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央下令解放175位将军,重回岗位成难题,总理亲自做工作

文化   2024-10-20 16:02   四川  

1972年冬,党中央发出了一道指示,这一指示一出,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但大家表面上的态度都是非常欣喜的。

从1966年开始,前后六年时间里有太多党性坚定、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的人民干部,一个个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甚至于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因此,党中央有此让老同志复出的指示,确实给了太多人以希望,不光是那些可能复出的老干部,还有那许多在那十年中看不到希望的人们。

这些老干部中有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在离开工作岗位时,都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总计为175人。

看着这个数字好像不大,可你要知道这里面可包括着许多开国上将、中将、少将,有些人的资历与功勋高得可怕,如何将这些老将重新安排确实不容易。

党中央出台关于这些老将复出的指示时,全军各个方面都积极拥护。

可被问到愿不愿意让这些老将去到他们那儿工作,各大军区和总部各处的一些领导,却一个个推脱不愿接受,甚至于言辞颇为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的变动会导致整个官场的整体变化,到了军队上表现得更为明。

莫名的空降几个重头人物,有些还是这些领导的前辈和老领导,这职务自然不能太低,话语权就也不会小。

你让他们如何自处,让他们手底下的人如何自处?

种种困难是很大、很多,可党和国家的政策也是要落实下去的;

为此总部有关当面想尽办法去做工作,甚至于屡屡请动周总理出马,才将一个个老将给安排到位。

本文,便带大家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中,去看看这些老将复出的不容易,再从中去体会:

党和国家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周总理这位始终清醒的伟人,为此又付出了多少?

时间到了1972冬这个节点上,曾经的十大元帅已经陨落有四(罗荣桓、贺龙、林彪、陈毅)。

十位大将陨落有三(陈赓、徐海东、许光达),从现在往回看,另有彭德怀元帅和王树声、张云逸两位大将也已垂垂老矣,大概也就是一两年光景的事了。

如此,我军的擎天巨柱便倒了一半,虽说中青一代已然成长了起来,且也经过诸多的磨砺;

可在这个乱象纷纭的年月里,似乎还有些不太够。

若要尽可能保证军队的稳定与发展,还得将一些已然离开工作岗位的同志再度请回来,而陈毅元帅去世时毛主席的那番表态,让这事逐步成为了可能。

及至1972年冬,这事总算是定下来了,由毛主席亲自下达指示,通过党中央和国务院进而下发全国,准备解放一部分老同志重回工作岗位。

这事实在很难,一方面要与那些“左倾派”家伙艰难的打交道,一方面还要考虑这些同志该如何落实。

前者尽管很难,可因为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再有周总理以及许多重要领导的支持,倒还是很快的推行了下去,将这批“幸运”的同志摘出来解放。

可是轮到了后者,难处可就多多了。

官场上要突然给这么多老同志安排合适的职事,就意味着要分掉改变原有所在的格局。

在军队以外的诸多系统里,虽说也有困难,可通过一系列的积极协商后,还是很快安排好了,之后且再慢慢磨合;

然而在军队里就难多了,有175位这样的老将,有些还是现今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或者总部各处领导。

曾经的老上司,资历和功勋都摆在那儿,如何去安排他们这实在是个难事。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虑后,提出了这样两条落实工作的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

在周总理想来,越往上干部的素养就越高,协商起来会比较容易,将最上面的这些老将给落实到位了,就起到了标杆作用。

下面人就可以因循着去落实了,困难就会少许多。

然而,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总部领导和周总理才发现,上面的也不容易啊,几乎每安排一个都要费好大力气,甚至于多次需要周总理亲自去协商。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总政治部的两位领导魏伯亭和田维新接下了这项重任,选定了陈再道和钟汉华为“标杆”,打算从他们两个老将这儿打开局面。

陈再道是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钟再华是原武汉军区第二政委,两人都是在浩劫之初便离开工作岗位的,而今已有五六年之久。

这一军一政如果能够安排妥帖,确实能起到很好的标杆作用,尤其是陈再道老将军。

陈再道是部队里的老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投身革命事业了。

黄麻起义遭到镇压后,他与其他71个同志,被党组织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木兰山72游击英雄”。

二十多年革命战争后,及至新中国成立,这72个老英雄十不存一,仅有陈再道等5人还在世。

随后的每一个革命战争阶段,陈再道将军都不曾缺席,且屡屡有令人惊艳的表现:

第一次国共战争中,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川陕苏区的创建、长征,以及陕北会师后的有关战事。

从一个小排长成长为了红军中的高级干部(曾最高担任红四军军长)。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接到转移命令后不久,总部遭遇敌军袭击,他率领红32团极速返回支援,为总部成功打出了一个缺口,再率所部死死守住后方,成功让总部安全转移。

战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嘉奖32团一面“以一胜百”的荣誉锦旗。

抗日战争中,陈再道曾经做过386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冀南军区等队伍的司令员,在山西大地上打出了属于他的赫赫威名

1938年,他曾率领所部东进冀南,仅三个月便帮助当地党委建立起了20多个抗日县级政权;

