浓的睫毛底下的空洞眼神我太熟悉了。我走进店里，坐到了金振秀面前。他抬起头，用毫无情感的冰冷眼神看向我。尚未酒醒的我只默默露出笑容。醉意使我多了几分耐心静静等待，直到他脸上浮现如刚睡醒般迷蒙的浅浅微笑。在我们问候着近况时，彼此的眼神宛如透明触须般默默伸向对方，抚慰着隐藏在面孔后方的阴影，抚慰着用对话和干笑带过、却难以掩饰的痛苦痕迹。我们都没重回学校就读，而是靠家人维持生计。金振秀在他姊夫开的家电用品店里帮忙，我则是在大哥开的韩食堂里当助手，不久前才刚离职。我跟他说我打算休息到年底，等明年再加入计程车行，存点钱，哪天自己出来开个人计程车，他只淡淡地回我：“姊夫也劝我去考个重机械操作技师执照，因为反正也进不了一般公司。不过，你是如何考到汽车驾照的？我最近看那些题库都会觉得头痛。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头痛问题，所以内容都背不太起来。有时候我在店里结帐都觉得好难，因为只要算复杂一点的加减法，就会觉得头痛。”我说我也是被没来由的牙痛搞得经常吃止痛药。这时他再次无精打采地问道：“那你睡得好吗？我经常在睡不着时自己喝两瓶烧酒，现在是来醒酒的。我要是在家里喝酒，我姊会不高兴。她是不会对我发脾气啦，只会自己偷哭，我就是不想看她哭，所以更想喝两杯。”我们一直喝到窗外的上班族立起他们的大衣衣领、踩着匆忙的脚步准备去上班。我们在冰冷的玻璃杯里，为彼此斟满一杯又一杯无法让我们忘掉一切的透明烈酒，中间经历短暂的失忆，之后则是完全失忆。我已经不记得最后是如何和他道别回家的，只依稀记得金振秀不小心打翻了酒瓶，冰冷的酒沿着桌面流下，弄湿了我的绒毛裤。他用毛衣衣袖随意帮我擦拭，最后终于不敌醉意，额头勐力撞向桌面。从那之后，我们不时见面喝酒，彼此分享着自己考执照没考过、考试没考过、出车祸、负债、受伤或生病、遇见一名温柔婉约的女子，以为所有痛苦都已结束，然而却又亲手葬送一切，再度回到独自一人。我们就这样宛如看着镜中的自己，经历相似的人生，度过了十年岁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失眠与噩梦之间，在止痛剂与睡眠诱导剂之间，不再青春，也不再有人为我们担心或流泪，就连我们自己都轻视自己。我们的身体里有着那年夏天的调查室，有黑色Monami圆珠笔，有露出白骨的指头，有含煳、哀求、乞讨的熟悉嗓音。“我本来想等哪天我要死掉的时候，把那些人也一起带上黄泉的。”“哥，”他再次喊了我一声，低头看了看斟满清澈酒水的杯子，仿佛我就在那杯里和他对话一样。他没有抬头，说道：他像是已经习惯自问自答的人似的，对着酒杯浅浅微笑。去年九月凌晨，我在计程车交班后准备要回家的路上，与他不期而遇。还记得那天下着秋雨，我撑着伞，正准备转进昏暗的巷子里，金振秀就站在那里等我。他穿着黑色防水连帽外套，着实吓了我一跳，甚至心里突然冒出一把无名火，差点就要一拳揍向他那宛如幽灵般消瘦的脸颊。不，应该说想要用手把他当时的那个表情抹去才对。当然，他看上去确实有些疲惫，但那不足为奇，因为过去十年来他一直都看起来很疲倦。当时他的表情和平常截然不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不是绝望，不是悲伤，也不是怨恨。在他那长长的睫毛下，有某个不带任何水分的东西簌簌流着。我换了身衣服，开口向他问道。他把那件防水外套脱在脚边，只穿着一件薄棉短袖T恤坐着。那个坐姿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尚武台监狱里的日子，于是心中再度燃起了一把无名火。他用和十年前同样的姿势看着我，浑身散发着汗臭味，表情混杂着令人恶心的绝望、服从与空洞，抬头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我。“外头雨下这么大，你全身上下也没酒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等我的？”“还记得金英载吗？那个和我们关在同一间牢房的孩子。”我面对他席地而坐，和他一样正襟危坐了一阵子之后，缓缓靠到了冰冷的墙上。“嗯。”我应了一声，不知为何突然不想再继续听他说下去。“是喔。”我再次回应他，并转头看向冰箱。冷藏柜最下层有四瓶烧酒，像是两天份的备用药一样，默默藏在那里面。我起身走向冰箱，取出烧酒放在托盘上，再拿出两个透明烧酒杯。我抓着瓶身准备打开瓶盖时，累积在玻璃瓶表面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手掌。“听说他差点杀了人。”我把小鱼干和蜜黑豆盛进小碟子里，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将烧酒倒进制冰盒里弄成烧酒冰块，要是咬着骰子形状的烧酒冰块，不晓得会是什么感觉。他没有理会将托盘放在他脚边的我，反而加快了说话速度。“公设辩护人说，他过去十年来自残了六次，每天晚上都得把安眠药泡进酒里喝下肚才能入睡。”我把金振秀的酒杯斟满酒，但是并没有打算和他一起喝醉、一起铺棉被睡觉的意思。我打算叫他喝一些就好，等雨停了以后就打发他回家。我对于过去金振秀与那孩子见过多少面，那孩子日子过得好不好等等，毫无兴趣也不好奇，就算他主动告诉我，我也不是很想听。虽然天已经快亮了，但是一直下着雨，窗外就像傍晚一样阴暗。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摊开了床埝和棉被躺下，语气平平地对他说：“你也来眯一下眼吧，感觉你都没睡。”他在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一口干下。我把棉被盖到脸上、背对他躺着，他则继续朝我缓慢地诉说那接近诡辩的胡言乱语。玻璃是透明又脆弱的，那就是玻璃的本质，所以我们都得小心，否则很容易破碎，要是碎了或者裂开，就不能用了，就得丢掉了。以前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玻璃，我们甚至从未怀疑过那是玻璃还是什么材质，就是个透明坚硬的真品。而我们在破碎的那一刻，展现了我们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也证明了过去我们的确是用玻璃做成的人。接获他的讣闻是在那年冬天。那三个月他究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无从得知。虽然中间他打过一通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但是我当时正在忙没有接到，后来回拨给他，他也没有接我电话。那年秋天时常下雨，每次只要下完一场雨，气温就会骤降。每到凌晨下班后，我走回我家小巷时，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包括他死后也是。只要经过位于街角的那栋房子，尤其是下雨天，就会使我想起身穿黑色防水外套，在黑暗中像幽灵般独自站在那里的金振秀。他的葬礼办得十分简陋。他的家人和他一样有着深邃的双眼皮和长长的睫毛，也都有着空洞、深不见底的眼神。他的姊姊感觉以前是个美女，她面无表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由于他们缺少帮忙抬柩的人手，所以我一起陪同到火化场。我看到他的棺材送进火化炉里，便先行离开了。我记得那个地方没有公车，还走了三十分钟左右，到有公车停靠的三岔路口上等车。就算我们曾经走得很近，但又能多近呢？我们彼此依靠，同时也总是想把彼此痛打一顿，想要抹去彼此，想要永远推开彼此。有人被枪射中身亡，地上都是血迹。这应该是道厅前院的外国记者进去拍的吧，因为韩国记者当时是不得进入的。应该吧，应该是从摄影集里面剪下的，反正市面上不是出过各式各样的摄影集吗？现在是要我推测金振秀死前为什么会拿着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夹在他的遗书里面吗？我们按照军人指示在二楼用头顶地稍息，在太阳日渐东升的时候被拖到道厅院子上。我们的双手绑在背后，一排人跪坐在院子中央。一名军官朝我们走了过来，他用脚上的军靴依序踢我们的背，让我们一头栽在泥土里，并且肆无忌惮地咆哮谩骂：“他妈的，老子可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人，死在我手里的越南共匪超过三十个，那群肮脏的赤匪！”当时，金振秀就在我旁边，当军官一脚踩上金振秀的背时，偏偏他的额头就顶在一颗小石子上，因此流出了鲜血。就在那时，五名年纪较轻的学生从二楼高举双手走了下来。他们正是戒严军点亮照明弹开始用机关枪乱扫射时，我叫他们躲在小会议室档案柜里的那四名高中生，还有在沙发上和金振秀短暂闲聊过的那名国中生。他们因为没再听见枪响，于是便按照金振秀千叮万嘱的方式，丢下武器下楼投降。“这群兔崽子！”军官的脚依然踩着金振秀的背，激动地喊道：“干他妈的小赤匪！现在是要投降的意思？觉得就这样死掉太可惜了，是吗？”他的脚始终没有从金振秀的背上离开，甚至举起了手上的M 1 6瞄准那群孩子。他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那群手无寸铁、举手投降的孩子，我也不自觉地抬起头望向他的脸。“我操你妈的，像不像在看电影啊！”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对他的部下说道。这样说您明白了吧？这张照片里的五名孩子会在地上躺成一排，并不是死后才将他们排成这样的，而是当时他们乖乖按照我们的指示，举起双手、排成一线走过来。
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为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煳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电灯泡一颗一颗坏掉一样。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杀，我心知肚明。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我在一次因缘际会下，遇见一名曾经投入釜马民主抗争的空军部队军人。他听完我的遭遇以后，向我坦承他的身分，并说其实是上头下令镇压时要尽可能凶狠粗暴，还说会给残忍施暴的军人几十万韩圜的奖励金。他说其中有一名军人就对他说过：“这有什么问题？你打人，人家还给你钱，没理由不动手吧？”我还听说当初被派去参加越南战争的韩国军队，把当地的女子、孩童和老人聚集在乡下的村民会馆里，放火将他们统统烧死。当时就是有人在干完这种事情之后得到了奖赏，所以那次戒严军里的某些军人，才会带着越南战争时期的记忆来屠杀我们。就像在济州岛、关东、南京或波士尼亚等地，所有惨遭屠戮后重新开始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事一样，同样的残忍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我没有忘记每天与我见面的人都是人类的事实，包括现在在听我述说这一切的先生您也是，我自己也是。我每天都会看看我手上的疤，就是当初见骨的位置，用手摸摸那曾经不停渗出血水、腐烂化脓的地方。每次只要偶然看见平凡无奇的Monami黑色圆珠笔，就会不自觉地屏息等待，等待时间能像一摊泥泞一样将我洗刷殆尽；等待遇见真正的死亡，把我这份日夜萦绕在心、丑陋肮脏的死亡记忆统统抹去，然后彻底放过我、让我解脱。我正在奋斗，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奋斗，与还活着的自己、与没死掉的羞耻感奋斗，与我是人类的事实奋斗，与唯有死亡才能让我解脱的想法奋斗。先生呢？和我同样都是人类的您，能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呢？
