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明明已经到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可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却死气沉沉。被关押的犯人们一个个面色凝重，似乎担心有什么大事发生。
彼时，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了。
他们每天过的日子都像是“复制黏贴”，早上起床、吃饭、学习、吃饭、劳动或者开会、吃饭、熄灯睡觉，第二天又会展开新一轮的循环。
图|抚顺战犯管理所（旧照）
他们渴望重获自由，又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十分痛苦纠结。
最近，有消息传出中央要对他们实行新的政策，他们便更加坐立难安起来。
直到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这下，包括那些已经做好老死监狱准备的犯人，都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上，郭凤莲等人正在交谈
这已是中国政府自1959年以来特赦的第七批战犯，共293名，既是特赦人数最多的一批，也是最后一批。
获得特赦，立即有这十人申请前往台湾和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并顺利的坐上了飞机抵达香港，想要从香港转机前往台湾。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要求却被台湾地区当局拒绝，还有一人被逼迫至死。无奈之下，余下九人只好各奔东西，另谋前程。
这时候，或许他们都感到了无尽的后悔，当初就不该离开大陆。
毛主席评价：气魄太小了
释放最后一批战犯的意见是由毛主席提出来的，华国锋曾经说过：
“毛主席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主席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彼时毛主席正在湖南长沙，虽然他已经是82岁高龄了，可是思想依旧非常敏捷，他指示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图|1975年，周总理出席四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旧照）
毛主席的批示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拖着病体叫来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战犯们的基本情况。
从建国伊始，这些战犯们已经被关押了25年，他们中大多都是年老体弱的高龄了。华国锋将收押人员的思想动态、身体情况以及狱中表现等信息编订成册，上交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公开战犯的全部信息，以便四届人大开会讨论。
很快，华国锋便召集了相关会议，除公安部负责干部外，还有最高法院负责人、统战部负责人以及调查部、总政的负责人员。
图 |华国锋（左二）与机关人员合影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讨论战犯的基本情况，确定合适的特赦名单，会议一直持续到破晓才结束。
这样的会议持续了二十几天，华国锋知道大家辛苦，其中有很多老干部精力不足，一熬夜便昏昏欲睡哈欠连天，华国锋有时会为众人安排宵夜，有的时候则会让众人看一会电影，精神一些再继续开会。
经过细致认真的研究，公安部终于敲定了一个初始名单，上报中央。
这批战犯共有293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特赦。
经过众人的商讨，认为有十三人不适合释放，应该继续关押，他们分别是：杜超群、周养浩、翁羽、黎宗铭、张百龄、李清、徐天任、邱沈钧、郭吉谦、樊迅、刘衍智、谢代生、沈勤康。
图|周养浩旧照
关于他们不能被特赦的原因，华国锋等人也进行了详尽的注明。
名单首先交到了周总理的手上，周总理批示让公安部门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在移送党中央、毛主席批示。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收到了公安部提交的《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思索良久，做出了一个超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都放了算了。
毛主席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兴起，在长篇批示中，讲明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图|认真阅读文件的毛主席（旧照）
除了特赦人员名单，公安部还向毛主席汇报了特赦人员出狱后的待遇安排——原定是获得特赦的人员是每人每月15元。
这个钱数拿到今天来说那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在当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才150元左右，特赦人员用这笔钱解决温饱完全不成问题。
可是毛主席显然不太满意，他觉得“太小气”。
在批示上，毛主席说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
华国锋：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
毛主席的决定虽然让众人震惊不已，但是结合毛主席的脾气秉性和度量远见，他们又觉得完全是意料之中。
图|毛主席正在批示文件
毛主席的气魄和胸怀让华国锋赞叹不已，同时也被毛主席的气势所感染，他立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召开了公安部核心组会议。
会上，华国锋向众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思想，并要求各部门立即落实毛主席的指令。
首先，是落实“都放了算了”的政策。
按照华国锋等人之前的考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特赦资格的，他们自然有他们的理由，华国锋有些担心有些干部走错路，不甘心放走那些战犯，违背毛主席的好意。
所以华国锋在会上严肃表示：“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
图|华国锋、邓小平等人正在开会
华国锋的意思很明显，让大家不要自作主张做出错事。
会议结束以后，华国锋还特意叫住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询问道：“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
