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注：欧内斯特和吉尔伯特是本篇对话录的主角

欧内斯特：我们应该到艺术那里去寻找一切吗？

吉尔伯特：是的，一切。因为艺术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在一出戏剧中流下的眼泪是一种优雅而无实际意义的情绪，艺术的作用就是唤醒它。

我们哭泣，但是不会受伤。我们伤心，但是我们的哀伤不是痛苦的。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中，正如斯宾诺莎在某处所说，悲伤是通往较次完美的途径。

影视 《钢琴家》（2002）

然而，如果我可以再次引用伟大的希腊艺术批评家的话，我会说艺术为我们添加的悲伤起到的是净化和激发的作用。正是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通过并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保卫自己远离现实存在的龌龊险境。

这种结果不仅仅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人所能想象到的事情都不值得一做，以及人们可以想象到任何事情，而且还可以从一条微妙的法则中找到根据，即情感力量和体能一样，在广度和量度上都是受到限制的。

人能感受到这么多东西，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在那些不存在的人物的生活情境中，一个人能发现快乐的真正奥秘，并为那些永不会死的人（比如考狄利娅，还有博拉本修的女儿）的死亡落泪，那么生活用来引诱人的种种乐趣和用来摧残灵魂的种种痛苦又算得上什么呢？

欧内斯特：停一下。在我听来，你刚才提到的一切事物在本质上都有某种不道德的东西存在。

吉尔伯特：所有的艺术都是不道德的。

欧内斯特：所有的艺术？

吉尔伯特：是的。因为，为情感而情感是艺术的目的，为行动而情感是生活的目的，也就是那个我们称为“社会”的生活的实践组织的目的。

社会是道德的起点和基础，它的存在只是为了集中人类能量，为了保障它的持续性和良性稳定，它要求（这种要求无疑是恰当的）它的每一个公民都要为公共福利贡献某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力，并从事日常工作所需要的辛苦劳作。

社会常常宽宥罪犯，但从不原谅梦想家。艺术在我们心中激起的美好而无现实意义的情感在它眼中是可恨的，人们完全被这种可怕的社会理想的专制主宰了，总是会不知羞耻地跑去问绘画预展和其他对公众开放的场所里的人，声音洪亮地嚷嚷：“您在干什么？”尽管“您在想什么？”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个人应该向别人轻声道出的唯一问题。

无疑，他们用意良好，这些诚实的喜气洋洋的乡亲们。也许这就是他们会变得如此乏味的原因。可是应该有人教会他们，尽管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沉思是任何公民都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但是从最高文明的角度来看，它是人类的适当职业。

欧内斯特：沉思？

吉尔伯特：沉思。不久前我曾跟你说过，说一件事比做一件事要难得多。现在让我告诉你，无所事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最难也是最富有智性的事。

对热爱智慧的柏拉图来说，这是活力的最高贵的形式；对热爱知识的亚里士多德而言，这也是活力的最高贵的形式。对神圣事物的激情把中世纪的圣徒和神秘主义者也引向了这条道路。 

欧内斯特：我们存在，然后，无所事事？

影视 《被遗忘的人们》（1950）

吉尔伯特：上帝的选民活着就是为了无所事事。行动是受限制的、相对的。而那个悠然自得地闲坐并观察的人、那个独自漫游并梦想的人的幻想则是无限的、绝对的。

然而，我们这些生于这个精彩时代的末期的人，太有教养也太审慎了，太机警也太热衷于精致的乐趣了，以致我们无法放弃生活本身而去接受有关生活的遐想。

对我们而言，“cittàdivina”(拉丁文，天上之城)是无色彩的，“fruition Dei”(大意为“因体会到上帝的神性而享有乐趣”)是无意义的。纯粹哲学不合我们的胃口，宗教狂喜已经过时。

经院哲学家借以成为“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的观察者”的那个世界其实并不理想，它仅仅是一个抽象理念的世界。一旦我们走进它，就会在寒冷的数学思维中饿死。

此刻，上帝之城的法院并不对我们开放，它的大门由无知看守，要想通过它，我们必须交出自己天性中最神圣的一切。我们的宗教之父们已经相信得够多了，他们已经耗尽了人类的信仰能力，留给我们的是他们所害怕的怀疑主义。

如果他们把这种怀疑主义用语言表达出来，它可能就不会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心中了。

