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重要中介，从诞生至今经历了由手工工具到机器工具、由自动机器到智能机器的演进过程，其背后暗藏着政治经济结构与技术的复杂互动。技术权力与殖民控制、经济效益与资本增殖、自由追求与劳动解放的诉求和动因共同建构了人工智能益智的想象。智能技术也造成自我主体迷失、身体认知失真、共识体系破坏、盲目崇拜技术等反智倾向，带来主体退化、理性异化、社会分化和技术神化等文化危机。面对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应通过重识主体、重建伦理、重思关系保障人工智能最大限度地“益智”社会。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机关系、技术异化、文化危机、反智
2024年3月，一段人类与机器人Figure 01的交互视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开，视频中的机器人不仅拥有人形“身体”，而且能够和人类进行对话，并能基于动态内容作出快速灵巧的动作反应。这一视频引发了人们的兴奋和恐惧，人们在惊喜于智能技术正在让梦想成为现实的同时，开始反思其对人类认知甚至是人类生存的威胁与颠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动摇了过去“人控制机器”的固有思维定式，颠覆了机器为人所用的顺置关系。面对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我们在震惊于技术对人类解放和发展“提速增效”的同时，更要看到被技术进步的炙热表象所遮蔽的文化危机，积极寻求人机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解决之道。
围绕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人机关系的建构，国内外学界呈现两种不同取向：一是采取相对建设性的态度，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一种能够激发生产力和人类创造力的引擎，讨论人工智能对关系建构和智能效率带来的变革性作用；二是基于相对批判性的视角，针对技术演化过程中展现的“类主体性”，表达对人类的道德价值、主体地位、人伦本质等的伦理性隐忧。本文无意陷入对技术应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的争论之中，而是尝试将两种不同取向加以融合，为建设性视角增添政治经济权力的考量，为批判性视角补充个体能动性的期待，进而完善对当下人机关系的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与传播学的交叉领域，致力于揭示传播与权力的相互建构。采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诞生和演进，不仅能够洞察其背后复杂的权力逻辑和结构，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给予深度观照，而且可以凭借传播政治经济学建设性的实践指向，探寻未来人机关系可能的出路和方向。本文尝试将智能技术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重新审视人与机器的关系构成和演进逻辑，理解国家、资本、个体等多元行为主体在技术演进过程中的多维交互关系，反思人工智能已经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探索应对技术异化的方法和路径，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技术演进逻辑，建立合宜的人机关系。
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一部工具发展史。技术手段的持续变革实质上是一部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不断追求缩减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突破身体生物性壁垒，从而控制机器为自己所用、实现个人能力延展的历史。梳理机器变革的历史进程，能够在厘清技术的内部进化逻辑与外部嬗递表征的基础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机关系实质，警惕机器发展风险，预测人机未来走向。
1. 农耕文明：被动附属的手工工具
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手工工具作为机器最为原始的技术形态而出现。作为人类开创与积累早期文明最为基础的技术形式，甚至连机械都算不上的手工工具的诞生奠定了人类文明史的开端，也使人类与机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始化的生存困境激发了人类的技术幻想，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四肢获取更强大的力量，让自己的身体拥有更迅猛的速度，以解决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难题。为了突破物质肉身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人类借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创造了功能各异的手工工具，将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传递到劳动对象上。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通过切割、打砸、磨制等方式改变石头形状，制造出超越时代的高级工具。因此，发明能够从事更多“造物”活动的工具成为时代之需，陶器文明、铜器文明、铁器文明得以诞生。
工具并非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身体技术的外延。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精确表达了工具“延长器官”的本质属性。作为人们对劳动对象实施生产活动的重要物质中介，手工工具从诞生之初便是作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而存在的。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石头碎果的简单手工工具，还是农业文明里铁犁牛耕的精巧手工工具，本质上都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对身体器官功能的延长和替代，是人的力量的外化，具有明显的“生物性”。这意味着，缺乏动力系统的手工工具必须以人类纯粹主观的生产实践为主要动力，工具的动作取决于人的动作，人是实现工具有效运转的唯一物质条件。因此，这一阶段的工具往往担当的是“与人合为一体而作用于世界”的附庸角色，主要表现为一种被动附属、为人所用的物质存在方式，人与工具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人对工具绝对主动的支配与控制。