施义之摆了摆手，表情严肃：“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华国锋还亲自翻阅资料，查看战犯名单，将前六次的人数加起来，再加上这次要放的人数，跟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相比。
除去中间离世的人员，人数正好对上，一个不少，华国锋这才放下心来。
图|战犯特赦现场（旧照）
关于获得特赦以后人员的补贴问题，原定的15元毛主席嫌弃太少，觉得我们气魄小，华国锋便又召开会议，商讨合适的补贴。
会上，有人提议将原本的15元一个月改成100元每月，这样一来就同以前受到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了，甚至比北京地区正科级干部还多2元。
此时已经有消息传入狱中，全员特赦已经超乎战犯们的想象了，没想到每个月还有机会领到100元。
确实，这个数额是不小的，前六次被特赦的战犯每个月才最多15元，有的只有7元、10元，很多战犯出去都是靠自食其力的，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众人第一反应就是质疑。
图|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相信这个传言的，原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就对这个消息坚信不疑，他还不忘鼓励同住的战犯：
“你们这些人啊，不知道是真担心还是假担心，毛泽东指示中说了，安排工作，养起来，公费医疗，还要开宴会，这是什么意思？是当干部！不会像他们过去那样（指前六批特赦的）最多给你15元，有哪个干部的工资是15元？！”
大家听着也觉得有理，所以便向看管人员旁敲侧击一下，看看中央是否有这样的心思。
“发100元零用钱，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文章？”陈旭东试探性地问道。
“什么文章？”看管人员随口问道。
“是不是把我们当科级干部呀？”陈旭东自言自语地分析道：“享受公费医疗，这是干部待遇没问题，问题是相当于哪一级干部。100元的概念就是比17级国家干部的月薪还多，不是一般的科级，是正科级，大科长的工资。”
看管人员觉得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便根据中央的精神提醒道：“你别忘了，100元是零用钱，一次性的，当然你要参照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都会按相当于文史专员的待遇安排，至于钱数多少各地不可能一样。”
战犯们便又紧张又期待地等待着正式文件下发的那一天，中央也在紧赶慢赶的准备释放他们的相关事宜。
比如在整理战犯名单时，中央发现有25个人不属于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所以这25人按照常理应该优先释放。
图|华国锋正在与外宾交谈
再者便是战犯们释放后的安置问题。
毛主席在批示上曾经说过：“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同前六次的规则有很大的差异，为此华国锋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关于战犯们被释放以后的安置待遇问题已经做好了部署，接下来就是特赦流程的相关问题了。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看到了华国锋准备的特赦名单以及相关政策很是满意。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们畅所欲言，对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建议展开讨论，最终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人员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
图|战犯特赦大会现场（旧照）
华国锋在会议上进行了总结和说明，华国锋提到：“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同时，对特赦人员们的安置、待遇问题，华国锋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共竟然会将那些劣迹斑斑的犯人全部释放，远在台湾地区的蒋经国也想不通中共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图|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战犯
但是他们不懂往往是因为他们想问题太过复杂，多数也没有毛主席这样的胸襟，所以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毛主席目的不纯。
毛主席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第一，是因为他的胸襟广阔，关押的目的是为了让战犯改邪归正，而改邪归正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感动远比扣押更奏效；
第二，这些战犯大多已经年老，五六十岁的尚在少数，不少人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就算将他们放出去，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第三，就是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已经在监狱中待了二十多年，剩下的时光便让他们去和家人团聚，或许比继续关押要更有意义。
图|专心看书的毛主席（旧照）
第四，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彼时的毛主席已经年老，他毕生所愿便是祖国能够统一，释放国民党战犯是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他向蒋氏父子丢出的象征和平的“橄榄枝”。
回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时中共最重视的一个条件便是国民党方面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为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必须释放这些“政治犯”。
如今，双方对调，毛主席希望蒋氏父子也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华国锋的话也印证了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华国锋提到：“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图|蒋介石一家合影（旧照）
考虑到很多国民党战犯的家人都在台湾，中央便开放了政策，让他们可以回台湾和家人团聚。
特赦战犯申请去台受阻