将原来只有500人的东进支队,拓展为拥有1万余人的冀南重要抗日力量,为冀南抗日和平原游击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冀南几个队伍的司令员,参加了邯郸、巨野、鲁西南、淮海等大小战役,及至1949年2月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员。

1946年的巨野战役,率领2纵成功阻击敌第5军11天,打出了一次堪称模范的防御战例,为此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的鲁西南战役,指挥7个旅,历时12昼夜的苦战成功占领了羊山集,将敌整编66师全部全歼,并击落敌机两架、俘获了大量枪炮和物资。

当上河南军区司令员后,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将河南86个市(县)的反动武装涤荡干净;

将持续千年的匪患灭除,还了这片中原腹心以清明,毛主席知道后,赞道:“有陈再道,中原之福。”

正是因为如此的资历与功勋,1955年三军授衔时,陈再道无可争议的被评为上将军衔。

很快又被委任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一直到1967年与钟汉华遭遇了“7.20事件”被双双解除了职务。

如今,让这位原来的大军区司令复出,该如何安排人家呢?

按照常理该是官复原职,可对现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怎么交代?而其他十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均无空缺,如此,只能委屈老将军去大军区干副职了。

对此,陈再道将军不仅没有不忿,反而十分感激党和国家,对他来说能够获得解放这本身就是幸事。

能够再回到亲爱的部队中这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职务高低这并不重要。

老将军这边没问题,可那些军区司令员却意见大得很。

田维新好声好气地告诉某个军区司令,说要安排个老同志去他们军区干副职,该司令一口答应,可待听是陈再道老将军后,立马就变卦了。

说了自己的难处后,害怕田维新还要纠缠,立马都把电话给挂了。

按照这位司令的说法,陈再道是他的老上级,调老上级给他当副手,他的工作该怎么干?

不仅他犯难,他的下属部门也犯难——要是以后两个领导起冲突的时候,该如何抉择?

田维新一脸苦笑,只得再打电话给一个大军区司令,这位的答复更不客气:

“……让我指挥他,会折寿!”

田维新再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可得到的反馈都是一样,及至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这儿,事情才有了眉目。

原来,陈再道1967年被解职后,去到了江西的某处农场,就在福州军区的辖制范围内;

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对于这位乡党(陈是湖北麻城人,韩是湖北黄安人)一直颇为敬佩。

都是从黄麻起义中走过来的不说,彼此作战风格还蛮相似,便在能力之内对他颇为照拂。

而今,听上面有意这样安排,韩先楚表示:“没问题,欢迎!”

于是,陈再道将军的问题就被解决了,许多战友为他的复出而高兴,也为他的降级任用而惋惜。

可老将军自己却看得很开,还颇为感激组织呢,打算上任后一定要好好配合韩司令,把军区的事务给搞得更好。

钟汉华的资历和功勋相较陈再道差了不少,1955年评为了中将军衔,原只是武汉军区第二政委。

田维新与广州军区高层交涉后,便把其安排去了该军区任副政委,基本上与此前差不多。

田维新本以为有了陈再道和钟汉华这样的成功先例后,接下来就会顺利许多,毕竟那可是周总理提出的工作原则,联想是可以顺利贯彻的。

可事实却证明,这次周总理想得有些简单了,而他田维新的难处还多着呢!

当王建安上将也获得解放后,总政自然要为他安排去处,此前他曾是福州军区军区的副司令员,离开工作岗位时间倒并不是太久。

能够被评为开国上将,这说明王建安的资历和功勋绝对很不凡,事实也确实如此。

1934年年仅26岁的他就是红四军政委了,在各个革命战争阶段都有过突出表现,建国后还曾赴朝鲜指挥作战,是一个军政皆能的出色将领。

王建安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从他当年在延安抗大将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同仁告密便可见一斑。

而这种性格贯穿了他整个一生,加之他本身性格淡泊、公心凛凛,自1956年开始及至离开工作岗位,一直都是大军区的副司令。

这样的一个资历老、功勋高、原则强的老将,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敬重他,希望他能够复出,可是却未必会欢迎,毕竟他去到哪个军区都可能会让该部感到颇为不适。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田维新一连找了好几个大军区司令说明此事,却一个个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田维新无奈之下只得去找周总理寻求帮助,周总理沉思了会,让他再去找韩先楚谈谈。

在周总理想来,王建安与韩先楚都是湖北黄安人,是一同从黄麻起义走过来的。

虽然后来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可那种同乡、同志的情分,是要比其他人深厚许多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人的公心都甚重,是那种直来直往的性格,却又不失原则,且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然而,韩先楚都已经接受了一个老同志了,还愿意再接受一个吗?答案是,不愿意!