我无法信任单纯用爱来守护我们的那个存在，就连主祷文都无法念到最后一页。居然说天父会赦免我的罪，就如同我赦免他们的罪一样，可惜我不赦免任何人，也不接受赦免。听闻此话时，你只有十七岁。那是春夜的星期天，工会成员小聚后，大家在圣熙姊住的顶楼加盖房外阳台铺着报纸围坐，削水蜜桃吃。二十岁的圣熙姊喜欢阅读诗集，她看着天空说道：“不觉得满贴切的吗？月亮是夜晚的瞳孔。”聚会中年纪最小的你，不知为何对那句话感到莫名恐惧。在那一片漆黑的夜空中，一只像冰块般灰白又冰冷的瞳孔，正默默地俯视着她。 姊，被你这么一说，月亮变得好可怕啊。 所有人都被你逗得哈哈大笑， 天啊，你真是我看过世界上最胆小的人， 有人边说边把切好的水蜜桃塞进你嘴里， 居然会觉得月亮很可怕 。你取出一根香烟叼着，点燃后深吸一口气，慢慢润湿干涩的喉咙，缓解紧绷的肌肉。二十馀坪的二楼办公室里只有你一人，窗户都紧闭着。你坐在电脑前，忍受着八月夜晚的热气与湿气。你留着一头极短的男生头，下半身穿着牛仔裤配靛蓝色运动鞋，上半身则穿着袖子长度盖到手肘的浅灰色薄纱衬衫，衬衫背后上方已经因汗湿呈深灰色。虽然你的穿着打扮如此中性，但因身形干瘪、锁骨和脖子都十分纤细，所以还是给人神经质的印象。累积在你耳下附近头发的汗珠，沿着尖瘦的下巴缓缓流下，滴在衬衫的衣领上。你用拳头擦去人中上的汗水后，点开了最新收到的那封电子邮件。你慢慢阅读，看了两次，然后移动鼠标关掉网页，将电脑关机。直到电脑荧幕上的蓝色画面完全消失之前，你都不停吸着香烟。你把吸到只剩半根的烟搁在烟灰缸上，站起身，将出汗湿黏的拳头塞进了牛仔裤口袋。办公室门窗紧闭，你呼吸着室内的热气朝窗户方向走去。你放慢脚步，想像办公室十分空旷，再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只不过是稍微移动了一下身体，没想到马上就汗如雨下，全身湿透。你的短发上积满了闪亮的汗珠。你走到窗前，停下脚步，把额头贴在映照着自己身影的玻璃窗上，感觉冰凉又潮湿。你俯瞰着没有任何人行走的黑漆巷弄与灰白色路灯，然后额头离开了玻璃，回头看看后方挂在墙上的时钟，半信半疑地再次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我虽然是被吵醒的，但是没有勇气睁开眼睛，所以只好闭着眼睛朝黑暗竖起耳朵。像是孩子在练习慢动作舞步，反复在原地踩踏的轻盈步伐声。黑暗中露出了一条白色湿毛巾，那是因房间干燥而挂在门把上增加湿气的。水在那里不停滴着，把地板软埝弄湿了一片。
十九点四十分你桌上放着贴有白色标签的三卷空白录音带和便携式录音机。你沾满汗水的脸闪闪发亮，看着桌上那些东西，规律的呼吸声像个睁眼睡觉的人一样。姓尹的第一次与你联络，是在十年前的春天，也就是你转来这个团体的事务局上班没多久之后。他透过公司老板的电话与你联络，并说明是从圣熙姊那里要到你的联络方式。当他向你述说自己正在写的论文主题，以及想从心理层面剖析那些市民军的死因时，你静静听着他说出的人名，然后不发一语。一小时后，你回电拒绝受访时，姓尹的表示可以理解。隔年春天，他寄了那份论文给你，你连一页都没看过。他事隔十年再度与你联络，表明这次一定得见你一面才行。你跟他说还是通电话就好，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当初我寄给您的论文，看过了吗？”这个回答好像不在他原本的预期里，但是他随即又用理性冷静的口吻继续开口，说自己又去找了那份论文中采访过的十名市民军，原来在这段期间，有两名已经自杀，现在只剩下八名。而这八名人士中有七名都已经接受过采访，他想要将十年前发表的那份论文出版成册，并在结尾处附上采访内容。你按照平时接听电话的习惯，将便条纸放在一旁，把对话中听到的十、二、八、七等数字一一写下。“当时被拘捕的女性人数很多，但是很难找到证人。就算有证词也都太简略，痛苦的部分几乎都省略不愿多说……拜托您了，林善珠小姐，希望您可以成为这本书的第八位证人。”但是就在几天后，姓尹的把便携式录音机和录音带包好寄到了你的办公室，你也将包裹里附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亲笔信从头到尾看完。“如果觉得不方便和我当面说，能否将证词内容录好再寄给我呢？”信件下方还用回纹针别着一张他的名片。你把信重新装回信封袋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人拆开看过一样，放进了置物柜里，并将里头存放已久的那份论文取出，在午休时间迅速读了一遍。你特别留心附录的访谈稿，还多看了一遍。同事都已出去吃午饭的办公室十分安静，你像是想要刻意隐藏自己读过这份论文似的，趁他们用餐结束前把论文再度放回了置物柜里，然后悄悄锁上。明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水滴声，却唤醒了某人真实走来的记忆。那年冬天清晨，在椎心刺骨的疼痛感中想起的脚步声仿佛才是现实，毛巾滴着水弄湿地板则宛如一场梦境。你的名字会以匿名呈现，容易成为线索的人名或地点也同样会以随机的英文字母标示，录音的优点在于不必与采访者面对面，独自一人就能进行，而且想洗掉重录的话还能随时修改，这些都是姓尹的在信中提及的论点。但是你始终没有按下录音键，只默默地用手指摸着便携式录音机的塑胶壳，仿佛是在确认有无刮痕般，不停用指尖摸着边角。在这间办公室里，你的主要工作恰巧就是节录像音内容。你负责节录恳谈会与讲座的录音档，把活动照片分类，放到纪录室里保管，重要的活动会用手持式摄影机录像，之后再取需要的片段做成三、四支影片。这些都是费时费力却无人看见的幕后工作，也是得独立作业、按部就班、耗费长时间执行的工作。因此，你的工作量自然比其他同事来得多。这对于早已视加班为常态的你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虽然你是按件计酬，所得也不到最低生活费的门槛，但是已经比之前待的单位好很多。十年来，你投入的这个团体所碰触的资料，都是关于这些逐渐害死人的事物。半衰期特别长的放射物质、已经禁止却仍在使用或者未来必须得禁用的添加物、会引发癌症或白血病的产业用有毒物质、农药与化学肥料、破坏生态的土木工程等。那个姓尹的所持有的录音资料，应该和你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你想像着素未谋面的那个姓尹的办公室，应该会有个宽敞的办公桌，上头整齐排列着一卷卷录音带，录音带上贴着白色贴纸，贴纸上则写有字迹潦草的姓名与日期，那细窄的咖啡色胶卷上，则收录着借由人声述说的死亡、枪枝、刺刀、棍棒、汗水、血水、肉体、湿毛巾、胸口、钢管的世界。你把便携式录音机放回桌上，为了打开置物柜而弯下腰，你把姓尹的写的那份论文拿出来，翻开访谈稿第一页。他们叫我们统统低下头，所以卡车究竟开往哪里，没人知道。我们被带到某个人烟稀少山坡地上的一栋建筑物前，所有人全都被拖下车，维持头顶地稍息的动作。踹踢、谩骂，步枪枪托不断朝我们身上招呼，一名身穿白色衬衫和西装裤的中年微胖男子终于再也忍不住怒喊：“干脆杀了我吧！”他们上前包围男子，开始用棍棒把他往死里打，我们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看着男子瞬间瘫软在地，一动也不动。他们用盆子装满了水，泼洒在男子血迹斑斑的脸上，然后按下快门拍照。男子当时半张着双眼，淡淡的血水流下了脸颊与下巴。我们在那个看似普通礼堂的建筑物前待了四天，那段期间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他们白天在市中心里镇压示威群众，晚上则喝得烂醉来找我们，只要头顶地稍息动作做得不标准的人，就难逃他们的凌虐。那些遭到一阵暴打后昏厥的人，像皮球一样被踢到空地角落。他们还会一把抓起那个人的头发，拖着后脑勺去撞墙。要是被他们整到断气，就会在死者脸上泼水然后拍照，最后再用担架搬走。我每晚都在祈祷，虽然从来没去过庙宇和教会，但是我全心全意向上苍祈祷，拜托让我能够脱离这生不如死的人间炼狱。神奇的是祈祷真的灵验了，一起被徒刑的两百多名民众，将近一半的人突然获得释放，包括我在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有新组成的市民军，军人决定先战略性撤退，为了减轻挟持多名民众的负担，才随机释放了部分的人。我们再度被拖上卡车开下山坡时，他们一样规定我们不准抬头。当时的我还年幼无知，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于是将头微微转向了一侧趁机偷看。我刚好跪坐在卡车的最角落，所以光是将头稍微转向就能每到周末就会和朋友一起去踢足球的那个运动场，后方山坡地上有一座新建的礼堂，原来我就是被囚禁在那里四天。军人占领的校园内空无一人，卡车沿着一条像墓地一样寂静明亮的道路行驶，我看见两名女大学生像是睡着般躺在草地上，她们穿着牛仔裤，胸前盖着一张黄色布条，上头写着“解除戒严”四个粗大的黑字。不晓得为什么，只是无意间短暂瞥见的女大生脸庞，竟然可以那么清晰地烙印在我脑海里。每当我不小心睡着，还有从睡梦中惊醒时，她们的面孔、苍白的皮肤、紧闭的双唇、盖着布条平躺的身躯，都宛然在目。就像那个脸颊与下巴流下淡淡血水、眼睛半张的男子脸庞……这些景象一起深深镶在我的眼皮内侧，想擦也擦不掉。如果是惨不忍睹的尸体，你接触得比谁都多，但是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真正梦到血流成河的画面只有三、四次，屈指可数。你反而经常做冰冷寂寥的噩梦，所有血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白骨也全被风化后的某个场所，与刚才你把额头贴在玻璃上望出去的那番街景极为相似。路灯灯罩的外围一片漆黑，里面则像水银似的呈灰白色。你独自一人站在那座路灯下，只有灯光照射的范围内是安全的。黑暗中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正对你虎视眈眈，但是无所谓，因为你不会离开那个圆形灯照区。你在冰冷紧张的氛围中静静等待，等待太阳升起，圆圈外的黑暗消失不见，所以不能突然失去重心站不稳，也不能移动脚步或失足踩空。然而，你睁开眼睛时却还是深夜时分。你从铁床上起身，打开了床头上的桌灯。今年你已经满四十三岁，与男人同居的经验只有一次，时间不超过一年。你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所以你往大门方向走去，毫无顾忌地打开了所有日光灯，就连厕所、厨房、玄关的灯也全部打开，再用微微颤抖的手倒了一杯冰开水，一口接一口吞下。你听见有人在转动出入口大门的把手，于是赶紧起身弯腰将论文放回置物柜里，然后大声问道：“谁？”你走到玄关，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道：“怎么这时间还在这里？”然后同时噗哧一笑。你们嘴角还留有笑意，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彼此，随即朴组长便往办公室里面望去。他是个个头矮小、身材微胖的男子，总是在意自己稀疏的发量而刻意将刘海向前梳。朴组长走到自己的座位去，放下背包打开电脑，像临时到别人家登门拜访般开始解释着。“因为明天我有私事要去一趟乡下，所以想说最好还是先来把资料带妥再出发。”“不过我有点讶异……我以为应该不会有人在才对，结果灯却是亮着的。”他大步走去将窗户打开，又打开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两台电风扇。他背对着热风徐徐吹来的窗户，边走回来边摇着头说：“哇，这里简直就是汗蒸幕嘛……”你是这个团体所有工作人员中年纪最大的，基本上所有晚辈都觉得你难以亲近，因为你总是埋首工作，不常与人交谈。对那些称呼你为老师、相敬如宾的同事，你也总是以敬语应对。他们需要资料时会询问你：“不好意思，我想要找某年某研讨会的资料，已经找过档案室却只看到广告文宣，是否有刊登研讨会发表文的手册呢？”你一边回想着回答道：“准备那场研讨会时因为时间不足，所以我们没有印制手册就直接进行了，至于发表内容我们现场有录音存盘，但是因为从那之后就再也没使用，所以只以档案的形式储存。”朴组长曾经开玩笑地对你说过，林老师根本就是个会走动的搜寻发动机。朴组长站在办公室中央的打印机前，等待文件打印出来。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你的办公桌面，铺了好几张湿卫生纸的烟灰缸、几根烟蒂、装咖啡的马克杯、便携式录音机与录音带。当他四处扫视的眼神刚好与你交会时，他礼貌性地解释道：“林老师真的很热爱工作呢。”“我的意思是，”他试图要换个说法，“要是我继续做这份工作做到白发苍苍，林老师应该会是我的榜样、模范……类似这样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他的话中有话：你领的酬劳那么微薄，相较于薪资工时过长也不规律，而且你那纤细的手背还浮现许多青筋。在雷射打印机一直发出低沉机械音，吐出打印文件的时候，他暂时闭上了嘴巴。“其实很多人都对您感到十分好奇，”他再度用爽朗的口气向你搭话，“毕竟大家都没什么机会和您聊天……您也都不来参加聚餐，实在没办法多认识您一些。”朴组长把印出来的纸张用钉书机钉起来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站着移动鼠标再度点开其他档案打印，并重回打印机前等待。