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进路

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发展的根源，生产力是可能的潜在力量和新生的现实力量的融合，是推动社会发展变迁最活跃的因素。面对国内外的新环境与新形势，我国着力探索新领域和新赛道，以塑造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动能与竞争优势。在此时代背景下，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同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指出要使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对生产力内涵的深化理解和对经济发展动力的重新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现代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升华，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导。公共服务作为国家职能的结构性要素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公众生活质量提升。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型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公共服务体系注入新的内涵，其通过智能化、数字化、高效化及现代化转型，持续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和优质化水平。基于此，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不仅是对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探索，也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

一、从蒸汽到算力：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重塑

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不仅体现为技术水平的变革，更体现在公共服务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上；其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为构建更加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据此，本文着眼于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重塑，探究生产力变革推动公共服务发展进程的历史逻辑，识别生产力革命过程中影响公共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揭示公共服务发展随着生产力提升不断演变的规律和趋势，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生产力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的改进，还涵盖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时指出的那样，机器体系“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技术进步驱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属性、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最终引起生产方式质的飞跃和根本性变革。“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这揭示了单一技术突破难以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唯有多种技术行为集成的新机器体系技术革新，才能成为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力量。据此，本文以技术体系变革作为生产力革命的划分依据，将生产力发展阶段划分为以蒸汽机为先导的大机器体系，以发电机、内燃发动机为先锋的大电气体系，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驱动的大数据体系，旨在探究技术进步驱动的生产力革命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对公共服务发展的影响，揭示其与公共服务发展紧密相连的深刻内涵。

1. 大机器体系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重塑

第一次生产力革命以蒸汽机、传动机、工作机的改进为先导，推动了大机器体系的形成。这一进步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现实改造”开辟了机械化生产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通过引入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规模，市场私营部门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政府更多的是担任维护社会安全与公共秩序、发展公用事业以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守夜人”角色。这一变化有效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性和灵活性。其二，通过机械化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将劳动力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其参与机械操作、维护和管理各环节，不仅提升了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还推动了劳动分工的细化和生产过程的优化，最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服务水平。其三，推动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流动，推动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覆盖至更广泛的地区，有效缩小了城乡在公共服务获取上的差距，提升了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分配的公平性。综上所述，大机器体系生产力革命通过促进各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提升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推动公共交通系统的建立，深刻影响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分配格局，推动了公共服务的现代化进程。

2. 大电气体系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重塑

第二次生产力革命以发电机和内燃发动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开启了电力时代的新纪元。在这一时期，生产模式经历了从手工和机械化生产向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根本性转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并重塑了生产格局，为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实现了从机械化生产向电气化、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变革使更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手中，促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逐渐显现和扩展。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公共服务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覆盖范围。其二，大规模和自动化生产的兴起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向系统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变革不仅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增加了对系统化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加速了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发展。在这一管理模式下，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劳动分工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管理层与执行层之间的职责划分更加明确，不仅显著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还增强了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三，生产效率的提升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政府通过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扩展与优化，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等领域，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良性互动，为现代公共卫生和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大电气体系生产力革命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深化劳动分工及拓展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有效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和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 大数据体系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重塑

第三次生产力革命，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技术为驱动力，推动了信息的高度互联、数据的智能分析和资源的高效配置，揭开了技术创新和应用整合的新篇章，为公共服务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第三次生产力革命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实现了从自动化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转变，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引入第三部门，逐渐形成市场导向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这一变革促进了生产资料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激发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活力和多样性，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其二，促进了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现代技术能够处理大量重复性和低技术含量的任务，使劳动力能够专注于更高层次和富有创造性的任务，从而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同时，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劳动分工的界限，使远程工作、跨界融合及多部门协作成为可能，进一步增强了公共服务生产关系的协作性，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其三，通过缩短城乡距离和提升要素流通效率，打破了城乡间的时空局限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条块分割与信息壁垒，重新定义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关系。信息化、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不仅使越来越多的现代公共服务成为基本公共服务，而且促进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提供了现实保障。综上所述，大数据体系生产力革命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精细化的劳动分工及城乡分配关系的重新定义，全面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效率和公平性，为公共服务的持续优化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轮生产力革命都改变了公共服务的生产关系，推动公共服务向优质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公共服务体系正处于融合技术革新成果与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双重动力下，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我们正站在重塑公共服务格局的前沿。据此，本文将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以期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