哪怕田维新再磨嘴皮子,把周总理给搬出来,也还是不顶事,老韩这回是铁了心了,而其他军区亦没有一个愿意要王建安上将这尊大佛。

无奈,田维新只得再度求助周总理。

结果就是,几天后韩先楚被召回京,与周总理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愿意要王建安上将再去他主持的福州军区。

至于周总理到底与韩先楚谈了什么,这我们无从知晓,想必除了从韩先楚、王建安两人出发,必然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内容。

比如借助福州军区暂时给王建安容身,起到一种变相保护的作用,待时机有变时另有大用。

不久后,李志民上将也得到了解放,关于他的去处,田维新也“欺负上了老实人”,再度打算交给韩先楚。

而这次韩先楚没有再讲什么难处进而拒绝,而是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这大抵与周总理与他的谈话有很大关系。

另外,与陈再道、王建安的大军区副职不同,李志民担任的是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是为大军区正职。

如此,小小的一个福州军区,就一下子聚集了四位开国上将,这在当时的十一大军区里绝对是独一份。

而这些老将们聚在一起并没有出现什么龃龉,反而精诚合作把福州军区打理得愈发强大。

而这四位开国上将并没有扎堆太久,不久后便相继去到了新的广阔天地,韩先楚被调去兰州军区任司令。

陈再道升任铁道兵司令,王建安则去到了中纪委任常委委员,李志民是去到了中央军委任常务委员。

这175位老将军并不是同一时间解放的,而是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来要把他们身上的问题弄清楚,二来也要分批一个个的安排。

像陈再道和钟汉华,这完全是遭到了严重诬陷,只因为他们坚持斗争,才在“7.20事件”中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而王建安原则性强,是那种甘于殉道的干部,被排挤出来也很正常,本身并无什么实质性的错误。

至于李志民,建国后主要在军事教育和政治工作领域,由于原则性极强碍了某些人的眼,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去赋闲了。

这四人的问题倒比较容易搞清楚,可有个老同志的问题就有些麻烦,他就是我军中赫赫有名的“活诸葛”——李达上将。

他的问题是“四大海,摆大炮”,而炮口都朝向党和国家的要害所在,若这事说不清楚他是不可能被解放的。

先来讲讲,李达将军为何被称为“活诸葛”。

与其他开国将军是在打仗和政工成长起来的不同,李达将军是靠配合别人作战而迅速名声大噪的,说简单点就是充当谋士或者参谋的角色。

他的军旅生涯有一大半都是在当参谋长。

先后在红8师、红8军、红6军团、红2方面军、援西军、八路军129师、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所部任参谋长。

参与了难以计数的诸多大战的参谋工作,被包括陈毅、刘伯承、小平同志、彭德怀等在内的诸多高级将领所高度赞赏过。

与其他将领有所不同,李达将军在1958年就不在军队系统工作了,而是被调去到了体育系统。

可他还是想尽办法去服务于国防事业,以及他挚爱的人民解放军。

至于被调离军队的原因,是有人说他犯了所谓的“教条主义”,其实不过是李达将军挡了某些人的路。

他当时是我军的计划部部长、监察部部长、总监部副部长,军队如何发展由他负责计划,军队干部也由他负责监察,这权力确实是又核心又重大。

那十年开始后不久,李达将军很快就被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左倾”集团给非法关押了起来;

时间长达数年之久,而这些人给李达将军安的最重要的那个罪名,就是在四大海摆大炮。

这四大海指中海、北海、南海和什刹海(北京的4处著名水域,其中中海和南海统称为“中南海”)。

据说李达在任上时,特意在这四处所在陈列上了大炮,而炮口却都不偏不倚的,朝向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

总政对此事特别重视,特别派出工作组去四大海实地查探,发现确实都摆了大炮,而炮口也确实对准了一些重要机关。

不过,这些大炮都是些百多年的老古董,没有任何的军用价值,不可能再正常使用,更不可能对党政机关造成威胁。

有人不服,说李达这怕是用古物来明心志呢,说不好心中真有炮轰党政机关之心。

否则一个个炮口怎么会都那么的不偏不倚,刚好都对准党政重要机关呢?

对此,李达将军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当初摆放这些大炮时,就是想着这些清朝的老古董,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人正视,知道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

时刻记得落后就要挨打,就只是出于警示的目的,便都朝向重要所在了。

这番解释入情入理,工作组找到当年负责摆放大炮的人员,确认李达将军的解释确有其事,这才真正还了将军一个公道。

及至其他问题也被清楚后,李达将军这个“活诸葛”终于再次出山了。

而且是回到了他最擅长与熟悉的领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他的过人才能

就这样,一位位军队上“被下岗”的老同志,身上的问题被查清获得解放。

经过周总理和总部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一个个又都回到军队里任职,继续为他们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而继续奋斗着。

将人民军队这所房子的栋梁补充得更加坚实。

而这项政策的落实,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及至1973年底开始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工作落幕,这项工作才终得结束。

175位老将获得了心灵上的解放与职业上的新生,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大好事啊!

而这些老将必然会给军队和国家带来属于他们的非凡影响,让这个国家走得更稳更好。

而诸般大事缠身的周总理,为此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导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幸而后来有小平同志帮着分担了一些。

对于他的付出,我想只要是个还有心的人,都会一直一直记得,并一直一直怀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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