“我听说您和劳团运动的金圣熙老师很要好，之前是在那里负责处理职灾工作，后来才来我们这里的。”“与其说是很要好……”你审慎思考后回答，“应该说是她长期以来帮了我不少。”“我们毕竟是不同世代的人，金圣熙老师对我来说就是个传奇人物，我只听过关于她的传说。在改革迫在眉睫的维新体制末期，她不是在汝夷岛的复活节弥撒上跳上了桌子吗？当时现场有数十万名信众呢！几名二十岁出头的女工抢下了当时正在直播的CBS电视台麦克风，然后高喊着：‘我们是人！保障劳工三权！’最后被人拖下台。”他认真地问道：“林老师也参与了那次事件吗？”你摇了摇头。“当时我不在首尔。”“啊，我听说您曾坐过牢……我以为是那件事的关系，同事也都以为是因为那件事情。”潮湿闷热的风从黑暗的窗外吹来，你突然觉得那股风仿佛是某人长叹的一口气。夜晚宛如某种巨大生物，正张嘴吐着潮湿的气息，并将密闭在办公室里的热空气统统吸进黑暗的肺里。你突然感到一阵疲惫，于是低下头，视线暂时停留在咖啡杯底的红褐色沉淀物。一如往常，你只要想不到如何回答就会抬起头微笑，嘴角挤出好几条细纹。居然说天父会赦免我的罪，就如同我赦免他们的罪一样，你肩上背着沉甸甸的后背包，里头装了本子、书籍、书写文具、盥洗用品、两百五十毫升矿泉水瓶、便携式录音机与录音带。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公车站牌，公车行驶的都是新路线，当那些公车一辆接一辆抵达，把所有乘客统统都载走以后，只剩下你独自一人。你默默注视着路灯没有照射到的那条漆黑人行道。你背对着公车站牌，直直向前走。你把两只手插进压在肩膀上的包包背带，感受着温热的夏夜暖风，缓缓地走着。你从右走到左，再从左走到右，甚至走到人行道与车道的分界线再走回头。朴组长备妥资料准备离开办公室时，你也刚好背着后背包走了出去。你们俩维持着断断续续的对话走到这里，你目送他搭上公车离去。他坐在车上一脸尴尬地向你点头道别，你也同样点头示意。你思考着：“要是他没有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我会录音吗？”把那些沉默、干咳、犹豫，以及生硬或软弱的单字拼凑起来，最后会完成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正因为你认为办得到，所以今天就算是光复节连休假期也进了办公室，甚至想着要是得花太长时间，干脆熬夜进行，还未雨绸缪地准备了盥洗用品。要是现在回到空间更狭窄、空气更闷热的家，取出录音机与录音带放在餐桌上，还能重新开始录音吗？上星期一，在你辗转得知圣熙姊的消息之后，马上就打了通电话给她。她没有接听，你每隔一小时锲而不舍地打电话给她，直到拨到第四通，她才终于接听。十年来的第一通电话，你们没有多聊，对话十分简短。她的嗓音因为接受放射线治疗而变调了，你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好久不见，”圣熙姊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道，“我一直都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你始终没有说要去医院看她，所以她也没有机会对你说不用那么麻烦特地来看我。隔天，姓尹的突然又寄了一个包裹到你的办公室，虽然这两件事情毫无关联，对你来说却都是难以承受的煎熬，偏偏又像铁丝打结般纠缠在一起，于是你思考着原因究竟是什么。距离国中毕业只剩下一学期时，你开始在外工作。如果扣掉在牢里的那一年多时间，你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工作。不论任何时候，你都表现得诚实又寡言。工作让你得以遗世独立，只要能够在工作、小憩与睡眠这规律的步调中自己把日子过好，就不必担心那明亮圆圈外的黑暗。但是一直到二十岁以前，你从事的工作内容都不尽相同。你一天工作十五小时，一个月只休两天，薪水却只有男性员工的一半。没有任何加班费，一天就算吞两粒提神丸还是会打瞌睡。要是不小心站着睡着，作业班长就会对你咆哮谩骂，或者一巴掌朝你脸打过去。小腿与脚背从下午就开始肿胀。警卫深怕有东西被偷而搜查女工身体。那些手摸到内衣边缘处会刻意放慢速度。羞辱、咳嗽、经常性的流鼻血、头痛。吐痰时还会一并吐出黑线头。圣熙姊经常这么说。她每到星期天就会去清溪被服劳组办公室里听劳动法讲座，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整理成密密麻麻的笔记，在小团体聚会时转述。你听圣熙姊说只是大家一起学学汉字，于是便不疑有他地加入了那个团体。实际上那些姊姊也确实是一聚在一起就开始练习汉字。“至少要知道一千八百个汉字才能读得了报纸啊。”等每个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三十个汉字并记熟以后，圣熙姊就会开始进行语焉不详的劳动法说明。“所以说呢……我们是高贵的。”每次只要她记不清楚或者词穷时，就会用这句话来填补空洞。“根据宪法，我们和所有人一样高贵，而且根据劳动法规定，我们有正当的权利，”她的声音宛如国小老师般亲切温柔，“有人甚至为了这项法规牺牲了性命。”那天，那些人以明显票数赢过资方御用劳团，最后成功当选劳团干部，却被纠察队与警察拖走。原本从宿舍走出来要交接上工的数百名女工围成了一道人墙，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当时她们没有口号也没有齐声高唱的歌曲。你看见手持木棍的纠察队冲向喊着“不要抓走他们，不可以抓走他们”的女工，也看见一百多名头戴钢盔、手拿盾牌的武装镇暴警察，和每扇车窗都被铁网包覆的镇暴巴士。你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要全副武装？我们手无寸铁，也不会打仗啊。就在那时，圣熙姊大喊道：“脱下衣服，我们一起脱下衣服吧！”不知谁先起头的，后来大家开始相继脱去衣物，一边高喊着“别抓走他们”，一边挥舞着脱下的衬衫和裙子。因为她们相信那些人不敢随便碰她们裸露的身体，那是最宝贵甚至神圣的处女身体。然而，万万没想到那群人竟然将只穿着内衣裤的女子拖到了泥地上。她们背部和腰部的肌肤被泥沙擦伤，流出了鲜血，头发被扯得一团乱，内衣裤也被撕毁。“不行，不可以抓走他们！”就在一片凄厉哭喊的尖叫声中，他们用棍棒和角木殴打数十名劳团成员，并关进宛如鸟笼的镇暴巴士里。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你，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你在泥地里失足滑倒，赶时间的便服刑警踹了你腰腹一脚后便扬长而去。你趴躺在泥地里，意识模煳地醒了过来，那些女子清脆响亮的高喊声忽远忽近。你被紧急带去急诊室后，诊断出肠道破裂了，住院期间还接到了解雇通知。出院后，你没有继续跟那些姊姊一起投身复职抗争，而是选择返乡调养身体。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回到仁川，去其他家纺织厂工作，但是才做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老板解雇了，原来是因为你的名字在劳工黑名单内。最终，你放弃了两年多的纺织工经历，透过亲戚的引介，到光州忠壮路的一间西服店担任裁缝助理，虽然酬劳待遇比女工时期更差，但是每次只要想撒手不干时，就会想起圣熙姊的嗓音，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是高贵的。 每次你只要想起这句话，就会写信给她。姊，我过得很好，虽然我觉得要成为一名裁缝师很难，与其说是技术难，不如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肯教我，不过能怎么办呢，只能耐心地学习吧。 信中的“技术”、“耐心”等单字，是按照团体小聚时所学的汉字工整写下。只要将信寄到圣熙姊常走访的产业传教会，偶尔就会收到她的简短回信。 是啊，你不论在哪里做什么事，一定都会做得很好的。 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时间，彼此便断了联系。你靠着好不容易学会的技术，三年内就当上裁缝师，当时年仅二十一岁。该年秋天，比你年幼的女工到在野党党部进行示威静坐，结果遇害。官方说法是她用汽水玻璃瓶碎片割腕自残，然后再从三楼一跃而下，但是你根本不相信。你知道必须仔细留意宛如拼图般重新拼凑过的报章杂志照片、经过检阅删除的那些文句空栏，以及慷慨激昂的社论黑暗面。你从没忘记那名踹你腰腹一脚的便衣刑警长相。你也没忘记过中央情报部亲自教育并支持纠察队的事实。你清楚知道紧急措施九号的涵义，也可以理解那些人在大学正门口手勾手呼喊的口号。而为了弄清楚接下来在釜山和马山发生的事情，你拼凑着报纸里的线索，分析着破碎的电话亭、焚烧的派出所，与展开丢石战的愤怒民众，还有只能透过想像推测文句空栏的一则则新闻稿。当总统在十月骤逝，你问自己：如今暴力的始作俑者已经消失，他们是否不会再将那些脱去衣物、哭天喊地的女工拖走？是否不会再踹跌倒在地的女子腹部，使其肠道破裂？你从报纸上得知，过去深受朴总统信赖的年轻将领正率领装甲车驶进首尔，接下来很快就要兼任中央情报部长。你不禁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感觉即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林小姐那么喜欢看报纸啊？”中年裁缝师总是喜欢调侃你，“年轻真好啊，那么小的字不用戴眼镜就能看见。”然后你看见了那辆公车。就在西服店老板要带着大学生儿子回灵岩郡弟弟家的那天，突然没事做的你，在阳光灿烂的春日白天，悠悠哉哉地走上了街道。就在那时，一辆市内公车映入了你的眼帘。悬挂在车窗下的长长白色布条上头，用蓝色马克笔写着：“解除戒严、保障劳工三权”这几个字。穿着工作服的数十名全南纺织女工占据了那辆公车，那些女孩脸色苍白，宛如没晒过太阳的菇类，手拿树枝伸出车窗外，拍打着车体齐声歌唱着。那是你记忆中的清脆嗓音，很像鸟儿或幼小的野兽同时发出的声响。伴着那首记忆犹新的歌曲，你失了魂地沿着那辆公车消失的方向走去。数十万名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往广场方向走去。你没有看见那些从春天就手勾着手整天集体行动的大学生，只有老人、小学生、穿着工作制服的男女工人、打着领带的年轻男子、穿着套装脚踩高跟鞋的年轻女子，以及手拿长伞来充当武器、身穿新村外套的大叔。在这些群众的队伍前，还有一辆手推车，载着两具在车站前被射死的男子遗体，一起往广场走去。你走上了一条陡峭的阶梯，从地铁车站出来。原本被车厢内的冷气吹干的肌肤，一走出来后又再度被湿气包覆。了不起的热浪，都已经接近午夜时间了还威力不减。你看见出口处竖立的医院公告，停下了脚步，再确认了一下只有平日行驶的接驳车时间表，然后将手插进背包的背带与肩膀之间，呼吸着湿热的空气走上山坡，并且伸出手擦去脖子上的斗大汗珠。你经过一间被人用白色喷漆涂鸦的商店，再经过一群坐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前喝着啤酒的少年。你抬头看了看矗立在山坡最顶端的大学医院，听着齐声高歌的清亮嗓音从那遥远的公车处传到这片漆黑夜晚， 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让我们为先走一步的那些人默念，跟着他们奋斗到底，因为……我们是高贵的。一走进医院正门口，黑暗的山坡路分成两条蜿蜒延伸而去，一条被路灯照亮的道路通往殡仪馆，另一条则通往医院本馆及别馆。你经过摆满花圈的殡仪馆玄关，看见一群身穿白色衬衫，手臂上别着黄色腕章的青年正在吸烟。虽然夜已深，但你一点也不觉得困。虽然背包很重，汗流浃背，但你觉得无所谓。你不停行走，想起那些比清醒时还要鲜明的梦境。你身穿数百条铁片堆叠成的厚重盔甲衣，从高楼阳台上一跃而下，没想到头顶直直落地却还奇迹似的活着。于是你再次走上逃生梯爬到阳台，毫不迟疑地一跃而下，结果依然没死，只好再爬一次逃生梯，让自己再跳一次。都从那么高的地方坠落了，穿盔甲衣还有什么用呢。 你揭开一层梦境走出来问自己，接着又陷入另外一层梦境里。巨大的冰河压着你的身体，你的实体开始破碎。你心想：要是能流到冰河下方该有多好，不论变成海水、石油还是熔岩都好，一定得变成某种液体从这重量下脱逃，只有这条路了。揭开这层梦境走出来后，还有最后一个梦境在等着你，你在灰白色路灯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双眼紧盯黑暗处。愈接近苏醒，梦境的残忍度就会降低，睡眠也会变得愈来愈浅，变得像习字纸一样薄，最终伴随着沙沙声响醒来。