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我只作为一个曾经读过一点古书的人试提刍荛之见。
整理古书是古今中外久已有之的，不过方式不同，不妨粗略考察一下。
希伯来人（古犹太人）编订《旧约全书》是一种整理法。后来基督教徒编订《新约全书》仍是这种整理法。《旧约》是以“摩西五书”为首，然后排列各种史学、文学的宗教及非宗教著作。《新约》是以传基督（耶稣）言行的四家“福音”书为首，然后排列《使徒行传》和最大的传教者保罗及其他使徒的著作，以预言未来的《启示录》结尾。这种整理法是分别主从依历史总结一族、一宗的文献，可算是尊经式的整理法。
古印度人虽不把书都写下来，但口头传授也要结集。一个时期将结束时即自然编成总集。最早的《吠陀》古诗有各种编订法。注意文体形式和主题的排列为的是便于背诵和引用。这种编集是以传授家族和学派为单位各自分编。后来编订古诗解说加上神人不分的历史传说，以及实用的礼法和学术歌诀也是这样。因为多半不写下来，往往后面的总结吞没了前面的资料，各派传授互有重复和矛盾，文献常随学派衰亡而亡佚。佛教也有过几次经典大“结集”。这个词的原文是“合唱”，即传教的各宗师聚在一起共同唱诵所传的经典和所守的戒律，以求统一。这是释迦牟尼去世百年以至几百年以后的事。为便于背诵，佛的说话多变成诗句，经文遵照固定的格式，以便记忆。这和《旧约》、《新约》情况差不多。那两部书也是摩西、耶稣去世以后至少百年以上才编订的。耆那教及其他教的经典编订也都类似。这和前一整理法稍有不同，可算是学派尊经式的整理法。
古希腊、古罗马当时自己没有什么古籍要整理，只有类似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的史诗式口传文献的编订。荷马既是诗人又是编纂者。罗马吸收并改编希腊神话也可算是一种古籍整理。罗马时期基督教徒编订《新约》，前文已述及。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将其他视为异端邪说，自然不整理古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才大量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这时各国分立，所以虽有古籍大量出现并编订，但不集中合一。这种情况直到近代、现代整理世界古籍仍然未变。印度到近代开始印刷古书，整理写本，也用的是这种欧洲方式，多半是校订并用现代格式印行。各国所印古书极少是原来样子，可说都是改编本。这可算是丛书式的整理法。
我国的大规模整理古籍，可从孔子算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正式进行首推汉代，继以唐抄，宋刻，可说是外国的整理方式中国都有。既是尊经，又分学派，集成大部头丛书。不仅背诵、抄写，而且刊刻、流通。大量丛书式整理以至辑佚，从唐宋开始，明清更多。因此我们的古籍到现代告一段落时，在世界上，任何一国拥有本国古籍数量之多都不及中国。若不仅算汉族，加上少数民族的，数量更加惊人。因此，无论中外古今旧有的古籍整理方式都不完全适用。照那样编订，穷年累月，费时费力，会愈整理愈增多，愈繁杂。校勘、选辑、注释、翻译愈多，读古书只怕会愈难，反而会使古籍湮没，传统“稀释”，与整理古籍原意未必相合。已有的整理法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够用，需要改革。
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中国，整理本国古代汉语典籍，应有不同于中外前人之处，不能全“仍旧贯”。先决条件是明确整理目的。整理不是为古人而是为今人，为后人。为什么人的问题决定了目的。这目的明显有双重：一是为专家和半专家（非本行的专家）；一是为一般人和青少年。后一项还得加上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能使将来青少年的本国语文水平质量提高而不降低，不至于只会讲“拜拜”而不懂“告辞”。若没有这一条件，整理古籍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大半，只是为少数专家、半专家和古代作者了。假定有了这个条件，那么，整理古籍就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为专家服务。汉简、宋版、原刊、抄本、吐鲁番文献等的影印、精校、详注等等。另一是为一般人及青少年服务。这种服务不要嚼饭喂人，而要引导。如同导游，要吸引游客自己用眼睛看，不过要从旁指点使他们容易入门不迷路而且产生兴趣，不以耳代目。因此，翻译古书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译本自成一书，也不能代替原著。科技古书也许可以，但有些古书怕是不能译成白话的，例如《说文》、《尔雅》。青少年需要的是引导他们去读不可不读的古代要籍，而不是替他们读。若不是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全懂也不要紧（有的书本来无人全懂），只是要见真面目。游园的人未必能知处处古迹和每一副对联、匾额的意义。不见原文只听别人代讲的方式，用在外国和外族的书上是无可奈何，用在本国和本族的书上，未必能使人满意。古人说现代话难免有时令人发笑或则不知好在哪里。有些古书的现代译文很好，但那只能算是译者利用古人原料加工的现代著作，译者实是新作者，不能算古人新著。标点吃力而较能讨好，但危险性很大。读者未必能分别正误而不入歧途。不少诗文的特点是拒绝照西文语法标点，只能“句、读”。当然，古书还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标点的，至少是断句，尤其是资料性的书。注释的问题更大。那已超出整理古籍本身的范围，可置不论。若目的在为专家，一部一部整理下去，像刘向、刘歆当年那样，自无不可。只怕是后继乏人，将来不是为专家服务而是专家为自己服务了。现在主要问题在为一般人和为青少年这一方面。