2. 工业文明：取代人力的机器工具
机器的发明和改良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力相伴相生的。尽管手工工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但是，生物边界的局限性决定了手工工具的效率必然会受到自然器官的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需要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因此，如何进一步“延长”自己的肢体和大脑，解放人力并提高生产力就成为文明进步必须解决的问题。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使得人类的动力系统第一次超越了自身的生物边界，以机器代替人工的生产方式打破了需要大量体力的人类劳动力限制，造就了更高的社会生产效率。同时，“以肌肉为动力”的手工工具时代走向终结，整个社会开始进入能量自然化的机器生产时代。
当机器工具进入人类生产活动序列，人的体力被强劲的自然动力极大地解放出来，但是，人机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机器对人体的模仿使劳动主体和劳动工具发生了位移，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手工工具时期的绝对控制变成了机器工具时期的相对控制。与手工业生产中工具需要绝对服从人类的指挥不同，机器工具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人类器官的限制。原本需要劳动者主体驱动的工具变成半自动化的客观生产有机体，曾经由手和脚操作的独立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整套工具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取决于机器的动作。为了使机器的有序运动不被破坏，生产线上的工人需要根据机器的节奏调整自己的动作以适应机器的生产环境。当机器的运转开始摆脱人力的直接推动，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也被纳入机器的体系，精密、快速、准确、有序的机器模式成为人们生产活动和思维方式的参照与信条。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上演的黑色幽默成为现实，人机关系开始浮现“机器影响并改变人”的端倪。
3. 信息文明：有机互联的自动机器
伴随着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以自动机器为主导的信息文明的帷幕逐渐拉开。作为托夫勒口中人类社会的“第三种文明”，自动机器的诞生建构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机器无需人的直接操作就能够发挥效能。聪明的人类借助各种信号传输系统赋予机器一种固定的逻辑规则和运算法则，人类无须参与机器自身的运行过程，自动机器借助算法就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信息检测、计算处理、流程操作等生产目标。人类从机器生产过程中的操作者、参与者转变为照料者、旁观者，自动机器使人从直接劳动中逐渐抽离出来。
尽管自动机器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但当坚固的“物质”变为流动的“信息”，“作为信息DNA的比特开始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人与机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边界似乎出现模糊化的趋向。信息技术加持下的自动化世界好似一盘跳棋，棋盘上所有的棋子移动都是由完全相同的计算机程序完成，由计算机操控的机器逐渐承担更多高精度、高风险性、高复杂性的人类劳动，扮演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例如在工业生产中完成搬运、喷涂、焊接等作业劳动，在军事活动中从事侦查、打捞、爆破等危险任务。信息文明的“柔性力量”在有机互联的自动机器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动机器作为功能强大的技术人工物与人类达成一种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机器代理被赋予人类的某些社会特征而成为普遍的社会行动者。随着人类对机器的依赖程度日渐增加，机器的“互联运作”和“模型思维”日益挤压人类的价值，对人工的部分替代在无形中削弱了人的独特性。人机之间出现竞争，人机关系变得愈发复杂。
4. 智能文明：可感可思的类人机器
以往人们对机器的认知通常是将机器视作一部能够响应人类精准指令、拥有极强运算能力和可以超长时间工作的自动化机械装置，其不具备任何“类人”的知觉、意识、情感和价值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加速创新使机器从简单的自动化执行步骤向复杂的智能化决策操作的转变成为可能。在体能方面，它表现出超越此前任何机器范畴的力量和速度优势，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完全取代人类。例如，新闻写作机器人能够在几秒之内完成稿件并快速上传，发稿速度几乎可以与现场直播媲美。在智能层面，人工智能的底层设计逻辑是借鉴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通过模仿人类大脑中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和信息处理机制，使其具备与人类智能高度相似的信息理解和认知推理能力，并拥有“类人”的行为逻辑。例如，智能机器人能够在观看人类煮咖啡录像的10小时后学会制作咖啡，甚至可以主动矫正自己的错误动作。可以说，智能机器具备完美劳动者的一切优点，“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活动的现实确证，又是人的思维具有真理性与现实性力量的客观证明”。
