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之学是一门老学问，一般的说领域很窄很冷，没有多少人涉及、喜欢这门学问。我是因为一毕业分到图书馆来搞善本古籍考订著录的，不得不坐冷板凳。

搞中国传统学问的，作为一种侧面的知识也可以多少涉猎一点，搞传统文化或者传统学问研究的大概都需要懂一点版本方面的知识，否则拿起一部书就用，不知道真伪，也不知道这部书的版本优劣，就常常出问题。

最近有两篇文章，是谈印刷术发明的。中国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套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

现在这件事情在国际上起了争议，特别是韩国，从佛寺塔里出了一部《无垢净光陀罗尼经》，是武则天时期的，因此就说这个是现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他说“最早的”目的是说这不是我们刻的，是他那儿刻印的，不是中国传过去的。

这件事情从1966年韩国地震后修这个塔时发现此经书后开始，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韩国就一个劲儿地拿这件事做文章，证明韩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然后再争活字印刷术发明权。

活字印刷术不争别的，争金属活字，就是铜活字印刷术，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雕版印刷术没有讨论的余地，它牵扯到我们古老的知识产权。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早就被世界公认的，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也没拿出什么证据，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有点热。

这几年拍卖市场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有不少人，有退休的，有年轻的，也有博士，涉足拍卖市场，所以就涉及鉴定问题。

现在人们对古籍的价值越来越看重，哪怕是一个乡村野老，只要书的纸有点发黄，再是个线装的，他就认为是个宝。然后想方设法托人转几个弯，找一个人给看看，常常是抱着希望而来，多数是扫兴而去。一看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值钱，拿到中国书店根本没人要，这样的事情一年里头也不少。

我想开头谈一点这方面情况，表明掌握一点版本知识还是有用的。

我刚才说到版本，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隋朝有一个叫卢太翼的人，很聪明，到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了，是一个很有天资的人。《隋书》上有他的传记，传记里讲，他中年以后目盲，双目失明了，年青时候读书很多，失明之后看不见字，用手摸，以手摸书而知字。他能这样，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了。中国的史书有点文学色彩，夸张。

可是有一个本子，“而知宇”的“而”宇错成了“面”，就变成了“以手摸书面知字”。我们的学界抓住这句话，认为“以手摸书面知字”不可能，因为印刷的东西是光的，又不是盲文，怎么摸呢?摸书面不会是摸纸的书面，一定是摸雕版的版面，由这个版面又推测出来，版面不应该是正字，正字印出来就是反字了，它应该是反字。

拿这一条证据，证明中国隋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拿这个当一个证据，然后影响到别人写一篇文章。这个就有点问题，我托我们在座的一个同志，帮我查了查，他给我查了《隋书》的十个版本，都是“以手摸书而知字”，没有一个是“以手摸书面知字”的，可见版本问题非常重要。一字之差，关键的地方，这就出了歧义了，出了歧义之后就容易引起笑话。

前边说的那篇文章，我想作者其心也善，可是，将这么一个证据拿出来，还不如不说，一说，别人拿别的版本一对，就能找到错误所在。退一万步说，即便是个“面”字，你怎么就知道摸的不是纸面，非得是版面呢?哪里能找出证据来，找不出证据来嘛。所以一字之差，可以导出一个科学结论，也可以导出一个笑话。

所以懂得一些版本的知识，关键时刻能用得上。

版本鉴定谈起来比较麻烦，原因是它没有什么规律，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知识的检验，古书的知识越多，进行鉴定的途径也越多。

现在咱们叫古书版本鉴定，我的书的名字也叫“鉴定”。其实长期以来我都想舍去这个词，不想用“鉴定”这个词。

大家知道，大概至少是从清朝中叶以后，我们的版本学就往偏处走，偏到不讲学问了，搞版本学的人不是认认真真去考定，而是拿着书找灵丹妙药，可是实际上谁也没有抓住这个灵丹妙药。