脑海中的真实记忆在床头边默默等待你完全清醒，提醒着你这些噩梦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你曾经问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切不是都事过境迁了吗？那些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可能会带给你你还记得自己咬牙切齿地问圣熙姊：“姊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事情讲给别人听？”那时她用冷静的口吻回问你：“这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吗？”过去十年来，你从未原谅过她回话时那泰然自若的神情。“要是我，不会像你一样躲起来，”她清楚地说道，“ 我不会让自己的余生浪费在保护自己这种事上。 ”你还记得与你结褵八个月的男子的柔和嗓音，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眼睛好小好漂亮。”接着又说：“如果要描绘出你的脸，我看只要画几笔线条就能搞定，在白纸上画下长长的眼睛、鼻子还有嘴巴。”你还记得他那双像小牛般水汪汪的眼睛，扭着嘴唇的样子，以及眼白部分布满血丝望着你的那一瞬间。“别这样，”他经常对你说，“别用那可怕的眼神看我。”你想起刚刚在办公室里，姓尹的寄来的那封信，那封以“我并非在催您”开头的催促信件。“我认为不能将那次的暴力经验，局限在短短十天的抗争期间，就像车诺比核灾事故不是结束了，而是延续了好几十年的事情一样，只要您许可，十年后我也会再次提笔，写下这起事件的后续论文。拜托您帮帮我吧，烦请您重新回想一下当时的记忆，协助我把相关证词补齐吧。”设有住院病房的本馆大厅灯全是暗的，只有别馆侧方的急诊室入口亮着，一辆闪烁着红色警示灯、后车厢敞开的地方医院救护车停在那里，似乎才刚把一名需要急救的患者移送来此。你穿过敞开的玄关走进急诊室走廊，听着呻吟、焦急的嗓音，用力吸着某些东西的医疗器材机械声，搬运病床的轮胎吱吱声。你坐在出纳窗口前好几排没有椅背的椅子上，窗口的中年阿姨向你问道：“要办什么业务？”你没有说实话。你没有要见任何人，就算到了白天开放会面的时段，你也没有把握圣熙姊会愿意见你。穿着登山服的中年男子在同伴的搀扶下走了进来，从他手臂上那片粗糙的固定木板来看，应该是在夜间登山的过程中意外受了伤。“没事了，我们到医院了。”肩上背着两袋登山背包的同伴不停安慰着受伤的男子。你看着他们俩扭曲的脸呈现相似表情，于是再仔细一看，似乎不是同伴而是兄弟，两人的五官非常像。“再忍耐一下，医生马上就过来。”你听着他不断重复叨念着这句宛如咒语般的句子，静静坐在最角落的椅子上，想起很久以前曾经对你说过想成为医生的那名女孩。当初圣熙姊提议不妨纳入新成员时，你也问过那名女孩愿不愿意加入。她和你一样都在国中毕业前就隐瞒真实年龄进入工厂工作，个头矮小、笑容迷人的她当时婉拒了你的邀约。“我没办法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因为我需要赚弟弟的学费，总有一天我自己也得复学，所以不能没有这份薪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就在你因为肠道破裂而住院休养时，一名原本在明洞教堂静坐示威的同伴前来探望你，对你说道：“……正美把我们散落一地的鞋子统统捡回了工会办公室，小丫头哭得可惨了。”为了避免被强行带走而使劲挣扎的过程中，鞋子一定散落四处了。年仅十六岁的正美，根本还没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害她哭得那么惨，只知道要将那些鞋子紧搂在怀中，往空无一人的那间二楼工会办公室走去。那天下午，你仔细观察了一番前来巡房的医生、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那丫头应该无法成为医师，”你当时心想，“供弟弟到大学毕业她应该也二十五岁了，就算从那时开始准备国中检定考试也……不对，她应该在工厂里也撑不到那时候。”她经常流鼻血、咳得很厉害，用那双发育尚未完全、像白玉小萝卜一样的小腿穿梭在纺织机之间，偶尔还会倚靠在柱子上不小心睡着。“怎么这么大声？我什么话也听不见。”还记得第一天上班学习工作内容时，她被纺织机的噪音分贝吓得一愣一愣，满脸惊恐地睁大眼睛向你喊道。你站在医院厕所里喝着矿泉水，那里的漂白水汽味特别浓。你转开洗手台的水龙头洗脸，然后刷牙刷了好长一段时间。你用厕所里配置的肥皂洗头发，洗完再用手帕擦干水分，就像十多年前随着圣熙姊在现场进行长期静坐示威时一样，最后则从口袋里掏出乳液试用瓶，往苍白的脸上随意涂抹。上星期一与圣熙姊通电话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嗓音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所以瞬间你有点想不太起来圣熙姊的长相。一直到挂上电话后，你才想起她那双明亮聪慧的眼睛，以及微笑时会露出的粉红色牙龈。都过了十年岁月，她一定也长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应该变老了，变瘦了，现在应该是在熟睡中，发出低沉的呼吸声，野兽般的打鼾声应该也会伴随着呼吸阵阵传出。当年才二十几岁的圣熙姊，一直都借住在一间两层楼房的阁楼，一住就是好几年，那地方是外国牧师传教用的，连警察都无法擅自闯入。某个冬末的夜晚，你厚着脸皮睡在她那里。没想到长相清秀有如国小老师的她，竟打了一整晚与形象不符的鼾声。你不论面朝墙壁或者把充满樟脑丸味道的棉被盖到头顶，都无法摆脱那个鼾声。两点五十分你把背包紧抱在怀中，蹲坐在水泥墙与收纳窗口前的长椅中间，一个不留神就进入了梦乡。每当睡眠逐渐变浅时，姓尹的来信里反复出现的单字——证词、意义、记忆、为了未来，就会像鼠标光标一样不断在黑暗中闪烁。你睁开眼睛，一脸倦容地望向灯光昏暗的走廊和漆黑的急诊室玻璃门外。当睡意像潮水般退去，痛苦的轮廓逐渐清晰，比任何噩梦都还要冰冷的瞬间再度席卷而来。你再次认清自己经历过的那一切并非一场梦，而是真实。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停往你的子宫里来回钻数十次，说得出口吗？有人用步枪的枪托肆意妄为地撑开你的子宫入口，说得出口吗？他们将下半身一直血流不止导致昏厥的你，带去国军总医院接受输血，说得出口吗？下体出血持续了两年时间，血凝块堵塞输卵管使医生宣告你终身不孕，说得出口吗？你已经再也难以和其他人——尤其是和男人有所接触，说得出口吗？包括简单的亲吻、抚摸脸庞，甚至是夏天露出手臂和小腿时，他人停留在你身上的视线，都会使你感到痛苦难耐，说得出口吗？你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摧毁所有的温暖与爱意并逃离这些，把自己封闭起来，说得出口吗？你逃到更冷、更安全的地方，只为了存活下去。从你坐着的位置只能窥见急诊室内部一角，那里依然像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你听见有人正在呻吟，分不清是小孩子还是年轻女子，随即有感觉是家属的中年男女逐渐扯高嗓音。你看见焦急奔跑的护士侧面身影。你起身背起背包走到玄关外，看见发动机已经熄火的两辆救护车停在灯下明亮处，宛如蜷曲着身子在取暖。风已不再湿热，终于有点转凉了。你沿着荒无人烟的柏油路走下去，然后踩上了一片写有禁止进入标示的草坪，从对角线跨越，朝医院本馆方向走去。你穿着短袜，带有湿气的杂草弄湿了你的脚踝。你深吸一口即将落雨前的泥土味，蓦然想起躺在草地中央盖着布条的两名女大学生，脑中浮现蓬头垢面的她们掀开布条站起身，从草地里步伐轻盈地走出来。你口渴难耐，明明一小时前才刷过牙，舌根处却还是感到阵阵苦涩，跨出的步伐也像是踩在碎玻璃上，而不是草地或泥土。但是直到那年冬天过去，再也不需要湿毛巾的春天来临，那声音还是不断从门把处传来。我偶尔还是会听见那声音，就在要从侥幸没做噩梦的睡眠中苏醒时。每次只要听见那个声响，我就会面朝那片漆黑睁开颤抖的眼皮。在那条漆黑道路上，十七日的圆月如冰冷的瞳孔，俯视着你所乘坐的那辆小型卡车。大部分的广播都是由女大生进行，当她们嗓子已经完全沙哑、体力透支时，你握住了扩音器长达四十分钟。“拜托把灯打开，各位。”你朝着一扇扇漆黑的窗户和感受不到任何足迹的巷子里喊道：“拜托了各位，至少把灯打开吧。”事后你才得知，原来当时军人会放任那辆卡车至凌晨都不顾，是为了避免兵力的移动路径曝光，而天亮前遭到逮捕的女大生则被带往光州光山警察局拘留所，负责开车的青年则被拖往尚武台，当时因为你持有枪枝，所以与那些女大生分开羁押，并移送至保安部队。在那里，他们叫你赤婊子，没人喊你真实姓名，只因为过去你是女工，从事过工会活动的关系。他们为了完成自编自导的剧本——你躲在地方小镇上的西服店，在那四年期间接受间谍指示行动——天天将你压在调查室的桌上。“肮脏龌龊的赤婊子，你尽管喊啊，看谁会来救你。”调查室里的灯是忽明忽暗的日光灯，你在那明亮的灯光下被凌虐到下体出血，直到你失去意识他们才住手。再次与圣熙姊重逢是在出狱后的隔年，你透过都市产业宣教会与基督学院打听到她的行踪，最终在九老洞的一间面店里相遇。她听闻你的遭遇以后，瞠目结舌地摇着头。“我作梦也没想到你会被关进牢房，我以为你已经隐姓埋名过着安稳日子了。”圣熙姊多年来不断过着躲藏与囚禁的生活，脸颊已经明显消瘦凹陷，与当年的她简直判若两人，明明才二十七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她在那碗冒着白烟的磙烫面碗前沉默了许久。“听说她短暂在工会帮忙，但是可能看到我们都被列为黑名单，所以多少有些担心吧，被工厂解雇前自己就先辞职了，然后好一阵子音讯全无……直到最近才听说她失踪。我是从她在日新纺织厂一起工作的同事口中得知的。”你两眼呆滞，仿佛已经听不懂母语般，望着圣熙姊说话的嘴型。“听说你也在那里住了四年对吧？在那大城市里，从来都没巧遇过吗？”你当时没有办法立即回答，甚至连那丫头的长相都记不得了。你为了强迫自己想起那张脸，感到有些心力交瘁，模煳的记忆碎片依稀浮现又消失不见。白皮肤，一口整齐的牙齿， 我想成为医师。 那名已经想不起名字的同伴，将你的运动鞋送到医院给你，告诉你说那丫头把所有人的鞋都抱到工会办公室里放好。我被释放后暂时借住在哥哥家里，但是实在无法忍受警察每个星期都前来抽查两次。二月初的某个凌晨，我换上一身最干净的衣服，简单打包行李便坐上了市外巴士。乍看之下，那座城市好像什么也没变，但随即就发现原来一切早已不复从前。道厅别馆外墙上有许多弹孔，行人穿着深色衣服，脸部却像是烙印着透明伤口般狰狞扭曲。我与他们擦肩而过，一点也感觉不到饥饿、口渴，脚也不觉得冷，只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走到天黑，甚至是隔天清晨。警察随时会在周遭出现，当时或许也躲藏在某处虎视眈眈。我赶紧撕下一张照片，卷起来握在手里快步离开。我穿过大马路走进一条小巷，走到底之后，看见一块从未见过的“音乐欣赏室”招牌。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五层楼梯，进到像洞窟般位于最角落的小房间，点了一杯咖啡。店员送上咖啡时，我一动也没动，明明是个音乐声不绝于耳的地方，却仿佛潜入水底深处般什么也听不见。终于，完全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时，才摊开了手里的照片。你斜躺在道厅后院，手臂受到枪击的作用力伸向一边，脸部与胸口朝向天空，双脚则往反方向大张着，从身体扭曲的姿势可以看出死前最后一刻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那年夏天，你已经死了。在我的身体不停流着血时，你的身体正勐烈地往土地里腐烂。在那一瞬间，你拯救了我，靠着心脏快要爆开般的痛苦，靠着愤怒的力量，我的血液霎时变得磙烫，得以重生。医院本馆旁的停车场入口处，有一间明亮的警卫室。整晚坐在旋转椅上的警卫，将后脑勺靠在椅背上张嘴睡着了。你望着那张上了年纪的面孔。警卫室屋檐下挂着一盏昏暗的白热灯泡，在灯光照射的石灰地上，有许多死掉的虫蝇。天即将拂晓，八月酷晒的烈阳逐渐升起，那些失去生命的一切东西都加速了腐败，每一条放了垃圾的巷口都将散发阵阵恶臭。你记得很久以前东浩与恩淑用窸窣的声音交谈过，东浩问着为什么要用国旗包裹尸体、为什么要唱国歌，而恩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你已经不记得了。如果是现在的你，会怎么回答他那些问题呢？ 