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学赵匡胤，黄袍加身？

书 名：《湘军史稿》

作 者：龙盛运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以下选摘自《湘军史稿》，内容有删减。

同治二年（1863）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就多达十二万人，李鸿章的淮军多达七万余人。同年夏，左宗棠约有四万人，沈葆桢在江西约有军队一万多人……湘军总兵力当达五十多万，即已接近过去的绿营兵力。

湘军集团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团体，是由思想相通、利害相关、地域相同、社会关系（家族、亲朋、师生）相近的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和封建时期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别一样，并无组织条规，更谈不上组织纪律。

曾国藩作为这个集团最高首领，只是由于他既是湘军的创建者，又是当时所有成员中地位最高、声望最隆的人，而其他成员，包括胡林翼在内，又是他一手提拔保荐的。这就是说，首领与成员、成员与集团之间，完全是靠个人感情、道义和一时利害关系而纠集在一起，这自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咸丰十年（1860）之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湘军集团中的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官位相近者就多达二十余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已由咸丰五、六年（1855―1856）三个司令部、三个中心的格局，变为真正的多中心。这虽然促进了湘军的发展，但多头中心的通病，即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分裂，也将不可避免。这些大头目气质互异，与曾国藩及集团的关系，也有深浅亲疏之别。

当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为争夺江西的税收而明争暗斗时，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桢，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和困难，批准了沈葆桢的截饷请求。当沈葆桢与曾国藩大闹意气，以告病假与曾国藩相抗时，迎承意旨的御史上奏说沈葆桢“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协饷用人两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营员乘间伺隙，饰非乱是，是以沈葆桢知难而退”。清廷即据此下诏，表面上是训诫沈、曾两人，实际上对沈葆桢多方维护，把沈、曾纠纷完全归咎于曾国藩一人。

沈葆桢

那拉氏、奕䜣当政以来，虽然进一步扩大与湘军集团的合作，给曾国藩以很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讲求驾驭之术，察看曾国藩等的所作所为，力求既要重用，又不使之跋扈犯上，护沈抑曾正是为此而发。这不仅仅是向曾国藩泼一点冷水，使其不要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这还可以分化湘军集团，使沈葆桢成为其中敢于同曾国藩对抗，向清廷靠拢的引路人。沈葆桢自然有恃无恐，更倾心于清廷。正如沈葆桢自己所说：“且予知有国，不知有曾；予为国计，即有恩亦当不顾，况无恩耶？”这样，沈葆桢终于与曾国藩闹到公开决裂、“私交已绝”的地步。明白个中原因的曾国藩自然愈益“藏热收声”，谦恭对上，以求自全。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廷针对湘军集团的策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严重束缚了湘军集团的手脚，自咸丰十年（1860）开始，特别是同治前三年，一反过去所为，放手使用，让其扩展军事政治实力，充分发挥其反革命能量；同时，利用并扩大其内部矛盾，巧妙地加以驾驭。与之相适应，湘军集团的各大头目虽然趁机大肆扩充实力、猎取高官厚禄，但他们青少年时期大都饱受理学的熏陶，恪守君臣之义，且彼此矛盾日多，有时甚至很尖锐，也势难结成与清廷相对抗的团体。这就是说，他们不愿，也不敢逾越其臣仆的范围。

天京被攻下，战火一熄，湘军集团特别是曾国藩兄弟与外部各方及其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就一齐爆发了出来，曾氏兄弟成了众矢之的。这种种矛盾及其爆发情状，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与满族贵族的矛盾。那拉氏上台执政后，虽然更加重用曾国藩，但并未放弃戒备防范之心，驾驭之术更为高明。在委曲退让的同时，曾国藩向满族贵族提出劝告，甚至进行有分寸的反击。同治二年（1863）四月，在《近日军情并陈饷绌情形片》中，更因沈葆桢截留江西拨归曾军的漕折银，痛切陈述兵饷奇绌，以致发生“饷溃兵逃”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清廷派大员前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或两江总督之职。同治三年（1864）四月，在《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中，曾国藩更痛斥沈葆桢三次截饷，既有违江西巡抚应归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节制的体制，又骄横恣肆，不近人情。

