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我俩和女儿们,是不同的个人了

文化   2024-10-22 14:30   北京  


我的两个女儿,

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

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

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文丨聂华苓 原题:我俩和女儿们

本文刊载于《当代》2007年第3期


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成长期间,她们的爸爸在外十一年——韩战期间在日本盟军总部做翻译工作三年,他英文和日文都很好,1957年到美国进修。两个女儿都是我母亲抚养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是我在台湾十五年生活的支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由中国”,以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对她们都有影响,虽然她们那时似乎懵然无知。

  诗人商禽说:“两个女儿各有聂华苓一半。两个人又各自发挥到极致。”

  两个女儿小时在台湾都学钢琴和舞蹈,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的朋友。那样的环境就隐隐约约为两个女儿垫下了她们成长的基础。

  我1964年从台湾来爱荷华。她们寄住妹妹月珍家。我为她们办理来美手续,颇费周折。房间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想念,不看更想念。她们终于在1965年成行。那是我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

  Paul和我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蓝蓝捧着篮球下飞机,闷闷不乐,因为舍不得台湾和那儿的朋友。薇薇却欢欢喜喜来到美国。蓝蓝爱动,薇薇爱静。蓝蓝重情,薇薇重理性。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从她们踏上爱荷华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两个民族传统之间挣扎、适应、成长。

  Paul带她们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带着她们到外地去玩,教她们爆玉米花,开车带她们去州府笛茉茵看全州农业展览。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出生爱荷华,那时他已红得发紫,一曲《月亮河》唱得年轻人疯狂。1965年的爱荷华农业展览会特请他来演唱。两个女儿在台湾就喜欢他的歌,现在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安迪·威廉斯了,非常兴奋。那天,Paul开车带我们去笛茉茵,还带上一个破旧照相机,他要照下两个中国女孩在美国农业展览会上的快乐。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他照相,也是二十几年来我看见他少有的一次。她们在车中唱歌,当然是中国歌,他也爱听,直叫好。蓝蓝常听他说:Its fun!(很好玩!)我们在爱荷华田间行驶、唱歌、大笑,她说了一句:Its fun!他也直叫好。爱荷华是农业州,每年夏天的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一件盛事,一连三四天,展示猪、牛、羊、马各种农场动物和农耕机器,五颜六色的帐篷下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如4H是年轻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竞赛。也有歌唱和舞蹈表演。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农人。

  我们母女三个城市人,对那种场合很陌生,但是两个女儿要听安迪·威廉斯唱歌,我们只好闲逛,等待他的上台。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女人、两个中国小女孩,在猪马牛羊之间东张西望,大概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一伙人。

  Paul突然大叫:多好看的羽毛帽子!他带着我们走过去,要我们母女三人各选一顶。我们一戴上,他就说:别动!我给你们照相!

  我戴着雪白羽帽,薇薇戴着翠绿羽帽,蓝蓝戴着橘红羽帽。

  一个农夫模样的人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指着我们对Paul说:你带她们来这儿表演吗?什么节目?

  Paul大笑:中国表演!顶好的!

  现在,四十年了,那顶雪白羽帽还珍藏在我衣橱里。每次看到,我就听到Paul得意的笑声。

  他要我们母女三人快乐。

  他也关心她们的问题。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哭哭啼啼,就是他带着她去的。她读初中三年级。他要老师特别照顾那个中国小女孩。那时这儿没有很多外国人。他教两个女儿做爆米花。1965年那年秋天,Paul去欧洲。临走前夕,蓝蓝深夜在厨房,我不知她在干什么。第二天早上她上学以后,我发现厨房桌上有一包她做的爆米花,照着Paul那样爆的玉米花,还留下一封英文短信,那时她学英文不久。她写着:

  亲爱的Mr. Engle,我给你做爆米花。你回来了,我的英文会好一些——蓝蓝

  第二天她放学回家,知道Mr. Engle已经走了,哭了起来。

  Paul说他在飞机上看着她写的简单几句英文,手拿一小包爆米花,一颗也没吃。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他黑夜在翻修的街上摔伤脚跟,飞回爱荷华,一瘸一拐地走下飞机,一手提着打字机,一手提着一个小鸟笼,一只红艳艳的小鸟憩在笼里,原来是个音乐盒。小鸟儿会在笼里播出音乐。两个女儿把它挂在她们卧室里,多年以后,挂在蓝蓝女儿Anthea卧室里。

  蓝蓝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高中还登台表演盛行一时的南太平洋轻歌剧。Paul看着她领着足球赛的拉拉队入场,感动得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谈,从不找我。

  我和Paul结婚前,我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 Engle是个好爸爸。姐妹俩开车送我去法院公证结婚。

  她们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

  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我告诉Paul他是两个女儿的老爹了。

  老爹是什么意思?他问。

  Old Pa.

  他仍然不懂那是对父亲亲热的称呼。

  她们叫我老娘呀。我说。

  他又问:那是什么意思?

  Old Ma.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个“老”字。既然我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

  蓝蓝从小就喜欢舞蹈,从没放弃。Paul鼓励她,她表演,他必在场。多年以后,蓝蓝全心全力献身舞蹈,他为她写了一组舞蹈的诗:《舞的意象》。首页写着:

  献给蓝蓝——

  我们的女儿,她就是舞蹈

  当你舞过流动的空气,我们就知道

  整个地球在你旋转的脚下旋转。

  蓝蓝将他的组诗《我到处行走》之中的一首《门》编成舞蹈,她独舞演出人的无奈、迷惘。

  我到处行走

  握着一扇门。

  四面八方都可打开。

  无论何时我进去,

  轻轻用钥匙开门,

  钥匙像撒谎人的舌头,

  一扭就无声打开了。

  没有那钥匙我就必须扔掉那扇门。

  有时我听见门内嚎叫,

  从没发现那儿有狗。

  有时我听见哭泣,

  从没发现那儿有女人。

  有时我听见雨声,

  那儿并没有一点儿潮湿

  有时我闻着火焰味

  从没烟,也没什么燃烧着。

  有时我敲敲门,

  钥匙轻抚门锁。

  我从没感到自己在那儿。

  有时那门挺不住了,

  要溜走,

  载不了它铰链的记忆。

  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又一次

  我将耐心的钥匙插进锁里。

  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东方研究系的博士学位,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痖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他。Paul到办公室,发现他的留言,谢谢那帽子给他的温暖。帽子放在他书桌上。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赚的钱去土柄根(Tubingen)。Klaus在土柄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我们的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任满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因为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上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她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呀?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Klaus和薇薇打算以后定居爱荷华。Klaus说这儿将是他的第二家乡了。Paul当年在机场碰着来自他祖先的德国的年轻人,也将回到他所爱的黑土地上。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Paul非常钟爱她。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然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做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离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的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2005年岁末

  爱荷华鹿园



聂华苓,生于武汉,湖北应山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同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文章《变形虫》。1964年旅居美国,应聘至美国华盛顿《作家工作室》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因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被称为“世界绘画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第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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