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在此外侮严重、国步艰危之际，本校犹得如常进行，实为幸事。而迁校中备承广西省政府及宜山县政军当局协助，尤可感谢。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声。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共作加倍的自策。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吾人之矜式。因地思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先型。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历1472—1528年），在浙江本省讲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浙江大学原址在浙江，学生不少浙人，先生是我们乡贤；本校迁江西半载，今又来广西，这二省正是与阳明先生关系最多之地。先生十七岁即来江西，（在洪都结婚）贵州龙场谪居以后，三十九岁做一任庐陵（今吉安）知府；吉安青原山，尚有他讲学的遗迹。自四十六岁至五十岁凡四年余，继续在江西服官，剿匪平乱。他巡抚南赣及汀漳（在福建）等处，先后平漳寇和江西境之横水桶冈大帽浰头诸匪寇，其间江西中部发生宁王宸濠之变，又全赖先生奏平乱之功。在用兵布政之中，又兴学校，举讲会，四方从学最盛。因此论者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至今吉安一带，民间犹有流行所谓“阳明饭”者，其流风之久而广可见。自江西来桂之水路，可经由赣州入粤而行，其间必道出大庚。赣州是先生常到之地，而大庚（古南安）正是他病逝所在。其次说到广西，嘉靖初年，先生以功蒙特召及退籍讲学数年以后，因朝臣妒功无能，以广西艰难的官缺与平乱之责来加到他的身上。先生受命不辞，高年跋涉，经江西广东至梧州，以都察使兼巡抚两广，进驻南宁，亲自深入督战，不两月而平思恩（今武鸣县属之北部旧治，在郁江支流象江之源；非今柳江流域之思恩）与田州（今桂西百色、恩隆、恩阳三县地，府治在百色东，当时乱民与其东思恩相结）瑶民流贼之乱。值桂西之八寨（今上林县北）断籐峡（今桂平县北）诸蛮贼亦叛，又用官兵与投降贼目卢苏王受之众以平定之。因其恩威并施，所至奏功。观其兴学于南宁，抚辑柳庆诸瑶（庆即庆远，宜山旧即庆远府治），则知宜山土民也曾沐先生德泽。而广西许多地域，都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阳明先生生于浙江，事业在江西广西二省为大。今浙大以时局影响而侨江西，而入桂，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过，而宜景慕体念，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通常学者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理学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又或以为理学家是迂阔不切实际的。岂知学术本无畛界，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讲的学问又很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理学不但不一定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各人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而起之心理的不安又必不少。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的伟大。现在又届孟子这话之严重地试验了，有志气的人就可从此艰苦锻炼出更伟大的前途，没出息的人就不免因此没落。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都知道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要点。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我们姑置不说。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意义绝不玄虚，而很切实际。从近代科学的立场讲，这样的知在一方面正是真知灼见的“知”，另一方面又是可以验诸行事的“知”。科学实验的精神，此中已隐隐有所启示。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工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又有一事：后世程朱和陆王之辩，闹得纷纭不堪。实则阳明为真理之故，于朱子学说固曾多发异议，但仍然尊重朱子，而又非偏狭的曲从象山之教。他答学者之问，尚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话：“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所谓无心同异，惟求其是，正是阳明的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后之以攻朱为张陆王之学者，决非先生之所取。本校本历史的渊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书院），念治学的精义，将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因为我们治学行己固要有宗旨，决不要立门户。目前一般智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阳明先生一生重要事迹，和他的致知精义，足为学者所取法的，已经说个大略。以下想就他的实践工夫，艰苦卓绝，才效忠国家的精神，分别阐说，以为学者启发之资。这是都要诸君体验力行，才有意思，希望勿仅仅听得了解而已。
阳明“心即理”之说，本于陆象山之教而光大之。他尝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又以为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亦不能“遗物理而求吾心”，这可看作他的智识论，也就可见他的重视返己内省的工夫。他以为知行所以有不能合一之时，就因为有私欲隔了；所以“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其吃重处尤在一“致”字。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若使私欲梗住，使不能致良知，更何能知行合一。譬如见财思劫，虽未谋害其人，甚或并不会劫夺，但一有起意，则实际与劫害无异。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随心而行，无有不是。至若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澈，此尤先生吃紧为人处。先生又常说到“立诚”“诚意”，视为格物致知之本，其极则即以内心之诚，为一切学行事业之始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智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教育部有鉴于此，决定于中学大学尽力推行导师制，本校早已实行，本学期更要加以推进。惟导师只处于辅导启示的地位，而修养毕竟须用自己的工夫。大学生理性已很发达，不久出而应世，尤必须及时注意内心的修养。如多读记述先哲嘉言懿行的书，固为有助，而更要体会先儒的工夫，深思力行；祛私欲而发良知，励志节而慎行检，明是非而负责任。而先生所示的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此种精神之根本全在修养工夫），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
