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进 ||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理论审视与指标体系构建

内容提要

文化风险评估是识别文化安全风险的前提，是守住文化安全底线的尺度，是有效应对风险的举措。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针对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冲击、非主流文化对核心价值体系消解等状况的整体评估，是通过定性和定量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因素类型化，进行若干层次的数字化评估，从而构建一个综合性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因此，必须梳理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生发条件，关注文化领域面临的不安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脉络，从而评估文化安全风险中的动因、系统及其与社会活动的关联度。在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可以PSR模型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从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三个方面选取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将国家文化安全风险体系分为三个子系统——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价值观安全，并分别建构单个子系统的“压力-状态-响应”评估架构。

关键词：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价值观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随着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国家安全风险也从单一领域风险扩展至国家内外、事件间的耦联风险。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必须高度重视从意识形态角度防范文化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文化面临的风险纷繁复杂、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规范不统一、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非常态化、风险评估的基础性方法也未达成共识等现状，均给文化安全风险评估带来阻碍。因此，文化安全风险评估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全过程、跨领域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的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功能，全面系统梳理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生发条件，关注文化领域面临的不安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脉络，从而评估文化安全风险中的动因、系统与社会活动的关联度。在合理选定评估指标筛选原则的基础上，以压力、状态和响应模型（下文简称PSR模型）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我国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安全风险评估提供可靠参照。

1. 问题的提出和概念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文化安全纳入其中，使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子系统。文化安全是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受到威胁或遭遇危险的状态，涉及保障持续安全的能力，是“彰显自己文化价值的特色和优势，保持自己文化话语权，应对文化渗透的能力和实力”。文化安全与文化风险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文化安全是指现存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过程不受文化霸权主义的颠覆性影响，民族价值观不受重大威胁或颠覆性破坏的状态；文化风险是指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因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后发国家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传承演进过程受到文化强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挤压而断裂，导致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瓦解，进而损害民族利益的风险。

2. 文化安全风险的要素选择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安全风险要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思路。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包含经济、意识形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要素；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包含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等要素。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性理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汤普森的现代文化意识形态理论，都主张通过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建构世界新格局。在广泛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以我国文化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指标。

文化安全风险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受到侵蚀的可能性，涉及一段时间内一国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总体风险、某一领域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关于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关于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因此，面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等文化领域的不安全和风险，准确评估客观形势是构筑我国文化安全屏障的前提。

3.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理论展望

在文化安全理论领域，学界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国家文化安全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习近平关于文化安全的论述等内容。但是，专门针对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文化安全形势评价领域。在文化安全形势评价方面，有学者认为对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进行科学评估是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依据，尝试借鉴PSR模型理念构建国家文化安全形势五层次评估指标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在梳理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冲击、非主流文化对核心价值体系消解状况的整体评估，其内容主要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的范畴。我们将以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价值观作为评估要素，通过定性和定量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将影响文化安全风险因素类型化，进行若干层次的数字化评估，从而构建一个综合的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文化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处于深层次地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深层次、全方位、潜移默化的，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和保障。《“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建设有两个基本向度，即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那么，文化安全的状况如何？如何制定出更有效的文化政策？如何在文化建设上精准发力？如何评价当前的文化政策和举措？我们认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可以有效弥合文化安全理论、文化安全政策与文化安全现状之间的缝隙，进而有利于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处。

然而，学界和实务界对为何及如何进行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认识仍不到位，缺乏文化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成果，更没有形成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案，实践上文化安全风险评估仍然停留在主观判断或后知后觉的阶段。这很显然不利于我国文化繁荣大业，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的要求不相符合。因此，本部分主要回答为什么需要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否具有可行性等基本理论问题。

1.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识别文化风险的前提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贝克（Ulrich Beck）就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做出了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的判断。文化安全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征，我国文化安全也面临重大风险挑战。识别文化安全风险才能有的放矢地应对文化安全风险，然而文化安全风险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风险。文化安全风险的特点决定了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文化安全风险具有多样性。当前我国文化面临多重风险因素，既有外部风险，也有内生风险。外部风险主要是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和西方多元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西方国家文化霸权是其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的坚实支撑。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所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西方国家长期敌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试图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一方面，西方利用一切可能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与认知战，鼓吹政治多元化等西方文化，使得一些国人产生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不良心态；另一方面，西方封锁、打压中国文化，利用西强我弱的传播优势肆意歪曲中国文化。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在我国传播并产生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产生了冲击。

