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谈及这个问题，缘于我在不久前与一位记者朋友谈话的时候，他多次提及我以前写作的先锋姿态。也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言谈之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我的批评：你背叛了先锋小说。
他谈到了《米》，他很喜欢《米》，我知道好多朋友对我的这个长篇处女作的喜爱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喜爱。人们大多喜欢血气方刚、剑走偏锋的东西，哪怕它粗糙，哪怕它有严重的缺陷。所谓“先锋”当然只是对其作出的文学化表述，究其实质来说，那是一种对年轻的热血沸腾的写作的关注。事隔多年以后，我努力地回忆我在写《米》时的写作状态和情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是我酷似一只横行无忌的螃蟹。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热血，同时非常冷血，几乎就像一次文学的极限体验，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我甚至觉得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有点像跳大神的状态。除去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米》大概加深了我在读者中的先锋印象。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它的优点很明显，有锐度有力度；缺点同样也很明显，整部作品涉指人性空间，但我不满的恰好是这个人性空间，它过度尖利而失去了弹性，一个应该是丰厚的多层的空间未免有点狭窄单调。
长话短说，我想借此弹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在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之后，我渐渐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没有一种写作姿态天生是先进的，没有一种事前确立的写作姿态可以确立作品的写作高度和写作质量。至于说到先锋立场，我对它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如果一个作品有生理组织的话。我理解“先锋”更多地把其理解为一种写作姿态，如果说文学场是个竞技场，先锋大概是个跑姿特别、步伐节奏与他人不同的选手，他必将是引人注目的，但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他跑得快吗？他的成绩好吗？谁也没法确定。这时候我当然也茫然失措。于是我想先锋不先锋也许是不重要的，好比万河奔流入大海，问题不在于你是一条什么颜色什么流向的河流，而在于你是一条河流还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方池塘，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让自己像一条河一样奔流起来。
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先锋本身是一种先锋，同时写作者宣誓效忠于先锋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保守陈腐一样有害。文学话语中也要警惕霸权，不该臣服于来自先锋派的权力话语，和抵抗来自保守的甚至被异化的现实主义霸权一样的重要。所谓独特的文学品格永远是最迷人的梦想，是在嘈杂声中难以分辨的自己的呼吸，良好的写作习惯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聆听的姿态，在聆听中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长期的写作生活中曾经背叛过自己。就文学范畴来说，背叛也许是变节，也许是革命，我也许并不真的关心这样的悬疑之争，在对自己的灵魂做出坚贞的许诺之后，一切都可以改变，唯一不可改变的是河水奔流的姿势，那是一个作家不可更改的写作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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