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君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东晋立国，有关西晋亡国的责任问题是其难以回避的政治议题。这一议题不仅承载着渡江名士的政治情感，也牵涉东晋王朝的权力分配。东晋士人的普遍认识是名士清淡与政治兴衰无关。这种认识既是门阀统治结构在意识层面的表现，也与两晋之际统治集团人事关系密切有关。“中朝倾覆”“神州陆沈”这类话题是东晋时政运作的结果。如东晋初年的批评是晋元帝“刻碎之政”的舆论表现，庾翼、桓温的批评则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的崛起有关。操纵话题者既无力清算历史问题，更无意改变门阀统治的结构。门阀统治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东晋的主流，这是批评王衍、追究西晋亡国责任的言论难以被士人普遍接受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东晋、门阀、名士、历史议题
咸宁六年（280）三月西晋攻灭孙吴，终结了自东汉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的大分裂之局，这本被视作治世的开端，然而西晋的大一统之局维系不到二十年，便陷入宗王方镇相争的乱局之中。随之而来的永嘉之乱再度开启了乱世，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分裂之局延续近三百年。正因西晋灭亡的重大影响，东晋立国不得不对这一历史问题有所反思，其中一种重要观点认为西晋朝廷崇尚名士做派的风气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灭。然而，新建的东晋王朝不仅没有清算西晋的社会风气，反而让这种风气随着名士渡江而流播于建康。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索东晋立国中的历史情感、主政者的身份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运作，以期明了东晋王朝的建构意义及其作用方式。
《世说新语·言语》载：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时间是永嘉元年（307）七月，当时他被西晋怀帝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司马睿在建武元年（317）三月称晋王，在太兴元年（318）三月称帝。东晋王朝的创建是以司马睿的安东将军府为政权基础，以其所都督的扬州江东地区为地域基础，同时以侨姓士族的支持及江南吴姓士族的配合为统治基础的。由于司马睿的封国为琅邪国，他在孙吴旧地建立东晋，便有“寄人国土”之感。晋元帝提出“寄人国土”的问题，除了站在琅邪王的立场上议论所辖疆域的变化，还站在晋王朝皇帝的立场上感慨建都地点的变迁。司马氏在高平陵政变之后夺取政权，以洛阳为政治根本地区，相继平定淮南三叛，讨平蜀汉，兼并孙吴。然而，洛阳在永嘉之乱中被匈奴汉国的军队所攻占。对于以重建晋王朝为政治号召的司马睿而言，无法在洛阳建都是他“心常怀惭”的重要原因。
“心常怀惭”的并不只是西晋宗室、东晋创立者司马睿，渡江侨姓名士的心态普遍如此。《世说新语·言语》载：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温峤是并州刺史刘琨的使者，他奉命来到江东的时间是晋愍帝建兴五年（317），同年司马睿称晋王，建年号建武。温峤向王导所陈的内容是西晋王朝覆灭的惨痛，故而引发悲情，与王导对泣。《世说新语·言语》又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文中的“周侯”是周顗，他曾为东海王司马越之子司马毗镇军将军长史，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是西晋朝廷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司马睿在政治上的提携者。永嘉元年（307）司马睿渡江时，周顗为军咨祭酒，当与司马越的人事布局有关。此后，周顗出任荆州刺史，从侧翼保障建康的军事安全，但随后在杜弢之乱中失去权力。周顗回到建康后仍然受到司马睿的重用，继续担任军咨祭酒，并转为右长史，这是军府的最高层僚属。建武元年（317）司马睿称晋王，周顗任吏部尚书，负责新朝廷的官员铨叙。太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周顗加太子少傅，后转尚书左仆射。无论在安东将军府，还是在司马睿的晋王朝廷、晋皇帝朝廷，周顗始终是决策圈的核心成员。同时，周顗还是两晋之际建康士林的名士领袖。《晋书·周顗传》载：“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前引《世说新语》所载周顗“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语，正与司马睿“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相呼应，这反映了东晋君臣具有共同的对北方山河的认同意识。
