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叶嘉莹先生，于2024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100岁。
诸位老师、诸位同学：
我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参加我们新年的晚会，同时还有我们两项奖学金的颁奖典礼。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师生情谊七十年的故事，因为今年是2012年。我出生在1924年，1941年十七岁考上了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那时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他教我们目录学，刘盼遂先生教我们经学史，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声韵学，另外还有赵万里先生，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教我们戏曲史。大二那一年，也就是1942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有“唐宋诗”的一个课程，是由顾随先生担任我们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是“驼庵”，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设立了“驼庵”奖学金。而且很巧的是，从1942年到今年2012年整整有七十年之久了，所以我所要讲的是一个七十年的师生情谊的故事。当然像刚才我所说的，所有的老师我都是非常感激的。我1979年回国的时候还约了几位老师聚会，当时陆颖明先生还在，周祖谟先生也还在，我们的同学也有很多人都还在的。可是转眼之间，从1979年到现在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老师不在了，同学大多也都不在了，我今天还能够很幸运地站在这里来讲这个七十年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的意义的。我说“七十年的师生情谊”，还不只是因为我曾经跟老师受教，距离现在有七十年之久了，而且也确实因为七十年之间我们经历了死生离别，后来虽然不能够见面，甚至于也没有机会通信，但是我们师生间的情谊一直是永远长在的。
龙榆生先生曾经给他的学生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下半阕说：“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我把他这几句改写了一下，变成“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于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来的，是血缘的关系，而不在于个人精神、思想上有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是更为可贵的，这是“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歌诗里边的，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我们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同学。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的教导，但是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半只是知识的传授。而让我能够在品格、修养、人生上又提升一个境界的，我觉得是顾随先生。顾随先生讲课其实很有特色：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他上课是一片神行，完全凭灵感来讲诗的。我从小在家里就读旧诗，大概十岁左右就开始作诗了。等我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其中有很多名家的词，同时还有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从此没有人教我，我就无师自通地也学习了填词。我伯父喜欢藏书，不但是经史方面的书他收藏了很多，而且他也买了很多词曲的书，像《元曲选》、《散曲丛刊》之类。他并没有教我去读，我就自己找来读。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已经自修学会作诗、填词和谱曲了。上了顾先生的课，我就把一些旧作写录出来呈交给先生去批改，其中包括了我母亲于一年多以前去世时我所写的《哭母诗》十首绝句和《忆萝月•送母殡归来》一首小词，以及表现悲观厌世之情的一些散曲小令。顾先生在我的习作上写的总评语是：“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我看到老师这个评语以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欣喜，“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我以为那当然应该是如此的。可是当我教了学生以后才知道，要想“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另外老师在我所写的《忆萝月》一首小词后则写了“太凄苦，青年人不宜如此”的十个字，结合两处评语来看，我后来才感到，原来从我第一次交上去的幼稚之作，老师就对我有了一种惜才的爱护之心。而另外我得之于老师的，则是我在听老师讲授诗词的课堂上所获得的极大的启发。