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曾国藩为什么能筹建湘军？

书 名：《湘军史稿》

作 者：龙盛运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以下选摘自《湘军史稿》，内容有删减。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做达官贵人，还努力追求封建士大夫更高的志趣，一心要为名臣、作家和学者。为此，在这十年的京官生活中，曾国藩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一是讲求经世之学，选录清代有关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方面的奏议六卷；在工部时，“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二是涉猎汉学，特别致力于程朱理学，就教于唐鉴，与倭仁、吴廷栋等往还，相互切磋。他们事实上成为研究理学的小团体，也曾因此被人们视为理学家。三是与当时桐城派名作家梅曾亮及其追随者王拯、龙启瑞等人，讲论古文的写作，并取得初步成就，引起注目。四是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除了奔走于恩师穆彰阿之门，曾国藩还与袁甲三、王茂荫、王庆云、宝鋆往来，与同乡京官和来京人士的关系尤为密切。他积极主持京师的长郡会馆事务，督修湖广会馆；后来更成为同乡京馆的领袖，每遇蠲缓湖南钱粮，即领衔具折谢恩。对于来京参加会试和大挑的同乡举人也热情接待，他甚至还参与新化举人邹某等组织的诗文社，评讲所作，判定等级名次。这样，再加上其在家乡结识的士人，曾国藩就与湖南地主士人有了广泛的联系，并与其中一些人的关系很密切。

电视剧《魂断太平》 曾国藩

这一大批人中，不少人与曾国藩在志趣上、思想上有共同的语言。比如，曾国藩与郭嵩焘、冯树堂曾在江忠源困难时予以资助鼓励，四处为其揄扬，但私下对其放荡予以批评。正如江忠源自己所说：“逢人夸我贤，相对仍切偲。”对此，江忠源感恩戴德：“感激欲为知者用，不辞便为牛下铎。”同时，他们还常讨论学术时政，对官僚的腐败昏庸和饥民遍地等危象忧愤不已，“达官如君千百辈，几人似君有狂疾”，“愚民饿死亦细事，众人不惧君何哀”。刘蓉虽远在湘乡，不能如此面谈，但与曾国藩书信不断。除在信中讨论时政学术外，他还劝曾国藩既身为大臣，就要“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不要效当时达官“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罗泽南也曾给曾国藩写过类似的信。此外，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陈士杰、郭崑焘也有交往，陈士杰“受知尤深”。

这样广泛甚至密切的联系，不仅使曾国藩扩大了影响力，提高了声望，更使他能直接了解各府县的情况。因为来京的士人出自湖南各府县，且大部出身中小地主，能亲身感受或了解各种情况；而曾国藩刚从这阶层爬到大官僚的地位不久，彼此还有共同的感情，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思想。这也有助于他敏锐地、清醒地感知各种社会问题，觉察出地主阶级的统治危机，并推动他为克服这种危机而奋斗，即刘蓉所谓“行道于天下”。这种使命感，正为曾国藩、江忠源等人所有，而一般的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并不具备。曾国藩原名子城，入翰林院后才更名国藩，他的这种使命感往往表现为对时政的激愤，正如江忠源前引诗所形容的那样，达到了“狂疾”的地步。