他们只是试图用国旗这种布来包裹，因为我们不可以是被他们屠杀的肉块，所以才会积极地哀悼、唱国歌。岁月已从那年夏天流逝了二十年， 这些赤匪和赤婊子都应该彻底赶尽杀绝 ，他们对你诋毁谩骂、用水泼你，你把那些瞬间统统抛在脑后才走到了今天。已经没有路可以回到那年夏天之前，也早已没有方法可以回到屠杀和拷问之前的世界。或许不只一人，而是许多人互相晕染、渗透，成为轻盈的一体。正午时分，尤其是寂静的假日午后，看着阳光洒进来的窗户，想起东浩模煳的侧脸时，在你眼前不停晃动的会不会是他的魂魄？因记不得的梦境泪流满面而惊醒起身的凌晨，那张脸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楚时，他的魂魄是否就在那里徘徊？要是灵魂有聚集的场所，那里会一片漆黑吗？还是有朦胧的光？东浩、振秀，以及你亲手清理过的那些尚武馆里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吗？还是四散各处呢？你清楚知道自己并不勇敢、也不坚强。你总是选择能避免最糟情况的选项。你被警察踹腹部后，离开了工会，出狱后虽然跟着圣熙姊投身劳工运动一阵子，但是只负责安稳的实务内容，和她的角色大不相同。你不顾她的反对，参加了另一个与自己性格大相迳庭的团体。你明知那是一条会受伤的路，却再也没回头找她。现在重压在你肩膀上的那个背包里，有着携带式录音机与录音带，最终，星期一早上你就会到邮局去，寄回给那个姓尹的。与此同时你也知道，要是再次面临与那年春天一样的瞬间，你可能还是会做出类似的抉择。就如同国小在玩躲避球时，原本只要专心避开对方攻击就好，最后只剩独自一人时，你反而要去接球；如同被公车上那些女孩清亮高歌的嗓音吸引，你走上有持枪军队驻守的广场上一样；如同在那个夜晚，你默默举手表示愿意留守到最后一样。“我们不能成为牺牲者，”圣熙姊说过：“不能放任他们称我们是牺牲者。”那是个月亮默默俯瞰着围坐在顶楼阳台女子的春夜。当时塞了一块水蜜桃在你嘴里的人是谁？你已经记不得了。心脏里宛如泼了一盆水泥，一下子将关于姊的一切——复杂、炙热、陈旧的事情统统封印，你背对着医院向前走，穿过那片开始被拂晓微光照亮的草地。你把两只手伸向背后，像是在背孩子般，用手撑着那个沉甸甸的背包。要是我叫你回家，和你分食完海苔饭卷以后，起身再次叮咛你，你就不会留下来了，对吧？你带着仿佛能凿出两道血痕的眼神行走，朝急诊室的方向快步走去。岔路上的路灯全是暗着的，一条通往殡仪馆与急诊室，另一条通往病房与医院正门口。你沿着道路中央的白色直线昂首阔步，突如其来的雨水，正好滴落在你的头顶中央，落在运动鞋踩踏着的柏油路上，缓缓晕开。“那孩子逮到机会就会自己出来的……他答应过我的。”感觉军人马上就会从黑暗中冲出来，所以我才会那样说；要是再继续耗在那里，可能连身边这个儿子都会失去，所以我才会那样说。那小子走得非常快，我老了，怎么走都跟不上他。他要是再往旁边转一点，我就可以看见他的侧脸了，最近哪有国中生剪那种发型呢？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圆圆的头型，那小子绝对是你。你二哥留给你的校服对你来说还太大，一直到国三才终于合身。早上你提著书包走出大门，我看着你的背影，看起来十分称头。不过，不知道你的书包跑哪儿去了，居然空手走在路上。白色夏季制服的短袖下露出瘦巴巴的胳膊，一看就知道是你。窄窄的肩、直筒腰，走起路来脖子像鹿一样向前倾，完全就是你。那时候你是想要来见我的，就算只是侧身经过的样子，至少也想让我看你一眼的，可惜我这老太婆错过了。我找遍了市场摊贩、大街小巷，找了一个钟头都没找到你，最后膝盖酸疼，骨头也快散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过我心想：要是给邻居瞧见可就不好了，所以就算觉得有点头晕，还是赶紧撑着地站起身。跟着你走到市场时，我还不知道原来这条路离家这么远，回来的时候口都快渴死了。出门时我口袋里连个铜板都没带，所以只好随便找一家店进去要了杯开水，边喝边坐着休息。但是我怕被人说是乞丐婆，所以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扶着墙壁走了回来。经过飘着灰尘、乱七八糟的工地时，我也这样紧闭着嘴巴，边咳边走。去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呢？居然有个那么吵的工地，工人正无情地在地上钻着洞。去年夏天，下了一场大雨，我们家前面的巷道上还凹了一个洞。孩子们经过时脚老是不小心踩进那个洞里，婴儿推车的轮子也会卡在那儿，好危险啊，最后是政府派人来重新铺了柏油路才填平的。九月初那时还很热呢，看他们也挺辛苦的，把那冒烟发烫的柏油用推车载过来倒在路上，然后再把它推平。等那些工人都走了以后，我出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他们拉起了布条不让人走。我只好沿着修补过的路边尽量慢慢地走走看，路还热呼呼的呢。我感觉到有一阵暖意往我的脚踝、小腿、酸疼的膝盖里窜进来。隔天早上那条柏油路可能干了吧，围起来的布条已经收走，我又去走了一趟，没想到比走在边缘还要暖，所以我就中午走、晚上也走，隔天早晨又走了一回。你从首尔回来的大嫂惊讶地问我：“妈，光是待着就已经够热的了，为什么您还走这刚铺好的柏油路呢？”“我身体觉得冷，你知道走在这上头有多暖和吗？能暖到我骨子里呢。”从几年前开始，你大哥只要一有机会就叫我搬去和他一起住，他还摇着头说：“您变了。”新铺柏油路上的热气只维持了短短三天，最后还是冷掉了。明明没什么好难过的，不知为何觉得有点感伤。我刚才吃完午餐后也在那上头站了好一会儿，因为就算都冷掉了，那地方仍多少可以感觉到一点点温暖。而且站在那里观望，说不定又会像上次一样，看见你匆忙经过的身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名字我连一个字都叫不出口，嘴巴就像被人涂上了糨煳一样，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你后头。这次要是我喊你名字，可得赶紧回头看看我呀，就算一个字都不回我也没关系，只要回头看看我就好。因为是我亲手把你葬进土里的。你原本穿着天蓝色体育服，外面加了军训外套的，是我为你换上了白色衬衫和黑色的冬装，皮带也帮你整齐系上，还帮你穿上了一双干净的灰色袜子。当时把你放进木板做成的棺材里，让垃圾车载走的时候，我为了要保护你而坐在前座，也不晓得垃圾车要开往哪里，只是一直紧盯着你那具棺材。我想到那时候在一片空旷的沙丘上，有数百个身穿黑衣服的人，像蚂蚁一样抬着棺材走动，你大哥和二哥也咬着嘴唇不停啜泣。你爸生前告诉我，我那时一滴泪也没流，只从杂草堆里抓了一把草塞进嘴里吞下，然后蹲在那儿不停地呕吐，吐完又再抓一把草吞进肚子里。但是我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去墓地之前的事情。盖棺前一秒，我看见你的脸是那么的消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你的皮肤那么白。后来你二哥说，你是因为被枪射中流了太多血，所以脸才那么白，棺材也那么轻。他说你就算还没长大，也不至于轻成那样，然后我看见他开始眼角泛红、布满血丝。“你在说什么呢？”我吓了一跳，对他说：“你弟是被国家杀死的，要怎么报仇，要是连你也出事，我就真的不想活了。”就算事隔三十年，每到你和你爸的忌日，你二哥就会出现在你们的墓前，我看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明明你的死又不是他害的，为什么在你的亲友中，他最先满头白发、拱肩驼背，难道他还想要报仇吗？这样想着，我就觉得心情很沉重。不过你大哥还是很爽朗的一个人，没留下什么阴影。他一个月会带着妻子下来看我两次，自己也常偷偷当天来回，买饭给我吃，给我零用钱，比起就住我附近的你二哥亲切许多。你爸、你大哥还有你，三个人都有水桶腰、肩膀往内缩的家族特征。你和你大哥同样有着细长的眼睛和明显的门牙缝隙。最近只要一看见你大哥露出像兔子一样的门牙，就算他眼角布满皱纹，也觉得跟年轻人一样纯真。你大哥十一岁那年，你出生了，从那时开始，他就说你和他同样都是男生，只要一放学就跑回来要看你。他觉得你笑起来很可爱，小心翼翼地撑着你的脖子抱在怀里，不停轻轻摇哄，直到你笑出来为止。后来他还用布把刚满一岁的你背在背后，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唱着不对拍的歌曲。谁会想到他最后会和你二哥大吵那一架呢？到现在都已经超过二十年互不往来了。我办完你爸的丧事，回来准备三虞祭时，突然听见东西破裂的声音，赶紧跑去查看，结果发现都已经二十七岁和三十二岁的两个大男人，居然拽着彼此的衣领。“只要把那小不点拎回来不就好了，你待在那里几天几夜的，到底都在干嘛！最后一天为什么又只有妈自己去！什么叫反正叫他回来他也不会听，你不是明知道他待在那里只是死路一条吗，你不是都知道吗？你二哥大叫一声扑向大哥，把你大哥压倒在房间的地板上，像只野兽一样，边哭边喊，我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了些什么。“哥知道什么……你都在首尔……你知道个屁……当时的情形你最好知道啦……”我甚至没冒出劝架的念头，就自己走回厨房了。我什么都不想去想，也什么都听不见，就这样把饼煎好，把牛肉串好，还煮了一锅汤。我最后一天去找你的时候，你要是没那么乖地对我说晚上就回去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当时还安心地回家对你爸说：“他说晚上六点锁好门就回来，还答应和大家一起吃晚餐呢。”但是等到七点，你一直都没回来，所以我就和你二哥一起出门去找你。原本因为戒严七点后是禁止外出的，那天晚上听说军队要进来，我们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们走了整整四十分钟，结果尚武馆里的灯全都暗着，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们走去道厅前，看见几名拿着枪的市民军在那里站哨，我拜托他们，说我得见见我的小儿子。结果那些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市民军，全都脸色铁青地告诉我说不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然后叫我们赶紧回家，说那里很危险，等等戒严军就要开着坦克车进来了。“拜托让我进去吧，”我苦苦哀求着他们，“不然就帮我把他叫出来吧，请他出来一会儿就好。”后来你二哥实在看不下去，想要自己进去找你，结果其中一名市民军说：“你要是现在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那里面只剩下有必死决心的人。”你二哥激动地说着：“知道了，至少先让我进去。”这时我打断了他。“那孩子逮到机会就会自己出来的……他答应过我的。”当时因为四周实在太暗了，于是我说了那句话；感觉军人马上就会从黑暗中冲出来，所以我才会那样说；要是再继续耗在那里，可能连身边这个儿子都会失去，所以我才会那样说。我用手拉住了你二哥的手臂，我用脚自己走回了家里，为了不要统统死在那里。我们俩边哭边走着那条黑漆漆的道路，走了四十分钟好不容易才回到家。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些脸色铁青、一脸惊恐的市民军，看起来还很稚嫩的那些小家伙是不是也都死了呢？既然会那么荒谬地死掉，为什么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我进去找你呢？每次只要你哥来过之后，我便觉得更加空虚，所以会坐在外头的木地板上晒晒太阳，度过一天。原本围墙南边还是采石场的时候，虽然有点吵，阳光却照得进来，但自从盖了栋三层楼建筑後，都要到上午十一点才能见得到光。买这栋房子之前，我们住在那座采石场后面的巷子里好长一段时间呢，对吧？那时候住的是用石板瓦当屋顶的老旧建筑，小得要命，也不通风。你和你两个哥哥特别喜欢星期天，因为采石场工人不上班，可以在大石头间跑跳玩耍，一下子玩躲猫猫，一下子又玩猫捉老鼠。一、二、三，木头人！你们在采石场最里面喊着，我们家的院子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那样调皮吵闹的小子，随着脑袋越长越大，仿佛不曾顽皮过似的越来越安静。后来是你大哥去了首尔，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才逐渐好转，然后搬来这个家。