二、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

1.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

随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工业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对科技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反复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因此，生产力的演化须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固有禀赋与环境变化，从而实现与生产关系的协调适应。在三次生产力革命的推动下，新时代正迎来从传统要素驱动向新动能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发展模式、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科技创新及生产关系的优化成为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抢占科学技术革命制高点、增强发展新动能提供了重要指引。新质生产力代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根植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兴技术，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推动生产力向现代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层次转型，标志着传统生产力质的飞跃。同时，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其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点在“生产力”。其中，“新”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体现为对传统生产力的创新超越，强调国家战略需求中关键性技术的突破，聚焦于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化产业，显现出数字时代融合性与主导性新技术革命的特质。这一进程展现了对传统增长模式的超越，着重于创新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融合与前瞻性应用，进而催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而“质”侧重于生产力的本质提升，关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以及这些技术在各领域中应用带来的创新驱动力。这种质的提升意味着生产力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强调效率和效益的增长，指向了资源高效配置与生产环节优化，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

2. 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探析

在数字化、智能化与技术化的推进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新态势。从历史维度来看，人类文明的演进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劳动者作为其核心推动力，经历了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的转变，成为生产力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从劳动者素质的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体现为劳动观念需要升华和劳动技能需要积累，还体现为劳动者必须与时俱进，增强独立性和自主决策能力，不断激发自身创新潜能，以适应未来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公共服务领域，劳动者的角色与功能正逐渐由传统的服务执行者向具备高素质与多技能的能动型综合服务者转变。同时，新型劳动者还应发挥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持续的专业学习与创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此过程中，其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执行者，而更多地向服务设计者、政策分析师和社会创新者转变，以为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多维支持与实践智慧。

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每一轮生产力革命中劳动资料的改进和提升都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引领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公共服务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以技术创新和应用为核心，整体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满足更高层次的公众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从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改造到公共服务供给流程的持续优化，从公共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到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个性化，劳动资料通过技术赋能公共服务革新服务供给流程，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能与质量，成为促进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

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其不再局限于具有传统特征的自然界物质，而扩展至具有高新技术化、数智化、虚拟化和自生成性特征的“新料质”，这体现了生产力从传统物质形态向技术密集和智能化方向转型的发展态势。在公共服务领域，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不仅体现为传统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还包括经过技术赋能并能够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新型资料，如经由信息技术转化，带有高新技术属性，能够在公共服务体系内进行再生产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与交互界面等。在技术高度集成及更广范围劳动对象的驱动下，公众与服务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多元，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从传统的单向模式向更为动态的模式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公共服务交付的灵活性和便捷性上，还体现在对公众未来潜在需求预见性的识别与满足上。基于此，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呈现出复杂属性和多维特征，成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当今社会结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对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影响根植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中，它们共同构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石，为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注入不竭动力。基于此，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及三要素之间的协同融合出发，深入探讨其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奠定理论基础。

1. 主体支撑：新型劳动者赋能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推动了生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催生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劳动者。这些新型劳动者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推动公共服务由传统服务模式向现代化服务模式转型，赋予公共服务新的生命力。新型劳动者对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激发了公共服务创新活力。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新型劳动者的涌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提升了劳动者的创新要素组合能力、认知能力和数智素养，形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良性循环，助推公共服务人才的整体素质提升与结构优化。同时，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劳动主体的样态和模式，将更多类型的劳动者纳入劳动主体范畴，为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注入多元的人才资源与创新思维。二是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优化。新型劳动者通过创新应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服务的需求分析、服务设计、服务供给、反馈改进等环节。在这一全方位参与过程中，新型劳动者能够以数据为支撑及时收集和分析公众反馈的信息，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公众需求变化，这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管理机制的持续优化，推动了公共服务管理和运作智能化发展。基于此，新型劳动者成为连接“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与公共服务的桥梁，不断将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融入公共服务供给全过程，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与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相匹配，为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