我虽然早就在家庭长辈的薰陶下学会了作诗、填词、谱曲，可是顾先生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自己本来像一只苍蝇，关在屋子里边，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等到忽然间有一天开了一扇天窗，我一下飞出去了，才看到了天光云影的高远美丽，那是顾先生为我打开的这一扇窗，所以我对老师是特别感念的。我听了顾先生的课以后，就不仅听他诗选的课，也同时听他很多别的课。当时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只教诗选、曲选，另外他在中国大学也教词选的课，所以我就骑自行车赶到那边去听词选的课。一两年后，老师发现我什么课都听了，就不想重复讲同样的内容，所以他后来就常常开新的课，比如《论语》、《中庸》，还有陆机的《文赋》。而我听老师讲课，则总是心追手写，记很详细的笔记，所以我的笔记也记了很多，大概有十本笔记本，另外活页的笔记则不计其数，那都是我七十年前的旧笔记了。后来经过多少流离迁徙，我把它们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书籍、衣物都是不重要的，那些东西丢了以后还可以再买回来，只有老师这十几本笔记，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的笔记了。顾先生讲课，虽然听讲的同学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心追手写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的却极少。老师上课时随说随写，常常只在黑板上写几句重要的话，而就是这样的讲授，很多同学并不记录。为什么不记录呢？一个原因，因为顾先生讲课常常引一些古人的诗词，如果对于古诗词不能熟读记诵，就没有办法记下来。还有老师写字常常有一些行草的书法，也是很不容易认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说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别人记下来这样的笔记了，我以为这些笔记是非常可宝贵的。因为我的老师讲诗，实在是讲得好，我没有碰见过另外一个人讲诗讲得这么样好的。我以为自己平生做了两件事情，在文化的传承上是有意义的：一个就是顾先生说诗的笔记我记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他的吟诵非常好，当年我并不知戴先生会吟诵，后来在台湾我偶然听到了戴先生的一次吟诗，就请我的学生为戴先生录了一卷录音，包括五七言古近体，有将近一个小时的录音，现在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以为戴先生的吟诵是最为正统的吟诵，在今日吟诵几乎成为绝学的时代，戴先生所传下来的吟诵，是极可宝贵的。我觉得在文化的传承上，我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最初顾先生在我所交的习作上常有些指点和批改，及至1944年我交给老师我的近作《晚秋杂诗》六首习作，他非但没有批改，而且还和了我这六首诗。可是我其实跟老师不大讲话，因为我当时不是很爱讲话的一个人。1945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中学去教书了，不过我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1946年夏天，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老师以为他所传之“法”，我这个学生都已经得到了，而他所期望的，是我能够在他的“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只是做孔门的曾参。曾参是夫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顾先生不希望我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而希望我如同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能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当年觉得非常地惶恐和惭愧，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竟然把这份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我当年只不过是一个女学生，而且小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在院子里长大的，非常害羞，所以在同学之间公开的场合，常常一句话都不敢讲。后来老师的女儿顾之京告诉我说，她父亲的学生很多她都认识，而对于我，她当年只知道我的名字而并不认识。因为我不是喜欢说话和表现的人，所以在老师面前我也只是和同学一起听讲，常常并不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把这样的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不过我从老师的讲课中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种诗歌中的兴发感动的生命，也许老师是希望我能够继承他，能够把诗词里边那种真正的感发的生命传播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在讲课的缘故。可是1948年的春天，我因为结婚的缘故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当时老师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他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如同“梦呓”，就好像说梦话一样。而在他所教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呢？“几人传法”，能开出像佛经所说的优婆昙那样美丽的花朵？