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双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 洋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情感资本主义表征为情感与经济的彼此形塑，它以情感异化为基础，集中体现在生产、消费和交往领域。伴随着情感的可通约和去人格化，疗愈主义成为影响颇大的新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开始利用情感促使人自我剥削来提高生产绩效，浪漫越来越为消费所定义和垄断，亲密关系也被算法资本主义重塑而呈现流动性和工具性。究其根本，情感对资本逻辑的屈从实际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贬损和摈弃，这对我们认识如今资本主义新形态和人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情感资本主义、情感异化、疗愈主义、精神政治学、浪漫政治经济学、算法逻辑
随着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资本与技术的合谋越发深入，当代资本主义以“算法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等新形态实现了对社会的全景监控和对人的全方位奴役。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维度和“人的现实的实现”，情感（emotion）在当今资本主义控制下走向了异化，“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 capitalism）也随之生成。
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系统阐述了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她指出，在情感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和经济话语及实践之间彼此形塑，进而产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又全面的运动”，不仅情感成为经济行为的重中之重，而且情感生活遵循经济关系和交换的逻辑原则。除了易洛思，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韩炳哲（Byung-Chul Han）等也对此展开过深入剖析。这种情感与资本逻辑的渗透与融合以情感的异化为基础，集中体现在人的生产、消费和交往行为中。从情感的去主体化导致疗愈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到生产和消费领域都利用情感来促进商业利益，再到算法资本主义重塑了亲密关系的样态，可以看出，情感与经济的交融越发紧密，资本对人的宰制愈加深入。在如今这个情感不太纯粹的时代，如何认识情感在当今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当代人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情感困境？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何方？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之问，情感资本主义批判成为当下社会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这对于我们认识如今资本主义新形态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情感资本主义影响下，情感越发成为可通约的对象，情感健康的商品化愈加显著。心理学家、医药行业等多方试图以疗愈性的情感风格垄断情感认知和叙事，不断更新标准来量化和掌控情感生活。
情感的理性化催生了“情感本体论”，情感越发成为一种可通约、去人格化的客体对象。在易洛思看来，心理治疗、女性主义和经济生产率三种理论的相互交织为情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们倾向于将情感从内心生活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将亲密关系置于一系列相对客观中立的审查和论证程序中，自我反省和沟通协商愈加受到重视，这种情感的理性化催生出一种“情感本体论”，即情感可以从感受的主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客体对象，以便人们控制和阐明。这种情感本体论使得亲密关系愈加可通约和去人格化，这就是说，亲密关系会被剥夺其特殊性而按照一系列抽象标准来评估，以便于人们权衡得失。在这一通约过程中，亲密关系越来越沦为一种可替代物和交易品，情感也愈加变成可以被排序和量化的东西。以“情商”概念为例，在易洛思看来，情商正是在情感资本主义下诞生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场所中对人的区分工具，并可以用来优化表现和提高绩效，情商概念的推广进一步促进了情感的通约过程。
进而，这种情感的可通约性使得情感健康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商品，并进一步推动情感场域的生成。情感场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范围、对象和规则的社会生活领域，是国家、文化行业、医药行业等多方相互交织而成的。这些参与者都在“相互竞争，以期能够定义自我实现、心理健康或确定病理，继而使情感健康成为一种新型商品，可以以场域的形式在社会和经济场所被生产、流通和回收”。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场域不仅通过划定和拓宽病理范畴以及将情感健康商品化的方式运作，而且通过评判个体情感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的方式产生影响，而情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能否展现符合心理学家定义和推广的疗愈性情感风格。