2. 革新动力：“新介质”劳动资料赋能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传统劳动资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融合，推动了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和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劳动资料对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增加了跨区域、跨主体、跨层级协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可能性，为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加入公共服务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模式的形成。二是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精准化。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需双方提供了交互式参与渠道，促进了公众全方位、多层次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推动了公共服务“需求侧-供给侧”资源优化整合机制的建立，有效解决了传统模式下公共服务供给的信息不对称，实现了公共服务空间、内容和人群的精准化供给。三是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透明化。大数据和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提高了信息的公开性、共享性及可追溯性，加速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由“隐蔽化”向“透明化”转型，增加了公众监督、评估公共服务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可能性。基于此，“新介质”劳动资料作为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革新动力，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多元化、内容精准化和过程透明化，推动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3. 内生保障：“新料质”劳动对象赋能公共服务高效化转型

当前，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而是具有新型、抽象、智能等高科技特征，其扩展了公共服务的边界、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效能，激发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劳动对象对公共服务高效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益。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不断融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与其他生产要素形成互补和替代机制，其无限复制的属性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公共服务发展向低成本、高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公共服务高效化供给注入新的要素动能。二是促进了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新质生产力改变了劳动对象的传统样态，突破了传统公共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将公共服务供给从传统服务模式迁移至网络空间，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这种转变不仅拓宽了公共服务的广度，还通过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智能管理和预测分析，促使公共服务机构实时监控公共资源的利用情况，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策略，提升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精确度。基于此，“新料质”劳动对象通过对原有生产要素的转型升级及融入新型生产要素，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公共服务的高效精准供给，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核心动能：劳动力要素协同赋能公共服务现代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重新组合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并将其融入公共服务供给全链条，使其成为促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动能。劳动力要素对公共服务现代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提升。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数据要素能够通过自身作用表现出效用倍增的乘数效应，优化要素的组合效率和投入结构，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创新性配置；通过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作用于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服务供给等各环节，成为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二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组合方式的不断优化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全面提质增效。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具备高水平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新型劳动者能够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介质”劳动资料，对数据、信息等“新料质”劳动对象进行改造升级，推动资源的高效整合和要素的重新配置。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数据等新型劳动要素，在线整合培训资源、打造网络学习平台，为公共服务机构新型劳动者的培养开拓新空间；新型劳动者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实现数据要素的高效收集、整合和利用，以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等。基于此，新型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共同推动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高效配置，促进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在深入分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然而，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历程中，劳动力错配、劳动资料异步困境、劳动对象组织惯性和生产力要素协同壁垒构成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困境，阻碍了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

1. 劳动力错配困境限制质能转化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技能错配和空间错配是阻碍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障碍。首先，技能错配主要源于教育和培训体系与公共服务机构需求之间的脱节。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演变，公共服务机构对新型劳动者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现行教育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仍沿袭传统模式，导致劳动力在技能和观念方面与实际需求脱节。这不仅限制了新型劳动者的涌现，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进而削弱了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和创新潜力。其次，固化的人事制度和评价机制也是技能错配的关键因素。作为传统管理范式的产物，二者主要依赖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中可能存在主观性、偏见性或局限性，导致新型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贡献常常无法得到准确评估。此种情况下，新型劳动者无法根据自身实际能力获得适合岗位，这抑制了其职业潜能的发挥，加剧了技能错配现象，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最后，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劳动力空间错配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新型劳动者过度集中或流失，这阻碍了新型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加剧了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并形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新型劳动者流动受限等恶性循环。综上所述，劳动力的技能错配和空间错配根源于教育系统、管理体制、区域发展与劳动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断裂，限制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质能转化。