我是1948年3月走的，在南京我也曾经跟老师通过几封信，可是1948年11月因为我先生赵钟荪工作的调动，当时国民政府要从南京撤退到台湾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去了台湾。到了台湾我还跟老师通过几次信，可是后来就断绝了音信。从什么时候断绝的呢？从1949年以后就断绝了。1949年5月台湾发布戒严令，“白色恐怖”的阴霾从此笼罩了整个台湾，打击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军人、农民、工人，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人则首当其冲。当时我在台湾的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营，因为他属于海军。1949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我先生从左营到彰化女中来探望我，那个时候我们的女儿还只是四个月大。25日圣诞节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敲门进来一群海军的官兵，他们怀疑我先生有思想问题，搜查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我先生就带走了。那我不放心，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一些小孩子的东西，带着我的女儿坐火车跟着他们过去了，一直到左营的海军军区。从此以后，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我无以为生，就又回到彰化女中继续教书，而且我隐瞒了我先生因为思想问题被关的事情，否则的话彰化女中就不敢请我了。可是第二年夏天我的女儿还没有满周岁，我跟我的女儿还有校长和另外四个老师也都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就跟顾先生再也没有通信了。
而去年（2011年），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后了，我在整理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在四年前也过世了，家里很多杂乱的东西需要整理。我就在一堆旧信里边，找到了一封我老师的信，是我当年没有收到的一封信。台湾拍过一个电影《海角七号》，讲一封没有投到的信，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就真的发生了。我是六十多年之后才知道老师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其实还不是给我的信，是顾先生在给我的信里附了一封给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的信，给我的信已经不见了，而这封附信居然保存下来了。信封的正面写的是台湾大学台静农教授的名字，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左营海军军事学校教练处赵钟荪转。”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信，我是去年（2011年）才看见的。这封信证明老师是非常关心我的，他曾经要把我推荐给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可是这封信我没有收到，一直到去年我才看见这封信。我当时从被关押的地方出来就失业了，无以为生，寄居在亲戚的家里。后来当我先生被放出来以后，经由我另外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的介绍，我还是到台北各大学去教书了，我也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台湾几位师友的文章（《怀旧忆往———悼念台大的几位师友》），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意。而我不知道，原来顾先生也曾经给台静农先生写过一封推荐我的信，信的内容说：
静农吾兄如晤：穷忙久未书候。闻台中此际天气温煦，有如北国春夏之交，想起居佳胜也。兹启者，辅大校友叶嘉莹女士，系中文系毕业生，学识写作在今日俱属不可多得，刻避地赴台，拟觅相当工作。吾兄久居该地，必能相机设法，今特令其持函晋谒，倘蒙鼎力吹嘘，感等身受。南望驰怀，书不能悉。敬颂撰祺
弟顾随拜手十二月十日
霁野、因百两兄统此（整理者按：霁野即李霁野先生，因百即郑骞先生）
好在顾先生还有一些残存的日记，我们可以考证这封信写作的确切年份。老师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记载：“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12月5日的日记记载：“作一书与叶君。”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发致叶君信。”我想老师一定是得知我在台湾的近况以后非常关心，在给我寄信的当天又写了这封给台静农先生的信。而我没有收到的给我的那封信正是日记记载12月5日所写的一封信。这足可见到老师对我的关怀，对我的期望，是使我非常感念的。