近几十年来，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在努力扭转这种风气，反对靠纸墨行款，观风望气来确定版本。所以我较长时间不想用“鉴定”这个词，因为“鉴定”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以为只凭眼睛看，但实际上这是一门老老实实的辅助科学，不经过考定实际上说不出准确的版本。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既然版本鉴定有这么长的历史，大家都很注意从古籍风格特点上来鉴定版本的途径，也有它存在的一定道理。所以今天我就结合个人实践，结合前人的经验，谈一谈版本鉴定问题。

我曾经归纳了15个途径，就是说，遇到一部书可以从15个方面下手来考订这部书是一个什么版本。考订就要有根据，根据都摆在那儿，你看到了，拿来用了，这个事也就解决了。如果不是去考订，只是凭眼睛看，我敢说历来凭眼睛看的没有一个不出毛病的，再大的学问家，经验再丰富也会出毛病。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元济老先生，应该说他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传统的科第出身，功底比较好，又一辈子搞古籍鉴定，潘氏宝礼堂的善本书目是张元济先生编的，应该说没有问题。

可是里面有一部书，《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张先生鉴定它为宋版。这部书进到国家图书馆以后，张先生鉴定的意见已经上了书目，馆里也就不敢再鉴定了，一直到国家图书馆1959年出的善本书目，它仍然被著录是宋版。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武英殿搞过一个展览，有几部书出自朱檀墓，朱檀是朱元璋的儿子，鲁荒王，活了二十几岁死了。这个人荒唐得很，十几岁就想长生不老，信道，服道家的药把眼睛都搞坏了，死得很早。死后礼部给上谥号的时候没法上，最后朱元璋亲自给他定谥号“荒”，就是说鲁荒王荒唐。

从他的墓里出了几本书，其中就有《杜工部诗史》。这部《杜工部诗史》，跟我们国家图书馆藏的宝礼堂这部完全相同，是一个版本，可是这里头有一个牌记，在卷三十二卷之后有一个牌记，这个牌记是“至元丁亥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厓书堂”，再打开我们这部书相同的地方一看，牌记已经被剜去了。

元初和宋末风格上没多大区别，尤其是詹光祖这样的刻书家，生活的时代虽是从宋末过渡到元朝，但他一直在刻书，风格没多大变化，所以要确定版本时代还要抓住其他证据。

我今天在这里不可能把鉴定版本的15个途径每个都讲一遍，我想重点谈谈从历代刻书的风格特点来初步鉴定版本。

所谓“初步”，就是指一部书拿到手，一看大概就能判断是什么时代的，然后你再具体细看，甚至于离开这部书，去查找其他有关的资料，最后经过考订之后，再得出结论。可是就这么一拿，第一眼的功夫你得有。

我虽然反对以这个来作为一个主要的途径来鉴定版本，但作为我们搞版本的人，又不能不具备这个基本功。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爱好参与拍卖市场的，这还得有一点基本功夫。有时候时代比较早的东西，可能头尾都没有，那你可怎么办呢?什么其他条件都没有，考证也无法考证，只好凭风格特点做一个大致判断。

在版本鉴定中，这种事太多了。我想重点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特点来初步鉴定版本谈起。

唐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没有多少，因此唐代刻书极难用几句话归纳它的风格特点。唐五代都是这样，大概合起来唐五代印刷品传世的一共也就20件左右吧。所以谈版本鉴定更多地从宋代开始。版本鉴定是古书版本学的核心内容，是古书版本学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实践。版本学的内容不仅仅是版本鉴定，但它是版本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这门学问作为实际操作当中必须完成的一个环节。

就是不管你说对说错，最后你总得说出一个自己的结论。至于对错，那就看本事了。就像我们搞这行的，最后你再怎么着也得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它非常重要。不管是搞图书馆工作的也好，藏书家也好，书估也好，乃至于玩书的——现在也有玩书的，山南海北去买，隔一段时间又出手了，过去老百姓的话叫玩书的——最终都要得出某一部书到底是什么本子，没有这个结论，拍卖市场也没法商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版本鉴定又可以说是版本学当中最终的一个归宿，最后的落脚点。