王导所持的是同样的观点，只是他并未停留在失败的情绪中，而是积极发出“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号召。此后东晋一朝时常有人提出这一主张。《世说新语·言语》载：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与谢安的对话发生在永和二三年间（346或347）。王羲之所言“四郊多垒”，刘孝标注引《礼记》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东晋立国三十年后，王羲之心中仍有“卿大夫之辱”，号召士人“人人自效”。谢安虽然持反对立场，但在二人的对话中，谢安是辩护方，王羲之是发难方。王羲之以性情自得著称，其东床坦腹的故事堪称魏晋名士风度的极致，连他都认为“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可知这一主张在东晋中期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世说新语·轻诋》载：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余嘉锡先生认为桓温北伐及与袁宏对话的时间是太和四年（369）。桓温与僚属登上平乘楼眺瞩中原，将“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的责任归咎于王衍（王夷甫）等人，这一主张遭到名士袁宏的反对。袁宏认为朝代的兴废是运势所致，与人事无关，桓温便以东汉末年刘表所养无用之牛被曹操所杀的例子来警告袁宏。太和四年（369）北伐是桓温三次北伐中的最后一次，他一直尝试通过北伐来建立政治权威推动改朝换代，但未能得到建康门阀的支持。在这一时政语境下，将西晋亡国视作名士阶层的责任，成为桓温批判阻碍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建康门阀的一种话语方式。
追究西晋名士的亡国责任，并不止于政治人物在特定场合的发言，东晋史官还以编撰史书的方式予以了盖棺论定式的评判。其中代表作是干宝的《晋纪》。干宝《晋纪》二十卷，“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对西晋历史进行了完整的撰述。《晋纪》的成书时间在永昌二年至咸康二年间（323—336）。咸康二年（336）是干宝的去世时间。《晋纪·总论》中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之言，可知其总成于永昌二年（323）司马睿崩殂获得庙号与谥号之后。《晋纪·总论》认为西晋的崩溃始于晋武帝的崩殂。其文曰：
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郤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网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
“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是干宝史论的核心思想。失德的具体内容是“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网解纽”。当官不恪职守、求官不循规则，历朝历代皆有这种现象，干宝之所以予以特别关注并将之视为严重的问题，乃在于这种不良作风得到了社会的容忍甚至鼓励，“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推究其因，缘于西晋的价值追求与以往不同。干宝从“当官者”“进仕者”“行身者”“谈者”“学者”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前二者涉及官场政治风气，后三者涉及士人修身问题。官场风气是士人修身状况的社会表现。《晋纪》史论表明，东晋对名士政治责任的认识已经深入价值观层面了。
在追究西晋名士亡国责任的同时，东晋还存在着相反的声音，前述谢安、袁宏即为其中代表。谢安认为名士清淡与政治兴衰无关，袁宏认为政治兴衰是时运所致。二人言论合并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即认为政治有其自身的规律，西晋的灭亡与名士风流并无关联。《晋书·殷浩传》记载了庾翼写给殷浩的书信，以王衍为议题谈及东晋士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文云：
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
庾翼持论与桓温相近，认为王衍如果追求“超然独往”，便无须“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既然“极致名位”，便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不该“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这样做带坏了社会风气，“虽云谈道，实长华竞”。而且王衍最后的自我反省也不该选在被石勒俘获的场合，这是“弃言非所”。庾翼对王衍的定性是“徇小好名”。庾翼还谈道，东晋时人大多认可王衍，“而世皆然之”。他认为这反映了西晋的社会风气依然流传于东晋，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