阳明先生一生的学说，是渐渐递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学问始底于大成。我们知道他在远谪与征蛮之中，所以能履险如夷，固赖其修养工夫之湛深；而其良知学说之醇化与大成，又莫非从艰苦生活中体验出来。他因直言被谪为龙场驿丞，实际可说是一个小小的公路站长。在这贵州西部（今贵阳北修文县境）万山丛棘的小镇之中，当时更是地荒人鲜；先生在破庙中，生活之艰苦，非我们所能想象，而他竟能安之若素者二年，且从此创造出来此后的新学说与新生活。他尝自问：“倘使圣人处此，更有何法？”沉思之余，忽然中夜大悟，呼跃而起，从此发明他的知行合一的学说。此后十年，他在江西先后奏平匪靖乱的功绩，但正因功高遭忌，朝臣张忠、许泰等多方诬陷，这可说是他一生第二次的挫折。论者以为自经此变，他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而此后他的学说才自立宗旨，卓然成一家言。我们设想当时情形，宸濠交通内外，称兵犯上，先生竟能迅速加以平定；而朝臣忌功妒能，诬他谋反，武宗又是昏昧之主，几乎听信而加以不测，他又能处之夷然，卒以至诚感格而免祸。后来在广西平乱，又由于当时廷臣桂萼阻公起用，致以五十六岁之高年，深入当时蛮荒之域，而督战抚辑，具著功绩，初不畏难而退。他在那时，真是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险至此，非具有修养过人之大无畏精神者，何克臻此！当先生在龙场时，见有远方吏胥父子与仆三人同毙道旁，既加掩埋，特作《瘗旅文》以告之。此主仆三人，实即同时死于瘴气。当时尚不知瘴气为何物，即在西洋所谓“马拉里亚”（Malaria）的病（西文原字模缺，其原意亦为恶气）。至近代之科学的医学研究，始证明瘴气即恶性疟疾，在桂黔二省甚多，本校同学近亦有罹此病者。可见当时此疾在西南甚流行。阳明先生最畏暑热，其在桂之得病以至不起，亦因气候不宜以及过于劳顿而牺牲。我们现在西迁，虽没有以前校舍之宽适，但仍有相当设备，更有师生的相聚相助，且西南各省比明代已大见开辟进步。先生当年谪黔居桂，才是孤身深入；以我们今日比他的当年，已是十分舒服。而今日中国所临大难之严重，则远过当时之内叛与匪乱。我们溯往处今，如何可不加倍刻苦奋励？假使偶有横逆拂意之事，便当设想先生当年之胸襟，唤发他那强矫无畏的精神，自然能处变若定。而且诸君将来出以应世，要遇到社会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更是免不了种种困难与磨折。若能体验先生的精神，在学生时代时先有一番切实的精神准备，那么将来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们的学问和事业。
先生生当衰明，朝政废弛；武宗之时，内则阉宦窃柄，直士遇祸，外则官贪吏污，民怨思乱。他在三十五岁时，以御史戴锐斥权宦刘瑾遇祸，抗疏营救，武宗竟用阉言，罚他下诏狱，廷杖四十，绝而复苏，就因此被谪贵州。其后在江西与广西之平乱事业，慷慨赴难，不辞劳瘁，主要都由于忠君报国一念而来。有此信心，就能发挥他意外的力量。赣匪与广西之乱，多由以往驻兵官吏处置不当，他主张剿抚并施，临以至诚，故剧贼往往一遇兵威，旋即投诚，因此收事半功倍之效。宸濠之变，虽是宗室争君位的一种内乱，但在那时代是犯上大逆的行为。宸濠蓄谋已久，阴结内应，而且兵力颇强，故各方观望不敢动。先生正赴闽途中，此事非其职责所在，独奋励勤王，先后只四十六天，便奏靖难之功，以此被权奸诬陷，亦所不恤。当时有一位黎龙称此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议，而尤难于处变。原他所以能如此，只是一腔忠诚，扶国济民之心。晚年受命赴桂，疏辞而中枢不许，竟以高年投荒而不惧，尤可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所遇不是内变，而是外侮，且是空前严酷危急万状的外祸。要救此巨大的劫难，必须无数赤诚忠义之士之共奋共力。我们要自省：敌寇如此深入无已，将士与战区同胞如此捐躯牺牲，为什么我们还受国家优遇，有安定读书的余地？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更多卫国的义务。方阳明先生受出征广西之命，上疏有言：“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学高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亦得投荒长征而不辞，甚至隔了一年而积劳丧身！我们今日虽认大学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务，但亦不阻止智识分子之从戎杀敌，至于力学尽瘁甚至舍身为国的精神，更是国家所切迫期望于大学生的。须知在这样危急的时代求学，除出准备贡献国家为将后抗敌兴国之一个大目标外，更有何理由可说？有人统计世界上战争之年远过于和平，就是一百年中没有国与国的战事之年（内战不计），只有十五年。今后国际组织不能即有根本改变，至少在我辈身上看不到世界大同。只有富有实力准备足以御侮之国家，才能免于被侵略，才有资格享受和平。对日抗战，实在是极艰巨的工作；不但最后胜利有待于更大的努力，并且日本始终还是一个大敌，我们殊不能武断以为这次抗战结束，就可一劳永逸。诸君此时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学问和技术，尤其要打定主意将这种学问技术，出而对国家作最大的贡献。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人才。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承发扬，而且扩之于对外，以分工合作来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业。必然在现在埋头刻苦于报国的准备，在将来奋发贡献于雪耻兴国的大业，方才对得起今日前方抗战牺牲的将士，方才对得起父兄家长与师长作育的期待，方才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于大学生的优待和重视。
以上分讲阳明先生伟大精神四端，期为学者启发之资。综观其治学、力行、负责、报国的精神，莫不是值得我们深切景慕而取法的。学者要自觉觉人，要成己成物，必须取法乎上，而后方能有所成就。今天我们只举阳明先生一人之处变报国的精神，已足够我们的感奋仿效了，最后还有一句话：阳明先生在广西贵州各二年，其流风余韵，至今脍炙人口而不衰。我们浙江大学现在迁来广西，不但不要为时局的动乱而减少我们研究的精神，并且还应朝夕倍自惕励，时求精进，闻过知改，有善加勉；更进与地方各界联络，协助合作，为广西社会树之风声。则浙大将来回到浙江，仍然在广西留遗了永久不磨的影响，那更与王阳明先生前后辉映于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