下面我想就历代刻书的特点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宋代刻书的特点从版式上讲大概是: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线装书的书口，因为是合叶装订，形成上一个半版下一个半版中间折行的中缝线，这就是书口。书口这个地方，是白口是黑口就体现出时代特点。

宋代刻书前期特别是前期刻书的书口多为白口。白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板面，必须挖去，这个书口才成为白的，这是宋代刻书尤其是前期刻书很重要一个的特点。从刻书的版框看，四周单边者多，这是前期。

宋代刻书的后期仍然是书口多白口，但变成了左右双边，前期多四周单边，后期变成了左右双边，就是在边框的左边的竖边栏和右边的竖边栏的里边又有一道线，实际上就是第一格的细黑线，形成了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也有，但是不多。

到了南宋中晚期，书口出现了细黑口，细黑口也称为线黑口，就是在上半版下半版中间的隔行中上鱼尾上、下鱼尾下又刻一道线，这一道线，要印出来就是一道黑线，这就是所谓的细黑口，也称为线黑口。

古书的书口也有象鼻子的说法，有人说在上鱼尾的上边一直到上边栏的这块一寸左右大的地方，围绕版心的中缝线左右两边各刻一道黑线，一直通到上边栏。这两道线连着鱼尾，因为它是叉尾，结合起来一道看，像是垂下来的一个象鼻子，所以这个地方有人就称为象鼻。也有人说，从上边栏到鱼尾这块地方就像象鼻的形状，不一定非得左右有两道线。上下鱼尾之间镌刻简化了的书名、卷数和页码。宋代刻书就是这么个样子。下鱼尾的下方锈刻刻工姓名，有时候是一个姓，有时候是一个名，有时候姓名是全的。

前期刻书卷端首行，特别是北宋，仍然有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序文、目录、正文相互连属而不分开的。

官刻书常常在卷末镌刻校刊官衔名。

私宅坊刻多在卷末镌刻刻书题记或者牌记。从版式上看宋代刻书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宋版书的特点是，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到了后期仍然是白口，变成左右双边者多，少数的四周单边。到了南宋中晚期之后，在版心常常出现线黑口，也称为细黑口。宋版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这种特点，现在见不到几种书是这样了。如果我们见到宋刻版的书，它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那就非常珍贵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种风格，应该说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是一种继承性的现象。

我们知道，在中国书史上，曾经很长时间是用竹木简来书写的。经考证，我国古代用纸来写书，大概已经到了西汉末年或东汉初，真正发展起来应该是从蔡伦造纸以后。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纸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才真正地兴盛起来。

在纸书以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流传的是竹木简的书，或者是用丝织品的缣帛来做书籍的制作材料。用竹木简写书的时候，由于一根简写不了多少字，一部书就要写很多根简，每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比如一篇完了，编起来之后，就要卷起来，以便收藏。因此在竹木简制作书籍的时代，篇就特别重要，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等，都分篇。因此在用竹木简制作书籍的时候，在最前边要加一根赘简，没有字的赘简，等简册的书卷到最前头之后，一打捆的时候，正好赘简的反面朝着人。

读书人要查验什么东西，首先要找篇，篇一找到了，再看看底下，就知道这一篇属于哪本书了。因此出现了一种篇名在上，书名在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版式。到了宋代特别是北宋刻书还有这种风格，它是继承了书籍发展的这种特点。我们现在见到的就非常少了，如果我们真见到了这种版式，再考查一下其他方面，就可假定它是宋版书。对这种版式一定要重视，因为太难得了。关于版式特点我想就谈这么多。