以上四件折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如有的直接向满族贵族摊牌：我可以下台，可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有的绕弯子，表面上斥责沈葆桢，实则直指沈葆桢的后台满族贵族。其中心思想无非是说，现在形势还很严峻，满汉地主阶级的共同敌人太平军仍有强大力量，必须团结对敌，而这种团结的关键就是维护现有力量结构，继续让他统率的湘军充分发挥能量，不要玩弄各种手段去过多地削弱他个人的权威、分化排挤湘军集团。曾国藩的这一番“苦心”，满族贵族是了解的。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稍加抑制，使湘军集团不要过分强大、曾国藩等不要得意忘形，而不是要改变对湘军集团的方针、根本上动摇曾国藩的地位。因之，清廷对曾国藩的请退，总是多方抚慰。这就是说，双方都没有越出足以破坏团结的界线。

攻下天京后，清廷特别关注两事，一是幼天王、李秀成等首领人物的下落；二是天京城内巨额财物的分配。但湘军一攻入天京，就大肆抢夺，装入私囊，并放火消灭罪迹。而曾氏兄弟则在奏报中不仅谎称“全无财货”，且言破城巷战杀死太平军十余万人，幼天王已自焚身亡。清廷自然不会相信这些谎言，且不久有关幼天王突围的报告也接踵而至。再加上曾国藩不请旨，就把李秀成处死。这样，就使清廷更加不快，甚至产生疑虑。清廷在七月十一日廷寄中查问有无大宗金银，以便拨作“各路兵饷赈济之用”。数天后，又两次廷寄查问幼天王下落。清廷这样做，主要目的不在追究事件本身，因为幼天王突围已成铁的事实，要曾氏兄弟及其爪牙交出已入私囊的财物也不可能。而李秀成更是被俘半月后才被处死，且传首各地示众，假冒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所以一再查问追究，主要是想借此向曾氏兄弟表明，朝廷不可侮，警告他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如骄横不听劝诫，那就要受到严厉惩处。

其二，湘军集团内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愈演愈烈，有的甚至无法控制，公开爆发出来。

左宗棠

左宗棠与曾国藩长期以来，虽然能团结对敌，但一直存在着隔阂。不仅在咸丰十年（1860）前，时起矛盾，就是在这以后，也因调兵筹饷，时有摩擦。攻下天京后，曾氏兄弟奏报幼天王已自焚死，左宗棠则据实奏报幼天王已突围。清廷要求曾国藩明白回奏，并令其参办有关失职人员。曾国藩在回奏中，不仅为自己的失误多方辩护；且言：“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如此明显的攻击，左宗棠自然不会容忍，立即在《杭州余贼窜出情形片》中痛加驳斥。这样，两人就由时有摩擦而公开冲突，两人从此绝交，“彼此绝音问”。除了曾国藩、左宗棠，其他如郭嵩焘与毛鸿宾、李鸿章与左宗棠、郭嵩焘与左宗棠、江忠义与席宝田、彭玉麟与杨载福、曾国荃与诸将、朱品隆与唐义训等人的矛盾也在加剧。这众多的矛盾，有的虽经调解，自我控制，未再发展；但有的仍然闹到公开决裂、势不两立的地步。

这一系列摩擦决裂，对湘军集团，对曾国藩，都不能不是严重的打击。左宗棠，湘军的倡建人之一，有着广泛深厚的影响，是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且当时又位至总督，领有六万余人的大军。如此，两巨头的决裂，再加上沈与曾、郭与毛、左与郭的公开冲突，就不能不使湘军集团维持多年的团结濒于瓦解。至于那些没有公开暴露出来的矛盾，除了严重损害湘军集团的团结，有的矛头也直接指向曾国藩。

其三，军纪败坏，舆论同声谴责。曾国荃军在天京的种种暴行不过是这种积年恶习最集中的体现。曾国藩的直辖军如此，其他军队也不例外。李鸿章在苏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在无锡，“克复后，计民居十不存一。城中则贼毁其二，土匪毁其一，留防勇丁之所毁，殆不啻十之六” 。

