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洁 || 国家礼制对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构建

每一种政治设计都建立在国家共同体自身的地理历史传统之上。亚洲帕米尔高原、北部天山等山脉及戈壁、南部的青藏高原共同形成对东部广阔地区的天然保护与隔断。几千年来，在黄河中下游暖温带季风气候和长江流域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这个相对封闭且独立的空间内逐渐形成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葱岭以东的地区，从地缘上是一个整块，从汉武帝建河西四郡、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葱岭以东地区与中原内地必须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王朝，才能成功地经营、管理。”中原地区的考古实践和文献记载表明，农耕社会要求人口相对固定于土地之上进而以聚居合作模式进行生产；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规律需要准确的天时预测，需要统治者拥有组织大规模劳作的能力，以及创制一定的礼法规范来维持人群聚居区的共同体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统摄全国的一以贯之的宗教传统，那么各朝又是如何实现对超大规模领土的统辖治理和维护皇权的至上权威？事实上，是中国传统礼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构建了中国几千年稳定的社会秩序。“礼”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用来传达意义，定义社会关系，约束内心戒律和规范外在行为。它既是仪式规则，又是宗法体制，还是乡约民俗，甚至是一整套典章制度的总称。官方修礼最早可见帝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尚书·舜典》）。周礼则开创“吉、凶、宾、军、嘉”五礼体例，成为治天下的大纲：“吉礼”祀鬼神主管祭祀；“凶礼”忧邦国为丧礼规格；“宾礼”亲邦国有朝拜、纳贡等；“军礼”同邦国确定检阅军队、班师等的礼仪；“嘉礼”亲万民规定登基、册封等的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可以说，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特征是礼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民族文化情境下的礼制内容结构存在演变与继承，但各朝官方制礼活动长期指导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制度的运作，也规范着民间社会的伦理关系，正所谓“大以经世，小以物身”（《五礼通考·蒋汾功序》）。两千年来，“礼”跨越不同朝代和地域维护着国家一体性、形成民族共同体，是大型单一制中央集权的中国迥异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文化历史根源，乃“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反映了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价值。

一、周秦之制将天下定于“一”

人类社会是有组织的社群，不可缺少权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西欧普遍建立起基督教的宗教权威，中国则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皇权的至上权威。皇权统治使政治机制的运行符合一种统一的秩序，“统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中国王朝统治始于商周与秦汉两个时期开创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以及“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周秦礼制不仅开启了国家的一体化进程，而且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

上古文献不乏对农耕的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农耕劳作的周期性规律要求对天时准确把握，并根据星象推定历法。帝尧曾“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尚书·尧典》）。帝舜有进行泰山祭祀：“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为探索农时进行的天文观测活动：“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即通过山峰之影的移动来观测日照方位，“揆度日影以序四时四方”。这显示最早的政治权威首先产生于对天象的把握与解释。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帝尧陶唐氏都邑陶寺遗址中期外郭城东南的小城内出土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古观象台附近还出土了度量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圭表”，印证了尧确定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组织实施大规模的日月星辰观测工程。

地理空间上的中央权威也据此确立。河南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遗址中夏代都城大型宫殿群中轴线的布局开启了宫殿布局在空间上占据王都中枢，“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慎势》）的王权传统，显示“以轴对称的‘建中立极’的城市布局”，具有唯一的“世界轴心”（axis mundi）的宗教象征意义，代表着“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走向了存在政治中心的早期王权国家。从夏代都邑布局可见后世中央集权传统的萌芽。

西周灭商，中国第一次以大一统王朝的形式面对不同于方国时期的大规模疆域国家的治理问题，这就需要创设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一方面，从政权组织形式上，周王朝采取分封制稳固统治，设立三监“以监殷民”（《汉书·地理志》），还封武庚“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获取了殷商遗民的支持与认同；同时，周公围绕分封制制定仪典训诫诸侯，使他们管理一方国土，服从中央政权的政令并建立宗法体系详密规定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地位关系，依靠血缘关系将权力关系固定下来，“盖人群之组织，必有一最高之机构，统摄一切，始可以谋大群之福利，一切礼法，皆从此出”。西周是中国历史上“治出于一”的时期，开启了王朝制礼传统。