其后，1949年7月顾先生在写给我的同学刘在昭的一封信中又曾说：“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邪？”那时台湾已经戒严，所以我们就断绝了音信。“之英”是老师的二女儿，也到台湾去了，她的先生是空军，我们都是因为先生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工作所以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去的。我跟我先生是白色恐怖被关了，而顾之英去了台湾以后不久，因为气候、环境、生活种种的原因，她去世了。顾之英去世以后，她的先生李朝魁自杀了，而且在自杀以前把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先喂了毒药，全家都不在了。这当时我都不知道，本来我的老师也叫我去看望顾之英的，可是我到了台湾以后就怀孕生女，而且当时台湾交通不便，左营到台北要坐一整天的火车，而且我生了女儿以后不久就被关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她联系。等我先生放出来了，我们到了台北，我就去空军的眷属宿舍找顾之英，他们的邻居告诉我说，他们全家都不在了。有人还说当时救下来一个男孩子，叫李沪生，可是他在哪儿呢？那些人就不清楚了，那我就又找了一个人，也是我们辅仁大学的同学，叫傅试中，他在空军工作。我就托他去帮我找那个孩子，我当时其实是预备领养那个孩子的，可是没有找到。后来当我回国见到老师的小女儿顾之京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其实当年她的姐姐全家这样的不幸，大陆的报纸曾经将之作为台湾白色恐怖的事件报道过，家里人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就把报纸藏起来了，说今天的报纸没有拿到。后来她们就发现，老师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了这个消息，应该知道了这件事情，可是他也不愿意在家里边挑明，所以彼此都不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当1949年7月老师给刘在昭写信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在信中说我和之英两个人都不给他写信了，可是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常常见面呢？其实我在台湾没有见过顾之英一面，等我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老师信里说得很含蓄，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怎么样了，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是遭遇了这样的不幸，这是我们在离乱之间的情况。
音信断绝以后，不但是老师不知道我们的遭遇，我当然也更不知道老师的心境是如何了。我是多少年以后，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从旁的方面才听说了解到，其实当年音信断绝以后，老师对于我仍然是关心怀念的。他不但在日记和给我同学的书信里提到我，在给与我不相识的人的信里也曾经提到我的，这个人就是周汝昌先生。我和周汝昌先生原本并不认识，后来我在海外才获知他也曾经跟顾先生受业。直到1979年秋天，当时因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筹办国际红学会议，我们都在受邀之列，我因而得到了周先生的地址。而那时我和诸位同门正在设法搜集和编辑老师的遗著，于是我就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共襄此事。1980年春天，我收到周先生一封很长的回信，读后曾使我深受感动。原信说：
周汝昌当年看到顾先生的诗集里有和我的诗，就问老师：“‘叶生’者定非俗士，今何在耶？”可是“师不答”，老师没有给他回答。1952年他到四川去教书了，老师给他写信说：“昔年有句赠叶生”，说从前写过诗句送给叶生：“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今以移赠吾玉言”，“玉言”是周汝昌的字，老师对他说：“我当年给叶生写的诗，现在送给你了。”“非敢取巧”，老师说“我不给你写新的句子，而把当年给叶生的句子送给你”，“实因对题”，因为他当时也到南方去了。这时候老师以为我已经没有下落了，他的传法不知如何了，所以他就把传法的“吾道南”的诗句转赠给周汝昌了。老师当年没有回答周汝昌“叶生何在”的疑问，那当然是因为我当时在台湾。我想老师默然之间，内心之中一定有着难与人言的悲慨，可是因为海峡的政治的隔绝，他不得不将这种关怀悬念的感情隐而不发。1952年当老师大病初起时，把四年前赠给我的一首寄托了“吾道南”之冀望的诗句转赠给了周汝昌，这其中老师因为多年得不到我的音信，他的失望与伤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我几十年以后读到周汝昌先生的这封信，我内心的感动也是难以言表的。
后来还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的，就是1957年老师曾经追和了我一首《踏莎行》的词，这也是到2009年我才知道的。原来1943年春天，我还在老师“唐宋诗”的课上听讲，老师有一次上课偶然提到雪莱的《西风颂》。《西风颂》有两句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时北平已经沦陷有六年之久了，大家都期盼着抗战的胜利，老师上课就说他用雪莱这两句诗的诗意填了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他就把这两句词写在了黑板上，然后我就用这两句填写了一首《踏莎行》交给老师作为作业：
当时老师还曾经给我这首词写过评语，说：“前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是老师的词集，他说我上半首写得跟他的词的风格很相近。后来我离开北平了，就与老师失去了联系。可是顾之京整理老师的遗著，她看到我的诗词稿，说老师曾经有这么两句词，可是她查遍了她父亲所有的诗词稿，也没有这两句词。一直到2009年，她才从周汝昌先生所提供的旧稿中找到，原来老师在1957年2月曾经填写了一首《踏莎行》，正是用了这两句词：
当顾之京发现这首词以后，她写了一段按语说：“品读新发现的父亲这一首已亡佚六十余年的小词，发现词前之‘序文’遥遥照应着叶嘉莹所述当年的那段本事。师弟二人相隔十余年的两首词用的是同一个词牌《踏莎行》，师弟二人同样把当年课堂上的断句置于词作之歇拍。老师词作上片之结拍与弟子的词作上片结拍用的是同一个韵字，词中所用意象师生二人也颇有相近似者———这竟是老师对弟子十四年前‘用羡季师句’足成之作所谱的一阕无法明言‘和作’的跨越时空的唱和。此中所深蕴的不尽的情意，难以言传。”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内心的感动当然更是言语所难以传述的。