电视剧《天平天国》 曾国藩

所有这一切使曾国藩在全国，特别是在湖南的声望日高，成为省内士人的崇拜对象。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省城之闻望日隆”，在京同乡士人说他“兼经师人师之望”，宁愿舍弃优厚待遇，到曾国藩家为塾师，过清贫生活，“得从之游足矣”。有湘人甚至说曾国藩：“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轼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淹之亚也。”江忠源、陈士杰还先后拜曾国藩为师。这表明，在道光末年的湖南士人中，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倾向。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广西与湖南紧邻，其动乱早已引起湖南地主的关切。在全省拥有高声望的曾国藩，这时虽安居北京，但他密切关注广西局势，要求友人详细告知。如汪某就两次向曾国藩陈述有关情形，并寄来紫荆山区和浔州东北的地图等资料。同时，曾国藩还积极向皇帝上言，对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显示出了不同于一般大官僚的胸怀。在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二年（1852）这三年中，曾国藩共上折片十三道，除了三道无关宏旨，可以略而不论，《遵议大礼疏》专言道光帝身后礼仪方面的事，其他折片，按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在《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等折片中，曾国藩虽然列举了军政败坏、民生困苦等许多问题，要求加以整顿和解决，但特别强调“民心”问题。他指出隋文帝在位时国家富强，其子继位不久就“忽致乱亡”，关键是“民心去也”；康熙前期，河患频仍，三藩之乱又“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但后来还是顺利渡过难关，关键在于“民心固结”。现在不仅钱粮太重，田主收租所入，完纳田赋后，所余太少，且“盗贼”多，“良民难安”，冤狱多，“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从而严重影响了民心的固结。显然，曾国藩以此来证明当时危殆的形势并不可怕，只要注意固结“民心”，大加整顿，就可否极泰来。而他心目中的民，主要是指中小地主。正如前述，不少中等地主，更多的小地主，的确受到大地主和官府的欺压。这就是说，曾国藩的议论是有的放矢，提出了大敌当前，要保持地主阶级内部团结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当然这还包括满汉团结等问题。但这时，他对满汉关系还缺乏亲身感受，因为他自己就是由满族贵族破格提拔起来的。与之相反，曾国藩家数代都是中小地主，挤入大地主行列不过十年，拥有的财产还不多，亲友又大多是中小地主。这就使他既熟悉又同情中小地主，知道他们固然有着强烈的反革命积极性，但又对大官僚大地主和官府极为不满。所谓固结民心，就是要采取措施，消除中小地主的不满，以充分发挥其反革命积极性。

电视剧《天平天国》 曾国藩

在《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要求咸丰帝举行“日讲”，听专职官员讲授“正心修身之体”的理财治民之道。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咸丰帝即位后，虽然下诏求直言，似乎虚心纳谏，实际上却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很危险。敢这样指陈皇帝的过失，的确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事实上，咸丰帝阅曾国藩折后也大怒，欲加罪于他，经军机大臣力阻才罢。这说明，曾国藩为了清王朝的安危，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必要时敢于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个人承担风险。这样，曾国藩就用见解和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才识出众，而且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封建卫道士。这博得了咸丰帝的好感，其恩师穆彰阿虽被罢斥，但曾国藩自己仍官运亨通，先后兼署刑部和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六月，又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但在赴江西途中，曾国藩却因母病殁，回籍奔丧而去职。

曾国藩的这一系列折片，在全国，特别在湖南士人中，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应。广西的动荡，清军的挫败，使湖南士人忧愤不已，切盼当权者扭转这种危险的趋势。曾国藩当时的权与位，虽然尚不能负此重任，但他的折片却说出了他们的要求，因而在省内得到广泛流传，“用人、行政、议礼、汰兵等疏，人争传之”。但他们还不满足，认为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只有提出“主德”才能抓住根本，希望曾国藩不计个人得失，犯颜直谏。为此，罗泽南致书曾国藩：“盛称其言之切当，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为务。谓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罗泽南此信未到，曾国藩已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说了他们要说的话。这样，省内士人对曾国藩就更加敬重了，而曾国藩也从他们那里吸取了力量，得到了鼓舞。因此，曾国藩不仅不怪罪罗泽南的直言鞭策，反而引为同志，“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说得很神秘，其实不过是共同的封建主义卫道士意识而已。在这种共同意识的驱使下，湖南地主士绅还直接参与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

电视剧《天平天国》 曾国藩

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二年（1852）阶级斗争的历程表明，以咸丰帝为代表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虽然极力振作，千方百计要把革命镇压下去，但他们昏庸腐朽，没有也不可能医治清政权两百年来所形成的痼疾，他们只能损兵折将，迭失名城重镇，任凭鱼烂瓦解。与之相反，湖南地主阶级，却在暴风雨中，发扬其好武斗狠的特点，恪守程朱理学、究心经世之学的传统，在镇压本省群众斗争和抗拒太平军的战斗中凶悍狡诈，从而成功地维护了本省的封建统治。其中，江忠源迅速把新宁团练改组成一支军队，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事例，更为湖南地主士绅提供了方向性的经验和启示。所有这一切，虽然当时尚未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但对本省士人却是难得的实践，巨大的鼓舞。此前曾国藩虽因为先在北京，后又在家守制，未能在反革命战争实践中有所表现，但他在奏折中所表现出的学识、敢于犯颜上言的精神，获得了省内士人的推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不仅湘乡士绅不断请他指导本县办团事务，巡抚张亮基、幕友左宗棠也急切希望他能出来主持本省团练；郭嵩焘更是驰驱数百里，日夜兼程赶至曾国藩家，“以力保桑梓”为言，敦促他应诏出任本省的团练大臣。一时之间，曾国藩成了湖南地主阶级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