关于宋代刻书的字体，古人有几种说法，一个是明代的张应文，他说宋代刻书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决有欧柳笔法。”欧，指欧阳询，柳，指柳公权。明朝谢肇淛也有一个说法，他说：“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颜，指颜真卿，我们看到的颜体字，笔划比较黑又厚重;欧，指欧阳询。

明代的高濂高深甫，在他的《遵生八笔》里面也谈到宋人的刻书:“宋人刻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宋版书，可以说藏了天下大半以上，我们把宋版书字体的风格加以概括，大概是这样:宋代的四川刻书，从风格特点来说，比较喜欢学颜真卿的字，这是蜀刻。

宋代的蜀刻本，大概一直到南宋的初年，这种风格还比较明显。两浙刻书比较崇欧，崇尚欧阳询的字，所以浙刻本比较秀气。福建刻书就学柳，宋代福建刻的书，有柳公权字的风格特点，棱角俏厉。江西是兼而有之。

早先讲宋代有三大刻书中心，四川、浙江、福建。实际上搞版本的过去比较忽略的是江西、江苏、安徽。江西这个地方不可小看。江西刻了很多很好的书，江西产的纸也好。这些就是宋代刻书的字体风格。

我现在讲宋代刻书用纸的特点。如果按传统的说法，主要有白麻纸、黄麻纸，还有竹纸。经过与真正研究造纸的人一道来考察这件事，实际上到了宋代的时候，刻书的用纸大多是皮纸。我们看到的敦煌遗书，全世界还有4万多件。这4万多件里头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多的材料都是麻纸，还有一部分是皮纸，这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印刷出版量大了，还用麻纸过于昂贵，只好多用皮纸了。所谓白麻纸、黄麻纸，是从它的纤维像麻讲的，事实上并不是麻纸，是皮纸。我们不管纸的名目有多少，就从造纸原料上去抓，比较好归纳。

因此我们说，到了宋代雕版印书盛行之后，皮纸是供不应求的，成了宋代印书的主要的用纸。皮纸也有多种，主要是桑树皮纸和楮树皮纸。南方是桑蚕之乡，桑条一年一割，明年再长出来，皮可以造纸。楮树也是产在南方，北方北京也有，楮树叶有点类似桑树叶子，皮的颜色也像桑树。后来我们有时候形容某一部书是“楮墨精良”，什么叫“楮墨精良”，实际上是楮树皮造的纸，“楮墨精良”实际上指的是纸墨精良。宋代印纸币，叫会子，也叫楮币，也是这个意思。

但怎么能一见到就能判断出它就是皮纸呢?这个也不难，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手工造纸，跟现在机械造纸不一样。机械造纸是用机器将树皮、树干、树枝一下全都卷进去，全能化成浆。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得用树皮，用皮就得泡，不泡外边的老皮下不去。将里边的韧皮捣成纤维，捣成纸浆，才能造纸。古时候手工造纸泡、蒸、煮、沤这几个环节做了之后，仍然有些外面的老皮，没有去掉，总会在造纸的纸浆里留有一些残痕，在抄纸的时候，这个残迹还是浮在纸面上，你看书就找这种东西，不能说都很明显，但没有一部书是完全找不出这种痕迹的，总会在哪儿残存这么一段，没有捣碎的桑树皮你还看得清清楚楚，颜色都还看得清清楚楚，你就可以判断它是皮纸。

宋代刻书还有一大用纸是竹纸，特别是福建刻书用竹纸者多，因为武夷山盛产竹子，就地取材来造纸印书它就便宜，所以福建刻书行销天下。当然宋代刻书用竹纸一定是在南宋之后。竹纸早就产生了，不是说到宋代才会生产竹纸。但是竹纸的流通要到南宋。宋朝人喜欢竹纸，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给他的朋友写信就愿意用竹造的信笺纸。王安石之后竹纸才开始慢慢兴起来，宋代刻书的用纸大概是这么个特点吧。用竹纸来印的书大体上是福建刻的书。