内生风险主要指社会转型产生的文化认同风险、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风险和文化传播能力不足的风险。一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结构变化带来了文化认同的风险。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利益多元、阶层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快速变迁，这影响了民众的文化认同，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质疑，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冲击。二是存在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风险。“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源泉。然而，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自主性产生冲突，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增多的契约关系产生冲突，当代中国开放包容、汇通中西的过程中存在西方文化入侵的风险。三是存在文化传播能力不足的风险。文化传播能力不足的风险主要指因缺乏有效的传播渠道和平台以及传播科技应用不足而虽产生好故事但没有好声音的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传播能力建设，强调我们既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传播好中国故事。然而，一方面，当前西方国家仍然占据全球传播格局的霸权地位。有国内学者通过舆情大数据研究发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影响着拉美、东非、南非、东南亚等地区部分国家涉华舆情，这些涉华舆情形成共振关系，其偏见指数明显偏高，负面、抹黑中国的内容明显偏多。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传播日益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大模型技术走在时代前列，可能进一步强化西方文化的智能传播，这要求我们加紧构建智能传播格局，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其次，文化安全风险具有叠加性、耦合性。文化安全的风险因素相互叠加、耦合主要指文化风险的传导和扩散导致文化风险因素之间及文化风险因素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风险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例如，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碰撞、政治冲突可能引发文化危机、社会变革可能影响文化传统等。文化风险叠加和耦合特征使得文化风险演化过程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既可能渐渐放大，也可能骤增。文化安全风险的传播犹如水中涟漪，风险从起源处不断扩散，风险的范围可能不断扩大，强度可能不断增加。

最后，文化安全风险具有潜在性、模糊性。文化安全风险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风险，具有潜在性。文化安全风险的潜在性指的是这些风险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文化安全风险可能在人们的日常交往、媒体传播、教育实践、政策制定等过程中潜在地存在，它们可能潜伏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不易被察觉，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逐渐积累和演化，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文化歧视、文化偏见、文化排斥等问题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悄然发生，看起来微不足道，不会直接引起损害，但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文化分裂甚至暴力事件。

文化安全风险具有模糊性。其一，文化安全与风险的边界是模糊的。影响文化安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常常纠缠在一起，这使得文化安全与风险的边界不清晰，需要辩证把握。例如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利用全球化，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对我国进行恶意的文化渗透。再如文化发展需要科技，然而科技又会导致人们与传统文化的疏离。其二，风险演变过程不透明，风险影响大小常常难以准确评估。一方面，文化安全风险的生发演变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这使得整个演变机理十分复杂，甚至是个黑箱；另一方面，文化安全风险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缓慢的、长期的。这些因素使得文化安全风险影响是模糊的，难以准确界定。

总之，文化安全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潜在性、模糊性等特点使得文化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首先要从多维度、多角度认识和评估文化风险，创新文化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以降低文化风险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不良影响。

2.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守住文化安全底线的支撑

“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此情况下，我国文化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有效进行文化风险评估能够相对精准地度量文化风险的状态，把握守住文化安全底线的尺度。

首先，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有助于度量文化安全。文化安全表现为两个基本向度：对内表现为国家的统治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国家的防御力和影响力。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一种分析和度量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性手段，它将文化安全的若干向度转化为具体的指标体系，进而通过对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性考查和评估，以确定文化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和风险。对内，文化安全风险评估关注党对文化的领导力、国家文化认同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力、文化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等。对外，文化安全风险评估关注国家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以及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

其次，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守住安全底线的需要。底线思维是当前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的基本功。在应对各类安全风险中充分运用底线思维，要时刻牢记“木桶效应”，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文化安全的底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把握文化安全风险状况，科学评定各领域、各层次的文化安全风险等级，从而为我们守住文化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文化安全提供依据。

最后，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建立有效安全防范机制的需要。文化风险是不断变化的，文化风险评估是建立有效风险防范机制的基础。有效的文化安全防范机制是由文化安全风险感知、评价、应对措施的诸多要素和环节构成的机制和体系。文化风险评估有助于确定哪些风险需要优先关注和处理，从而合理分配资源和制定防范策略；文化风险评估有助于提前识别和理解潜在的冲突点，从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文化风险评估有助于对文化产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确保其质量和安全性；文化风险评估有助于对任何新的文化风险因素做出及时反应；文化风险评估有助于根据风险变化情况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建立持续改进的防范机制。