当技术推动整个社会进入智能文明时期，人与机器的关系也迎来一个崭新阶段。如今，机器对人类器官的延伸已经逐渐从肉身维度的肢体向人脑神经的意识方向发展，人工智能触发了机器思维并使之觉醒。机器呈现的“类人性”无可争议地动摇了人的独特性，机器显现出越来越接近人的能量，不断向人看齐。从情感机器人索菲亚到AI恋人Replika，机器正逐渐摆脱其工具身份而作为情感主体嵌进人的生命历程。尽管目前的智能技术仍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但机器表现出的通用化、智能化、自主化、情感化与道德化正日益明朗。当人机共舞成为现行世界的一种奇妙景观，过去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说的“人是机器”也在智能时代发生了反转，“机器是人”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全新隐喻。
自从人类开始学会使用工具，就对工具助益智能、提升技能、改善生活、改造社会等功能寄予厚望，衍生出技术益智的想象。随着技术的持续革新，机器已经不再是客体和工具，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座架被无缝嵌入社会运转的组织结构中，并全方位地改造和重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益智”的想象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人类发明和改造技术的出发点始终建立在对技术益智的想象的基础之上，基于技术益智的期待助推了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其背后既有微观层面的人类需求动力，也有宏观层面的政局走势、资本运作和社会夙愿。
1. 政治驱动：基于技术权力的殖民控制
“机器自身不会兴风作浪，但可以被某人或某一伙人所利用，以之来增强他们对其余人类的控制。某些政治领导人不是企图借助机器自身来控制人民，而是企图通过政治技术来控制人民”，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警语在当今的智能机器时代显得愈发真实。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性、领土安全性以及强化外部扩张性的能力。技术既是政治力量塑造的结果，也是改变国家权力的关键变量。历史已经证明，每一项重大技术的革新都会影响世界秩序的力量平衡，从而带来地缘政治的变化。如今，人工智能已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被视作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政治权力博弈、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战略高地。
不同于过去霸道占领他国领土的野蛮行径，在数字文明时代，国际政治正在从地缘政治向数字地缘政治，甚至技术政治转变。这就意味着，谁控制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谁就能获得推动政治变革的“最强大脑”，在未来的数字战争中受益。当前，无论是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技术还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其背后的数据、算法都暗含着意识形态内涵。垄断着当今优势技术资源的西方超级帝国正在借用技术的无形之手操控着整个世界的信息环境。一方面，他们牢牢掌控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制定权，通过技术租赁、应用授权等方式再造“依附支配”的全球新形态，进而形成技术殖民主义、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借由“技术向善”的名义悄无声息地对其他国家展开有关政治立场和价值信仰的“长臂管辖”，被迫接受隐形命令的个体被禁锢在圈定好的意识形态场域，技术官僚通过超级智能系统实现了对全球公众的头脑支配和思想统治。
2. 经济刺激：疯狂扩张下的资本增殖
哈桑在剖析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时指出，“永无止境的自由市场竞争使得技术的发展不再是机遇式的、偶发的，正是资本主义竞争赋予技术以自治性”。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中，资本部署技术的速度直接影响资本增殖的速度。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的数字界面和全新的在世体验，但作为幕后推手的资本已借技术之名，使世界的一切都服从资本发展的逻辑程式。资本一方面竭力向人们编造“技术能带来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故事，借用各种可穿戴设备、交互式音箱、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实体，让人们相信技术足以孕育出超越人类想象的崭新文明；另一方面将技术加以数据化和商品化，通过数据交易、技术垄断等手段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创造虚假的数据需求，进而实现资本的增殖与扩张。
在数据和算法逐渐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当代社会，数字资本逻辑驱动着这些资源选择性地向能够创造高额利润的方向流动。对于资本而言，只要能通过技术手段在数据金矿中不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就能够将用户的注意力时间和行为轨迹等数据信息转换为经济收益，进而操控数字领域内的一切生产和消费活动。事实上，人们在数字空间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早已被资本无偿纳入自身所属的技术体系。资本玩家打着“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旗号，以技术的封闭性和算法的独特性搭建一个“数据反馈循环系统”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为人们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资本积累动力。进入系统的人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被物化成生产一长串0和1代码的工具人。他们的需求和快乐看似在数字平台上得到了满足，但他们的生命意义实则被圈定在资本主义的控制论想象中，与资本的垄断生产深层捆绑起来，个体的价值被简化为资本增殖的载体。