宋代刻书的第四个特点是有避讳的字。

我们中国避讳的习俗比较早，大约是起自周成于秦盛于唐。

宋朝人的避讳尤其严格，有一段文字原文是：“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四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皆不敢用。”谈宋朝的避讳之严格。

那么避讳有几种?一种是宋远祖讳要避。比如说宋代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就往上推。封建开国的皇帝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总要找点根据，赵匡胤用兵变的方式登上帝位，要解释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就上推，推出他们家的始祖就是轩辕氏。表明自己就是有来历的，本来就应该坐天下。这无非就是一种舆论。因此，这个“玄”字宋代就避。所以我们看版本书的时候，千万不能一看书中避玄字，就认为是避康熙的讳，那不对，宋朝人就回避这个字。一个是皇帝的御名得回避。还有一个是嫌名也得回避。什么叫嫌名?与皇帝御名同音的字就叫嫌名，这个字也讳。宋代的嫌名讳特别多，南宋高宗赵构，跟构字同音的就多了。我们做皇帝避名的讳字索引，列出一大串字来都要讳避。从避讳的特点来说，宋朝的避讳尤其的多。恰恰我们刻书的盛行也是始自两宋。所以，两宋刻的书中的讳字一定得注意，它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个判断版本时代的比较有力的证据。当然避讳的运用靠我们每个人的脑子去记，谁也记不了那么多，但是对搞版本的人来说，宋朝的讳字得记，如果你不记，看到这个字，还得去查，这就比较麻烦。我们中国人做学问讲究博闻强记，虽然现在计算机网络十分发达，但如果用多了计算机，人的思维就受到了限制。所以像讳字，靠我们全都记住不可能，可是全不记，也有问题。我们搞古籍的人，得把宋元明清皇帝的位序记下来，年号的顺序记下来，这就是最基本的知识。我们搞版本的人糊涂不行，比如十六国是什么时候的，跟东晋同时的北方有十六国，东晋结束了，十六国也结束了，进人南北朝，大的历史阶段说不清楚，清朝的十个皇帝说不淸楚，这就有点问题了。搞我们这行的就得硬记，特别是明清两代皇帝基本上每人只用一个年号。明代除了明英宗用了两个年号之外，其余都是一个年号，因为朱元璋明令禁止随意更改年号。像这种比较好记的，就得熟记于心。包括避讳，特别是宋朝的讳，主要的几个时期的讳字都得记。70年代我们编了一个帝讳索引，没有正式出版，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我们自己用是可以的。
再讲书籍的装帧。

从装帧的特点来说，两宋和元代都是蝴蝶装，南宋后期出现了包背装，但主要流行的是蝴蝶装。

蝴蝶装的特点，是书叶上下两个半版对折，上半版下半版字对字地折，折完之后是背面向人，然后以折边向右，若干页为一叠，然后形成书脊，每叶和每叶之间用糨糊或黏合剂粘起来，在外面包一张整纸，作为书衣，这就是蝴蝶装。

蝴蝶装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拿着书脊打开，书叶的两边翻开就像蝴蝶张开两个翅膀，所以叫它蝴蝶装。宋元刻书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装帧?为什么不取唐五代流行的卷轴装?原因就是雕版印书是以一版为单位，跟写书的时代不同。写书的纸多长，先粘好一个卷子连着写下去就是了。刻书不一样，刻书以一版为单位，印好的书叶，没有必要把一叶一叶再粘接起来，于是出现一种新的装帧形式。可是宋代书籍放在书架上的时候，还是取卷轴装的插架方式。“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我们写文章时也常常说这是谁谁的插架之物，“插架”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唐以前的卷轴装的书就是插进去，书名写在轴头签标上，到宋代，书的存放方式，还是取卷轴装的插架方式，是把书口挨着架面插进去，这样插进去拿出来，就磨损书口这。蝴蝶装的形式等于把版面内框护住了，框外余幅作为书口，这样抽来插去就不磨损版框里面的文字。所以到清朝编《明史·艺文志》的时候，其序里面就有这么几句话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装用倒折，无不精美，虽虫鼠不能损。”