整体而言，疗愈性情感风格是一种使情感生活程序化的认知观念和叙事方式，其显著特征是对各种机能障碍与健康目标的区分。它通过灌输一整套程序管理情感，并以适当和标准的言语模式表达情感，这使情感愈加脱离具体、特定的行为和交往关系而变得更抽象和普遍化。具体而言，它在将健康和自我实现置于自我叙事中心的同时，将各种不符合所谓“健康”标准的行为转变成了不同的病症，情感上“不健康”的行为是从与完全“自我实现”的理想模型的对比中推导出来的。通过“设定一个未被定义的、不断扩展的健康目标”，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诊断为“病态的”“功能失衡的”，或被更笼统地表述为“未能自我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虽然疗愈性情感风格将自我实现作为目标，但从未赋予这一目标明确而积极的具体内容，因此它事实上创造了各种所谓未能自我实现而呈现病态的人。
从本质上看，由于这种疗愈性情感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意识结构，疗愈主义可以被视为情感资本主义下新的意识形态。在疗愈观念的渗透下，自我实现项目及其商品化已成为一项全球性事业，无论是在访谈节目、疗愈性传记中还是在心理治疗课程中，人们都在不断展示自我、识别病理并进而改造自我。在这一过程中，疾病范畴也在不断扩展，这与医学、心理学、制药行业等的利益密切相关。易洛思指出，不断再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极大扩宽了精神障碍行为的界定范围，其制定不仅契合临床研究者（如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保险公司的利益，也有利于制药行业的发展。因为通过扩展精神疾病的定义范畴，可以使更多精神科药物有机会被用于治疗，而未被贴上疾病标签的公众对其而言构成了一个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疗愈性情感风格实际上促成了有关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叙事。心理学的初衷本在于减轻各种痛苦，但讽刺的是，基于回忆痛苦来识别病理的心理治疗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个体对痛苦的记忆，利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也被打造出来，因为参加心理治疗的受访者也会被视为潜在的病患和消费者。可以看出，已被塑造成具有普适性的疗愈性情感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打着自我实现的旗号来促进商业利益，实质是资本对情感的渗透和掌控。
综上，从本体论层面看，资本主义下的情感越发沦为一种脱离主体、被商品化的客体对象，这促使疗愈主义普遍化以及人们被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掌控。在这一意义上，情感逐渐走向异化，演变为与人自身相异甚至对立的存在，这种情感异化是情感资本主义下人生存困境的根源。
基于情感异化，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也将情感视为可利用的资源。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新自由主义不仅推动生产的情感化，充分运用情感来提高生产力，而且试图消除痛苦这一不利于创造功绩的负面情感，转而激发个体的幸福预期，通过促使个体不断自我剥削实现绩效最大化。
在韩炳哲看来，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发展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由规训社会（Disziplinargesellschaft）转变为功绩社会（Leistungsgesellschaft）。随着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逐渐转向非物质和非肉体的形式，其权力技术也逐渐由福柯意义上的“肉体政治”（Körperpolitik）向“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转变。而作为行为的动力和感性的基础，情感成为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掌控人的有效媒介。
首先，情感资本主义通过促进生产的情感化来提高生产力。生产的情感化指赋予生产活动以情感，通过激发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来提高经济效益。韩炳哲认为，规训社会宣传手段所呈现的理性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达到极限，随即会被视为一种强迫和压制。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理性被感性取代，后者由于与自由感相伴而广受欢迎。自由意味着任情感自由流露，这种生产的主观性被新自由主义权力技术充分运用。同时，情感资本主义还推动职场的游戏化来产生更强的激励效果，“让人尽快成功、获得奖励，也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情感激昂的玩家可比理性行事或者只在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敬业得多”。同样，易洛思指出，有关情感的心理学越发受到资本家的关注，因为心理学家似乎总会通过使用关于情感的温婉言辞阻止劳工动乱，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协调劳资关系甚至消解阶级斗争，这完全契合资本家自身的利益。正如梅奥的霍桑实验表明，如果工作关系中包含对员工感受的关切，那么生产力就会提高。
