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知道“古典文献学”这个名称源自20 世纪80 年代末，当时从一本钢笔书法字帖上看到著名书法家任平先生的简介，知道他在杭州大学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科研，当时对于古典文献学是什么完全不知情。可能是夙缘前定，在报考研究生时，本来想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阴差阳错，上了湖北大学古籍所，由此撞进了古典文献学的大门。湖北大学古籍所的学风很好，有一群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老师。那时候的我，懵懂无知，对于古籍所的清冷寂寞和作为古文献研究生未来就业前景的黯淡，颇有些心理落差。好在我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很快就从古籍研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乐趣。在湖大的三年，做了一些事情，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是和同学们一起点校整理地方志书《续汉口丛谈》，编制《〈尔雅诂林〉索引》；二是参与《中国书法全集》项目，编撰《李建中年谱》；三是确定了以黄庭坚为题的书法研究方向。现在看来，古文献专业除了在当时找工作不那么顺畅之外，其他的好处很多，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的奠基作用。在所有的学科门类中，古文献学恐怕是最为基础有效的。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湖北大学的师兄弟考博命中率很高，这恐怕是我们学习古文献学专业的意外收获。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从事书法研究和教学工作，承担了一门《古典文献学》的课程。相对一般文史哲专业的本科生，艺术类本科生尤其需要学习文献学。这是因为文献学不仅仅提供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还在于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艺术史方向学生文史修养的不足。而对于从事书法专业的本科生尤其如此，因为古代书法作品从本质上讲就是古文献。如果把书法仅仅作为“艺术”去研习，就很难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也不可能有学科高度。

为了适应书法专业学生深入古文献学的迫切需要，我自编了一本《书学史料学》的教材。我编撰此书的目的，就是想架设起一座引导书法类本科生、研究生迈入书法史研究的“津梁”。而我认为的书法史，不仅仅是艺术史，更是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和文献学史的高度融合。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研究的方向是艺术文献，具体说来就是书法文献。除了从目录学的角度编撰《书学史料学》之外，还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整理研究《墨池编》，旁及《法书要录》《书苑菁华》，对于版本校勘略之学略有心得。目前书法文献的整理研究非常不尽如人意，兹以学界推崇的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范祥雍先生点校本《法书要录》为例，该书在底本和校勘本的选择上存在严重问题，更遑论其他的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国书画全书》《美术丛书》等书论选编和汇辑之作。

北宋朱长文编撰的《墨池编》是继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之后的又一部书论丛辑，目前普遍认为《墨池编》共有两个版本系统：一种为明刻本系统，包括明隆庆年间薛晨刊二十卷续编三卷本和明万历年间李时成刊六卷本（《四库全书》据李本收入）。另一种为清刊本系统。清康熙年间朱长文二十二世裔孙朱之劢据“家藏正本”所刊二十卷本附《印典》八卷，后来又多次翻刻，有所谓“就闲堂”刊本和“宝砚山房”刊本等，但是翻刻本除了极少数字款有所更正外，其版式均无任何变化。

我对《墨池编》的研究取得突破是从发现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编》开始的。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谭公度本”、《六艺之一录》本同出一源，而且还可以从《东观余论》《衍极》《古今法书苑》《古今图书集成》《佩文斋书画谱》诸多古籍中找到隐藏的流传线索。可以确认明横野洲草堂抄本是独立于以上两个传本系统之外的第三个版本系统。

传世《法书要录》有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抄本系统有国家图书馆藏吴岫抄本、王世懋抄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抄本三种。这三种为新近发现的版本，此前极少受人关注。而刻本系统有嘉靖本、《王氏书苑》本、毛晋刊《津逮秘书》本等，至于《学津讨原》和《四库全书》所收乃据毛晋刊《津逮秘书》本而来。研究表明，新发现的三种抄本属同一版本系统，并整体上与明刻本系统区别开来。这一发现是《法书要录》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于唐以前书学文献的研究意义重大。

在整理研究《墨池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其他的心得，如考证出《墨池编》收录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71 则，实际上是直接得于欧阳修的“集本”，在版本上早于周必大整理的《集古录》。朱长文也做了欧阳修《集古录》相类似的工作，编撰了《阅古丛编》五十卷（佚）。《墨池编》的“碑刻”二卷中收录古碑刻900 多方，这应该就是《阅古丛编》所载碑目的遗存。通过对这900 多方碑刻逐一检证，发现其中有300 多种不见于传世所有的金石碑目，说明《墨池编》一书不仅限于书法研究领域，而且对金石学研究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现在当然是一个“学科”了，但是“学科”也只是一个“工具”，即是通往学术研究的方便法门。学科不是学术，就像学问不是学养一样。在中国古代，“学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其边界非常模糊，现在的“学科”划分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了这种模糊性和有机性，成了一个僵硬的“怪物”。当代“学科”的划分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学术观念，这乃时代的产物，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学者而言，谨守学科疆界是没有出息的。

“文献学”的工具性毋庸置疑，任何学科都具有工具性。工具性和目的性并不矛盾，此时是手段，彼时是目的。我写一篇文章，文章完成之日，是我的目的实现之时，同时也成为别人实现各自目的的手段。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形成学术的链条和网络。

