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史稿》：一部迄今为止最好的湘军史

以下内容选自《湘军史稿》序言部分：

多年前龙盛运同志同我说他要研究湘军史。龙盛运，湖南人，熟悉湖南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又是从学校起就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适宜于研究这一专题，所以我十分赞成，怂恿他立即着手进行。

以前是有人撰著过湘军史的。曾入曾国藩幕府，熟悉湘军事迹的王闿运著有《湘军志》，王定安著有《湘军记》。我于1938年1月，即抗日战争初期，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广西阳朔时，也花了半年时间，根据极贫乏的资料写过一本《湘军新志》。到20世纪50年代，只以检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为目的对旧作进行过修改，改称《湘军兵志》，以与所撰《绿营兵志》《晚清兵志》一律，表明范围只限于兵制方面，不曾再搜集资料加以补充。

经过广泛搜集资料，龙盛运对湘军的历史进行了艰苦钻研，潜心探索。他很谦虚，称为《湘军史稿》。他这部《湘军史稿》，与旧作都不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论述湘军的建立、发展和裁撤的。全书分十章，约三十五万字，上起咸丰二年（1852），下迄光绪四年（1878）。他把湘军产生于湖南的社会背景，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外部影响，湘军的各项制度，两湖后方基地，军饷状况，与满族贵族的关系，将帅与幕僚，战略战术等方面，都一一发掘出来，进行了广博深入的钻研，并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湘军与农民军作战的过程，其内容涵盖了写战史的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和我述兵制的《湘军兵志》，而以政治史的崭新姿态全面而完整地把湘军全史再现了出来。

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阅读龙盛运这部即将付印的专著。读后，欣然领会了下面这五点。

第一，说明了湘军在湖南产生的原因。我在写《湘军新志》时也首先想到这个问题，由于当时无书可考，只在“领袖与将士及他们的故乡”一章中，用一节的简短篇幅，对此做了一些粗枝大叶的概述。龙盛运却根据丰富的资料，从清代湖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以及阶级斗争的特点，探求出湘军在湖南产生的原因，他指出：湘西和湘南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既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存在较深的民族隔阂，苗、瑶等族甚至还经常发动武装反抗。这就使湘西和湘南的汉族地主养成了尚武斗狠，注意观察地方情况的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反对汉学，又热心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

具有这两方面传统的湖南地主阶级，在鸦片战争后，全国形势剧变下，表现得与其他省份的地主阶级不同。龙盛运指出：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已有明显暴露，全国有识之士有所觉察，并发出了警告，但像湖南士人这样有紧迫感的，却不多见。有长期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经验的湖南地主，自然不会因此而束手待毙。他们在窥察形势的同时，积极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和军事学。……又大力提倡忠节，……教育鼓舞地主士人忠于清王朝，勇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农民革命对抗到底！

他接着指出金田起义后的情况说：

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二年（1852）阶级斗争的历程证明，以咸丰帝为代表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虽然极力振作，千方百计要把革命镇压下去，但他们昏庸腐朽，没有也不可能医治清政权两百年来所形成的痼疾，他们只能损兵折将，迭失名城重镇，任凭鱼烂瓦解。与之相反，湖南地主阶级，却在暴风雨中，发扬其好武斗狠的特点，恪守程朱理学、究心经世之学的传统，在镇压本省群众斗争和抗拒太平军的战斗中凶悍狡诈，从而成功地维护了本省的封建统治。

就在这种形势下，湖南地主阶级涌现出了曾国藩这个为众所推戴的人物：

此前曾国藩虽因为先在北京，后又在家守制，未能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中有所表现，但他在奏折中所表现出的学识、敢于犯颜上言的精神，获得了省内士人的推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不仅湘乡士绅不断请他指导本县办团事务，巡抚张亮基、幕友左宗棠也急切希望他能出来主持本省团练；郭嵩焘更是驰驱数百里，日夜兼程赶至曾国藩家，“以力保桑梓”为言，敦促他应诏出任本省的团练大臣。一时之间，曾国藩成了湖南地主阶级的救世主。

龙盛运把湘军为什么会在湖南产生，为什么会拥戴曾国藩这个人物，层次分明地告诉了我们。

第二，说明了湘军的特点及其影响。龙盛运从湘军各项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探求湘军的特点及其影响。他在“筹建湘军”的结论中指出：