3. 个体追求：对劳动解放的美好向往
从自然经济的石刀钝器到工业时代的机器工具，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人类从未停止寻求劳动解放的脚步。聪明的人类不断发明新技术、制造新工具，通过使机器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生产力，增强自身劳动能力，减轻身体所承担的劳动重负。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就其本身来说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荷的一种手段，机器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
尽管劳动解放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但技术的进步仿佛为人类无限接近劳动解放提供了一条可预知的路径，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终极目标成为可能。如今，人们只需要发出一声口令或按下一个按钮，就能让机器自动化地、持续性地代替人类从事繁重、危险、机械的体力劳动，或简单、重复、程序化的脑力劳动，并且在整个运转过程中，机器不会受到任何诸如情绪、疲劳、意志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人类凭借技术不断超越物质肉身的生物学限制，过往的劳动样态和组织方式被彻底颠覆。在技术的帮助下，人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再受困于传统意义上的繁重劳动带来的身体痛苦和心理压抑，而是实现了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最大限度减少甚至消除。技术将人从生产环节中抽离出来，使人在自由时间里消费空余时间的设想成为可能。在赢得更多时间主权的解放进程中，人的自由自觉主体不断获得最大程度的激活，人类自古以来对劳动解放的美好向往也被不断强化和加深。
技术已然成为一种散布于整个社会的须臾不可离的事物，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被无所不在而又无象无形的技术所包围。正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说的，“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技术逻辑全面介入人类社会并潜移默化地对人进行反向驯化和改造，必然造成自我主体迷失、身体认知失真、共识体系破坏、盲目崇拜技术等反智倾向。
1. 主体退化：技术依赖使自我主体迷失
主体是一个与客体相对应的哲学概念。人的主体性是在与客体相互建构、相互作用的影响下，通过思想和行动内化形成的。如果人失去了对自我意识的能动控制和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改造，人就不再是完整的了。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显现出规训和重新格式化人类的潜力，逐渐成熟的技术系统似乎开始争夺人类有限的生理带宽。如今，技术如同幽灵一般占领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人类紧紧包裹在由数据和代码编织的数字空间中。我们所熟悉的经验世界在技术的介入下被不断颠覆和改写：出行靠自动驾驶、听歌靠算法推荐、做家务靠扫拖机器人……。现代人几乎所有的工作、生活和娱乐需求都可以在智能技术提供的便利下得到满足。
表面上，作为客体的技术看似在不断为作为主体的人类减轻劳动和创造价值，但实则悄无声息地消解着人的主体性。人们似乎越来越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但其实越来越受制于技术的座架。显然，技术的环境化已经使整个世界变成一种技术的质地，无处不在的技术早已超越基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成为维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性设施架构。身处其中的人们无力拒绝界面化的生存方式，也无法逃避技术体系的统治原则。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反而为技术的越界创造了条件。随着技术的义肢性功能被无限放大，人类愈发沉迷于技术建构的“主体能力”，逐渐将决策能力、交往能力、情感选择等属人的能力让渡于技术。例如，在近期针对无人驾驶汽车“萝卜快跑”的微博话题讨论中，有网友兴奋地表示“自己终于不用学开车”“不需要考驾照”了。尽管驾驶技能只是人本质力量的众多的现实确证之一，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能力被机器的程式化所取代，“人既会丧失表达自我聪明的‘费力学习’的内在主体性，又会丧失脱离技术体系的主体能力”。终有一天，现代社会将被打造成一个“蠢人的市场”，“主体性”这一赋予人类本质光辉的标志属性将不复存在。
2. 理性异化：技术进步主义的极端幻想
人类的身体从来都是一个有缺陷的结构。动物们都各获其长，而人既无尖齿也无利爪。因此，人类必须借助生物遗传之外的技术力量，获得增补性的生物机能，以克服人类自身缺陷、延缓自身的消亡。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的进化本质上是一个动物性退化和技术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过去，人们用机械化的流水线代替肉身的手和脚，用飞机发动机的速度取代人类生命的自然节奏，用超级计算机的算力加快人脑的运行速度。如今，技术更是无孔不入地“扩散”到人类的器官功能、身体机能甚至神经系统。无论是外化于手的智能移动终端还是内化于身的微型生物装置，人类凭借技术克服和弥补了各种所谓“神”设计的缺陷结构，人体原有的机能被突破，人类的能力得到增强。
当技术打通了去往不同交流时空和存在方式的入口，改造和驯服自然就不再只是美好的生活幻想。人类在技术的怂恿下衍生出一种技术进步主义的狂妄思想，“技术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这种对技术的极端幻想使得人类不再满足于改造自然，而是试图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从“仿真身体赛博人”到脑机接口技术下的“用意念玩游戏”，人类正在不遗余力地扯下人性的神秘面纱，通过重新设计自身将物质的身体从生物性的限制下解放出来，进而摆脱自然进化的时间束缚。当我们自以为掌握了人性的设计图而成为世界的造物主，我们的身体也在技术的作用下被改造、替换成“他者”的身体。借用经典的哲学问题“忒修斯之船”来看，失去了独特性的“人”还是“人”吗？