蝴蝶装的优点是天头地角和书口朝外，虫鼠不能损。即使老鼠来嗑，也就吃点书边，伤不着文字。现在宋元遗留下来的刻本书中，装帧保持原装无几了，都被后来改装成线装了。对于这部分书就要看看它的书口的地方，有没有原装是蝴蝶装的痕迹。假如是宋代的书，找到这一些痕迹，从它的版式从它的字体从它的用纸从它的讳字从它的装帧的特点这几个方面去下手去考察它，可以得出一点考订证据。我说从风格特点来初步鉴定版本，就是这个意思。

元代刻书的主要特点可以用“黑口赵字无讳多简”来概括

第一，元代承南宋的遗风，所以元初的某些刻书，特别是某些私宅坊肆刻的书，由于大部分刻书的老板和刻字工人是由旧朝步入新朝，旧业重操，所以与南宋的风格没有多大的差异。纵观整个元代刻书的特点大体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黑口赵字无讳多简”。

我下面做一点解释:首先，所谓的黑口指的是每版中缝线的上下两端或者称为版口的地方，有墨印的黑条子，就是上版下版中间的隔行的地方，折叶装把这里称为书口。书口这地方上边下边，印出来的黑印呈一黑条子状，不像宋代刻书是白口。宋版书要把这黑条子挖去，挖的同时要在此刻字，上鱼尾的上边要刻本版的大小字数，下鱼尾的下边要刻刊工的姓名。

刻工的时代、地域的特点，也是我们考订版本的一个方面。在此刻刻工姓名没有更多的其他的意思，说穿了就是计件工资责任制。宋版书每一版上鱼尾的上边都要刻本版大小字数，大字是多少，小字是多少，这样开工资的时候好计算。下鱼尾下要注刻工的姓名，好知道这一版是谁刻的。这为我们考订版本留下了痕迹。一个人大约从十五六岁开始从事刻字，干到五十几岁，六十来岁，能有四十多年。

古人到五十几岁就算到老人了，黄宗羲四十几岁便自称是“梨洲老人”。到了元朝，虽然刻书继续在发展，但是元朝毕竟是蒙古族进入中原之后掌握政权的，有一段时间对经济破坏很大。

但从刻书的角度来看，元朝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元朝人也有重视文化的一面，大概历代的书院，没有比元代的书院更优越的了。元代的书院教授是中央政府派的五品官，每个书院都有学田，专门给拨地，而且规定地方官吏不能用任何借口来侵占书院财物。我有一个统计，包括对当年元朝书院有多少棵树，甚至有多少棵柴树，有多少棵果树都有统计。但元朝毕竟是游牧民族人主中原，在初级阶段确实对经济有破坏，确实把一些良田曾经变成牧场，这个也是事实。

因此反映在刻书上工艺就比较简略，就是省工省钱了。同样刻一部书，每一版的书口不再挖去，版木仍留在那儿，一个书口上边一块下边一块，先省两块工，要是一个大部头的书呢，能省多少工!元朝刻书普遍是粗黑口就是这么出来的。这是刻书比较粗略的一种表现，这个表现跟它的经济是有关系的，经济状况好，刻书讲究，肯定就不是黑口，黑口是省事了，这是元代刻书在版式上一个比较普遍的变化。

当然不是说元代刻书就没有白口，白口的也不少，特别是从宋金之后，南宋末年的刻书人进人元朝后，朝代变了，人可没变，人还做原来的事，风格还带着南宋的风格，所以我们鉴定版本的困难常在两个朝代交替的时候，这时的风格特点很难把握。我们馆早先比较慎重，明明这书可以定为元刻本的，宁可往下定为明初，比较慎重。当然慎重比较好，就是在学问上少出毛病。

