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再起，耶路撒冷的主权争端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丹侬曾经手持《圣经》试图证明耶路撒冷的归属，他高举着《圣经》，大声念诵着创世记中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
丹侬郑重地向世界宣布，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地契”。
对此我们不妨先将目光投射到中国19世纪中叶，从另一个历史事件来看这件事。
1843年的中国并不平静。洪秀全，一位多次科举落榜的粤籍士人，放弃了传统的科举之路，转向了天主教。
但他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天主教教义，而是创立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将上帝和耶稣分别称为天父和天兄。
这一新生教派的影响力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扩张，仅仅8年后，他在广西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信众甚至超过万人。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欧洲，直到梵蒂冈的教皇庇护九世耳中。
对于教皇来说，这是一个震惊和困惑的消息。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竟然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这与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完全不符！
庇护九世决定，这件事情不能轻易放过，需要有人亲自去调查。
于是，英国神父富礼赐受命前往中国。
于是，他发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拜上帝会”，与自己所熟知的天主教截然不同。
这里的人们不仅不知道圣诞节和复活节，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节日，如“升天节”和“报爷节”。
富礼赐深感震惊，他认为这完全是异端的表现，必须受到惩罚。
但对于教皇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他眼中，太平天国可能是一个有着4亿潜在信众的大市场。
如果能够转化这些人，那么天主教将在东方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这种诱惑，让教皇决定至少试着与洪秀全进行沟通。
传教士罗孝全被选中前去与洪秀全对话。罗孝全是美国田纳西人，也是洪秀全的早期教导者之一。
但这次的对话并不顺利，双方针锋相对，洪秀全甚至还在“天京事变”中将自称能够“圣父附身”的东王杨秀清杀死。
但在这场辩论中，洪秀全展现出了深厚的儒家思想底蕴，他不仅对天主教有所了解，还能够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反驳。
这种深入骨髓的信仰，让教皇庇护九世重新审视了洪秀全。
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认可洪秀全为上帝的次子，甚至为其颁发了“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意味着什么？
它代表了教廷对洪秀全的正式认可，也意味着太平天国与教廷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更进一步，当我们谈及《圣经》中对耶路撒冷的描述时，它是上帝之城，是神圣的所在。
由此，持有与上帝有直接联系的“身份证”也就意味着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某种主权。
耶路撒冷在各大宗教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更是信仰的中心。
对犹太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耶路撒冷都有其特殊的地位。
当丹侬大使手持《圣经》来证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时，这其实是一个基于信仰的声明。
但正如故事所述，如果《圣经》可以成为主权的证据，那么洪秀全的“身份证”又该怎样看待呢？
从某种角度看，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论点。
但历史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荒诞与复杂。在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充满了宗教色彩的政治和军事起义，而它背后的信仰基础，确实得到了梵蒂冈的某种认可。
因此，当我们探讨耶路撒冷的主权时，也许真的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一个国家或文明对某片土地的主权可以基于何种理由。
事实上，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显示，信仰和宗教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然，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一个19世纪的事件与现代的国际政治相提并论，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