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客》写过的这段历史，被这本书写绝了

“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小旅馆里王维正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李商隐在昔日好友的客厅屏风上题诗；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元稹去世后的第八个秋天……”

北溟鱼写的超级畅销书《长安客》，原是一部以诗意的语言、悲悯的笔触讲述唐朝八位诗人意志与命运逆行故事的随笔集，但有意思的是，书的第一章《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细雨中倾倒》讲的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玄宗与儿子唐肃宗的权力斗争过程。

对于一代雄主唐玄宗，人们常津津乐道于他在统治前期与姑姑太平公主的争斗，或后来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而他与儿子唐肃宗的龃龉，由于史料的缺失和被涂改，便被隐藏在历史深处了。但唐玄宗与唐肃宗的权力斗争以及由他们的斗争带来的宰相与太子之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唐国势由盛转衰。

电视剧《大唐荣耀》安禄山

这一斗争以及斗争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也是书中多位诗人行迹的时代底色，不了解则无法理解他们多舛的命运：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当安禄山的“伪官”，这是“天之骄子的陨落”；李白将最后飞黄腾达的希望压在永王身上，成为永王的幕僚时，不会料到由于玄宗与肃宗的斗争，被唐玄宗亲自任命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师”永王会被唐肃宗以“叛乱”之名杀死，自己则被牵连流放；身世清白、家族显赫的杜甫，自长安城被攻破起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奥德赛之旅……

《长安客》写唐玄宗与唐肃宗的权力斗争，一如书中的其他章节，文字旖旎、娓娓道来，又因作者注重探索人物的内心，所以行文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代入感，让读者与历史毫无隔阂，读来有味，感慨万千。此外，作者吸收了许多历史研究成果，对很多史实的分析可谓颇为深刻了。

比如，马嵬驿兵变，是得到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首肯的：“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马嵬驿兵变，众将去请他领头，他沉默不语，但他的心意实在很好猜。”

又如，唐肃宗收复长安后，并没有乘胜追击，直捣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因为他“更担心皇位的合法性，在他心目中，比彻底消灭叛军更重要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彻底把王权从父亲手里夺下……”

电视剧《大唐荣耀》李亨

再如，李亨在灵武自立为皇帝，逼迫唐玄宗成为“上皇”，玄宗虽然退让，补上了册立的程序，但并不意味着他只能被动接受。“太子在马嵬驿抓住机会逃离了父亲的掌控，但老皇帝很快不动声色地反手将军：他再次把他的儿子们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天下的所有权被分给了五个儿子。在这场战争中，谁立功最大，谁才是皇帝。”

不过，读过研究这一斗争的历史著作的细心读者会发现，《长安客》的这些观点，大多来自一本名为《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的唐史专著。由于《长安客》首章的目的只是介绍时代，所以并没有将《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中更深入的分析写进书里。

《长安客》更多的还是从人性的角度看权力斗争，这样的写法讨人喜欢、引人共鸣，但仍然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对于“为什么如此”并没有说得足够透彻。而把最高权力者当作普通人来分析其言行举止，这样做固然可以打破人们对皇帝古板刻板的印象，但也容易颠覆过头。《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的作者任士英教授认为，应该从“制度”的高度去分析：皇帝不仅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也是政治制度中的一分子。其言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感性、随意，而是受制度、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多政治考量。

唐玄宗为什么会毫不手软地打压自己的儿子？是不喜欢吗？不喜欢又为何立为太子呢？李林甫任宰相时，多次罗织大狱，试图颠覆太子，唐玄宗对宰相与太子之间的争斗的态度是听之任之吗？

从常理来说，宰相拥戴太子才能长久保住位子，为何李林甫一反常态，拼命打击太子？李林甫又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在打击太子一事上始终占上风，贵为一国太子的李亨竟然只能靠离婚来保命？