其次，在功绩社会中，与绩效相悖的痛苦被幸福等积极的情感取代，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剥削合而为一。在韩炳哲看来，在如今这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痛苦恐惧症扩散开来，痛苦意味着虚弱，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因此必须被掩盖，但是痛苦的否定性是思想的根本。而心理学研究也从探讨苦难的消极心理学转向探讨乐观与幸福的积极心理学，一切似乎都企图将人塑造成能摆脱任何负面情感并永远感到幸福的功绩主体。在这一背景下，“你要过得幸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口号。幸福作为积极的情感资本，有能力带来强大的功绩效果。具体而言，这种幸福预期（Glücksdispositiv）促使功绩主体不断自我激励与完善，无须任何外在强迫便能自愿对自己进行极致剥削。然而，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此这种以自我发展为出发点的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实际只是有助于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实现价值增殖。在韩炳哲的视域中，这种自我剥削实质是后马克思时代的一种新型异化，即由自我生出的、伴随着自由感的异化，而这一自我异化的终点就是自我毁灭。此外，强调自我实现的新型心理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这种“幸福强制”。正如易洛思指出，心理学理论越来越远离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决定论，并对自我发展提出了更乐观和开放的观点，在这种新型心理叙事中，人的自我可以改变，人有塑造自我的可能。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罗杰斯（Carl Rogers）为例，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其整个理论体系都建构在人有自我实现的倾向这一观点之上。他将这种自我实现定义为存在于每种生命体中的内驱力，它可以让人最大限度开发潜能。可以看出，这种心理叙事正是呼应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视自我发展为一项个人权利，也回应了人们追求幸福的需求。
综上，从生产向度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由“肉体政治”转变为“精神政治”，人们为了自我实现和追求幸福而心甘情愿地自我剥削，却意识不到这些似乎内生的个体需求实际只是资本以伪善的方式强加于人的精神束缚，实现生产绩效最大化仍意味着剩余价值最大化，只不过最高阈值的设定者由资本家变为功绩主体自身。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下资本家直观的残酷压迫，这种新的剥削形式，即将情感视为生产资源、将自由与剥削合而为一的方式，充分表明情感资本主义的统治手段越发隐秘，人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也在自由的假象中被逐渐消解，人越来越从属于资本。
除了生产领域，情感与消费的关联也愈加密切。浪漫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感体验，其定义和实践越来越与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交织在一起。在消费资本主义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大众营销技术被大规模地操纵而使销售者获利。线下的浪漫感受为消费所垄断，浪漫政治经济学由此产生，而线上虚拟情感产业的火爆表明情感越发沦为快消品。
一方面，浪漫的商品化倾向愈演愈烈，消费成为浪漫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传统观念中，浪漫的爱情是非功利的、私人的。然而如今，消费资本主义加速了浪漫爱情的关键体验，浪漫领域已被市场殖民化，商品已深深渗透到浪漫体验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消费与浪漫的融合加速了浪漫的商品化。易洛思强调，“浪漫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romance）指的是亲密关系和性的概念的演变过程，这些概念不断被新的休闲产业和娱乐手段界定。这就是说，文化娱乐等产业不断推广以商品为中心的浪漫定义来增加自身的经济利益，从约会前期的装扮到约会期间的娱乐餐饮等消费行为都被赋予全新的意义，指向一种所谓浪漫的氛围和有助于激发情感的环境。在休闲产业的宣传下，消费成为任何浪漫约会的必要组成，甚至昂贵的约会才是常态，浪漫的可能性仿佛就取决于所谓正确的消费场景。