王衍的名士风流，《世说新语》中有关记载多达四十八条。《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元嘉年间，这反映了王衍在东晋刘宋的士林中仍然具有较高的话题热度。对于王衍的执政风格，《八王故事》有较为精炼的概述：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八王之乱中，王衍曾多次“居台司”，但《八王故事》所言“夷甫虽居台司”当指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其由光禄大夫转为尚书左仆射之后的事情。王衍光熙元年（306）为司空，永嘉三年（309）为太尉。按《八王故事》所述，王衍主政“不以事物自婴”，在他的影响下，“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是前述庾翼、桓温批评王衍的主要内容。其实，“不以事物自婴”的不只是王衍，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永兴元年（304），司徒王戎参录朝政。《晋书·王戎传》记载，司徒王戎虽然居于鼎司之位，却将政事委于僚属，自己乘着小马从便门出游。王衍、王戎都出身于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他们身处政治中枢，这种不亲政务的作风深刻地影响了洛阳朝廷的政治风气。
永嘉三年（309）山简出镇襄阳，时常外出饮酒，大醉而归，时人将此编成了歌谣——“日夕倒载归，茗艼无所知”，讽刺其醉酒懵懂。山简是名士山涛之子，他将洛阳朝廷不亲政务的风气带到了荆州。可见名士的从政风格无论对洛阳朝廷还是对荆州等地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干宝批评道：
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
干宝以刘颂、傅咸为例说明西晋的政治舆论氛围。刘颂、傅咸均以主张严格管理官员著称。刘颂自西晋建立后便长期主管司法与官员考核。晋武帝时，刘颂先后任尚书三公郎（典科律）、守廷尉，因执法公平而被比作西汉时的张释之。晋惠帝时，刘颂任吏部尚书，规划九班之制，并主张严格考核以决定官员升降，但这一方案因遭到执政者的反对而未能执行。傅咸以风格峻整著称，在任司徒属官左长史之时，他不顾及司徒与豫州大中正之间的姻亲关系，独自奏免大中正。为议郎兼司隶校尉时，又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王戎不亲政务，傅咸以“不能谧静风俗”“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为名予以弹劾。刘颂、傅咸被讥讽为“俗吏”，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对政风的监督。
监督政风者遭到嘲讽，不亲政务者却被仿效，这种导向与“谈者”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干宝说：“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这是他在批评西晋名士时，要将“谈者”“行身者”“学者”与“当官者”“进仕者”并列讨论的原因所在。议论政事的“谈者”，主要是指构成品官的门阀阶层。与两汉官僚仕进之途的多样化不同，西晋官僚多出自门阀。门阀阶层依托于九品中正制、品官占田荫客制等，完成了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多方位独占，并形成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阶层意识。门阀的阶层意识主导着西晋的社会风气。荆州刺史刘弘曾下教曰：“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刘弘下教陈述当时的社会情况，这并非出自个人感受，而是官方判断。太康（280—289）为晋武帝平吴后所行之年号，所谓“天下共尚无为”，乃指门阀阶层在西晋完成大一统后，要求朝廷放松管制、转向放任。正是在呼吁放任的政治氛围中，“不以事物自婴”不但不被视作失政之行，反而得到推崇。刘颂、傅咸呼吁强化对官僚的监督，违背了门阀意志，自是难以获得支持，其自身也由此遭到非议。
门阀之所以能主导社会风气，既基于其对朝廷及州郡职位的垄断，也缘于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借助政治与社会的双重权势，门阀掌控了从地方到朝廷各个层面的清议。他们不仅引导政治风气，而且能决定“进仕者”的仕途。在九品中正制下，“进仕者”须获得中正评议才能被吏部授官。中正评议的内容包括“品”“状”“簿阀”三项，其中“状”是对个人才、德的简单概括，它由中正采摘自乡里清议。中正所作之“状”，便是依据门阀观念进行的人物评价。因而，是否迎合门阀便成为“进仕”能否成功的关键。干宝批评“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正反映了“进仕者”与门阀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仕者”以得到清议者的青睐为贵，并不在意其他评价。
干宝认为从选举到任官，无论是门阀子弟，还是寒人庶民，皆是为了获得利益。“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但控制舆论的名士借玄学观念美化了这些行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并且还对监督政风的官员予以嘲讽，“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舆论评价层面出现了严重的“名实反错”，“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