我到台湾以后遭遇到很多不幸，所以20世纪50年代我的整个心境是很悲观的。我那时候最常记起来的，就是王国维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开头的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还没有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所以当我得知老师在日记里也不禁为我“发造物忌才之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那一份欣赏，那一份期望，和获知我近况以后的那一份哀感，真是使我有深切的感动。而我当时虽然遭遇了那样的不幸，心境也很悲观，但是我也没有忘怀我的老师。不但那些听课的笔记我一直随身携带，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还有老师写给我的书信，赠给我的诗，我也都视为无价之宝，行箧以随。我那时常常梦见回到过去读书的时代，梦见我跟我的同学刘在昭一同去拜望老师，但当我们出了辅大女校后门走到什刹海附近时，就看到里边长满了很高的芦苇，我们怎么也没有办法从那片苇丛中走出去，那条路总是不通的，然后我就蓦然惊醒，留下满怀的悲哀和怅惘。我想我自己潜意识里边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对我的期望，而我当时面对种种的不幸，只不过勉强活下来而已，自己感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达成老师的愿望，觉得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才常常做那样的梦。我当时在梦境之中还曾经写过一副联语，那是我梦见自己在给学生讲课，讲黑板上我写的一副联语：
因为是梦中的联语，所以这副对联没有收到我的诗词稿里边。上联“室迩人遐”，出自《诗经•郑风•东门之墠》，“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是说住的地方看起来很近，但所怀念的那个人却很远。“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人生的离合聚散，都是不由自主的。下联“雨馀春暮”，一场雨后，春天真的是迟暮了，“海棠憔悴不成娇”，海棠花已经如此之憔悴了，失去了它原有的娇美。这虽然是梦中所写的句子，但却正是那个时期我潜意识里边的真实感受。天下的事情真的很难说，1958年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知道我梦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副联语，就把它写成了书法，还叫人装裱制成了镜框，亲自送来给我。我猜想台先生当年可能听说过我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他读出来我这副对联所反映的我当时的心情，所以才如此郑重地写成书法送给我。而很可惜的是，这副我平生最为珍赏的书法，竟然于2010年岁末从我温哥华的家中被盗走了，后来我还曾经因此写过一篇纪念的文字，题目是“物缘有尽，心谊长存”，我以为物缘虽然总会有终尽的一天，但是这里边所包含的我和台先生之间的心谊则是长在的。还不只是我和台先生之间的心谊，最近我的学生告诉我，他读书很仔细，记忆力也很好，他说我当年梦中所写的这副对联，其实里边有一句是用了我老师的句子。在我当年听讲的笔记里记录了老师所写的一首《浣溪沙》：
乍可垂杨斗舞腰，丁香如雪逐风飘，海棠憔悴不成娇。
有鸟常呼泥滑滑，残灯坐对雨潇潇。今年春事太无聊。
老师的词里边也写了杨柳，也写了海棠，而且我下联里边的“海棠憔悴不成娇”，正是老师这首词里边的句子。我过去并没有想到，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所以这表示我下意识中也记得老师的诗句。台先生当然不知道其中有顾先生的诗句，而且当时我与台先生都不知道老师曾经给他写过一封推荐我的信，而台先生精心郑重写成送给我的书法，其中竟有一句是顾先生的句子。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大学教书，不久又在淡江大学和在台湾复校的辅仁大学兼课。前面所讲的顾先生写给台静农先生的信里，老师还提到两个人，就是郑骞（因百）先生和李霁野先生。郑骞先生当时也在台大教书，1956年夏天，台湾的“教育部”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邀请一些有名的教授去讲课，他们当时就请郑骞先生去讲“词”。可是郑先生当时太忙，他就推荐我去，所以我就去讲了唐五代和北宋的词。讲座结束以后，“教育部”又要我们这些讲课的人，每人写一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台湾“教育部”出版的《教育与文化》这本刊物上，所以1957年我才写了大家现在所能见到的我的第一篇评赏诗词的文字———《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郑骞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就对我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先生的好友，对老师也非常理解，他以为我可以说是继承了顾先生的衣钵，得其神髓了。不过我当时忧患余生，内心并未敢抱有什么“传衣钵得神髓”的奢望，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教书，偶然写一点带有自己投影的文字而已，是后来我才慢慢跳出一己的感情来开始撰写正式的论著的。不过，不论是哪种风格的文字，我都是以我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主来写的，是我内心真的有所感发，才笔之于书的，这当然也是受了我老师的影响。至于老师在信里同时也提到的李霁野先生，则更是我1979年回国以后坚持邀请我到南开来教书的一位师长，他也曾经到过台湾，不久就返回大陆了。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国家教委本来安排我去的是北京大学，李霁野先生当时在南开做外文系的系主任，他知道我回来了，就坚持邀请我来南开教书。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和南开大学才结下来这三十几年的因缘。所以我一直以为虽然我和我的老师分别，不能见面和通信了，但是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指引，有一种力量，不但让我在忧患困苦之中能够坚持活下来，还让我葆有对诗词里边那种感发生命的终生的热情和对于教学传承的执著，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中国古典诗词之教学的缘故。
