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偶遇，如果不是上天的安排，那一定是有心人的等待。
01
遇见她，他开始渴望生命的完整
1963年春天的聂华苓，经历种种变故，正处于人生的低谷：相依为命的母亲不久前亡故；
丈夫王正路去美国六年，对流亡在台湾的她和孩子不闻不问，婚姻已是癌症晚期无可救药；
供职的《自由中国》，因为登载过多批评时政的文章而被查禁，社长和同仁被抓，她也时刻面临危险，只能靠微薄的稿费和兼职教书来维持生计。
“活着只是为了两个孩子”。一个活在失落和恐惧中的女人，哪有什么心情参加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呢？
“世界文学组织之母”聂华苓
冥冥中注定要见到保罗•安格尔。
酒会六点散场，犹豫半天后，鬼使神差地，一身素装的聂华苓在五点半出了家门，赶到酒会时，正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的美国人和几个诗人谈笑风生，他神情爽朗，机智幽默的话语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她站在他身后，等着主人介绍，可是他越说越得意，旁若无人。
等他好半天回过头来，只见一个身材娇小的美丽女子瞪着他说：“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
她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英文流畅，因为生气，声音听上去冷而尖锐。
他瞪着刺猬一样的她，毫不客气地回敬：“你来得这么晚，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才没礼貌！”
话是假装狠狠地说的，口气却像个斗嘴的孩子。但很快，他就被“她挺立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怔住了，在诗人眼里，那是最美丽的个性。
主人介绍她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个身上有着磁力的小女子，就是他欣赏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的作者。
聂华苓与保罗
“啊，我要和你谈谈，麦卡迪在华盛顿谈过你。”麦卡迪曾任台湾“美国新闻处”处长，他向保罗推荐过聂华苓的小说。此次台湾之行，保罗的目的，就是为他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创作坊”寻访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请他们到爱荷华学习和创作的。
在《自由中国》供职11年，受社长雷震影响，聂华苓有男人般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保罗像猎狗一样，嗅出了她身上的才气。晚宴上，他坐在她旁边，他的眼睛已经情不自禁地跟随她。
为了吸引她注意，鸽蛋烩鲍鱼上桌后，只见他戴上眼镜，用筷子夹起一个柔滑嫩白的鸽蛋，玩魔术似地给每个人看了一圈，这才颤颤悠悠喂进大张着的嘴里。
保罗吃鸽蛋
这一幕，把她逗得抚掌大笑。虽然这是他“这辈子最愚蠢的样子”，但能博她一笑，他从此对鸽子都充满感激。只是，“在那以后再没吃过鸽蛋，一个就够了。”
保罗早已是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他有着天生的魅力，能吸引满座的注意力。谈笑中，聂华苓暂时忘记了压在身上的人生重担，忘记了现实的不堪。
她注视着他，那不断变幻的灰蓝眼睛像一道曙光，“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他的侧影，“线条分明，细致而生动”。她突然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可以放心依靠的男人。
第二天，保罗取消了和别人的午饭约会，他想单独和她在一起。他听她讲生活、创作、翻译，怜惜她一个人养孩子的辛苦。她灵巧的双手、智慧的眼神令他痴迷，“她像只精致的小手表，每个细小的零件都反应灵敏”。
饭后，她微笑着告别，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让自己都吃惊的念头——这一辈子都可听那脚步声该多好！
保罗婚姻不幸，结婚时，妻子玛丽隐瞒了精神病史，在痛苦和不和谐中，他度过了糟糕的30年。遇见聂华苓，他心中突然升起一团无法扑灭的烈火，他开始渴望生命的完整。
一眼千年
02
爱情是一株玫瑰，迟早会开花的
在台湾三天，每天的宴会，聂华苓都作为客人被邀参加，可是每次当他问“爱荷华？”她的回答总是三个字：不可能！
临行前一天的晚宴后，他坚持送她回家，车到家门口，他却不许司机停车，“不能停！和你一起三分钟就完了吗？”
就这样兜兜转转，只要和她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身边有华苓，散发着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够了。”
车子终于停下了，保罗陪聂华苓走在寂静的小巷，对着满天的星星，他许了一个愿，“我的愿望是再见你，再见你，再见你……”
在飞机上，保罗用手提的打字机给聂华苓写了第一封信。紧接着，第二封、第三封，连续三个星期，无论在日本还是菲律宾，每天一封，所有的信件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世界是两半的，有她的那一半，都是欢喜、希望和光明；没有她的那一半，全是苦闷和黑暗。
出于对文学梦想的追求和摆脱险恶形势的需要，1964年秋天，爱荷华河边的红叶如火如荼时，聂华苓如期抵达。在保罗推荐下，她到爱荷华大学执教。
第二年，她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婚姻，把两个女儿接到美国。在机场，看到泪流不止的她，保罗贴在她耳边温柔地说：“看到你们母女终于在一起了，我很感动。”
聂华苓与两个女儿
保罗的蓝眼睛里，是天空一般的纯净。从那一刻起，聂华苓知道，余生的岁月，她与他，不可分割。
受过伤害的人，更懂得爱人。保罗在纽约扭伤脚，回爱荷华休养时，聂华苓就在他身旁悉心照顾。她的玲珑剔透、满怀柔情，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觉得有情有趣。
他远行欧洲，一进旅馆，她的信已经等在那儿。孤身在外两个月，等信、看信成了他最幸福的事，再热闹的场合，“因为没有你，就觉得萧瑟冷清”。