东晋政治人物及史官的名士批评主要集中在王衍身上。庾翼、桓温皆是如此，干宝虽未直接点名，但所描述的惠帝、怀帝时期的情况，指向的也是王衍主政。这当然缘于王衍在西晋末年的重要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另外，从两晋之际的政治脉络来看，东晋初年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王敦、王导与王衍同出琅邪王氏，是王衍在政治上的继承人。东晋时人对王衍的批评，隐含着对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邪王氏的批评。关于王衍与琅邪王氏诸名士的政治关联，《晋阳秋》记载：
惠帝时，太尉王夷甫言于选者，以弟澄为荆州刺史，从弟敦为青州刺史。澄、敦俱诣太尉辞。太尉谓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
程炎震认为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荆州刺史刘弘卒，洛阳朝廷讨论取代者，王衍授意以王澄为荆州刺史。永嘉元年（307）王澄赴荆州。王澄、王敦在政治上的崛起是王衍有意安排的结果。在西晋衰微之时，王衍安排二人外任刺史，既是用以巩固琅邪王氏在洛阳朝廷的权势，也在于为不虞之时建立霸业做准备。《世说新语·容止》载：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所谓“琳琅珠玉”，乃指琅邪王氏的核心人物，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澄与王诩。其中，王澄、王诩是王衍之弟。永兴元年（304）以后西晋朝政由王戎、王衍执掌，他们着力培养王澄。《王澄别传》云：“澄风韵迈达，志气不群。从兄戎、兄夷甫，名冠当年。四海人士，一为澄所题目，则二兄不复措意，云‘已经平子’，其见重如此。是以名闻益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倾注。澄后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旧游识见者，犹曰：‘当今名士也。’”在九品中正制下，获得名士的题目对于定品十分重要，王戎、王衍均将这一清议之权交由王澄。王衍甚至对乐广说：“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认为名士皆当由王澄予以题目。除了王澄，王敦也是王衍提携的对象。《晋阳秋》记载：“兄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常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阿平为王澄，处仲即王敦。王敦的评价虽不及王澄，但也被王衍排在天下第三的位置。
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的名士，在渡江之后仍然延续他们在西晋时的做派，其实也是对琅邪王氏的一种维护。晋元帝时，熊远上书批评时政及社会风气：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彻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涂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熊远举出了晋元帝的三处失政：一是“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二是“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三是“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晋元帝未能北伐，既是自身实力所限，也是王敦、王导执行王衍“外可以建霸业”之既定方针的结果。后两个失政的内容是建康名士的做派。“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典型代表是周顗。他在洛阳朝廷任职时能饮酒一石，过江以后每天都喝醉。东晋建立后，周顗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尚书，仍以好酒著称。曾有故旧从北方来，周顗拿出二石酒与之共饮，各自大醉。他酒醒时才发现客人已经醉酒而死。周顗因醉酒三日不醒，被称为“三日仆射”。尚书仆射为最高政务机构尚书省的主官，吏部尚书掌管官僚的选拔与任用，周顗居于这两个重要职位上，其做派对当时政治风气的影响不言而喻。如前文所述，周顗起家依靠的是东海王司马越，与王导为政治上的盟友。他延续西晋时期的名士做派而不加改变，乃是党同王导的表现。
熊远批判的第三失，指向的是受琅邪王氏影响的士风。邓粲《晋纪》曰：
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