太子李亨联合禁军首领陈玄礼发动马嵬兵变，为何兵变的结果只是诛杀了杨国忠，却没有逼唐玄宗退位？

潼关之战事关长安安全，杨国忠为何不听哥舒翰等人的守关意见，鼓动玄宗催促哥舒翰出关作战？

唐肃宗灵武自立后，唐玄宗是不是立即失去了权势？等等。

这段历史的诸多重要问题，《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都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这里举几个例子。

《长安客》写道：“曾经，得宠的朝臣们揣摩圣意，以为他不爱太子，便总想着去欺负太子，讨好老皇帝。”“朝臣不知道，父亲爱孩子，各有不同的爱法。”

但真相是，皇帝选太子，标准并非“爱”与“不爱”。唐玄宗曾经独宠武惠妃，爱屋及乌，按道理应该立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当时深受玄宗信任的宰相李林甫为讨好武惠妃也多次推举寿王，那么唐玄宗为何会选择忠王李亨？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中仔细分析了李亨的背景。李亨被选中，既不是因为他长得像唐太宗，也不是因为他被王皇后抚养过，更不是由于才华出众。王皇后虽然举养过李亨，但从不视他为己出。李亨资质平平，因为“唐玄宗设立十王宅，诸皇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处于他的严密控制下，这样一来，也就成功阻止了诸皇子凭借个人才能进行政治上的经营”，“诸子虽然分别被授以边地都督或节度大使，但均系遥领，并不实任。若论及诸子的个人才干与政治资本，客观上讲，无一有机会出人头地者。”

电视剧《大唐荣耀》李亨

而人们常说的“推长而立”——李亨是因为年长而被选中，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事隔多年以后，就连李亨自己都认为由他继承大位属于‘非次’。所谓‘推长而立’云云，不过是唐玄宗立储时的一种从权变通、一个方便操作的手段。”“李亨得以被立为储君，他较之寿王更为年长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除李亨以外，比寿王年长的皇子还有多位。”

“在我们看来，当时李亨与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之间缺乏像寿王那样的政治上的渊源关系是唐玄宗选中他的重要原因。”李亨的生母杨氏早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就去世了。“颇乏后宫之助力，这一点恰恰是李亨得以被立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这一点，《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是从“皇权发展史”（政治史）、政治制度和权力配置的角度来讲的。

皇权经过南北朝、隋的发展，空前被强化。而面对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与挑战，尤其是开元时期国家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事务日益繁重，国家政治体制运作要求处于行政枢纽地位的宰相所统领的整个官僚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唐玄宗对中央政治权力配置进行了调整：扩大宰相最高行政中枢的庶务权限，淡化皇位继承人在国家中枢内的政治地位。

由于在新的政治配置与权力结构中，以宰相为最高长官的官僚系统与皇权的关系更加密切，宰相更加忠实地执行皇权意志，因此得到皇帝更多的倚重，以至于出现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拥有极大权力的“权相”。“权相”并不符合唐朝立国时的三省制，与唐玄宗之前的政事堂体制也不相符，但是体现了唐玄宗的政治需要，因此就成为他的政治实际。

在这种政治结构之下，宰相集团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要设法拥戴一位皇太子或者皇子才能取得政治上的利益与稳定，而只要忠于皇帝，按照皇权意志办事就万事大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如果想谋求政治发展或者试图恢复自己旧有的政治地位，不仅会引起现实皇权的嫌忌，更会招致忠实执行皇权意志的宰相集团的嫉恨并因此与皇太子发生矛盾冲突，展开斗争与较量。