3. 社会分化：信息偏狭破坏共识体系
不管是国家政权的初期建立还是长期统治的存在延续，都需要通过社会主体间平等对话的理性说服来调和相互冲突的多方利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基础，进而保证政权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一直以来，以机构媒体为中心的传统媒体被视作构建社会共识的重要角色，其通过中心化的议程设置、报道框架，媒体协商的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共识的构建。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出现，过去由机构媒体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渗透遭遇了所谓的“渠道失灵”。借助技术赋权，各种意见和观点在互联网这一公开的自由市场中发生连接和碰撞，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体走入公众的视野，并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一种以迎合用户为目的的信息分发技术，使人们在接触、获取信息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内容。在强调个性化的推荐机制下，具有相似特征和偏好的社会群体陷入同质化的信息和态度中，进而出现信息偏食行为。换言之，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一种单向进化的学习思路，进一步将人们束缚于特定的、封闭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中。久而久之，构建共识所需要的信息基础便在“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送机制中被消解。当个体将个性化的内容当作理解世界的全部线索而与他人展开交流时，必将出现鸡同鸭讲、不知所云等沟通障碍。这不仅加剧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裂痕化和碎片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实质是对更高程度上的社会共识的破坏甚至瓦解，长此以往，必将危害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存续。
4. 技术神化：科技迷恋崇拜新式“物神”
人类历史从来不乏拜物教，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物神随着历史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当技术愈发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强有力工具，技术乌托邦主义思想也在技术进化论观念的主导下逐渐浮现，甚至衍生出技术迷恋与技术崇拜，技术乌托邦主义背后普遍存在一种技术迷思现象。在人工智能逐渐脱离人类智能而展现令人惊讶的智慧能量的今天，智能技术被赋予一种特殊的“魅”，人们建立起对技术的神话式认知。从将永生的渴求寄于人工智能的硅谷CEO们，到大胆预测人类将在人脑与人工智能对接后进化成神而实现永生的尤瓦尔·赫拉利，再到创立人工智能宗教力图促进神的实现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将技术神化的态势已在人类社会中初见端倪。
尽管科学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被动智能的初级阶段，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超凡技术的人类也只占少数，但对未来因技术崇拜而可能生成的消极图景，要做到未雨绸缪。倘若有一天，技术所散发的“魅”变成一种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技术将成为一种认知的栅格，人们会通过它们筛选出所谓的“真理”。届时，技术拜物教的信徒们必将心怀盛大的希冀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所有张贴着智能标签的技术，天真地相信技术拥有改造世界的神力，可以单纯依靠技术建立起人类世界的理想国。当人类在潜移默化中生成对技术的认同因子，陷入对技术的无限狂热和崇拜，就意味着掌握着技术资源的资本主体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统治效力。因此，本质上而言，技术拜物教是由资本所操纵、制造的物神崇拜系统，它遮蔽了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当看不见的技术成为人们所膜拜的神，天真的人类其实已落入资本的骗局，他们崇拜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技术之神，而是技术的“造物主”——资本。
面对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越界，人类不应该被动地把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技术，任凭它朝着可能不利于人的“反智”方向发展。在几乎不可逆的技术发展环境下，顺应社会智能化的潮流，重建技术伦理、重思人机关系是回归技术益智的必由之路。
1. 重识主体：人类具备解救自己的最大可能性
在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一种能帮助人类实现各种目标、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手段和工具，技术无疑是成功的。技术的解药性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人类文明的先天性脆弱，使人类能够在遍布荆棘的大地上健全地生存、繁衍和发展。技术对人类的重要程度早已不言而喻，正如赫勒所说，“如果科学和技术停止发展，现代世界将会崩塌”。但随着我们不断地与技术展开深度联结，技术似乎并不一定会朝着原本人类设想的方向发展。人们兴致勃勃地创造了人工智能，却发现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令人担忧和畏惧的异他力量。技术不断突破它的工具属性而朝着类人的方向发展，人机界限变得模糊，对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日益形成强烈的冲击。