咸和（326—334）为晋成帝年号，《晋纪》所载之事发生在熊远上书的数年之后，颇能说明熊远所言的第三失。贵游子弟仰慕王澄、谢鲲的名士风度并模仿学习，结果差点遭到卞壸的弹劾。王澄与陈郡谢氏的谢鲲，颍川庾氏的庾敳，陈留阮氏的阮瞻、阮修等并为名士，以露头散发、去衣帻、脱衣服、裸袒箕踞为荣。如前所述，王澄在王衍的操作下获得荆州刺史之任，他在离开洛阳赴任之时，官僚倾朝相送，在这一盛大的送行会上，王澄见到树上有鹊巢，径行脱衣上树，取鹊玩弄。这种旁若无人的举动，便是卞壸批评的“悖礼伤教”的行为。王澄作为政治人物，这些表演行为乃是有意维系门阀阶层对于社会价值的引导权。《世说新语·赏誉》记载：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程炎震认为卫玠于永嘉四年（310）六月南行，六年（312）五月至豫章。王敦对谢鲲所言“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表明其内心对洛阳士风流传到江南持欣赏、推动的态度。可见对于“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琅邪王氏也是支持的。
卞壸的弹劾不仅针对贵游子弟，而且上升到“中朝倾覆，实由于此”的政治高度，主张西晋灭亡与王衍等名士有关，这一政治判断动摇了琅邪王氏执政的历史基础，故而会遭到王导的制止。卞壸弹劾并非无的放矢，在东晋初年的政治光谱中，卞壸与刘隗、刁协、戴渊代表“刻碎之政”。所谓“刻碎之政”，即为强化东晋皇权、节制门阀势力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晋书·刘隗传》载：“（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隗虽在外，万机祕密皆豫闻之。”《晋书·熊远传》云：“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晋书·刁协传》亦云：“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世说新语·赏誉》载：“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王导对刁协、戴渊、卞壸的评价正印证了熊远所言，当日舆论以“奉法为苛刻”。
“刻碎之政”激起了王敦之乱，“及敦作乱，以讨隗为名”。刁协、戴渊死于王敦之乱，刘隗北逃投奔石勒。晋元帝节制琅邪王氏的政治计划归于失败。此后，卞壸死于苏峻之乱。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相继崛起，门阀之间形成权势竞争关系。庾翼、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在门阀权势转移的背景下发生的。综上可知，对西晋名士亡国责任的批判，是有东晋时政内涵的。从实行“刻碎之政”的晋元帝，到相继崛起的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均成为琅邪王氏的政治敌对面。批判王衍等名士的舆论便是由这些敌对面所发出的，表面上追究王衍的政治责任，其实旨在动摇琅邪王氏的政治基础。
然而，东晋虽然有批判王衍的舆论，却没有真正对其清算过。东晋王朝沿用了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品官占田荫客制），继续以门阀士族为自身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庾翼、桓温等政治人物及干宝等史官对名士的批评缺乏社会支持，建康名士们仍然延续了西晋洛阳名士的做派。
东晋立国之际，有关西晋亡国的责任问题是其难以回避的政治议题。这一议题不仅承载着渡江名士的政治情感，也牵涉东晋王朝的权力分配。正因如此，东晋一朝始终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声音。一种声音主张追究以王衍为代表的洛阳名士的责任，不仅有政治人物在特定场合发表这一言论，而且史官也通过历史编撰对之盖棺论定。另一种声音则主张名士清淡与政治兴衰无关，政治兴衰乃时运所致。按庾翼所述，东晋士人普遍认为王衍无须对西晋的倾覆负责。东晋之所以形成这种社会认识，缘于东晋的门阀统治结构与西晋相同。
在两晋的统治结构中，门阀基本上垄断着朝廷与州郡的职位，控制着地方社会。借助政治与社会权势，门阀掌控了从朝廷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清议，决定着“进仕者”的仕途。西晋门阀与东晋门阀在人事上存在关联性。东晋初年以司马睿、王敦、王导、周顗等为核心的建康统治集团，是西晋末年主政洛阳的司马越、王衍集团的派出力量。在西晋倾覆议题上过多追究王衍的责任，不利于琅邪王氏主政建康朝廷。
东晋政治人物与史官的批评性言论具有时政内涵，它们与政治运作有关。东晋初年对名士亡国责任的追究，旨在动摇琅邪王氏执政的历史基础，为晋元帝强化皇权、节制门阀的“刻碎之政”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庾翼、桓温的批评，则与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的政治崛起有关。桓温的历史批判是在北伐背景下对建康门阀的政治攻势。“中朝倾覆”“神州陆沈”这类话题只是以舆论方式参与东晋的时事政治，操纵这一话题的政治人物，既无力清算历史问题，更无意改变门阀统治的结构。门阀统治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东晋的主流，这是批评王衍的相关言论难以被东晋士人普遍接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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