就实质而言，这种所谓的浪漫只是一种为消费所裹挟的支离破碎但可重复的对愉悦体验的追求，进而，“浪漫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romance）由此生成。易洛思指出，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关系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如何通过经济组织形成、维持和强化的，因此“浪漫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聚焦于一种阶级关系，它使得浪漫被纳入消费领域的经济实践成为可能并得以维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浪漫的政治经济学”预示着后现代文化特有的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重构。后现代文化的特点是文化领域相对于经济领域的极大发展，因为通过消费、休闲和大众传媒的三重衔接，资本主义的控制域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文化领域。因此，后现代浪漫主义牢牢扎根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精心策划的话语和制度之中。
究其本质，这种情感与消费愈加密切的结合源于资本主义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即通过不断创造新需求、开发并规划人的欲望来刺激消费。所谓浪漫模式，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建构的一种与社会区分相关的“合法文化”（legitimate culture），选择浪漫就意味着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分类体系中较高的地位。具体而言，在过去，精英们曾特别重视建立新的文化界限，以对抗威胁其领导合法性的文化民主化趋势，正如当今文化产业对浪漫的不断定义和引导也实际旨在维护资本家自身的统治地位，并让人们始终处于一种欲望未被满足而渴望消费的状态，这种欲望的永恒欠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永动机”。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视域中，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趣味是等级的标志，社会主体基于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被区分。基于此，易洛思指出，浪漫主义模式通过纳入中产阶级的体面和教养，引入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形式。文化资本表现为一个人对合法文化的熟悉程度，这种熟悉程度反过来又将人置于社会分类和差异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爱情愈加与新的社会区分要素交织在一起，如投资于休闲娱乐的金钱和时间、对每种休闲消费的正确的中上层礼仪的了解和实践等。这就是说，约会不仅要有可投入无关收益的追求的额外金钱和时间，还需要中产阶级甚至上层中产的教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浪漫爱情不但涉及休闲产品消费，而且通过消费使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彰显自身地位。因此，浪漫的新定义并不是广泛的市场力量的必然表现，而是在阶级关系中展现经济力量的一种文化形式。
另一方面，线上虚拟情感产业的火爆表明情感越发沦为一种快消品。从情感主播到虚拟恋爱游戏再到虚拟AI伴侣，如今的亲密关系越来越成为流水线上生产的商品，在资本主导下被大量、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来供人消费。以国内热门的虚拟恋爱游戏为例，无论是女性向二次元的《恋与制作人》还是男性向真人互动影像的《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它们的火爆在很大程度上都昭示了人们理想主义的简单纯粹的情感需求。与现实中有风险性的情感付出相比，这种虚拟的情感寄托不仅免除了复杂的利益考量，让人可以随时投入和抽身，而且这种“一切以用户为中心”的亲密关系模式给予了不少人相较于线下更低成本却更“美好”的恋爱体验。因此，即使意识到这种情感消费只是资本运作下直击“爽点”的商品化的感官享受，人们仍然乐在其中——正如易洛思强调的阿多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断“看穿和继续服从购买，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品运作的主要模式”。
不可否认，这种情感诉求的降级一定程度上是对快餐时代失望后的一种妥协，但情感真正成为快消品，陪伴都被明码标价，这对人意味着什么？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一种给予而非索取，给予是潜能的最高表达，因为这一行为中有人的生命力的表达，在这种创造性倾向中人必须克服依赖性、自恋和支配欲。然而在资本宰制的情感产业中，情感消费品旨在精准刺激并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求，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恋”的，满足于索取与享受。长此以往，人们可能会沉溺于虚拟情感消费而欲罢不能，甚至逐渐丧失在现实中爱人的意愿和能力。