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被蒙住双眼的“盲人摸象”，面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迷思和正在倾斜的主从关系天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将成为救赎自身的最强力量和重要凭借。人不同于动物，不仅要有感性的欲求，更要有坚守理性的法则和随之相伴的自由意志。作为康德眼中的理性存在者，人类因理性而成长，也因理性而伟大。因此，要想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造福生命的益智工具，我们应该激发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使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技术体系真正成为“为我之物”。作为主体的人需要跳出多年来对机器“被动应答”的惯性，脱离人对机器之运作、机制、功能、要求的单方面接受的行动逻辑，通过有意识地调节和磨合主体与机器在互动、协同和融合过程中的距离尺度，不断抵抗、挣脱智能技术的宰制，让智能机器始终朝着辅助人类的“上手”工具的方向发展。
2. 重建伦理：完善伦理规约确保人机价值对齐
在数字智能社会，主体发展面临的生存困境本质上是人们未处理好人机价值对齐的技术伦理问题，也就是说，机器的目标、决策、行为与人类的指令、偏好、利益、价值需要保持一致。如今，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惯常，算法推荐也在影响人们的认知偏好，技术律令愈发凸显技术的自主性。这不得不让人担忧，人类最终会不会成为技术的载体而不是技术的主宰。事实已经证明，有目的的算法、有缺陷的假设都可能造成社会系统的畸形。从种族主义的面部识别到性别歧视的自然语言处理，再到头脑控制的算法决策，对齐失败引发的技术异化会不断削弱技术带来的收益和社会福利，带来人类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技术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但技术的行为逻辑和运作模式从来都不是自生的，而是人为的。虽然技术的进化使其能够影响人类的生物属性，但从本质上而言，技术所带来的效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对齐机制的完善。技术目的与技术路线始终是社会价值选择和建构的结果，要想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社会福祉，我们需要塑造更为清晰和完善的伦理边界，以确保人机价值对齐。我们应该秉持“技术伴随”的观念，不仅要从技术的行为结果反向规范道德和反思伦理，更要关注人与机器的关联，“使得设计者、技术物、使用者、使用情境都在一个内在的整体中进行着道德伦理实践”。技术的伦理问题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开发与使用，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历史传统的社会问题，关联着整个社会文明系统。这也就意味着，包括人类需求、公平正义等在内的多重社会价值都必须融入技术本身。只有这样，我们建构的技术伦理体系才能更完善，凝结着诸多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才能最大程度上朝着造福生命的益智方向而非束缚生命的反智方向发展。
3. 重思关系：正视人机共生甚至平等交往的可能
在面对人机关系的问题上，机器的工具性和代具性一直是人们理解技术的主要思路，人们往往只关注人机关系的互补性，而忽视了人机关系的同构性。在强调互补的人机关系中，技术只是作为一种中介性的工具而存在，人与技术是两种完全异质的实体，而同构概念则强调建立一种人与机器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新型关系。随着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渗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技术被“社会化”的同时，人也在被“技术化”。重新定义人类与那些亦敌亦友的机器的关系，正视人与机器共生甚至平等交往的可能性，才有可能为人机关系提供一种正确的认知图式和行动指南。
虽然智能技术会带来各种风险和挑战，但人类进化史表明，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为人类进化创造了必要的手段和条件。正如《纽约时报》高级科技记者马尔科夫所言，“技术一方面可以取代人类，另一方面可以延伸人类智力，增强人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禁锢，看清人与技术的发展全貌，才有可能建立合宜的人机关系。美国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斯加鲁菲大胆预言，“自然和人工的联姻是必然的，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美国人类工程学家彼得·汉考克也认为，“理想的人机关系不是人主宰或者奴役机器的过程，而是人机共同进化与进步的和谐关系”。关于未来人机关系的准确走向，目前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勾画出大致的轮廓，为理解人机关系迈出关键的一步。
当前，我们正处在技术时代的“奥本海默时刻”。面对因为技术而变得愈发不稳定的现实世界，人类的现代性生存再一次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站在这个充满未知的路口，人类要么因为转向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而使整个社会宇宙朝着“乱纪元”的方向加速沉沦，要么在新的可能性上重新组织起来创造“恒纪元”中新的“宇宙文明”。最终是何种结果，关键还在于人类自身。只要我们意识到技术的狂飙突进可能导致各种异化现象，开始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并将注意力移回至人类本身，那么就不算为时已晚。虽然眼下人类已经把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数据化和技术化，但我们从来都不只是数据。人类强大的创造力、能动性、批判性，以及错综复杂的心灵和情感，才是人之为人的意义。
责任编辑：玉 水
审 核：史拴拴
终 审：吴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