去年在北大文研院访学时间，社科院的韩琦教授告诉我，有前辈学者跟他说文献学是“皮毛之学”，我初听此言，感觉非常刺耳。思索既久，觉得并非全无道理。盖因文献学多着眼于字词训诂、版本校勘，重在梳理源流本末，手段是圈圈点点、抄抄写写，多有着相的嫌疑。然而这不是说文献学不重要，就像皮毛之于人身而言，乃沟通内外的门户，舍皮毛，何有于身？另外，皮毛上的毛细血管也与心肝脾肺肾相联系，是通往人体中枢的桥梁。如此解释，才让我对“皮毛”之论非但闻之不嫌，反而欣然踊跃。

前辈论文献学，有高明和沉潜二途，高明者崇“独断”，沉潜者尚“考索”。说白了，就是存乎其人。心学家陈献章看不起经学大师郑玄，说“真儒不是郑康成”，这虽然反映了不同学术路数之争，但也提醒我们文献学容易导致支离破碎的危险。

相对于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而言，文献学的学科瓶颈主要是在思维方式上，而不是在具体知识的撷取上。但是对于知识撷取而言，“古典文献学”也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冯国栋先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的论文，他概括出文献学具有“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四个特点。我私下以为，文献学最大的特性应该是“互文性”，即任何文献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文献本身，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艺术等相关的具体的文献。所谓“文本性”是表层的，其本质应该是“互文性”。不存在一种通吃一切的文献学家，只有历史文献学家、文学文献学家和哲学文献学家。换句话说，整理一本《老子》，如果对于道家哲学没有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的话，是不可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文献学家都是跨学科研究的专家。

此外，传统的文献学是不断提纯和紧缩的学问，漏落和抛弃了不少史料，如雕版印刷兴盛之后，对于手写文献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特别是作为艺术品和文物的书画，更是被排除在文献学家的视野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献学学科的遗憾所在。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古典文献学的空间非常巨大，但前提是不能故步自封、自我设限。最近看到邓小南对《周易·家人卦》影响宋代女性行为的研究、刘静贞对《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与宋代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的研究、程章灿对南京诗影响南京地理景观形成的研究，皆可为文献影响、形塑政治和社会现实提供典型例证。而笔者《张旭悟笔因缘考辨》也试图通过还原文献产生的客观社会环境，去探寻文字记载背后的“达诂”，亦可视为将文献学介入书法史研究的有益尝试。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对于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文献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我在暨南大学所带的研究生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学院的美学专业，二是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理论专业，三是艺术学院的书法专硕生。对于这三类学生，我都会给他们设计一些文献学的基本训练。我认为文献学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是否要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方法去做一些具体工作，而是要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意识，要学会查找和辨析资料。程千帆先生在指导学生时，强调将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对此我完全赞同。不是任何研究都需要从头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文献学家的肩膀上，进一步去检证和推进既有文献学的学术成果。前些年，我从事宋代书家年谱的编撰工作，一些年谱完成后，我会让学生去帮我查核原文，这对于不熟悉文献的学生而言，能快速进入古文献的世界。此外，我也会从《墨池编》中选取一些单篇文献，让学生去查找版本，从事校勘，同时进行史源学的钩沉挖掘。

文献学本质上是历史学，将文献的文本内容进行查核考证，本身就是历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基本的历史文化常识，如年代、地理、职官等需要提前预知。我在指导研究生学生选题时，有所谓的“宋代文人与（笔、墨、纸、砚、阁帖、金石学）”系列。我同时在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对于博士生，我贯彻书法文献研究的思路。书法文献既具有一般文献的特征，同时也具有特殊的生产、流通、鉴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方式，需要同时从文学、文物、文化、文献、艺术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这决定了书法文献研究必然是综合的研究，因而难度更大。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一般而言，短线专业就业易，长线专业就业难。对于文献学这样的专业而言，就业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前人有言“江山不幸诗家幸”，我则说“就业不幸学业幸”。文献学的论文之所以不好发，原因不在文献学本身，而在于文献学家的文章是否通透。即使是资料性的考证，如果有深度，角度新颖，关涉面广，同样是好文章。从这一点出发，文献学者应该多从邻近学科中吸取经验。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文献学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远大前程的学科，只要学术存在，文献学就一定不会消亡。但是传统文献学的诸多观念理应与时俱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首先，以“文本”为主的传统文献学正在受到读图时代“图本”的严峻挑战。“图本”本应属于传统文献学的范畴，但可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不得不思考，“图形时代”的文献学何去何从？其次，电子古籍事业的高速发展，高科技的介入，会对传统的校勘、版本、目录之学产生强烈的冲击，我们该如何回应。最后，西方文献学对于传统文献学而言，其借鉴意义何在？这些都是时代给予文献学家的新课题，传统的“只要用功就可以做到最好”的观点，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我从不认为任何一种书，是必读书。但是认为，想做古代的学术研究，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一本书是否必读，取决于其与你现有研究的关联度。那种毫无目的的乱读书固然不可取，但是目的性太强的以“用”促“读”的方法也有局限。传统目录学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法则。以此而论，略通一点目录学知识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我在湖北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劝我们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看不进去，也没有认真去读。后来年岁渐长，越发觉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重要性。十年前，我为书法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编撰了一本《书学史料学》，白谦慎教授评价为“兼有目录学和史料学之长”，此书即是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和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等目录学著作的启发而作的。现在看来，此书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对于书法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尚不能说全无用处。因此若要我推荐一本必读书的话，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三折肱知为良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