另一方面，周天子为社会生活确立时间秩序，将天下“定于一”。西周正式以农业王朝的面目出现，为指导农业生产稳定进行，需要把握天时，制定历法。“岁月日时既定，则百工之事可考其成”（《尚书·尧典》）。从早期的《夏小正》到后来的《礼记·月令》，都体现了天子政令与时节的呼应，可以说记述四时节气的历书也是最早的礼书。周天子还通过“王正月”确立本朝的政教之始以示正统：“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尚书大传疏证卷七》）。历法彰显“时间统一于王者”的天命所在，“对时间起点的掌握昭示的是一种‘集权’理念，具有对权威占有的象征涵义”。

秦国完成天下统一后，秦始皇即通过东巡封禅和祭祀山川宣告对天下河山的合法所有权，“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史记·封禅书》）。封禅仪建立人间与自然的联系，显示帝王“绝地天通”的能力；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将各地归于中央集权统治，天下“定于一”，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大一统”。汉代祭礼改革，把山川祭祀权收归朝廷，将祭祀地点由各地祠堂改为京师南北郊，祭祀者由地方祠官改为天子本人，祭祀目的也逐渐由为皇帝个人祈福求长生转向祈求国家气运绵长并“祈为百姓蒙丰年”（《汉书·郊祀志》）。“曾分属各国的山川祭祀此时被纳入统一王朝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郡国宗庙全部罢废，地方神祠废黜过半，汉朝将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山川祭祀权收归中央，打开了“大一统”的国家祭祀格局。逐步走向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完成了疆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和思想文化的统一，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周公制礼开启了后世王朝制礼的传统，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制礼被认为是“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的缘由，各代皆以奉周礼为圭臬来标榜王朝正统性，追求“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十五》）。秦祚短暂，很多促进国家统一的举措是在汉代真正完成的。尽管两汉未能留下礼制文本，但晋初荀　　　　是在东汉郑玄三礼注的基础上编撰《晋礼》，从而将“五礼”体例确立下来的。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战乱中，众儒生将汉代典籍带入河西与陇右地区避战乱，在戈壁石窟中讲授儒家学说，使汉礼得以保存。河西走廊武威地区出土的《仪礼》简等汉代简牍向我们展示了两汉礼仪风范。河西汉礼使传统儒家经典学说不曾失传，成为指导拓跋北魏承袭中原礼制的重要渊源，对西魏、北周礼典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朝建立后将之与南朝各代礼制统一起来，共同组成隋唐礼制谱系，促进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延续性。

隋唐之后的王朝对国家一统的理解又有转变。以宋明为例，把天下“定于一”置于思想层面，以思想的一统替代疆域的一统，强调正统性，不以疆域大小判定国运兴衰。宋代之后经由科举制度逐渐产生一个日益庞大的士人阶层，基本由儒生构成的官僚群体对儒家经义的讨论影响着国家制礼行动。国家制礼更多的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展开，“国家礼仪的决定必须透过朝廷儒者以集议的形式进行儒家经典诠释”。通过议礼，儒家礼仪规范实现法制化，全面约束和指导社会生活，并将统治阶层更加统一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下。应该说，即便在当今的时空框架内，我们对打造思想统一、疆域统一和政权统一的共同体秩序与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之间联系的理解，依然缘于周秦之制开创的治理传统，而中国之治实为兼具德治与法治的礼治。

二、各朝制礼中形成的共同体秩序

从周礼开始，历代制礼都一方面在多样性基础上指导民众接受统一的价值规范引导，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约束王权，使各个民族政权都遵从历史传统，修礼制典，宣扬教化，逐步构建起尊卑有序的共同体秩序。