3月19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全体战犯的决定。
因为提前得知了内情，所以在公布消息的这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将所有战犯都集中到了大食堂，一起听广播。
当战犯们听说“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消息的时候，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很多人都怀疑自己听错了，四下张望，想要从管理人员那里确定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们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还会活着出去，更没有想到出去了还能享受如此优渥的待遇。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被众人的情绪所感染，跳到了桌子上面宣布中央的决定：“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
战犯们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山呼：“毛主席万岁！”
3月22日，战犯们从抚顺、济南、西安出发，齐聚北京，他们穿着崭新的衣服，也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战犯们的衣服是中央专门让人准备的，蓝色的军便服，看起来精神又气派。
让人惊喜的是，这些人虽然都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步伐仍旧矫健，身姿仍旧挺拔，充斥着军人的气质。
3月23日晚，293名战犯齐聚北京饭店，他们的脸上是幸福满足的笑容，四处游走碰杯，与几十年未见的旧友互相打招呼。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此次宴会，前六批特赦人员中的重要人物也参与进来，包括杜聿明、李仙洲等人都特意赶来参加此次盛会。
叶剑英元帅在掌声中阔步走上主席台，发表了重要讲话：
“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图|视察部队的叶剑英元帅（旧照）
会场上的气氛热烈而又令人动容，似乎所有人都真正地放下了心中芥蒂，愿意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员。
黄维是第七批特赦战犯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他原是十二兵团的中将司令，这次也代表全体战犯进行了讲话：
“我们过去……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结束后，战犯们迎来了真正的自由，他们可以四处游览，也可以走亲访友，也有部分人员同家人断绝了联系，也都被分送到各个地区安置。
最终，前门饭店只剩下了十个人，他们是向组织申请前往台湾的人员，分别是周养浩、蔡省三、杨南邨、赵一雪、张海商、陈士章、张铁石、段克文、王云沛和王秉铖。
只要向组织申请，便可以前往台湾，于是他们很快就向组织提出申请——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台湾，组织上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4月13日，这十人在专人的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受到了广州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图|在功德林中的周养浩（旧照）
4月14日上午，他们又从广州出发，乘坐列车抵达深圳；在深圳稍作停留，便再次出发前往香港。
抵达香港以后，他们纷纷和家人互通了消息，告知自己不日便会与他们团聚的消息，他们的家人也万分高兴。
同时，他们的行程也备受瞩目，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看着他们一步一步靠近台湾地区，似乎也在一步一步地拉近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可是就在他们向台湾进发的时候，蒋介石因病去世了，这在台湾地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随后，他们申请进入台湾地区的要求被台湾当局拒绝。
图|蒋介石晚年旧照
“我们对此10名所谓战犯并不重视，他们必须以普通逃港难民身份以遵循正当手续办理入台手续。”台湾方面如此回应，不仅不让他们与家人团聚，还污蔑他们是“统战工具”。
其实在中共决定释放战犯的当天，国民党机关报就发报声明，称“欢迎被释放的军政人员回归台湾……”
可是当战犯们已经抵达香港时，他们却出尔反尔不肯接收，如此前后不一的言行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强烈不满。
国民党当局的言行也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台湾方面应该派出专员前往香港迎接才是正确的做法，不然愧对于他们曾为国民党卖命的行为。
图|宋美龄与蒋经国合影（旧照）
周养浩等人被台湾方面拒收，只能滞留在香港，希望台湾当局可以良心发现准许他们跟家人团聚，可是没有想到，众人在此停留了140多天，台湾方面仍旧不肯松口。
国民党的情报人员竟然还将十人中的张铁石单独叫出来软禁，逼问其与中共的关系。
张铁石的儿子想要前往香港看父亲也被台湾当局阻拦，他们不停地质问张的儿子：“你父亲是共产党派来的，你敢以全家的生命财产作担保吗！”
最后，忍无可忍的张铁石留下“兔死狗烹”的四字遗书，自杀于香港富都酒店。
张铁石的家人想为他举办葬礼，收回他的遗体，也被台湾当局阻挠，直到7月11日，家属才将他的骨灰带回台湾安葬。
图|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街头
张铁石原以为获得特赦，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却没想到终究是阴阳相隔，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中央听说了几人的处境，于是提出，张铁石业已自杀，家属自留骨灰，剩余的九人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行程，返回大陆也可以，还会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
如果他们想要去国外，国家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想要留在香港的，也会由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
如此处置，我方的气量广大，可谓是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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