综上，从消费向度看，无论是线下浪漫的商品化，还是线上虚拟情感的快消化，在根本上都是情感异化的表现，本应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情感越来越沦为一种屈从于资本逻辑、脱离具体的人的外在对象。消费资本主义的介入使得情感资本主义日益巩固和扩展。
算法的诞生为情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高效的技术手段。随着网络交友平台的崛起，亲密关系的缔结方式在算法机制的运作下经历了变革与重塑，现代亲密关系呈现速配性、可替换性、按需终止等新特征。
1. 绩效至上：交友即交易
如今，算法资本主义已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样态，基于算法匹配的交友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爱情产业。一方面，个体在平台上实现了自我商品化，恋爱交友转变为理性的市场交易。在交友平台上，面对未知的数字他者，用户首先要通过一系列言语或图像实现自我形塑，这种对自我的包装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商品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个体作为展品呈现在平台上供他者浏览与喜爱，即被置于公开竞争、受供求关系制约的交友市场中。外形、职业收入、家庭状况等因素构成了个体展品的“价值”，而双方对彼此价值的肯定就意味着交易的成功。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同样，恋爱交友的市场化和所有潜在对象的可视性也使得人们在不断的比较与权衡中追求获得价值的最大化。由此，网络交友的问题在于人会很难知足，“拒绝妥协，不满足于那些他们认为总是还可以提升的相亲交易”。人们可以在平台上看到大量比自身条件优越的用户，因此绝不会止步于找到与其条件相当的另一半。在此过程中，平台也会通过对所谓高质量用户数据的垄断来刺激用户充值成为会员，数字化个体在这种意义上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算法的驱动下，交友成为追求速配的爱情游戏。算法的基础是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平台的算法机制使得大量用户数据可以依据预先设置的偏好在短时间内得到处理和分析并被精准推送至个体，这意味着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交友，线上平台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实现了对潜在对象的筛选。易洛思强调，这种速配交友完美诠释了阿格尔（Ben Agger）所说的“快餐式资本主义”（fast capitalism），资本主义技术不仅倾向于通过压缩时间增加经济效率，而且越发剥夺人的私人空间和时间。此外，相较于严肃的婚恋交友，Y世代和Z世代的群体也更倾向于将网恋交友视为一种速配的休闲娱乐。
在这种算法逻辑下，现代亲密关系也呈现新的特点。首先，现代爱情表现出可替换性，稀缺性不再占据主导。“在浪漫爱情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所爱之人独一无二。主导浪漫激情的是稀缺理论，而排他性在其中至关重要。”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交友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市场资源和仿佛无限的选择，内容推荐算法作为一种学习型算法，可以基于对用户历史行为的分析精确地描绘用户画像，这使得择偶推荐越发精准和高效，人们只需要在屏幕上左滑或右滑就可以迅速实现筛选，选择的对象越来越具有充裕性和可替换性。基于此，当面对的是一群经由算法匹配、高度同质化的潜在对象时，人们倾向于以消费思维对待恋爱交友，很难心甘情愿投入长期关系的维持，甚至会形成一套固定化的浪漫互动模式。其次，身体的缺席导致现代亲密关系的建构越发脱离感性，传统的具象吸引愈加屈从于理性的权衡，本应超越理性的爱情也受制于理性。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看来，两个人在实际的相遇中会交换两种信息，即自愿提供的信息和释放的潜在信息，起关键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这种身体在场的具象吸引在传统亲密关系的建构中至关重要，然而在当前算法匹配的交友逻辑下，会面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另一半是否符合用户在平台上预先设定的偏好。正如易洛思所言，人们需要有能力不断与自己协商，看自己是否愿意为了与他人发展一段关系而修改自己原先制定的标准，但互联网却使这项核心社交能力越来越难以施展。如今人们一方面渴望邂逅浪漫爱情，另一方面总要在确保对方的各种“价值”能够满足自己的预设标准后才考虑与其建立亲密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爱情作为一种人与人的美好又多维的情感本应超越理性，但在如今的算法资本主义下却更受制于理性。
2. 后承诺时代：按需终止的亲密
平台算法逻辑的量化机制不仅让恋爱交友演变为绩效至上的交易，而且使亲密关系的缔结呈现流动性和脆弱性。消费逻辑统摄下的亲密关系表现为按需终止，承诺与信任在这种不确定性中逐渐消亡。