我们20世纪80年代重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时候，就有几种书上升了，为什么，就是有了实际的证据，升到元版了，它不是明初的。这说明什么呢?表明元末明初是非常难把握的，宋末元初这一段也是非常难把握的。所谓元代刻书的大黑口粗黑口，是它版式上的一个特点，这个也只能说是就一般而论，并不能概括所有的书。

第二，元代刻书的字体普遍模仿赵孟頫。赵孟頫的字为什么在元代乃至于明初都有影响?赵孟頫其人是宋朝的宗室，我们知道他的书画很有成就，他的字可以说是集历代当家之大成，他可以把他以前的著名的书家长处集中掌握。赵孟頫的政治才干和声誉更多的是被他书画的才干给掩盖了，其实赵孟頫不只在书画上造诣深，政治地位也很髙，当然社会上的人就要学他，反映到刻书上的字体也模仿他。所以元朝刻书的特点第一个是黑口，第二个是赵字。这世只是一般而言，不能概括所有。

第三，元朝刻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无讳字。元朝刻的书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讳字。不是元朝人自己不想讳，而是蒙古人的名字是译名，翻译成汉文就难说了。那时只要是同音的字，就可以翻译，没有现在我们译名这么规范。皇帝御名本来是蒙古族的名字，翻译过来一大长串，你用这个字我用那个字，没有统一的译法，因此礼部议论来议论去，议论的结论是什么呢?凡是士子们考科第，答卷或者是印书时遇到和皇帝的御名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才回避，那一长串全名一般遇不到。因此反映到刻书上，元朝的刻书就没有讳字。

还有就是多简，就是多简体字。

元朝刻书特别是书铺刻的书用简体字比较多，我们看看元朝刻书的简体字，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简化字，就是第一批公布的简化字，没有多大区别。我们再往前看，看唐人写经，甚至再往前看南北朝时的文献，就是敦煌遗书里出的文献，简体字也不少。元朝刻书简体字是比较多的时代，它之前之后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特点。所以我认为元代刻书的主要特点可以用“黑口赵字无讳多简”来概括。

明代刻书的风格特点，应该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

明朝初期应该是“黑口赵字继元”，特别是明初这一段，刻书的风格特点黑口者为多，还是模仿赵孟頫的字，继承元代刻书的風格特点。

明朝中期，就是正德到万历这一段时间里，大概是“白口方字仿宋”

明朝晚期，从天启到崇祯大概20多年，崇祯占17年，天启是7年，是“白口长字有讳”。

我们知道，明朝前期是一个髙度中央集权的历史时期，这首先表现在朱元璋做皇帝之后，建立了髙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容易形成凝固的特点，它表现在文化上容易形成一种风格。跟髙度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朱元璋还有很多很别致的政策。

表现在刻书上也是这样，从内府到民间全是一样，前期刻书仍然是大黑口的多，而且字也还是继续仿赵孟頫，这种局面维持了一百多年。到了正德的后几年，特别是嘉靖时期，以李梦阳和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开展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矛头所向就是针对前期这种凝固的社会风气来的。首先从文学上来，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号，实际上是希望言之有物，一时间由于文学复古运动，造成一种社会风潮，大家都复古，方方面面都复古。

反映到刻书上，到明代中期也出现了这种复古风气。明代中期刻书的复古，就出现了一种复宋的风气，因此到这个时候仿宋字也就产生了。大概从正德的后二三年一直到万历大约半个世纪，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风格。

我们鉴定明版书这个时期的特点最明显，一看就能知道是这个时期的。由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带出来的刻书上的复宋之古，那就是仿宋字，仿宋字就出现在这个时候。本来宋朝字是横平竖直的方方正正的字，手写的字比较好看，它有韵味在里头，这个时候仿的就成了棍棍棒棒的一种字，当然刻出来的也很漂亮。大概明代刻书特点最明显的是这一时期。而且不管是内府还是外府，几乎都形成一个风格，个别的例外也有，这个时期形成一种所谓“白口方字仿宋”的特点，又出现了白口，又形成了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仿宋代刻书的风格。用纸通常说是白棉纸、黄棉纸，实际上也是皮纸，就是白皮纸、黄皮纸。