不，欧内斯特，不。我们不可能回到圣徒时代，从不信神的人那儿我们能学到的东西更多；我们不可能回到哲学家那里，神秘主义者也只能将我们引入歧途。

像佩特先生在某处说过的那样，谁会用一片玫瑰叶子的曲线去交换柏拉图高度评价过的那种无定形的、难以明了的存在呢？

斐洛的启迪、埃克哈特的深渊、伯麦的幻象、司韦登伯格失明的眼中展现出来的怪诞天堂，这些对我们又算得上什么呢？

它们还比不上田野上一朵黄水仙的黄色喇叭形花盏，更比不上视觉艺术中最平庸的形式，因为，就像大自然是试图闯入心灵的物质那样，艺术是在物质条件下自我表达的心灵。

因此，哪怕是在她最低级的表现形式中，她也一样是在与意识和灵魂交流。含糊始终被美学气质排斥。希腊是艺术家的民族，因为他们没有不确定的意识。就像亚里士多德，像读过康德后的歌德，我们期望具体的东西，除了具体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我们。

欧内斯特：那么，你打算建议些什么？

吉尔伯特：在我看来，随着批评精神的发展，我们不仅应该能够认识自己的生活，也应该能够认识种族的集体生活，从而使我们彻底现代化。

那种认为当下时刻就是唯一存在的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无所知的。要想认识19 世纪，就必须认识在它之前的对它的发展有贡献的每一个世纪；要想了解自己，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别人。

不存在没法让人产生同感的情绪，也不存在没法使之活跃起来的呆板生活模式。不可能吗？我不这样认为。

只要能揭示出所有行为的结构原理，我们就可以从道德责任的那种自我强加的束缚下解脱出来，遗传学的科学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了冥想生活的合理。

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最不自由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试图有所行动的时候。它用猎人的捕兽网套住了我们，在墙上写下了昭示我们厄运的预言。

我们或许无法监视它，因为它隐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许没法看见它，除非是在一面映照灵魂的镜子中。它是没有戴面具的复仇女神，是命运三女神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可怕的一个。

诸神之中，它是我们唯一知道真名的神。

然而，在实际和外部生活中，它掠夺了自身的自由和选择的活力，在灵魂起作用的主观范畴里，向我们走来。这可怕的阴影，手中拿着许多礼物，奇怪的性情和细微的感受力，狂野的热情和寒冷的漠然，复杂纷繁的思想呈现着变化多端的形式，还有自我矛盾的激情。

因此，我们不是在经历自己的生命，而是在经历死者的生命，我们体内的灵魂不是那种单一的精神实体——那种使我们个人化和单独化，为了服务我们而被创造出来，并为了我们的欢愉而来到我们体内的精神实体。

它是那种住在可怕的地方，以古代坟墓为家的东西。它疾病缠身，有着离奇罪恶的记忆。它比我们更聪明，它的智慧也比我们的智慧更刻薄。它使我们充满不可能实现的欲望，令我们追随自知无法得到的东西。欧内斯特，不过有一件事它可以为我们效劳。

它可以把我们领出我们身处的环境，这环境的美丽因为熟谙所带来的迷雾而变得暗淡，这环境不体面的丑陋和卑鄙主张正在损害我们完善中的发展。它能够帮我们脱离我们出生的时代，到别的时代中去，而且让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放逐出那些时代的天空。

它能够告诉我们怎样逃离自己的经验，去体会那些比我们更伟大的人的经验。

莱奥帕尔迪抱怨生活时的那种痛苦变成了我们的痛苦；忒奥克里托斯吹响他的笛子，我们用山林水泽仙女和牧羊人的嘴唇发出笑声。我们披着皮埃尔·维达尔的狼皮在猎犬前奔跑，穿戴着兰斯洛特的盔甲驱马离开王后的寝宫。

我们在阿贝拉尔的斗篷下私语爱的秘密，穿着维庸污秽的服饰把我们的羞耻写进诗歌。我们可以用雪莱的眼睛去看黎明。当我们和恩底弥翁一起漫步时，月亮也爱上了我们的青春。

阿提斯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那个丹麦人软弱的愤怒和高贵的悲哀也就是我们的愤怒和悲哀。你认为是想象力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些不可计数的生命吗？是的，是想象力，而想象力则是遗传的结果。那完全是浓缩的种族经验。

欧内斯特：但是在这之中，批评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吉尔伯特：这种种族经验的传递使文化成为可能，仅凭批判精神就能使之完善，而且事实上可以说，它与批评精神是一体的。对那种内心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梦想、主张和感受的人而言，没有一种思想形式是异质的，没有一种情绪冲动是模糊的，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是真正的批评家？

真正的文化人不就是那种人？他因渊博的学识和挑剔的品位而使天性达到自觉和智性；他能够区分杰出和平庸的作品，通过联系和比较掌握风格与流派之奥秘；

他理解它们的含义，倾听它们的声音，并发展那种无私的好奇精神（它是智性生活的真正的根和花），从而获得智性的澄澈；他已学到“这世间为人所知所想的事物中最好的那部分”，并和那些不朽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样说并非出于空想。

是的，欧内斯特，冥想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的不是“去做”（doing）而是“去存在”（being），而且不仅仅是“去存在”，还要“去成为”（becoming）——那就是批评精神能给予我们的。