3.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有效应对风险的行动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安全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应对国家文化潜藏在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舆论环境等领域的风险和危机，“要讲究辩证法，处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能够为构建“内外联动”“攻守兼备”的协同机制、系统增强文化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方面，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能够及时防范主流文化受到威胁。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必然会对传统文化形成威胁和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传统文化安全不仅关乎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文化建设的性质和走向。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凭借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对我国各个领域进行文化输入与渗透，传播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文明等级论”，企图打击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动摇我国主流文化。而文化风险评估可以客观评估民族文化安全系统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民族与世界的矛盾、外来与本土的矛盾等，梳理出我国主流文化面临的挑战，从而有利于及时、精准防范主流文化风险。

另一方面，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能够有效遏制非理性文化滋生蔓延。网络在拉近人与人距离的同时，也导致部分群体产生盲从心理，陷入“偏见陷阱”，使网络中滋生诸如“饭圈文化”、网络“道德审判”等非理性文化现象，驱动文化走向娱乐化、庸俗化，形成无秩序化、群体化的文化暴力。而客观评估社会理想与个人价值观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主流与多元的矛盾等文化领域的风险，梳理出我国非理性文化存在的状态、原因，有助于及时、有效遏制非理性文化风险。

在文化安全领域，我国在风险评估机制的系统化、风险评估方法的标准化、风险评估实施的常态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因此，必须从方法的筛选、原则的确定、思路的梳理和指标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加快我国系统性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创新。

1.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

当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没有创建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专门方法。但风险评估历史悠久且方法丰富多样。20世纪50年代，随着核能技术的发展和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对环境和健康的风险评估需求增加，风险评估开始受到重视。其后，风险评估方法、工具不断被开发和应用，比较有影响的有故障树分析（FTA）、事件树分析（ETA）、层次分析法（AHP）、风险矩阵、PSR模型、DPSIR模型等。PSR模型，即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和响应（response）模型，由拉波特（David J. Rapport）等为分析和评估生态环境系统状态而提出，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完善和改进，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安全、灾害损失、城市及社区韧性等多个领域的风险评估。相较而言，PSR模型的广泛适用性及其逻辑、结构与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相契合，将PSR模型引入文化安全风险评估中具有可行性和独特优势。首先，PSR模型中的压力、状态和响应体现了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适应文化安全风险评估中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的多重因素及其复杂互动。其次，PSR模型具有清晰的结构，能够揭示文化安全中的动因、系统与风险的链式关系，能够展示文化安全风险演变的动态演进和内在逻辑，能够清晰展现文化安全风险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因此，我国学者韩源等认为PSR模型与文化安全风险评估逻辑是相似的，可以借鉴PSR模型设计文化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具体来说，基于PSR模型，可以将文化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安全风险过程进行格式化拆解，梳理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生发条件，分析文化领域面临的不安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脉络，评估文化安全风险的动因、系统及其与社会活动的关联度。因此，运用PSR模型进行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表征了社会各类活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及造成的破坏、特定时段文化领域在此影响下的安全指数变化情况，以及社会群体通过一定的行动减少人为因素的负面影响的情况。运用动因、系统与社会活动的PSR模型对文化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强调文化系统与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体现了分析和化解文化安全风险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可能导致文化安全失去其原生态的平衡，而国家作为维护文化安全的主体应适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之重新达致平衡状态。这种压力、状态和响应的循环形成了人类行为与国家文化的链式关系，通过多次螺旋式上升，人类行为与国家文化相互交织、不断发展。

2.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基于模型在文化安全风险评估领域设置评估框架体系，与现阶段从单一静态角度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法相互补充，可以更加准确清晰地分析社会影响与文化安全风险之间的关联，能够验证研究文化安全风险问题的适用性。同时，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能真实地反映文化领域建设的实践成效。因此，在选取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时，应选取表征文化安全领域整体变化趋势的参数来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一要遵循科学性原则。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应有科学依据，并能客观真实反映我国文化发展的状况，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特征，所选评估指标、权重及指标计算符合科学决策原理，各项评估指标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文化领域的发展规律、演变趋势。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采用PSR模型研究文化安全风险问题，要识别文化安全风险领域动因、系统与社会活动的影响因素，初步确定备选指标，根据相关原则提取评估指标后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揭示文化安全风险的动因、状态和响应之间的关系，从而刻画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二要遵循可操作性原则。在数据指标排序中，要优先考虑一些具有很强概括性、信息量大的数据，同时考虑来源稳定并真实有效的数据，所需数据要具有易得性，且易用于对比与评价，从而增加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把以压力、状态和响应为要素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要在风险的形成、化解和总结过程中分析影响文化安全要素，从过程角度分析影响文化安全因素的复杂问题，将文化安全拆解成风险影响的来源、风险产生后的状态及相关组织所采取的举措等关联元素，从而为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提供可操作性环节。