嘉靖皇帝在位45年，他后面是隆庆六年，中间有一个泰昌，泰昌占了几个月。现在要是见到有泰昌年款的刻本，要知道是可贵的。我们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泰昌刻本的书(大连图书馆有建文帝时候的书，建文也没有在位几年然后到了万历，万历占48年，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三朝元老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张居正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由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对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所以到了万历初期，明代的经济有一段恢复，就是所谓的小中兴，资本主义萌芽也在这个时期产生，经济上恢复反映在刻书上就铺陈，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万历时刻的书特别是前期刻的书，包括县志都比较铺陈，就是开本大，行疏字大。

这个也比较好看，一看便知是万历时候的。我们把这一段可以看做一个时期，就是嘉靖隆庆时期，当然隆庆只占6年，嘉靖四十五年刻的书和隆庆六年刻的书不十分一样，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在刻书上的反映特别明显。但是万历后期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变化了，所以到天启至崇祯的这20多年里，又变成了另一种刻书的风格，就是“白口长字有讳”。仍然是白口，但是字跟万历时候的铺陈，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就不一样了，一下从方方正正的字变成狭长，狭行细字。避讳反映一种尊严，皇权比较强的时候用不着什么避讳、什么尊严。明朝前期没有什么讳，到了万历后期农民起义已经是风起云涌了，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不行。为维护皇权，避讳严格了。我们看明末又有避讳了，避讳也不多，就几个字。

清朝前期刻书，继续保持明末的风格。清初的内府刻书，到了康雍乾这三朝，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康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他首先不喜欢明代的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他管那叫硬字，就是硬体字。

我们看看嘉靖时代刻的书，字都非常整齐，但是确实有一点硬，康熙皇帝就不喜欢这种字。他自己写的字也不是这种字。因此在南巡过程中他挑了五六十位写字好的人，来内廷供奉。皇帝一提倡哪一种字，接着就影响刻书。清朝历科的状元，先不说你的答卷怎么样，字如果差了首先就当不了状元。

所以从康熙起对字就加以改变，逐渐形成了新的馆阁体，也就是所谓的软体。这种软体字影响到整个康雍乾二朝的刻书，叫软体写刻。

清初的软体写刻是非常漂亮的，这一段出的书家也不少，专门写书样上版的也是这样一种字体。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皇帝，从康熙往后这几个皇帝的字也基本上是这种风格，包括溥杰写的字，也是软软的这种字。

康雍乾这三朝应该说是盛世，盛世刻书很讲究，字很漂亮，纸也好。康雍乾这一百多年软体写刻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一看就能看出来。乾隆后期已经积弊不少了，嘉庆一登基就赶快调整政策，但是调整不过来，经济也不行，嘉庆时候刻的书，字体就变成了攒头攒脑。经济上一出问题，马上在刻书上就表现出来，特别是民间刻书。内府武英殿刻书还有一点连贯性。

我们假定说能掌握一点历代刻书的风格特点，来作为初步鉴定的一个途径，也是基本功。我反对只说这个不说别的，只说这个纸墨行款观风望气，早先有人说鉴定敦煌遗书用彝子闻就行，我坚决反对，本来是老老实实的一门学问，是一门考订之学，非要庸俗化，神秘化，我不赞成。但搞这行必须要具备这基本功，我们做这个工作的人，常常出去给人看一点书，或者出去采访，或者参与拍卖，什么证据也没有，只能凭你的经验，这个时候就起了作用。掌握这么一些特点，将来看书也许多少有一点用处。

我认为搞古籍鉴定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相信科学。事情本身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特别应该掌握规律、注重实践，这样才能提高对古籍版本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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