战国之前，夷夏之辨尚未生成。华夏最初所指的地域范围很小，“河北有阴山，为华夷大限”（《五礼通考·体国经野》）。春秋后期楚地逐步融入诸夏集团，之后又有吴、越加入，中原集团不断扩大。异族的入侵形成华夷杂处的局面，彼此之间自然有通婚，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生晋文公重耳，后世通婚就更多，因而，华夷的区分不在血统。周秦之后逐渐不再根据地域区别华夷，山西、河南、湖北等中原地区均有华夷杂处，例如河南山西境内太行山中的北戎。秦统一中国后将秦律推广至楚地，从文化上缩小了楚地与关中秦地及齐鲁地区的差异，隋之后已完全不能称吴楚为夷。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在各个地区文化多元共兴的基础上，在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杂居交往中，不断进行民族融合、血脉混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各朝通过建立礼制，以政治制度将生物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与权力关系联系起来，将存在于中原及边疆境域内的政权与人民聚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中国夷狄可以互易，以礼义为之准绳。礼乐文明是大一统的文明，天下一统于礼乐，是谓之为大一统，民族之间无差别境界，无种族之分，仅文野之别。”任何一个民族的政权要实现疆域统一和统治秩序稳定都须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发展完善礼制，“以整合不同的政治体之间以及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等级及政治秩序，并不统一的诸邦之礼俗就必然向王国颁布的礼制转化”。长城内外并没有生产方式的严格划分，辽朝有季节性农耕，唐代也广有牧场。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地区的民众，都在皇权统治之下接受“礼”所蕴含的社会规范与伦理价值，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政治文化底蕴的整体。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朝代各民族统治者持续构建的结果。除了汉族政权的制礼活动，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北魏北齐北周皇帝都曾行视学养老礼（《文献通考·学校考六》）。据《辽史》记载，德祖“始置铁冶，教民鼓铸”，皇祖“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辽代重用汉臣，“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之官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九》），而且有冶铁和银矿铸币。金代有皇帝登基告太庙的礼仪（《金史·礼志》），契丹作乱时有人建议暂停郊祀，宗室完颜襄说，“郊为重礼，且先期诏天下，又藩国已报表贺，今若中罢，何以副四方倾望之意”，并坚持“大礼不可轻废”（《金史·列传三十二》）。元代国祚不长，但“人知九重大君之尊”（《元史·礼乐志》），英宗时“广太室，定昭穆，御衮冕卤簿，修四时之祀。列圣相承，岁增月辑，典章文物，焕然毕备矣”（《太常集礼稿序》）。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清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尤为注重通过礼制建设展示王朝正统性。清军入关后，清世祖福临强调“礼仪为朝廷之纲”（《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月丙寅”条），不仅告祭天地、太庙、社稷，而且祭祀恒山等山川。由于北岳恒山主峰天峰岭在山西省浑源县境内，位于北京西北方，北宋时此处归契丹管辖，故北宋之后皇帝一直在北京以南的曲阳进行祭祀。清军入关后，福临重新改在浑源祭祀以示正统，“因时制宜，以厘讹谬，至明也，以崇岳，至正也，举千百年之旷典，成大一统之弘规”。在凭借武力统一疆土的同时，清代君主遵照儒家金石学传统铭刻“边塞纪功碑”显示文治之功。在边疆、内地京师与各地官学文庙中立碑，将朝廷平定疆土的成就昭告天下，极力争取汉族儒生群体的认同，有意识地构建“新的疆域与民族概念。这个新的‘共同体’概念如何成为知识精英，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这一告成太学的凯旋礼仪最终达到的目的”。被称为“华夏正统最坚定的捍卫者”的清初几位君主尊崇儒家礼仪规范，充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通过制礼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自觉性。

在地理空间统一的同时，从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观测日月制定历法开始，各民族政权通过推演天文历法、颁行统一的天时政令来展现王朝正统性，通过校准历法、预测天时“法天则地”来指导农业生产。金朝重修《大明历》，元代有《庚午元历》《授时历》。在各朝的共同贡献下，中国传统农历按照节气指导生产，建立制度和进行礼仪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各民族政权的统治，保障了天下民众的安居乐业。“和武功相对应，发展生产，安辑四方，让百姓安居乐业，是中国古代政治领袖的另一条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故而，包括籍田礼亲蚕礼在内，礼制中的“敬授民时”所创造的治理绩效在政治史上不仅是评价君主开明程度的标准，而且成为其政权合法性来源。

这些正本清源的做法对共同体秩序的塑造与维护是全方位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贾谊《新书·礼》）。当然，这是适合皇权统治的等级社会秩序。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资源十分有限，王朝统治无法实现平等分配，因而“定分”才能“止争”。礼在王朝统治中的首要功能就是确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的身份伦理关系，形成宗法秩序，即“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礼记·祭统》）。由宗法体系确立的伦理关系进一步发展出区分身份地位贵贱的政治权力关系，“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踈，所以有亲也”（《白虎通·礼乐》）。礼根据人的不同身份确定其在社会等级中的不同地位，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发挥不同作用，“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这里将“贵禄重宗”作为排序的参照标准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区分身份，更重要的是“辩其是非，以求治人之道”。纲纪将福利待遇和人们的欲望情感都框定在覆盖整个社会的礼法体系中，使其安于本分，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僭越。荀子有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不得不说，在各朝共同打造下，中国国家礼制伴随着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更新与完善，它对王朝统治下的共同体秩序的塑造是成功的，使中国尽管历经朝代更迭，却稳固持续了两千年。