于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她每天都给他写信，再步行到邮局寄信、寄照片，陪他一起奔波在旅程。而她的照片，就在他的钱包里，随时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你真是一心一意地对我好，好得我担心你得到的不够，我要娶你，要享受和你相聚的快乐，所担心的仍是老问题——年岁。十年以后，我这一头稀发，不白也秃了，你还有什么乐趣？那对你是不公平的。”
他像怀春少年一样常常患得患失，收不到她的“可爱的信”就“心情很坏”，既想永远守着她，又怕年龄的差别成为障碍。他甚至想，“倘若你有一个和你年龄相近的人，为你着想，我会要你和他结婚，而牺牲我和你共同生活的幸福。”
他比她大17岁，然而，对她来说，年龄根本不是问题。遇见他，她才释放了自己，她更在意的是“妙不可言的心灵相通”。爱情如果是一株玫瑰，它迟早会开花的。
03
有了她，生命苏醒
在世外桃源一样安祥宁静的爱荷华，聂华苓和保罗一起主持写作工作坊。1967年，望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泛舟河上的聂华苓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在原有的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
这个建议让保罗的眼神充满赞叹：“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是一位既热爱美国，也拥抱世界的国际主义者，他庆幸她和他一样，拥护正义，向往美好。
就这样，一个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计划诞生了！保罗和聂华苓每年都会邀请一批各国著名作家到爱荷华写作、研讨，这是文学的“奥林匹克”，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然而，保罗的婚姻仍在，他们的爱，只能发乎情止乎礼。
1971年，结束了不幸婚姻的保罗终于为聂华苓戴上了结婚戒指，那年，她46岁，他63岁。爱荷华河边小山上的一幢胭脂红楼成了他们的家，红楼的四角吊着四个大风铃，风吹过，叮叮咚咚，此起彼落。
聂华苓与保罗结婚
屋前，他种了她喜欢的柳树，屋后的树林里，是叽叽喳喳的鸟雀、信步其中的鹿和憨态可掬的浣熊。他们常常并排坐在窗前，她看鹿看鸟，而他只看她，盯着她的侧脸由衷地说：“我真喜欢我们的生活。”
有了她，生命苏醒，林中散步交谈、壁炉前喝酒聊天，对他来说，都是享受。他构思了一首长诗念给她听，她惊喜地说：“好极了！写！写！”
他眼里闪着感动的泪花，“别人不懂的，你懂！你和我是这般默契。”
他在楼上书房打字，突然停下来喊：“华苓——”听到她回答，打字机的声音才重又响起来；有时他不喊，走下楼来，将手搭到她肩上：“我只想知道，你在这儿。”
暮年的他，活力依旧，喜欢随时抓起她照相，“我们要留住共同生活的每一刻!”他的声音和眼神里，是深深的依恋和寻觅。
荡秋千
“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跟随聂华苓回到阔别30年的中国时，保罗既新奇又亲切。这块养育她的美丽土地赋予他灵感，不管是在火车上、飞机上，还是颠簸着的汽车上，他都抓紧时间创作，他把对她和她的祖国的爱，都写在《中国印象》里。
在《致聂华苓》一诗中，他满怀敬意地说：“你教我从水中取木，你把一切神奇的爱的真相指点给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
他感谢中国“在那迷茫和苦恼的时刻，你把我的美丽妻子给了我”，从没有一个西方诗人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么多关于中国的诗，80多首，都因爱她而写。
《中国印象》，保罗著
在他们的共同推进下，“国际写作计划”成为具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24个国家曾联合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中美建交后，萧乾、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也陆续走进这个文学大家庭，在餐桌旁，保罗只要抓住一个人就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和聂华苓的罗曼史，对她的爱，他要告诉全世界。
“我只愿生生世世守着你”，1990年除夕，红楼里，炉火正旺，保罗为聂华苓斟了酒，说：“华苓，祝我们俩健康快活！我要再重复一遍——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生活。”
鹣鲽情深
相守27年，“每一刻都很满足”，“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谁也没有料到，意外来得那么突然。
1991年3月，他们满怀喜悦地去欧洲，准备领取波兰政府授予的国际文化贡献奖，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他说去买《新闻周刊》，路上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她。
没有挥手，没有告别，只留下一首未完成的诗《当我死的时候》。事实上，早在多年前的一次手术时，他就留下了最后的话：“你要知道我多爱你，华苓，假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红楼依旧，小鹿闲闲地散步，柳枝在风中摇曳，书房的日历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书柜里，摆着一张保罗坐在石头上的照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那正是她认识他时的样子。
12年之后，“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聂华苓写出了传记《三生三世》。在书中，她深情回忆了这一段“红楼情事”，故事只讲到1991年，因为，“没有了保罗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
《三生三世》，聂华苓著
“那份情缘完不了”，只有爱，能解开不死之谜，保罗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早已刻好了两个人的名字：
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