之前的院子我总嫌太小，光是摆一张平床就满了，根本没办法走路，结果搬来这儿还能弄一区玫瑰花圃，可开心死我了。我为了让你二哥认真读书，要你和他分房睡，一人一间，又为了赚点钱贴补生活费，所以把舍廊房租给了人家，谁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一连串的事呢。住进来的那对姊弟个头像豆子一样矮小，刚好分别跟你二哥和你同年。看着你有了新朋友我实在很高兴，尤其是看到你们俩都穿校服一起出门去上学，就觉得很欣慰。你们假日在这院子里打羽毛球时，要是球飞到采石场，两个人就会猜拳，输得人得去捡球。我最喜欢听见你们俩的笑声了。他们的爸爸南下来到这里，失魂落魄地到处找人的时候，我当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都没能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那个人后来把工作给辞了，住在我们家的舍廊房里一年，像个疯子一样不断进出政府机构。只要一听说有人发现了掩埋场，或者在某个水池里浮出了尸体，不论凌晨还是深夜，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冲出去确认。他喝得烂醉走进厨房，像个神经病一样独自叨念着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他的脸很小，鼻梁也很塌，在发生那件事情以前，和儿子一样有着一双调皮的眼睛。我猜那个人应该没活多久。因为移葬到新墓园的时候，也为失踪者安排了属于他们的衣冠冢，但你二哥边走边找过一圈，都没看见他们家姊弟俩的名字，要是那个人还活着，怎么可能不来安排他两个孩子的衣冠冢。有时候啊，我会觉得……我干嘛没事把舍廊房出租给人家，只为了多领那几毛租金……要是正戴没住进这个家，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费尽心力去找他……每当我想起你们俩打羽毛球时的笑声，就会摇着头心里想，报应啊……报应，对吧？要是埋怨那两个可怜的姊弟，我会遭到报应的，对吧？几天前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姊姊的脸，长得可漂亮了呢……那么漂亮的小姐居然就这么不见了。我看着黑漆漆的院子心里想着，那漂亮的小姐住进我们家，整理着洗衣篮，提着滴水的运动鞋和牙刷，在院子那头来回走动的画面，就像恍如隔世一样。我的命就像牛筋一样韧，所以失去你以后我还是照常吃饭。正戴他们爸爸走了以后，我把那间令人伤心的舍廊房用锁头锁上，日复一日规律地出门去做生意。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只有挂名从未出席过的受难者家属会时，是在接到一名自称是副会长的母亲来电以后。因为听说那名军人总统会来，那个杀人魔要来这里……我想到你都还尸骨未寒呢。虽然我本来就浅眠、不易入睡，但是自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好好睡过一觉。你爸也每晚都睡不着，他是个一辈子只跟病魔奋斗的好好先生，所以我硬是把他留在家里，独自出席了那场受难者家属的聚会。我和那些初次见面的母亲握手寒暄，在经营米行的会长家里熬夜制作布条和抗议牌，不够的东西说好各自回家再准备，然后散会。大家准备要离开时，彼此紧握着双手，感受那冰冷的肌肤……我们互相牵着像稻草人一样空虚的手，互相抚摸着像稻草人般的背，注视着彼此的脸。我们的面孔一片空洞，双眼无神，互道晚安并相约明日再见。反正是抱着一了百了的心态豁出去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一群人穿着孝服，等着那杀人魔搭乘的轿车出现。结果那家伙真的一大清早就来了，原本说好要一起齐声呼喊口号的计划乱了套，大伙哭的哭、喊的喊，有些甚至哭到昏过去，头发扯得凌乱不堪，身上的孝服也给撕破了。布条才刚摊开就马上被人夺走，所有人都被带进警察局里，两眼无神地呆坐着。过没多久，说好要和我们一起在另一处进行示威的受难会青年被抓了进来，个个低头不语。他们排队走来时，刚好和我们四目相交，其中一名青年突然大声哭喊道：“阿姨，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那瞬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全世界都成了一片雪白色。我卷起撕破的孝服裙摆，跳上了桌子，然后独自嘀咕着：我就像长了一双翅膀一样，一步一步跳到了刑警的桌上，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杀人魔肖像，我用脚使劲地踩，相框玻璃碎片刺进了我的脚底。当时我已分不清流的究竟是血还是泪。后来刑警把我送去了医院。你爸接到消息以后，便跑来急诊室里找我。医生和护士把我的脚底用刀子划开，挑出玻璃碎片，再用绷带帮我包扎。然后我要求你爸：“拜托回家帮我把昨晚做好没带出来的那个布条带来，就放在衣橱里。”那天傍晚，我扶着你爸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到医院顶楼阳台，倚着栏杆把布条从上面直直垂落，并大声喊道：“还我的儿子来！把杀人魔全斗焕撕烂分尸！”我使尽吃奶的力气喊着，喊到脑袋充血。直到警察爬上紧急逃生梯，直到他们把我扛走丢在住院病房里的病床上，我都不停大声呼喊着。下一次，再下下一次也是，我们都是那样聚在一起奋战的。所有的母亲道别时会簇拥在一起，紧抓着彼此的手，抚摸着彼此的肩膀，注视着彼此的眼睛，约定好下次再见。大家缩衣节食，好不容易凑出租借巴士的费用，北上至首尔参与集会。有一次，某个混蛋把催泪弹丢进我们的巴士里，导致一名母亲吸不到空气而当场昏厥。所有人被抓进镇暴巴士里载走时，那些畜牲居然把我们一个一个随意丢在偏僻荒凉的国道上，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丢下一人，就这样拆散所有人。我沿着搞不清楚方向的小径走了又走，走到我们再度重逢，抚摸彼此的背，走到能够再次注视着彼此冷到发紫的嘴唇为止。原本我们说好要一起奋斗到底的，没想到隔年你爸突然病倒了，导致约定无法兑现。他甚至在那年冬天撒手人寰，绝情地丢下我一人在这宛如地狱的人间。因为我不晓得死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在那里是否也会相遇、道别；是否有脸孔、有声音；是否有欢迎或失落等情感，所以我也不晓得，究竟该对失去你爸这件事感到惋惜还是羡慕。我只能单纯看着冬去春又来。春天一到，我一如往常地开始疯疯颠颠，夏天则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秋天时终于能好好喘口气，到了冬天，则把自己彻底冻结成冰，心脏和骨子里都一片冰凉，再也流不出一滴汗水。总之呢，我是在三十岁那年生下你的。我天生左边乳头的形状就不太光滑，所以你两个哥哥都只吸我右边比较容易出奶的乳头，我左边的乳头就算肿胀他们也都不吸，最后变得和右边的乳头完全相反，又丑又硬。我就那样带着两颗不对称的乳头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你和哥哥不一样，给你左边的乳头你就吸左边，就算长得奇形怪状你也还是温柔地吸吮着，所以最后我的两边乳头都被吸得凸起而光滑。总之呢，喂你喝母乳的时候你特别爱笑，还拉了一坨香喷喷的黄金大便在尿布上。你就像只小野兽在地上爬行，还把随手抓到的东西往嘴里放。你发烧时整个脸色发青，因为受惊而在我胸前吐了一大口臭酸的奶。总之呢，你戒奶嘴时把大拇指指甲吸到像纸一样薄。你第一次学着放手走路时，迈开步伐走向对着你拍手，鼓励你过来的我。你开怀笑着，总共自己走了七步才终于趴倒在我怀里。你八岁时说：“我讨厌夏天，但我爱夏夜。”明明不是什么至理名言，我却对你说的这句话情有独锺，心里还默默想着，你会不会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诗人。夏天夜晚，你爸还有你们三兄弟一起坐在院子里的平床上啃西瓜时，你会用舌头舔着嘴角上甜滋滋又黏答答的西瓜汁。我把你国中学生证上的照片剪下来，放在我的皮夹里随身携带。虽然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整个家都空荡荡的，但是我会特别选在不可能有人来访的凌晨，摊开那张用白色习字纸层层折叠包裹的照片，也就是你的大头照。我知道不可能有人听见，但我还是小小声地叫着：“……东浩啊。”秋雨过后天空放晴时，我会把皮夹放在我的外套暗袋里，撑着膝盖一拐一拐地往河边走下，漫步在那条开满五颜六色波斯菊的路上。那条路上有蚯蚓蜷曲着身体死在地上，招来了好多苍蝇。还记得吗？你六、七岁时，片刻都不肯乖乖待着。两个哥哥都去上学了，只剩下你一个人，无聊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我们两人每天都沿着河川旁的街道走去店里找你爸。还记得吗？你讨厌树荫遮挡住阳光。你这小家伙力气大、脾气也倔。你奋力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了有阳光的地方。你那又细又少的头发里，冒出一滴又一滴闪亮亮的汗珠。你气喘吁吁地说着：“妈妈，你往那边走，往有阳光的地方。”我假装拗不过你，任由你拖着我的手走。“妈妈，那边有阳光的地方还开了好多花欸，为什么要走暗暗的地方，往那边走，往那花开的地方。”
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自始至终，这都不是一段有人把我叫去坐在某张椅子上，听他娓娓道出来龙去脉的故事。北上来首尔的那年，我住在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常常蹲坐在家里各个角落，手上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时会和哥哥或弟弟下一整个下午的五子棋，不然就是处理母亲只会交代我做的事，也是我最讨厌做的事——剥大蒜、挑掉鳀鱼头，然后在做这些杂活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到了一些故事。“我不是他的班导，但是每次只要我出作文作业，他都写得很好，所以对他特别有印象。我们要卖掉中兴洞的房子搬去三角洞时，是在住屋仲介那边签约的。我说我是D国中的老师，结果来买房子的那个人很高兴，说他小儿子刚好也读我那间学校一年级，还告诉我是国一几班的谁谁谁，后来我去那个班级点名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我知道的那个孩子。”后来父亲和小姑姑说了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的表情，两人对于要避开最可怕的段落继续聊下去感到有些困难，所以只能尴尬地保持沉默。不论如何转移话题，最终又会绕回到一开始的诡谲气氛。我对他们闲聊的这段对话感到有股莫名的紧张，仔细聆听着。其实从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父亲教过的那名学生，他们家当初买了我们在中兴洞的房子。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逐渐压低音量说话呢？为什么每次在提到那名学生的名字前，都会有一段令人不解的停顿与犹豫呢？在那间韩屋的院子里有一区花圃，种着一丛矮小的山茶花。随着气温上升，几近墨黑的深红色玫瑰就开始沿着花圃围篱攀爬，等它快要凋谢时，则换白蜀葵沿着舍廊房外墙盛开绽放，长到成人的高度。打开淡绿色铁制大门走出去，会看见一道电池工厂的长围墙。我们卖掉那栋韩屋搬去市郊的那天早上，我还记得父亲与叔叔正熟练地用毯子包覆梧桐木衣橱的各个边角，再用绳子层层捆绑固定。新搬去的三角洞其实是个满乡下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后方有一棵高大的杏树，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时间后，就举家迁移到首尔来了。我父亲代替英年早逝的爷爷，靠着自己的国中教师薪俸把所有弟弟妹妹拉拔长大，就连小姑姑都供她念到大学毕业，后来父亲才决意要从事写作。一九八○年一月，首尔是个冷到不可思议的寒冷城市，在还没搬进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以前，我们先在联立住宅暂住了三个月，那里的隔间墙壁是用类似合板的材质，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几乎没有差别。