“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使湘军在制度上、人事上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在选将募勇方面则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自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官位与厚禄化作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着全军的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也是上述种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他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附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结构。这种军队管理方式固然为曾国藩、左宗棠等结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实力后盾，但也使其他地主官僚，特别是满族贵族侧目而视。

由于湘军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绿营的制度，这不仅仅引发了清朝兵制上的变革，也引发了政治上的变动，龙盛运这个结论概要地指了出来。

曾国藩

第三，说明了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龙盛运从湘军各大头目、后方基地、多元领导、政策措施及与中小地主的关系等方面，探求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他做出结论说：

骆秉章、左宗棠等，在军事、吏治、财政三个方面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既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又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击退了入境的太平军、天地会军和贵州起义军，镇压了省内群众起义，增加了财政收入，强化了封建统治，密切了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湖南就成为湘军既稳定又能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

又说：

各项要政已经奏准形成制度，或准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把持厘金、团练、湘军，乃至干预地方政务已达数年之久的士绅，在省内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随着湘军在省外战功日高，力量日强，湖南士绅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权势也日高日大，胡林翼、左宗棠，特别是曾国藩，往往一言可以进退督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为湖南巡抚，都不敢轻易改变行之已久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不能不内依地主士绅，外结湘军各大头目以自固。

湘军之所以得到发展，乃是因为有稳固的湖南基地。而之所以能取得这个稳固的基地，则是因为湖南士绅具有巨大的力量。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说明了湘军发展的外部因素。龙盛运探索了满汉统治阶级之间既矛盾又联合的传统对于湘军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有过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间的初步调整，即湘军大头目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满族贵族湖广总督官文之间的调整妥协。

在咸丰五年（1855）至七年（1857），胡林翼逐渐摆正了自己和官文的位置，摸准了官文的特点，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和对策，做到既接受满族贵族的监督，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步调整与满族贵族关系的任务。这是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是胡林翼对本集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不仅为咸丰七年（1857）至十年（1860）湘军经营湖北后方基地，夺取九江，威逼安庆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为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的大调整、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树立了先声，提供了经验，打下了思想基础。

胡林翼

第二次是咸丰十年（1860）春江南大营崩溃后，苏、常被占领，面对危急形势，咸丰帝不得不全面调整朝廷与湘军集团的关系，采取新方针。四月，任命多年不授予督抚重任的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六月，实授，并任其为钦差大臣。咸丰帝病死后，深知只能靠湘军抵抗太平天国的顾命大臣肃顺，遂于两个半月之内，任命了四位湘军大员为督抚。龙盛运指出：

曾国藩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戒备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国藩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咸丰朝共设八个总督（漕督、河督不计）、十五个巡抚的实缺，而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湘军集团竟占去总督缺两个、巡抚缺七个，分别占四分之一、近二分之一，比例之高令人吃惊。更何况还有两个钦差大臣。同时，这些人大都是破格提拔……

在满汉统治阶级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果不经过这两次调整，湘军不可能发挥它的反革命能量。正是由于调整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满汉统治阶级联手合作，才取得了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

第五，分析和总结了战争的过程。龙盛运对各大战役都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如九江、湖口之役以及武昌、安庆的围攻战，他对双方的部署、调遣及作战经过，都加以详细地分析与总结，层层论述，就好似双方的参谋部都在他的掌中一般。王闿运称其《湘军志》足以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即使如此，也只是旧史家的写法，与龙盛运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结的科学方法而写的湘军战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读了龙盛运这部专著得来的体会如上所述。这些体会，只是我个人的，难免所见不全，体会得浅薄。

但是，就从这些来看，我已体会到这是一部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湘军全史。这样一部湘军全史是前所未有的。而这样经多方面探索钻研写成的某一时期、某一军事集团的全史，好像我国出版界也还不曾有过。

前几日，看到《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国史学会秘书长李侃同志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1。他主张要写“有骨骼和血肉、有生命和灵魂的历史，把本来就是多样复杂的历史，更全面更完整更丰满地再现出来”。我认为龙盛运这部《湘军史稿》，正与李侃同志的号召相符合。他日出版，一定是一部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要走出“史学界”的历史学好书。

1987年12月4日

罗尔纲谨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