任何专家出了本行都是普通人。古书不等于古文或古语，内容是分了“行当”的。读本行的古书是另一回事。学中医读《内经》和普通人读法不同。为普通人，不是要先讲各专行的内容，而是要先给他一份导游图（不只是路线图）。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古代最后也是最合后人用的一部书，只是不合现代人用，所以要重编一部新的《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还有“新四库提要”，不论有多少缺点，也是古代最后最合后人用的书，但也不合现代人用。所以新的《书目答问》要兼有“答问”和“提要”二者之长而避其所短，不仅列目、解题，而且要合现代人用。可以分时代或分方面编写。这可使青少年从大中学课本中走出来前进一步，知道中国单是汉语便有多少重要古籍而且有读的途径。这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减少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也不无益处。我曾就汉译佛教文献写过三篇文章，惜抛砖未能引玉，大概抛的只是一把尘土。
要查资料需要索引，美国编了不少“引得”，日本人也编，欧洲人也在编。我们都可以利用。但这些是为按题寻查资料之用，而且顾及外国人不熟悉中国古书、古文的条件；所以为我国人阅读古书，需要另有一种索引，展示内容，但又不是目录或佛教徒所谓“科判”，而是一种示意图。这样的“索引”可以有不同形式，可以是图或录，内注卷、页便查。例如《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即需有图。有的书可列表。例如“历代法律书录”，从《书经·吕刑》到《大清律例》，附加《洗冤录》，可列一览表。这些新索引可使人一览即知全貌。不可求详致陷繁琐，以简明为好。不便定者存疑另注。这不是为外国人抄中国资料，而是为中国人迅速知道自己古书内容，以定去取。这工作不需要很多钱和人，但所需要的人要有能力。能力可以在工作中培养，只是要赶快，不然，怕找不到培养者了。这不能仗外国人。
整理古籍不是为古人，而是为今人理解古代以适应当前和今后的需要。现在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特多而文物又极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繁多，今后还会大大增长。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考古学者，而且将文物作为旅游道具。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非专业考古的学者早已注意并作努力，可惜只有个人之力，收效不大。现在整理古籍何不将对应的文物并列？不必要求完整、全面，那在今天尚不可能。不仅文物，文献也是一样，都是在发展中的。迫切的是先有文献文物对应目录，迅速建立金石学（碑铭学）。当代不乏能登高一呼的淹博学者，而且各种学会繁多，何不注意及此？例如民族古文字工作所投力量不大，近年即有成绩，可见事在人为。其他方面，如艺术、医药、天文历法等等的古籍与文物对应整理也很需要。要紧的是目标和效率，而不是机构和经费。人才第一，有人便有学，招牌是虚的。
不研究不能整理，但研究又谈何容易。为整理古籍究竟有必要作什么研究，作到什么程度？当代不少老学者多闻博识，指导中青年，要求效法，往往使后学者叹息“宫墙万仞”，无门可入，或则“兀兀穷年”，成效不大。甚至有的青年想放弃传统，不读古书。这是因为彼此所处时代不同，根基有别。“五四”以后学者尚可追“乾嘉”，解放以后学者就很难照样赶上。二次大战以后，国际学术界虽有的继承旧业，却也有的面目全非。校勘、训诂以至排版、印刷也许都出了旧范围。因此，培养新生力量不能完全仍用旧法。前人童年背诵五经、四书、三史的大部分，现在青年已不可能。本行之外还得加上马列主义、外国语、科技知识、社会工作，负担太重。若再将古今隔绝，课程各霸一方，考试繁多，论文划一，这几乎是要求青年有多重人格，会七十二变。戴震不过要学八股，还未考中进士（进四库馆时只是举人），哪有这么多负担？所以今日势必需要将整理和研究及其他通联一气，使青年如有地图在手，领航员在前，方向道路明确，心中有数，兴趣盎然，志气自必高涨。由此引导而不是指令，事半功倍，而不费时费力于无用之地。总之，目的、方法的实现在人不在书，关键是效率。有效劳动一可当十，无效劳动十不抵一。事事如此，整理古籍何独不然？
纵观中外古今，凡是文献大总结之时（汉代、文艺复兴）都显出旧时期结束而新时期开始。这不是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规定的进程，勉强不来的。我国整理古籍任务繁重，大概还需要一段历程，只能逐步前进，不便企望过高。以上不过是冒昧妄言，聊供识者一哂而已。
一九八六年三月
本文原见于《金克木文集》第五卷，转引自“学术与社会”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