这才是李林甫为何敢于把太子往死里整的深层原因。“ 但这就是李林甫这一类鹰犬式宠臣的悲哀。他们为了皇权的内在需求，不得不算计储君、得罪储君，但储君只要隐忍不倒就是下一个皇权，新君即位之时，就是宠臣家族的毁灭时刻。”（张明扬《弃长安》）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龙武军首领陈玄礼虽然与太子李亨合作诛杀了杨国忠，但他对唐玄宗的态度依然是忠诚的。所以，在诛杀杨氏后，陈玄礼等才会“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唐玄宗慰劳将士，陈玄礼等又“皆呼万岁，再拜而出”。“陈玄礼此举，自然是为了向唐玄宗效忠。毕竟，陈玄礼是龙武军首领，而且还兼任‘行在都虞候’，其职掌是保护皇帝在西幸路途中的安全。”“陈玄礼与太子联手合作只限于诛杨之时，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倒向太子一边。因此，兵变之后，陈玄礼仍然护驾入蜀，后来，他又随驾返京，一直在唐玄宗左右。”正由于陈玄礼的政治态度，太子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变中的全部局势，也就无法逼唐玄宗退位了。

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唐玄宗能在马嵬之变后仍然平安入蜀，是因为他在制度上做的诸多安排。从开元年间开始，唐玄宗就打破“太子居于东宫”的传统制度，在以旧日藩邸兴庆坊为基础营建新的政治中心“兴庆宫”时，就并没有给太子一个相应的类似于原来东宫那样规格的居所，而是让太子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随皇帝住在皇宫内别院。

要知道，东宫不仅仅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宫城建筑，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系统。有东宫存在，就有东宫衙署存在。东宫的左、右春坊，相当于朝廷的中书、门下。这种衙署设置的相对独立性，使它组成的权力集团游离于皇权之外，与皇权发生矛盾。东宫甚至可以依据这一合法力量发动宫廷政变。从前车之鉴和自身经历来看，这种情况自然是唐玄宗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唐玄宗对东宫体制进行大幅改造，结果使东宫体制从实体化走向非实体化，也就是成了一个虚壳。到天宝时期，东宫官逐渐变为闲职，失去了他们往日之于东宫的政治意义。

“太子虽然在马嵬之变中除掉了多年的政治对手，但由于天宝时期所形成的非实体化东宫体制对太子政治地位的削弱和对其政治生存空间的压缩，他还不能很快夺取最高权力。即使太子灵武即位之后，唐玄宗仍然能够以法律的形式维持其最高政治权力。”

所以，像《长安客》里说，唐玄宗为肃宗补上册立的程序，是因为“老皇帝没有拒绝的权利，新皇帝递出怎样的招，他也只能接着。不能翻脸，不能生气，不能父子不和”。这样解读就低估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驭宇四十四年来所积累的威势，也不了解他为了削弱太子势力所做的各种政治制度安排。

以上内容，可见《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角度之独特、分析之深刻，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吴宗国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这是一本经过作者长期积累、认真思考，在广泛搜集史料和认真汲取学术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严密考证、细致分析、深入研究而写成的，具有颇高的理论价值和可读性的优秀学术著作，对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唐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唐国势由盛转衰，是唐帝国内部复杂的社会经济危机、一系列制度设计的缺陷造成的，但不得不说，玄宗与肃宗的争斗，加速了这种转变，肃宗的自立，也使中晚唐政治有了不同的样貌。

玄宗与肃宗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理解安史之乱前后中央政局和唐朝国势的一条小径。通过这条小径，很多模糊不清的历史、不解的历史、是非交织的历史都明朗清晰起来。

“王忠嗣不死，安禄山不反。”为防止太子李亨与地方军将联合，唐玄宗不惜让一代名将、朔方军头领王忠嗣冤死，结果给了安禄山崛起的机会。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二十万大军镇守潼关，并非必败之势，可惜战事受到太子和宰相杨国忠之争的影响，哥舒翰只能弃险轻出，结果全军覆没，长安失守。

太子李亨二十余年被唐玄宗打压，政治生存空间一直被限制得死死的，没有过多的朝中势力可以倚赖，唯有借助身边宦官的力量。宦官李辅国依靠辅助李亨自立为帝的政治资本，一路高升，封王拜相，有了宰相都不能妄想的权柄，也种下了中晚唐宦官专政的恶果。

阅读《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反观这段历史，我们便对玄宗朝的政治、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原因有了更深的了解。（文：陈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