1969年我到了加拿大，那时候台湾的商务印书馆正要出版我的《迦陵存稿》，那也是我的诗词稿第一次正式结集出版。当时我也还在漂泊之中，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落到什么地方，所以内心也有很多感慨。我觉得自己离开故乡越来越远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我当时最怀念的还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我的老师和我的伯父。所以那一年的除夕，我在给我的《迦陵存稿》作跋的时候，就也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年来往返国内外，每检箱箧，时睹旧稿，则羡季师评改之手迹犹新，而伯父狷卿翁之音容笑貌，亦恍如仍在目前，然而竹幕深垂，不通音问者，盖已廿载有余矣。且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其实伯父和老师早在1958年和1960年便已先后离世，等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候我最想见到的就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伯父，可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留下的是我终生的遗憾。
佛教说传法如同传灯，《维摩诘经》上曾经说：
诗词中的那种感发，绝不只是知识，它是一种生命，是能够提升你的心灵和品质的一种能量。这就像是佛教所说的传灯，“一灯然百千灯”，从一个灯的火焰能够点燃百千灯的火焰，灯灯的继续相传，能使“冥者皆明，明终不尽”。我的老师点燃了我心中的灯，他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一点火焰传递下去，所以我很希望同学在学校学习的，不只是知识，不只是学问，而是真的在你们的品格、情操、心灵方面能够更有所提升的一种生命和力量。而联想到传灯的“灯”，我曾经写过一些与灯有关的诗词，现在可以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前面提到1944年在大学读书时我写了《晚秋杂诗》五首和《摇落》一首一共六首七言律诗，本来是交给老师的习作，可是这次老师没有批改，他发回来的，是他和了我的六首七言律诗。那后来到了冬天了，老师既然和了我的诗，所以我就又写了六首诗，用同样的韵，所谓“和韵”。我的老师也又和了我六首诗。这些诗我来不及细讲，我只讲其中我所写的提到灯的一首：
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拚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那是沦陷中的北平，“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北京冬天的风是非常大的，吹起来带着哨声这么响的。因为我们是在沦陷区，已经到了最艰苦的阶段，不用说粮食我们当时只能吃混合面，我去上学，走出门来，墙角底下就是冻饿而死的人，这是我在沦陷区那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所亲眼看见的。“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好不容易“晴明半日”，似乎有了一点好的消息，有了一点盼望，但是那胜利、那真正太平安乐的日子还是很遥远的。“晴明半日寒仍劲”，但是“灯火深宵夜有情”，当然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外边寒风怒号，冰雪满天的时候，你房间里边有红色的灯火，有一盏油灯，当然是“有情”，而且这个灯火不只是你眼前的现实的这一点灯火，是你心中有没有灯火？“入世已拚愁似海”，一个人如果不想做事情就算了，你如果入世，就要拚出去，要面对和担荷一切的痛苦和不幸，我是经历过很多忧患困苦的，但是我活下来了。“逃禅不借隐为名”，所谓“逃禅”，有些人觉得世间这样的污浊混乱，所以就闭门独善，自命清高，说我是学道的，我的品格是高的，我怎么能够跟你们混在一起呢。而我说“入世已拚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我是说我自己内心是远离人世间这些污浊混乱的，我没有那些物欲的追求，但是我并没有说我要到深山老林之中去隐居，来表现我可是清高的。“入世已拚愁似海”，就是说我是关怀人世的，我有这样的感情，有这样的心意，可是“逃禅不借隐为名”，因为我不沾染世界上一切的利欲。这就是我老师所说的“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所以我说“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我自己从来没有打算过要为自己做怎么样的安排，我落到哪里那都是命运的安排。后来我还写过一首咏灯的词：
鹧鸪天
友人寄赠“老油灯”图影集一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灯》诗，有“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及“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之句，感赋此词。