2. 劳动资料异步困境制约治理效能提升

现代社会中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节奏错配构成异步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制度、文化和结构的适应能力，导致技术发展与应用之间脱节，社会治理体系在制衡功能上失效。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异步困境表现为数字鸿沟、算法偏见，其源于社会系统中治理体系本身对技术变革的不适应性。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加剧了技术可及性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导致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居民和老年群体在技术利用和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限制了其享受远程教育、在线医疗和智慧交通等现代公共服务的机会。这种不均衡不仅导致技术发展的福利无法惠及所有居民，还加大了数字鸿沟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引发了数据驱动与人文驱动之间失衡的“数据嵌入型困境”，这不仅削弱了公共服务机构的主体性，还忽视了价值理性所强调的人文关怀和伦理考虑，导致治理主体性地位的替代性危机。此外，算法训练所依赖的数据多源于现实世界，其不可避免地反映编码人员的固有偏见与歧视，依赖于偏见数据进行训练的算法带来治理决策的失误，进而导致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偏离实际需求，限制了社会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综上，数字鸿沟、算法偏见等问题根源于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异步困境，不仅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更限制了治理效能提升的可持续性。

3. 劳动对象组织惯性困境阻碍创新发展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机构须对“新料质”劳动对象进行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然而组织惯性在结构、文化和行动层面的表现，严重影响了劳动对象的扩展与升级，这成为制约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核心障碍。首先，结构惯性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架构僵化，阻碍了劳动对象的跨部门共享和协同利用。进一步地，跨部门协调机制的缺乏使公共服务供给表现出较低的灵活性，限制了对技术创新和政策变动的快速响应能力，导致劳动对象的更新和应用滞后，阻碍了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化。其次，文化惯性体现为保守主义倾向和对新技术的抵触心理，公共服务机构更倾向于遵循现有的规则和程序，强调垂直权力结构和信息控制，这造成信息在组织内部的过滤和失真，阻碍劳动力对“新料质”劳动对象的理解、接受及应用推广，最终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僵化。最后，行动惯性表现为决策过程迟缓和执行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复杂的决策流程和多层级的审批机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决策效率，阻碍了劳动对象在公共服务中的扩展和升级，削弱了“新料质”劳动对象的优势，限制了技术革新背景下迅速适应公众需求变化的能力。综上，组织在结构、文化和行动上的惯性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核心障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创新发展。

4. 劳动力要素协同壁垒抑制潜能发挥

新质生产力以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然而，在治理生态层面，生产力要素之间的协同壁垒制约了公共服务发展潜能的发挥，导致新质生产力非但未能表现出预期的涌现性，反而出现功能削弱和效能下降的涌现困境。首先，劳动者与劳动资料间的不协同导致技能与技术错配的涌现困境，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技能与数字技术之间、精通公共服务业务的“通才”与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才”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其限制了公共服务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滞后。其次，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间的不协同导致公共服务设计与公众需求脱节的涌现困境。这种脱节反映了公共服务设计固化与需求演变之间的错配，进而引发公共服务更新滞后的涌现困境。在此过程中，公共服务设计无法适应公众的多元需求，最终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最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间的不协同导致沟通与交互能力上的涌现困境。这种涌现困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缺乏与公共服务需求匹配的沟通技能，无法有效建立与公众需求之间的联系，其限制了公共服务内容的个性化与精准化。综上，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之间的协同壁垒共同构成公共服务发展的多重涌现困境，进一步限制了公共服务创新潜能的有效释放。

五、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公共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挥新型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新料质”劳动对象扩展及优化组合的活力优势，不断赋能我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1. 系统重构：消解公共服务发展的错配困境