中国礼治传统能够做到这一点且延续至今，不只由于其是历代实现皇权统治和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还源于其内在化民成俗的治理功效能够在民间社会通过形成公序良俗实现教化。礼法规定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的外在行为规范，礼义约束父子夫妇间亲、孝、忠、义各种人伦法则，礼“引导人们通过继承礼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过上道德的生活”。正是由于礼制蕴含的这种价值取向，它主导的共同体秩序是一种文明秩序。

三、一脉相承的中华礼乐文明

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到民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维持着国家的一体性，中华文明也成为世界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当我们今天去检视中华文化韧性的时候，可以从礼制传统中总结出哪些使文明一脉相承的特征？

首先，注重总结治乱兴衰经验的治典传统。治国先治典，农业社会重视掌握自然与社会的周期性规律，从历史中总结智慧，由经验到先验，再把义理上升为国家统治的纪律原则，通过礼乐塑造稳定的社会秩序。记录职官设置的《周礼》、《吕氏春秋》、二十五部官方正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华典籍的文字记载把几千年帝王统治的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为整个民族留下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金石竹简多种记载形式使经、史、子、集能够为后代万千学子诵读，把仁义礼智信的文明基因刻进中国人的骨子里，疆域所至惯成文史之风，打下了王化基础。“历史的记载是民族和国家得以维系和延续的灵魂所在。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就不能形成文化的传统，而没有文化传统的政权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对先祖溯源的远古想象，塑造了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发整个民族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同时，文书通过文字记载在超大疆域国家的政令施行过程中提升了准确性，增强了中央统治者掌握全国信息进行决策的能力，也为后世了解治乱兴衰的原因提供了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记述儒家经义的典籍文献也多杂谶纬。中国灾异文化产生于上古神话、数术理论、阴阳五行思想中对天人关系的解释。在缺少统摄全国、一以贯之的宗教传统的情况下，灾异说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主要用于阐释帝王沟通天人关系的独占能力，即“受命于天”的正统性构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灾异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更要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装置中显示它的存在。”“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礼记集解》卷51《表记》），各代官修史书中都不乏《天文志》《五行志》。魏晋之后，朝廷更注重数术占验的官方解释。通过天神权威来评价统治者的合法性中外相同，但灾异文化背后的义理规则把正统性建立在对政治统治的绩效评价上：“华夏始祖不建立在神的绝对性上，而建立在获得万民拥戴的社会基础之上。”通过天象预测，在灾异发生之前举行籍田、大雩等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发生后也经常去尊号、减常膳、祈祷祭祀等，这些显示了皇帝对灾异的重视和对上天的敬畏。可以说，中国的灾异数术传统具有相当的实用性，是中国古代国家运作的独特机理。根据灾异祥瑞说编纂的《纬书》在强调天命作为增强政治控制手段的同时，也“记录了一部分天文、历法、医学和地理知识，也保存有古代很多的神话传说”，“这份文化遗产，不能因其有迷信成分而简单扬弃”。并杂神仙方术、科学医理的谶言纬书也寄寓着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美好想象，其也可以被纳进共同体的民族文化与集体认同之中。

其次，适应农耕生产的中央集权传统。农业社会具有人口密集定居、生产呈周期性、亲族聚居合作劳作等特征。在领土面积广阔的中国，自古以来国家治理都围绕着土地与人口展开。从西周施行井田制开始，统治者重视定期重新厘定物理空间边界，并借助礼法界定田间地头交往中的行为伦理边界，维护农业集体生活秩序，“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憾”（《管子·小匡》）。春秋开始，各国的变法使资源集中起来，注重发展效率。秦国商鞅变法将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分配权都集中于中央朝廷，使秦始皇有力量开疆拓土，统一六国。秦朝统一之后又采取多种措施巩固中央集权体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收缴天下兵器，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巡视全国、泰山封禅，等等。

中央朝廷掌管全国疆域范围内的土地，还将民户附着在土地上，实现国家发展对人的控制。春秋各国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人口的掌握，户籍制度将人、土地、税收联系起来，使朝廷能得到足够的农力与兵丁，有利耕战。在郡县制之下，录入户籍的人法律地位齐等，被称为“编户齐民”。秦汉据军功纳粟等行为赐以民爵“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形成二十等位阶等级，也具有权责、薪俸等品秩要素。魏晋后爵秩又从特权向官品转化，结合行政级别形成适应中央集权体制的官僚队伍，与皇权共同跨过封建领主直接掌控全国。