曾国荃

这样长期又大规模的暴行，不仅给劳动群众，也给一部分地主商人，乃至官宦家族带来严重伤害，从而激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和痛恨。为了谴责揭露曾国荃惨无人性的暴行，有人还写出剧本，“谱成《梨花雪传奇》十六折，情文并茂，可歌可泣”。这样强烈的舆论虽然不能动摇曾氏兄弟的地位，但可以形成相当大的舆论压力；而曾氏兄弟政治上的对手也会借此加以攻击。

其四，部队日趋腐败，战斗力锐减。这首先是由于将领腐败。营官以上将领经济收入本来十分丰厚，但他们贪得无厌，仍以各种非法手段大肆搜刮。吃空饷就是这种“智计”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各级军官搜刮来的财货，除了回籍大购家产外，就在军中大肆享乐。带家室，吃洋烟，夜不归营，已经成了普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曾国藩逐渐感到：“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攻下天京后，不仅意味着大敌已去，且各级军官在抢劫中大发横财，甚至一般勇丁也有所获。这样，军心就更加浮动，人人思回家享乐，“各军纷纷请假”。

最后，官兵尖锐对立，哗变成风。将领日趋腐败，营私舞弊，势必导致官兵尖锐对立。正如左宗棠所说：将领“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勇丁对之仇恨也愈深，各种不满言论流传日广日多，军中所以有“红顶心黑之谣”。有的甚至在军营张贴匿名揭帖，但平时迫于军法，一般不敢公然反抗。除了私下传播这类言论以发泄心头积怨外，还私下结盟，加入哥老会。

攻下天京，特别是太平军余部被消除后，留驻原地候饷待撤的湘军，更因欠饷补发无期，或不能全额，而迭次爆发索饷等斗争。这一斗争，时起时伏，为时既长，波及地区又广，情况复杂。按地区言，先后波及九个省。在江苏，刘松山军索饷，拒不北渡“剿捻”。在皖南，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三军索饷哗变，殴打前来处理此事的皖南道员，甚至闭城拒守。在江西，韩进春军因索饷烧营哗变。在福建，娄云庆军，因“待饷不至，日难半饱”而“饥噪”。在湖北，鲍超军因湖广总督拒绝其进驻武汉于先，又迟不发饷于后，遂在金口哗变。……

以上五个方面，初看头绪繁杂，细究则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的军权太大，部队太多。曾国藩早就意识到了，“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出路不外进退两途。

所谓进就是带这支军队推翻清王朝，取满族贵族地位而代之。但这样做风险太大，不仅部队战斗力锐减，湘军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沈葆桢，特别是左宗棠就不会听命。且曾国藩当时五十四岁，已呈暮年景象，长子纪泽又从未亲历军政事务。而其弟国荃不仅正值壮年，历著战功，自有部属，且权位观念很强，强悍难制，对他并不服帖，有时甚至态度蛮横，以致不得不向乃弟呼吁：“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这样，即使侥幸成功，一时黄袍虽可加身，但他死后难保家门之内不为争大位而内讧。对战略问题向持审慎态度的曾国藩，显然不会下此险着。

这就只有退之一途，“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大露。”而退的实质，就是放弃兵权，解散部队。攻下天京后十九天，即七月七日，曾国藩就在《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十余天后，又以曾国荃有病，奏请开浙江巡抚缺回籍。十月中，奏报裁军两万多，由曾国荃押带回籍。一年多后，除了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营鲍超、刘松山等军一万多人留军，其他曾国藩直辖军也先后被裁撤。这样大规模的裁军，不仅消除了清廷疑忌的根源，且前述其他方面的问题，如部队日趋腐败，战斗力锐减，哗变成风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社会舆论的谴责、内部矛盾的尖锐等问题也得到缓解。在曾国藩裁军的同时或稍后，左宗棠将所部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江西将所辖军大部分裁去，只留下刘胜祥、孙昌国，湖南裁去席宝田等军。湖北除先裁撤成大吉军之外，后又裁撤三十余营。多达五十多万人的湘军，除了李鸿章之淮军已自成体系，其余四十多万，至同治五年（1866），已先后约裁撤三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