针对劳动力错配困境，应深化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探索，从系统性和全局性角度重构劳动力市场，以促使其为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注入更多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潜能。首先，应从教育体系的系统变革入手，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教育的统筹规划与系统性顶层设计，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战略，优化教育供给结构，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深度融合与创新。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对接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供给渠道，搭建新型劳动者队伍建设和培养体系，促进教育持续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公共服务提供知识支持与人才支撑。其次，破除固有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局限，引入更加开放、灵活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以多元化评价主体、生态化评价方式、发展性评价内容为基准，以岗位要求为前提确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真实反馈新型劳动者的能力和实际贡献，以促进公共服务机构新型劳动者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最后，构建区域化协同发展机制，聚焦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效应，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技术援助支持欠发达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形成地区和产业发展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化地区间资源配置，关注地区间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业资源的均衡分配，鼓励新型劳动者在欠发达地区就业和创业，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障措施，以促进新型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合理流动。

2. 体系优化：消解公共服务发展的异步困境

针对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异步困境，应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对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深度调整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技术革新对公共服务发展的挑战。基于此，在加强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构建前瞻性的治理生态，以推动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其一，坚定不移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聚焦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探索与突破，部署长期“卡脖子”技术难题攻关，打破外部技术封锁和垄断，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助力国家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飞跃。其二，提高技术普及率和接入性，构建更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对于偏远地区居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通过推广数字教育、提供针对性技术支持和培训、推进数字产品的普适设计，尽可能开发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技术与服务，确保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发展；另一方面，构建高速互联的信息传输网络，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推动各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数字化建设，打造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融合基础设施体系。其三，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加强伦理导向的技术开发，将社会价值、道德规范纳入公共服务的决策与实践中，打破一味追求效率和成本效益的“现代牢笼”，推动公共服务向更加人性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3. 组织变革：消解公共服务发展的惯性困境

针对组织惯性困境，应从根本上改革和更新公共服务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及管理模式，以增强公共服务高效供给的持续力。其一，公共服务机构应优化职能体系，推动机构设置实现由“多头”向“统一”的转变。具体而言，应打破不同性质部门间的固有界限，聚焦提升各部门运转效能，通过机制改革推动资源合理布局，组建跨部门工作小组和项目团队，并定期组织经验分享和信息交流，以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确保跨部门信息流动和资源共享。重构公共服务机构组织架构，通过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部门和机构，缓解多头领导及交叉指挥难题，实现管理层级、供给效率和信息流通最优化。其二，公共服务机构应积极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加强对新技术接受与变革管理的系统培训，构建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组织氛围，赋予基层劳动力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培养劳动力的决策能力和责任意识，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同时，建立开放的沟通平台与反馈机制，对有价值的创新点及时进行评估与实施，促进创新成果切实应用于公共服务实践中。其三，建立与组织战略目标相一致的“决策-执行”机制，实施扁平化及动态化管理机制，减少管理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环节，缩短决策链条、简化决策流程，以优化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流程、促进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衔接，实现公共服务机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的提升。

4. 生态建设：消解公共服务发展的涌现困境

针对“涌现困境”，应不断提升生产力要素组合效率，依托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协同和价值共创的实现。其一，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建立跨部门或跨行业的联合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为公共服务机构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促进技术专家与公共服务机构新型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与知识共享，打破公共服务发展中的技术壁垒，推动“新介质”劳动资料与新型劳动者的有效衔接。其二，建立完善的技术监测体系及更新机制，定期追踪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应用情况及关键技术突破，鼓励公共服务机构引进对接服务需求的新技术，在部分公共服务机构开展新技术的试点应用及效果评估，以有效检验新技术实际应用效果，为调整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推进“新介质”劳动资料与“新料质”劳动对象深度融合提供实践依据。其三，推动新型劳动者与“新料质”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等系统化培训，逐步提升新型劳动者的沟通技能和交互能力。通过系统化培训促进公共服务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多元互动，针对公众多样化需求及时进行调整与更新，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灵活性与前瞻性，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