皎洁煎熬枉自痴。当年爱诵义山诗。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
人老去，愿都迟。蓦看图影起相思。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
李商隐写过一首咏灯的诗，说灯是要燃烧的，“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所以它的忍受煎熬是出于自求，是它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情，有这样的一种志意，所以“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灯也有幸与不幸，幸运的灯是被诗人拿着去赏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花时随酒远”，这是幸运的灯。可是，有的时候不幸运的灯则是“雨后背窗休”，在凄风冷雨的夜晚，这个灯被吹灭了，所以灯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遭遇。可是，灯本来的使命，是要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我小时候家里边窗前有一丛竹子，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我小的时候生活很贫乏，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连小学都没有上。所以我就写我们家的院子，“记得年时”，春夏的时候，“花满庭”，院子里我母亲种了很多花，“枝梢时见度流萤”，夏天那树枝的枝梢常常有萤火虫飞来飞去。“而今花落萤飞尽”，现在花也落了，萤火虫也不见了，我就对我窗前的“秋竹”说，你“忍向西风独自青”？你怎么忍心看着花也落了，萤火虫也不见了，独自对着西风，还这样青翠如斯呢？我当时不过十五岁，我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就是说我所关怀的不是自己，而是周围的环境。就如同灯一样，天生来就是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所以我说我是“皎洁煎熬枉自痴”，我自己有这样一种痴情。而我的生活遭遇则是“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我平生经历了很多忧苦和患难，在现实之中，我没有一般人像那些幸运的灯被拿来赏花祝酒的那种“酒边花外”的快乐。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快乐，那就是我和我所迷恋热爱的诗词相伴了一生，即使在那“雨冷窗寒”的夜晚，我心中有一盏灯，它照亮着我的梦，所以我的梦从来没有冷过。最后我说“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我心头的这一点火焰，真的有谁能够认识，更有谁能够传递，我现在虽然是“人老去，愿都迟”了，可是我还预备尽我的力量，把我老师所传递给我的那一点火焰，传递下去。我虽然老了，但是我内心的那盏灯还是和当年老师把我点燃的时候一样，皎洁的历，永夜长明。
我的老师希望我能够做一个传法的弟子，我只是在努力，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作为老师，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继承的人。我自1945年大学毕业，曾在当时北京的三所中学任教，1948年离京南下，当然没有退休金。到南京后曾在一所私立中学任教，而1948年底就随我先生工作调动去了台湾，当然也没有退休金。1949年初到台湾彰化女中任教，到1950年夏因白色恐怖离职，当然也没有退休金。恐怖期中蛰居台南一个私立中学任教三年，当然也没有退休金。1953年转到台北市二女中任教仅一年就被台大聘去兼课，也没有退休金。1954年我在台大改为专任，到1969年离职赴加拿大，任期只有十五年，也没有退休金。1989年我65岁，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虽然教了二十年书，但因第一年来任教时是客座的身份，计算起来专任之期不过十九年，所以也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至于我自1979年以来，虽曾在国内多所大学讲课任教，但都是自费回国，无偿讲学，何况我已早逾退休年龄。南开支持我多年在此讲学，并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得遂我传灯讲学之愿，我对南开大学极为感激，所以我愿意将平生所得退休金捐出一半设立奖学金。今天我还想藉此机会对南开大学多年来给我的爱护和支持表达深切的感谢之意。我以我老师的名义设立了这个奖学金，我当年所捐出的是我一生教书所得的唯一的一份退休金的一半，当时的十万美金约合一百万人民币，而多年来币值的改变，现在当然已经微不足道了，可能同学得到的奖金连在今天吃一顿豪华的酒宴都不够，但是我设立奖学金的初心和愿望，包含了我对老师的怀念与感激，现在可以说更包含了我们经历了死生离别的七十年师生的情谊。我是希望我们年轻的同学，真的有人能够对古典诗歌有深入的体会，真的能够有所成就。“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我希望我的那一点光焰能够有年轻的同学，像传灯一样，能够传下去。我希望大家不只是注重知识和学问，更不只是看重物利和金钱，而是像我的老师和我一样，我们透过诗歌里边那种感发的生命，能够建立跟葆有一份恒常永在的情谊和光亮！
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许倬云说历史”公众号
“春雨书院”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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