与此相适应，自然也要在礼法上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等级分层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对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塑造调整。礼制因革显示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集权礼制与西周宗法体制下的王权礼制的根本差别。“西周所建立的王权礼制，延续数百年之久而没有重大变化，而战国诸国变法后出现了集权专制政体，只要君主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改易礼法。”两汉通过郊祀与宗庙的祭礼改革将祭天确立为显示天子正统权威的国家最高祭礼，并将宗庙祭祀权也归于皇帝。在礼制变革中，儒家经义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影响后世两千年之久的中央集权视角下的“天下观念”。

最后，“家国一体”的整体秩序观。商代墓葬已经显示中国有重视血亲来维护社会关系结构的传统，西周灭商后，周王朝需要面对领土更为广阔的政治环境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周礼适应东方家族社会的特征，通过血缘纽带把宗族关系与国家的权力关系紧密结合，这样就保证了宗族成员听命于宗子，而宗子又保护整个宗族，从而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作为大型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社会在没有全面的贯穿历史的主导宗教和一贯的法治传统下，借助礼制表达了传统理想社会状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即使战乱频仍，分合变换，但礼制构建下的中华礼乐文明却维持了一个族群的整体性。“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与焉”（《礼记·乐记》）。如果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与解释礼制对中国社会思维模式的影响，那么伴随着古代礼学传统的是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疏远。西方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管理精神领域的方法是通过教徒个人内心的祷告独自建立与上帝的沟通，达到约束内心的目的，故而形成个人主义的传统；而中国的礼法体系不仅仅通过礼教达致对身体的约束和克制内心欲望，更是制度化为一种生活习惯，通过他人的评价认可来规制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并使其获得社会地位。礼法约束下的个体需要在集体中生活以完成一种社会联系，这种道德标准建立在社会性基础上。“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都是对行为予以约束，但是“‘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在这种礼法塑造下就形成一种集体主义传统。

集体主义不仅体现在国家权力组织，也体现在汉代开始形成基层社会中的乡里共同体。这种乡里共同体以宗族为基础，却又不囿于血缘；“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与乡党成员关系密切，乡里是依宗族组织相联系的居民，彼此共同分摊赋役，共享社祭。宗族成员对乡党既有“役使”，也有“赈赡”。但形成农业社会固定的基层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个体小农户的生产力不高，乃采取互助劳动的生产方式；然而与聚落整合一体的特性也是息息相关的”。尽管朝代更迭，国家形态更新，但作为基层社会结构的宗族邑里却愈发巩固，成员关系稳固而密切，形成一种特定的基于血缘固于地域的生活共同体。对于依赖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言，这种乡里共同体非常注重维护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才合乎“礼”（《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宗法体系使亲情融入乡里共同体，直至如今，这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观。

四、结语

一个民族的历史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几千年来，国家礼制塑造着社会宗族体系与义理规则，也培育了生活在中国辽阔土地上人们的共同价值观。在各民族政权的吸收、采用与融合下，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因。华夏族、周族、汉族、中华民族……范围不断扩大，共同体逐渐形成，“不是一成不变的血统性种族，而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多民族融合体。破除血统的排外性，强调的是文化标准，是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制度规范基础上，包容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融合成为新的‘华夏’民族与‘中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将传统礼制文化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

当中国从天下中心转变为现代世界中的一员时，历史传统决定了我们不能走欧洲民族国家的道路，而应该具备文化自觉的勇气，开创自己的道路。“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今天，探索国家礼制的内涵就是重新审视在现代平等理念下没有尊卑贵贱却依然有“爱有差等”而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放弃了作为“一个在文明世界中指引人们行为的超道德权威的概念”的天下观念，礼的全部理念依然是对秩序生活的向往，国家礼制更是致力于构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和主权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天下的框架”。这也与西方话语中的“文明”本意相吻合：“就文明而言，较为重要的一层含义是它对暴力冲动的抑制。”世界文明并没有东方西方的对峙，而是以文明多样性的方式存在，以长幼亲疏为基础的人伦法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儒家文化圈的兴起实际上代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因为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现代化中，传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现代中国而言，这仍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史拴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