我待在房里开口说话还会冒出白烟，尽管穿着大衣包裹着棉被，也会冷到牙齿打颤。那年冬天我一直想着中兴洞的房子。虽然只要摇晃树干就会有黄色杏桃像乒乓球一样磙落的三角洞房子也不错，但是可能因为居住的期间不长，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外公为独生女亲手搭建的中兴洞老家，我从出生住到九岁。从院子走到厨房得经过我那小小的房间，每到夏天，我就会把肚子贴在地板上趴着写作业，冬天的午后则会把格子纸门稍微拉开，望着那洁净阳光照耀下的小院子。约莫三、四点左右，母亲叫醒熟睡中的我。“起来，我要打开灯啰。”我还来不及清醒，母亲就按下了电灯开关。我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坐起来，两名高大健壮的男子走进了我的房间。母亲穿着一身睡衣对错愕不已的我说道：“房地产叔叔来了，要来看房子。”我顿时睡意全消，赶紧起身贴在母亲身边，静静地看着男子打开衣橱，查看书桌下方，拿着手电筒往阁楼走上去。为什么大半夜的会有房地产叔叔要进来看房子？还上去阁楼看呢？不久后，从阁楼下来的男子对母亲说道：“麻烦这边请。”男子把母亲带往厨房，我踩着迟疑的步伐不知道该不该跟着母亲。 你们在这里待着 ，母亲脸色凝重地用唇语说道。我转身回头，看见了和我一样穿着睡衣满脸错愕的哥哥和弟弟，都站在那里不敢乱动。卧房里传来父亲和某人对话的浑厚嗓音，虽然从厨房挂着的蕾丝门帘也传出母亲的说话声，但是因为音量实在太低，一句话都没能清楚听见。●那年中秋，亲戚齐聚一堂时，大人刻意压低音量交谈，好让我们三个小孩以及其他更小的堂兄弟姊妹听不见，仿佛孩子会在一旁监视似的。当时在国防产业高就的叔叔，和父亲两人在卧房里谈话到深夜。“我们家凌晨被突袭了，一开始还以为是强盗。他们同时撞开厨房门和玄关门闯进来，好像有十足把握宋大哥一定是躲在这里，但是早在前一天下午我就见过他了。我先去出版社拜托他们把全集版税四十万韩圜预支给我，然后再到明洞和他短暂碰面，把钱拿给他……他们把你大嫂和我分开审问，后来叫我得和他们一起走。我心想要是被带走岂不是大事不妙了吗，所以我骗他们说，从去年就和他渐渐疏远了。”“应该是电话被监听了，要小心啊。最近我跟哥讲电话时，都会听见电话筒里传出类似空气的声音，听说那就是被监听中的杂音。我朋友永峻现在也在逃亡，前年给拖去保安部队的时候，十根手指头的指甲不是统统被人拔光了吗，这次要是再被抓到，恐怕就小命难保了。”“原本大嫂那栋房的屋主啊，把舍廊房租了出去，住进来的孩子和他们儿子年纪差不多，听说光是在D国中就有三名学生死掉、两名失踪，结果失踪的那两个孩子居然刚好就是住他们家的……”“天啊……”一直以感叹回应的母亲，突然低头不语，过一阵子之后，她才开始低声说道：“前年和小姑希英相亲的那个男人啊，就是那个G高中的数学老师，知道吧？我看他人很不错，可惜最后没能和我们结缘。听说他现在的老婆好像出事了，本来都要临盆了，结果在家门口等她老公的时候……”从大田来的婶婶没有以“天啊……”来接话，只默默眨着像牛一样的眼睛等待母亲继续说，就在母亲难以启齿之际，光州的婶婶接过话来说道：“我也有听说那件事呢，原来就是那个人喔？”“那个孕妇被枪杀了，没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却幸运活了下来，然后有几分钟……”那一瞬间，我心想：要是希英姑姑和那个数学老师结婚的话……在不可能成真的年幼幻想之中，二十六岁的姑姑大腹便便地站在大门口前，一枚子弹刚好卡在姑姑的白皙额头上。姑姑喜欢用声乐方式哼唱歌手杨姬银的歌曲，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个睁开眼睛的孩子，像鱼一样正张着嘴巴蠕动。父亲将那本摄影集带回家里是在两年后的夏天，他说是南下到那个城市吊祭慰问丧家时，在公车总站弄到的。有别于我年幼时的想像，额头没有中弹、也没有结婚生子的希英姑姑来了一趟首尔，大人轮流看完那本摄影集后，不约而同维持了一段沉默。父亲把那本书放在卧房的书柜最内层，甚至将书背朝里面放，好让我们几个孩子无法找出来翻阅。我偷偷翻开那本书，是在某个大人一如往常聚集在厨房看整点新闻的晚上，我还记得翻阅到最后一张，是一名被刺刀深深划开脸部、面容狰狞的女孩，她的模样悄悄地唤醒了我内心深处自己从未察觉的柔软。我站到木地板掀开后露出的暗红色泥地上，抬头一看，发现礼堂的四面都是早已没了玻璃的大窗框，对面的墙壁还挂有裱框的国旗，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也还没拆除，我踩着半冻结的泥土，朝右边墙壁走去。我念着一张护贝过的A4纸上的手写文句：“运动时请脱鞋”。我转身回头往玄关方向而去时，看见了通往二楼的阶梯。我走上了那条长年无人管理导致满布灰尘的阶梯，然后坐在可以将礼堂尽收眼底的观众席上。我张开嘴巴吐气，白色烟雾瞬间散去，石灰地板的寒气穿过牛仔裤传到我的肌肤。白色纱布包裹的遗体与国旗覆盖的棺柩，声嘶力竭和呆坐在一旁的女子及孩童，飘然出现而后消失在暗红色的泥地上。应该要在这里的地板都被破坏前来的，应该要在施工中的道厅复上遮蔽物前，在亲眼目睹那一切的银杏树几乎都被斩草除根前，在已经活了一百五十年的槐树干枯前来的。但是我现在才来，没有办法。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打算在这里待到太阳下山，待到少年的脸孔明显可见为止，待到听见他的嗓音为止，待到隐约能够看见他走在我看不见的木地板上为止。两天前，我在弟弟住的公寓里解开了行李，我们约好等他下班就一起去吃晚餐，并在天黑前去了一趟中兴洞的老家。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搬离了那里，所以对那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并不了解。我先搭计程车到以前念到三年级的H国小，下车后我背对学校正门，穿越人行道，跟着记忆往左边走去。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文具店，实际去看发现还在，经过文具店再走一段路后就得转进右边的那条路，我凭着储存在身体里的空间记忆，选择走上第二条岔路，那道长长的护田围墙已不复见，与那道围墙对望的韩屋村也已消失无踪。根据记忆，那条路与大马路交会处有座宽约一间房子的采石场，采石场与围墙之间夹着的那栋韩屋就是我老家。然而一片荒凉的采石场想必不可能至今还留在市中心里，所以只好找出倒数第二栋房子。经过单层小屋、联立住宅、钢琴补习班、刻印章店以后，我终于抵达了路的尽头。原本的采石场上头盖了一栋煞风景的三层楼高水泥屋。老家已经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组合式货柜屋，那是一家贩售厨房和浴室装潢用品的店，诸如洗脸台、水龙头、流理台、马桶等。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我站在那间灯光明亮的店家前，像是在等人似的徘徊不去。去找老家的隔天，也就是昨天，我很早就起身出门，前往全南大学五一八研究所与尚武地区的五一八纪念财团，从七○年代起就有中央情报部常驻并进行拷问的五○五保安部队，则是大门深锁。下午我去了一趟D国中，少年最终没能毕业，所以毕业纪念册里肯定不会有他的照片，我透过父亲的老友——一名从该校退休的美术老师，帮我打电话到学校，才得以阅览学生在学时的成绩纪录簿。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长相，就是在那本簿子里，里面贴着他的照片。单眼皮的他看上去十分温和乖巧，下巴和脸颊的线条也都还留有稚嫩的痕迹，那平凡无奇的长相，感觉随时都会和其他人搞混，是那种只要视线一移开，就会顿时忘记有什么特征的长相。我走出教务室穿过运动场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走到校门口时雪越下越大。我拨开掉在睫毛上的雪坐上计程车。我请司机开去全南大学，因为我好像曾在五一八研究所一楼展示室里看见和照片中那个孩子相似的脸庞。展示室里设有好几台小型等离子电视，每一台都重复播放着不同的影片，由于不记得确切是在哪个影片中看到的，所以得全部从头观看。于是，我在有人拉着手推车朝广场行进的影片段落中，看见了长相相似的国中生，手推车上载的是在车站发现的两具青年遗体。少年杵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仿佛快要崩溃哭泣般惊恐地看着卧倒在地的遗体，当时明明已经是春天的尾声了，他却仿佛觉得寒冷似的紧紧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由于那个画面只短暂一闪而过，所以我得站在原地继续等待影片重新从头轮播。我反复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影片中的那名少年一样也是有着随时都可能错认成其他人的平凡长相。我没把握那就是他。或许在那个年代，剃着那种发型、身穿制服的少年都长那样也说不定，都有着那种善良的单眼皮，以及因为抽高而消瘦的脸颊和细长脖子。我一开始的原则是把能够蒐集到的资料统统阅读一遍，从十二月初开始就不再阅读其他刊物，也不写作，尽可能连会面都不安排，只专注阅读这些资料。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一月快结束时，我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我摆脱掉一群军人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呼吸急促，心脏仿佛就要从口中跳出般。他们之中有个人用力推了我的背。我向前跌倒了，转身回头仰望的瞬间，军人用刺刀朝我的心脏刺来，正确来说是刺在胸口正中央。凌晨两点钟，我惊醒过来，奋力坐起身，手摸着胸口，下巴不停颤抖，将近有五分钟时间无法好好喘息。我没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直到用手揉脸时，才发现掌心湿了一片。几天后，我又梦到有人来找我，告知我一项消息。自一九八○年至今，有数十名五一八事件嫌疑人被关在地下密室长达三十三年，预计在明天下午三点就会处以死刑。梦中的时间是晚间八点，到明天下午三点只剩短短十九个小时，我到底该如何阻止这场悲剧发生。告诉我这项消息的人突然消失了，我拿着手机站在街道中央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该打去哪个单位说这件事？我得跟谁说才能够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消息怎么会偏偏传到无能为力的我耳中。我得赶紧拦计程车才行，但是该请司机开去哪里呢？去哪里、如何……正当我焦急到口干舌燥时，睁开了眼睛。原来是梦。我张开紧握的拳头，在黑暗中不停反复嘀咕：“那是梦，那是梦。”我收到某人寄来的小收音机，听说有倒带时间的功能，只要在数码面板上输入年份和日期即可。我接过来后输入了一九八○五月十八号，如果要写那起事件就得亲临现场见识一番才行，那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就在下一瞬间，我独自一人站在不见半个人影的光化门十字路口上。 也对，因为能移动的只有时间，而我那时在首尔。 五月本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街道上却像十一月天一样凄凉，围绕着一股可怕的肃静。后来在某天，我为了参加一场婚宴久违的外出。二○一三年一月的首尔街头就和几天前的梦境一样冷清。婚宴会场里的水晶灯华丽无比，前去参加的宾客打扮亮丽、神情自若，甚至有些陌生。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一名专写评论的前辈笑着向我抗议，说为什么没有把小说集寄给他。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结婚典礼结束后，因为有太多要去吃午餐的人问我同样问题，而我全都无话可说，所以最后选择先行离开。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很难想像不久前才刚下完一场大雪，尚武馆墙壁上的玻璃窗，洒进了午后和煦的阳光。由于地板实在太过冰冷，于是我站起身，踩着阶梯走下，打开大门走出礼堂。我看着遮挡视野的巨型遮蔽物，以及在那之间微微透出的白色外墙角落。