诸神要么像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过着为自身的完善而沉思冥想的生活，要么像伊壁鸠鲁所幻想的那样，以观众那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由他们一手创造的悲喜剧。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生活，让自己以适宜的心情观看那些由人和自然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场景。我们可以通过远离行动的方式来达到精神化，以拒绝活力的方式来抵达完美。

我常觉得布朗宁对这种生活有所体会，莎士比亚把哈姆雷特推向积极的生活，让他通过努力来实现自身的使命，布朗宁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借助思想来实现使命的哈姆雷特。日常小事和历史事件对他来说都是虚幻且无意义的。

他让灵魂充当生活悲剧中的主角，视行动为戏剧中毫无戏剧性的因素。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冥想的生活是真正的理想。从思想的高塔上我们可以俯视世界。

美学批评家以冷静、自我中心、完美的态度沉思着生活，那些胡乱投来的箭羽将不可能射中他甲胄的接合处，他至少是安全的，他知道该怎样生活。

这种方式的生活是不道德的？是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不道德的，除了那些色情和说教艺术的低级形式，它们试图激起邪恶行动或善举。因为一切行动都属于道德的范畴。而艺术的目的只是想引发一种情绪。

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啊！要做到不切实际并不像无知的俗人想象得那么容易。如果真那么容易，对英国倒是件幸事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国家更需要不切实际的人了。由于和实际生活长期结盟，与我们为伍的思想也退化了。

那种在现实生活的重压和纷乱中行进的人、聒噪的政客、喧嚷的社会改革者，或可怜的思想狭隘的牧师，他决心为之服务的那部分在社会中毫无重要性的人的苦难蒙蔽了他的双眼，这些人能够认真地宣称他可以就任何一件事做出无私的智性判断吗？

每种职业都意味着一种偏见，对职业的需求强迫每个人有所偏袒。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人们工作过度，却受不到足够的教育，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因勤勉过头而变得极端愚蠢。

02

欧内斯特：尝尝我的，味道相当不错。我从开罗直接搞来的。我们的大使专员唯一的用处就是给他们的朋友提供一流的烟草。既然月亮藏了起来，我们索性再谈一会儿吧。

我心甘情愿地承认，在希腊问题上是我搞错了。就像你指出的那样，希腊是一个艺术批评家的民族。我承认这一点，我对他们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创造才能要高于批评才能。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法比。

吉尔伯特：把它们对立起来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批评才能，根本就不会有值得一提的艺术创作。

你谈到敏锐的选择精神和直觉，艺术家通过这些来为我们逼真地表现生活，并赋予它瞬息的完美。哦，选择的精神，对冗长事物的巧妙变通手段，这正是最典型的批评才能。

不具备这种批评才能的人，就根本不可能在艺术中有所创造。阿诺德把文学定义成对生活的评论，在形式上这个定义不算很恰当，却显示了他是多么敏锐地意识到批评要素在所有创作中的重要性。

欧内斯特：应该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无意识中创作的。他们“比他们自以为的还聪明”，我记得好像是爱默生在某个场合这么说过。

吉尔伯特：其实不是这样的，欧内斯特。所有杰出的虚构作品都是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哪位诗人因必须歌唱而歌唱。至少，伟大的诗人不会这样做。

一位伟大的诗人因为选择了歌唱而歌唱。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

影视 《诗无尽头》（2016）

有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那些在诗歌的启蒙时代的声音比我们现在的声音更简朴，更清新，也更自然。早期诗人面对和漫游的那个世界拥有一种天然的诗歌品质，几乎不必改动就已经是诗歌了。

现在的奥林匹斯山上覆满了皑皑的白雪，它陡峭的斜坡寒冷且荒芜，但是我们想象，缪斯们白皙的双足曾一度在清晨掠过那银莲花上的露珠，晚间，阿波罗也会来到山谷里向牧羊人们唱歌。

但是，这只是我们把自己期望或自以为期望的东西强加给了别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感是有问题的。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产生诗歌的世纪都是一个人为的（arti­cial）世纪，在我们看来某个时代里最自然、最简朴的作品，始终只是最自觉的努力的结果。

相信我，欧内斯特，没有自觉就不会有出色的艺术，自觉和批评精神是一回事。

欧内斯特：我明白你的意思，很有道理。但是你肯定会承认那些早期社会的伟大诗歌，那些原初的、佚名的集体诗歌是种族想象力的产品，而不是个人想象力的产品。

吉尔伯特：它们还不能被称为诗歌，它们还没有获得美好的形式。因为没有风格的地方就没有艺术，没有整体性的地方就没有风格，而整体性是属于个人的。

无疑，荷马汲取了古老的民谣和传说，就像莎士比亚依据历代记、戏剧和小说来创作，但是它们只是他的粗材料。他占有它们，把它们锻炼成诗歌。它们就变成了他的东西，因为他使它们变得美好动人。它们诞生于音乐——