三要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构建文化安全综合评估指标，要使“压力-状态-响应”的各子系统中的每个指标相互联系，成为一个层次分明并能全面反映各方面因素的有机整体。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的筛选整体遵循客观量化数据和主观判断文字结合的原则和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的原则，既要进行数学方法量化分析，又要通过文献资料开展定性研究，从而使评估指标体系更科学合理。依据PSR模型构建的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要通过描述、评价可测量参数分析关联现象，分析国家文化领域风险动因，系统性表征我国文化安全风险存在的基本情况，揭示我国文化领域内部联系与发展规律，从而提升评估的全面性和可行性。

3. 文化安全风险指标设计基本思路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元素包括风险识别、风险研判、风险评判等。风险识别是对文化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进行描述，风险研判更多强调对文化安全风险动态演化过程的剖析，而风险评判是在识别和研判的基础上对当时文化安全状况的整体评判，最终形成特定时期的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依据PSR模型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通过从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三个方面选取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可将国家文化安全风险体系分为三个子系统——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价值观安全，并分别建构单个子系统的“压力-状态-响应”评估架构。

文化安全风险的压力是来自内外各种力量对文化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文化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各类人为活动对文化安全造成的压力。文化安全风险的压力评估指标描述文化安全风险的根源及现状，涉及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等的安全风险的源头。意识形态的压力涉及我国与西方的矛盾、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民族文化的压力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外来与本土的差异；价值观的压力涉及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矛盾、文化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文化安全风险的压力评估是量化风险评估指标的关键，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既是难点也是创新点。

文化安全风险状态是国家文化在外界施压下系统呈现的状况，即国家文化系统在受到内外压力影响时呈现的状况。文化安全风险的状态评估指标是描述各类人为活动对文化安全造成的压力，以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等子系统受压后呈现的状况。意识形态的状态涉及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指导思想等；民族文化的状态涉及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自豪感、文化的冲突等；价值观的状态涉及文化环境、文化精神、文化资源等。

文化安全风险响应是文化系统在受到内外压力影响的情况下根据文化呈现状态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修正等举措减少文化系统受到的负面影响，帮助文化系统恢复正常状态。文化安全风险的响应评估指标是描述社会主体通过各种行动预防和减少社会主体活动对文化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会主体给文化系统带来不利影响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意识形态的响应涉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等；民族文化的响应涉及优秀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等；价值观的响应涉及倡导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责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制机制等。

4. 文化安全风险指标体系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是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的综合体现，其中意识形态风险指标是核心要素、民族文化指标是根源要素、价值观指标是主轴要素。以PSR模型为基础的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必须充分考虑其价值内涵、影响因子、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以文化安全体系为总体层，关注文化安全整体水平；以意识形态安全等要素为系统层，关注系统层的安全态势；以评估指标体系为目标层，关注意识形态安全等。在此基础上以意识形态安全等具体内容为准则层，通过设计可度量、可比较的单项指标，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的理论图景（具体内容见图1）。

本研究利用PSR模型，对文化安全风险评估基本逻辑、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等进行了论述，重点阐述了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是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的综合体现，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价值观安全是系统目标，构建了国家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确立了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和评价标准。该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我国当前文化所面临的风险源、文化风险的状态及其响应能力，针对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中的系统状态、改变原因以及应对举措进行评估，直观反映我国文化所面临风险的大小、承受风险能力的强弱及应对风险能力的大小，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文化风险的现状。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落地要在系统化、标准化、常态化与精准化方面持续发力。具体而言，在风险评估指标的系统化方面，在国家层面成立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机构，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化风险评估机制，统筹不同领域系统性风险评估；在风险评估标准化方面，进一步细化文化安全风险的分类分级标准，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风险标准化评估框架；在风险评估的常态化方面，瞄准意识形态风险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重点领域常态化的风险评估机制，定期形成我国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在风险评估精准化方面，提高对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等单一领域风险评估的精准化，加快数字化和智能化文化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加强文化安全系统性风险评估的精准分析，构建跨层次文化风险评估方法，实现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的精准化。

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过程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会影响评估结果的精准性，尤其是文化安全风险在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压力、状态和响应情况，其评估结果更多地体现为历史数据和主体经验，评估指标带有主观色彩。而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没有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量身定做评估指标体系，导致所得结果也无法比较。本文试图借助PSR模型，对文化安全风险评估基本逻辑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设计，揭示压力、状态、响应指标在文化安全风险领域的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价值观三个子系统中的体现，呼吁广大学者凝心聚力为维护文化安全出谋划策，回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如何进行文化安全风险评估这一时代难题。

〔责任编辑：洪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