我正在等待，虽然知道不可能会有人来，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但我仍旧在等待。我还记得二十岁那年冬天，自己第一次去望月洞。我走在墓园山坡上的坟墓之间，寻找着那个人。直到那时我都还不晓得他姓什么，只记得从大人口中偷听来的名字，因为和小叔叔的名字相似，所以一听便能记住——满十五岁的东浩。我记得那时错过了从墓地开往市中心的末班车，所以沿着逐渐变暗的道路背风行走。走了好一阵子之后，我突然发觉自己的右手还一直放在左胸前，宛如心脏边缘已经碎裂，我得那样按住，才能够顺利带着它行走。初次接触资料时，使我最不解的部分就是军人不打算进行逮捕，而且一再杀戮。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罪恶感、毫不迟疑地凌虐施暴。此外还有那些下令尽可能残忍行事的指挥官。一九七九年秋天，据说在镇压釜马抗争时，青瓦台秘书室长车智澈是这样对朴正熙总统说的： 柬埔寨死了两百多万人，我们没理由做不到。 一九八○年五月，在光州扩大示威规模时，军队用火焰喷射器朝街道上毫无防备的市民喷射，当时配给士兵的铅弹还是国际上基于人道禁用的。极受朴正熙信任的全斗焕，人称朴正熙的干儿子，他密谋着万一没能顺利攻下道厅，就要派出战斗机来轰炸整座城市。我看见五月二十一日集体发射子弹的前一刻，他搭乘军用直升机到那座城市、脚踩那片土地的影片。年轻将军一脸悠哉，施施然背对着直升机向前走，与前来接机的军官用力握手。“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我阅读着遭到严刑拷打的生还者访谈内容，“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二○○九年一月凌晨，我记得我在观赏龙山区一座了望楼失火的影片时，不自觉地嘀咕着： 那是在光州。 换句话说，光州是遭到孤立的，是受蛮力践踏的，是被毁损、却不该被毁损的代名词。灾难尚未结束，光州不断重生又再度被杀害，靠着伤口恶化、爆炸，在血迹斑斑中重建。●十二岁那年，我翻着摄影集最后一页，看见那名身亡的少女从脸颊到颈部被刺刀划开，一只眼睛微张着。当公车总站和火车站前躺着那些惨不忍睹的遗体时；当军人殴打、刺杀路人，将半裸的民众载上卡车时；当他们搜索民宅把年轻人强行掳走时；城市外围被封锁，电话都无法拨通时；当子弹射向示威抗议群众的肉身时；短短二十分钟内路上就尸横遍野时；全都赶尽杀绝的传闻甚嚣尘上时；在预备军训练所偷取旧款枪枝的平凡男子，三五成群聚集在国小、桥上站哨时；当市民开始在道厅自治，代替如潮水般退去的公权力时。那时我住在水逾洞，搭公车上下学，回到家就会把放在家门口下的D社晚报捡起，沿着细长的院子边走边看新闻标题。 光州无政府状态第五天。 照片中是熏黑的建筑物，以及载满头绑白布条男子的卡车。家家户户围绕在沉痛混乱的气氛当中。不行，今天也拨不通，母亲不断拨打着位在大仁市场内的外婆家电话。就像希英姑姑毫发无伤一样，我也安然无恙，所有亲戚没有人伤亡或者被强行掳走。只不过那年秋天，我不断想着肚子贴在冰冷地板上趴着写作业的那个房间，那名国中生是否也住在那个房间？我熬过的炎炎夏日，他真的没能熬过吗？我穿过施工中的道厅前地下道，走在充满霓虹灯和音乐声的夜晚道路上，抵达两天前拜访过的大型升学补习班。一楼设有服务台，台前陈列了五颜六色的传单，包括补习班宣传和课程时间表、受欢迎的讲座等。“我很难空出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昨天他在电话中说道，“麻烦五点半到我的讲课教室好了。还请您见谅，要是有学生提早吃完晚餐进来读书，可能会连三十分钟都聊不到。”我在中兴洞老家处徘徊了好一阵子，最终决定推开那间贩售装潢用品的店家大门，一名身穿浅紫色夹克的五十多岁女子，盖上报纸抬头看着我问道：自从小时候搬离这个城市以后，只剩下亲戚还继续用这里的方言，所以从我抵达这里开始，就对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和亲戚说着相同口音感到有些别扭，同时也有点感伤。“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栋韩屋……请问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家店的呢？”我感觉到那名女子对于我的首尔口音同样觉得有隔阂。她换成了首尔腔再度向我问道：“那栋房子去年就拆了。”她继续向我娓娓道来：“原本有一个老奶奶独居在那里，后来过世了。因为房子实在太老旧，租不出去，所以她儿子干脆把房子拆掉重新搭了这个临时屋子，我们才会在这里做生意。不过我最近嗓子不太好，可能两年租约期满就会搬走。”“签约的时候当然见过，听说是大型补习班的讲师呢，不过我猜应该收入也没多好，所以才会盖这种临时建物吧。”我走出店家，沿着大马路走了好久，最后拦了一辆计程车。我前往她告诉我的这间补习班，透过传单上印的讲师照片找到了少年的哥哥。要分辨出谁是他哥哥其实并不难，因为姓姜的讲师只有两位，其中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照片中那名负责自然科的中年讲师，戴着一副感觉度数很深的眼镜，刘海之间隐约看得见几根白发，身穿白衬衫搭配靛蓝色领带，凝视着正前方。不好意思，原本想要提早下课的，没想到耽误了一些时间。我知道您的家人是教过东浩的老师，但是不知道原来您有我们的消息。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何必见面。不过后来又想到，要是我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会怎么做。当然，当然。要是她老人家还在，应该会马上一口答应，然后不停抓着您讲东浩的事，但是我做不到。您问我同意吗？当然同意，只不过您得好好写，要据实写下，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我在弟弟帮我铺了床埝的玄关旁小房间里辗转难眠，每次只要一睡着，就会回到那间补习班前，在夜晚的街道上与高中生擦肩而过，那是东浩没能经历过的年纪。 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 。我把右手放在左胸口，像是压着心脏一样独自走着。一张张面孔在黑暗的街道中发着光，是那些被杀害的死者面孔，还有把刺刀插在我胸口的那个杀人魔面无表情的空洞面孔。分不清是因为被我夹到觉得痛，还是因为搔到痒处而面容扭曲，就如同有特别残忍的军人一样，也有没那么好勇斗狠的军人。一名空军部队小队员，把流着血的人背到医院门口仓皇离开。有士兵在接获集体发射子弹的命令时，为了不要射中市民而故意将枪身偏向。军人列队站在道厅的遗体前合唱国歌时，也有选择全程紧闭双唇不唱的士兵。这些都是外国记者透过镜头捕捉下来的画面。留守在道厅里的那些市民军，也有着相似的善念。大部分人只领到枪枝，没几个人真正发射过子弹，被问到明知会是一场败仗为何还要留下的问题时，幸存的证人都给了我类似的回答： 不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那么做。把他们当成牺牲者是我的误会，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成为牺牲者，所以才会选择留守在那里。每次只要想到那十天期间，在那个城市里发生了那么多憾事，脑中就会浮现那些濒临过死亡的受虐人士。他们努力不懈地再度睁开双眼，吐着满口鲜血与牙齿碎块，撑开难以张动的眼皮与施虐者四目相望。他们想起自己的脸孔与嗓音，以及宛如上辈子才有的尊严。 那一刻被打破时，虐杀来了，拷问来了，强制镇压来了。推挤着，蹂躏着，铲除着。但是现在，只要睁着眼睛，只要凝视着，最终我们……现在，我希望可以换你带领我走了。请你带我往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明亮地方，往花开的地方走。脖子修长、穿着薄袄的少年，走在坟墓间积着雪的小路上，我随少年前行。有别于市中心，这里的雪还没开始融化。冰冷的雪沾湿了少年的天蓝色体育裤管，也浸湿了少年的脚踝。他意识到那股冰凉，无意间转头看见了我，眯起眼对我微笑着。●不，在墓园里我没看见任何人。我只是留了一张便条纸在餐桌上给弟弟，在凌晨走出公寓罢了。只因在这城市里蒐集到的资料太过沉重，所以才会背上背包，搭上往这里的公车。我没来得及买鲜花，也没准备酒水和鲜果，只是从弟弟家的流理台发现一盒用来帮茶壶保温的圆形蜡烛，于是拿了打火机和三块蜡烛过来罢了。那个哥哥告诉我，他的母亲开始变得有些奇怪，是从东浩的遗体移葬到现在的国立新墓园以后。当时接获通知说要在某天请所有受难者家属前去处理移葬事宜，结果那天打开棺柩时发现，他那悲惨身亡的模样还是和当初一样，遗骸用塑胶袋层层包裹，沾有血迹的国旗则覆盖在上头……幸好东浩一开始就是由家属接手整理，所以遗骸算很完整。我们剪了一码白色纱布，不假他人之手，亲自擦拭他每一根骨头。我怕要是由母亲擦拭东浩的头颅，她会难忍悲痛、伤心欲绝，于是我赶紧抢先一步拿起头颅，不放过任何一颗牙齿，仔细用心擦拭。不过母亲终究还是没能跨越心里那道阴影，当时我应该要想尽办法让她留在家中才对。我在积雪的一座座坟墓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墓。很久以前在望月洞的那座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姓名和生卒年。现在这座新墓的墓碑上，则贴有学生成绩纪录簿里的那张放大版的黑白大头照。他的左右两旁都是高中生的坟墓。我看着他们的照片，应该是用国中毕业照贴上去的，他们都身穿黑色冬季制服，样貌十分青涩。昨晚他的哥哥还继续说道，弟弟的运气很好，幸好是一枪毙命，问我不这么觉得吗？他用一双炽烈的眼神寻求着我的认同。他说有一名高中生在道厅和弟弟一起被枪杀，死时就躺在弟弟的身旁，后来也葬在弟弟的坟墓旁边。那名高中生就是没有当场身亡，奄奄一息的时候再度被枪决。移葬时，哥哥看见那孩子的额头中央有子弹贯穿的痕迹，头颅后方则是空的。那名高中生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当场捂住嘴巴泣不成声。我打开包包，把带来的蜡烛依序摆放在少年的墓前。我单膝跪坐在地，将蜡烛点燃。我没有祷告，也没有闭上眼睛哀悼。蜡烛烧得缓慢，无声无息地被橘黄色火苗吸出了一个凹洞，我突然感受到一边的脚踝变得好冰，原来我的脚一直靠在他墓前的雪地上，雪水慢慢渗进我沾湿的袜子，触碰到我的肌肤。我默默地注视着火苗的边缘，就像是半透明的翅膀正在拍打着一样。
韩江（1970-），1970年生于韩国光州，现任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当代韩国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2016年5月16号，布克国际文学奖在伦敦揭晓。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击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晚年代表作《水死》，畅销书“那不勒斯四部曲”终曲《失踪的孩子》等154本名作最终成为该奖项历史上第一位亚洲作家。2017年，她获得了有“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马拉帕蒂文学奖。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且创纪录地在同一年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2019，她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美国权威杂志《连线》将《素食者》选入10年来10本最佳类型小说之列。2022年她用七年时间写就得长篇小说《不做告别》拿下韩国大山文学奖、韩国金万重文学奖。2023她获得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凭借最新小说《不做告别》获得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2024年，韩江击败萨尔曼鲁西迪等作者赢得法国埃米尔吉梅亚洲文学奖。2024年10月10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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