因此根本没有诞生，

因此永远诞生了。

一个人学习生活和文学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强烈地感到，每一种精彩事物的背后都存在着个人。不是机遇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时代。

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每一个在我们看来是起源于部落和民族的奇迹、恐怖或幻想的神话和传说，最初都是某个独立头脑的创造物。神话的数量极其有限，在我看来就证实了这个推论。

不过，别把话题扯到比较神话学那儿去。我们必须就批评进行讨论。我所想指出的是，在一个没有批评的时代里，艺术要么就是停滞的、拘泥的，局限于对传统形式的模仿，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的确有这样的批评时代，它缺乏通常意义上的创造性。在这种时代里，人的灵性所寻求的是在宝库里清理珍宝，把金子和银子、银子和铅分离出来，还要去计算宝石的数量，为珍珠命名。

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创造的时代会不具备批评精神，因为正是批评的才能创造了新形式，创造的趋向是重复自己。新冒出的每一个学派，艺术家手中每一个待用的新铸模，这些我们都该归功于批评本能。艺术现在所适用的形式，没有一个不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批评精神流传至今的。

这些形式要么是在那里定型，要么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要么就是在那里获得完善的。我提到亚历山大里亚，不仅因为希腊精神在那儿最为自觉化，甚至到头来窒息在怀疑主义和神学当中，还因为罗马不向雅典而向那个城市寻求她的榜样，正是通过拉丁文字的保存（尽管保存水平不过尔尔），那种文化才得以流传下来。

文艺复兴时期，当希腊文学开始为欧洲所知时，欧洲大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准备了。不如置历史细节于不顾——那些细节总是令人乏味的，而且往往也是不准确的，让我们大致地来说，艺术的形式是取决于希腊批评精神的。

我们的史诗、抒情诗、戏剧的每一发展阶段，包括滑稽歌舞剧、田园诗、浪漫小说、传奇小说、小品文、对话录、演说词、讲稿（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无法原谅希腊人），还有广义上的警句，所有这些都该归功于那种精神。

其实除了十四行诗、美国报业、苏格兰垃圾方言中的民谣外，我们的一切都该归功于它。不过关于十四行诗，在《希腊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与它相似的有趣思路，与美国报业相似的东西就哪儿也找不到了，至于那些民谣，我们最勤奋的作家之一最近推荐了它，认为我们的二流诗人应该以它为基础做一致的最后的努力，从而实现真正的浪漫。

每一个新流派诞生时都疾声反对批评，可它的起源正应该归功于人的批评才能。单纯的创造本能不会革新，只会复制。

欧内斯特：你一直在说批评是创造精神的一个实质部分，现在我完全接受了你的理论。但是创造之外的批评又是怎样的呢？我有个阅读期刊的愚蠢习惯，但在我看来，大多数现代批评都是毫无价值的。

吉尔伯特：大多数现代创作也是毫无价值的。庸才掂量庸才的分量，无能者为他的弟兄喝彩——这就是英国艺术活动时不时展现给我们的奇观。

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问题上有点不公平。通常情况下，批评家们——当然，我说的是较上流的，确切地说，就是那些在为六便士廉价报纸撰稿的人——远比那些要求他们评论自己作品的人要有教养得多。这其实只不过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批评要求比创造高深得多的修养。

欧内斯特：真的吗？

吉尔伯特：当然。任何人都能写一部三卷册的小说。只要对生活和文学一无所知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能想象的评论家所面对的困难是维持标准的困难，没有风格的地方不可能有标准。

显然，糟糕的评论家会把自己降低到那样的地步，变成文学法庭的通信员和艺术惯犯行径的编录员。有时，据说他们根本不读完要求他们评论的作品。

他们不读。反正他们也不该读。如果读了，他们就会变成顽固的遁世者（misanthropes），或者借用一个漂亮的纽汉姆毕业生的词汇来说，他们在余生里就会变成“慕女狂”（womanthropes）。

而且这种阅读也是毫无必要的。了解一种酒的制造年限和品质用不着把整桶酒喝下去。在半个小时内认定一本书是否有价值，肯定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十分钟其实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对形式很有直觉的话。谁愿意费力读完一整本枯燥无味的书呢？只要浅尝一口，那就够了——绰绰有余了。

我知道在绘画界和文学界，有许多诚实的工作者完全反对批评。他们做得很对，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时代毫无智性联系。那些作品既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乐趣，也不意味着思想、激情或美的新启程。

它们不值一提，理应被遗忘。

本文转载自“凤凰网读书”公众号
“春雨书院”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扫
码
入
群
推荐更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