首先，基于网络建构的亲密关系很容易进入和退出，按需终止的本质是消费逻辑。鲍曼在《流动之爱》（Liquid Love）中尤其强调了网络约会的重要特征——“按需终止”（termination on demand）。在网络上，连线和离线的选择都是正常的，人们只有需要时才连线，不需要时就离线，这就是说网络中的连接是按需建立的，并且可以随意断开。与真实的关系不同，这种连接作为一种虚拟关系似乎是依据流动的现代生活的尺度来建构的，既易于上手又可随时抽离，且浪漫的可能性层出不穷。从本质上看，这种按需终止的亲密关系被消费逻辑主宰。因为消费主义不倡导积累商品，而倡导使用商品并在用完后将之丢弃，从而为其他商品的消费腾出空间，即时满足、足额保险和退换保证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即便商品如其宣传的那样好用，很多消费者也并不期待长期使用，毕竟功能完好的电脑或手机也会因全新升级款的上市而被遗弃。在鲍曼看来，如今的亲密关系成了消费品，“一夜情”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遵循购物模式、类似一次性现场消费的关系，同样“炮友”（friends with benefits）、“情境关系”（situationship）等非传统亲密模式通常也是不稳定和缺乏承诺的，不断寻找伙伴满足自身需求的模式实质上遵循消费逻辑。由于人可以随时在线上摁下删除键，这种即时、不烦琐、无须后续纠缠的特点是网络约会的一大优势，但也不可否认，这种虚拟关系并不会让人一直感到快乐，甚至不会比“前虚拟关系”时期快乐，因为沉迷于流动的亲密关系如履薄冰。正如爱默生指出的，在薄冰上滑冰时得靠速度存活，然而一旦达成了这样的速度，安定下来会比之前更困难——人失去了如何安定下来的技能。这就是说，保持速度曾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现在却变成了筋疲力尽的苦差。
其次，持久的不确定性使得维持关系和宣誓效忠面临巨大风险，承诺与信任在流动的亲密关系中逐渐消逝。鲍曼指出，保持一段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持有股票，股东只是持有股票，而持有的东西都可以放手。当你投资的是一段关系时，你首先期望的收益是安全感，即在你需要时获得帮助、孤独时获得陪伴、失败时获得安慰、胜利时获得喝彩等。正如股东要随时保持警惕，衡量各种可能性，评估机会和风险，保持一段关系也意味着许多令人头疼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持久的不确定性。你永远无法真正、完全确定要做什么，也永远无法确保你做了对的事。然而，这个难题似乎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甚至还涉及一种令人厌恶的悖论：保持关系本身不仅无法减轻困扰孤独的不安全感，反而会加剧该症状，对伴侣的投资并不一定会让人获得安全感，反而可能让人感觉比之前更不安全。与此同时，伴侣也在不断考虑这段关系的得失，这意味着你可能就是将被出售的股票，也就是说你可能毫无征兆地被抛弃，这些都会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基于此，在亲密关系中投入强烈感情并宣誓效忠意味着要冒巨大的风险。出于这种考量，人们越发倾向于建立松散、可废除的而非至死不渝的亲密关系，对关系的承诺就长期而言似乎毫无意义，信任在这种依需存在的关系中也逐渐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种按需终止的亲密并不只存在于伴侣关系中，“搭子”社交在年轻人中的盛行同样彰显了当代亲密关系的流动性和工具性。与通常意义上分量重、成本高的深度情感社交不同，“搭子”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精准陪伴关系，其特征是关系的临时性和浅薄性，如“饭搭子”“学习搭子”“游戏搭子”等，因此“搭子”可以被视为一种负担小、交情浅的轻量社交。网络社交平台为寻找“搭子”提供了高效的渠道，算法机制更是加速了双方需求的匹配过程，由于互相试探、培养感情的阶段直接被省略，因此交往时间大大缩短，交往成本大大降低。从本质上看，“搭子”就是一种工具性和互惠性的双赢亲密关系，这种按需建立的特定陪伴不仅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亲密关系需求，获得传统意义上只能从伴侣身上获得的情感价值和精神支持，而且双方默认不干涉共同爱好以外的私人生活，具有很强的边界感。基于此，相对轻松的“搭子”社交成为当今流动性亲密关系的典型。
综上，从交往向度来看，算法资本主义重塑了亲密关系的建构方式，进一步促进了消费逻辑对情感领域的渗透，人们不再执着于爱恋独特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留恋各取所需的浅层情感社交，甚至动物的机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交往的唯一终极目的，这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贬损和摈弃。基于此，在情感资本主义影响下，人面临着深刻危机。
整体而言，无论从被剥夺特殊性而越发抽象化的情感本身、将情感视为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领域看，还是从被算法逻辑重构的亲密关系领域看，不可否认情感与资本主义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捆绑在一起。然而，随着实现心理健康越来越成为商业化项目，痛苦被遮蔽的个体心甘情愿自我剥削，制造浪漫成为无关个体的成熟产业链，人们沉溺于情感快消品中而逐渐丧失在现实中爱人的意愿和能力，亲密关系趋向浅层次和工具性，承诺与信任逐渐消逝。当本应充分展现人主体性本质力量的情感也潜移默化地被资本逻辑驯服时，人的生命的展开很大程度上无异于陷入一场完全被设计好的资本游戏。面对这一生存困境，我们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充分认识到资本在其中的演绎逻辑，正确辨析资本诱导下情感生产和情感消费的伪善面纱，提升自身的情感认知和判断能力，推动情感领域摆脱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
〔责任编辑：洪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