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24年7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科学外史II（31）
1954：“科学圣徒”在中国的前尘往事
江晓原
二战之后，冷战初期，英国人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的名头一度十分响亮，他“黑白两道通吃”，被称为“科学圣徒”。在西方，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但与此同时，他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座上宾（莫斯科他至少去了八次）。
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在那个时代的英国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大大的时髦——左倾和同情社会主义。正如贝尔纳的传记作者所说，“就像许多一战后的学生一样，贝尔纳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贝尔纳有了首次中国之行。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贝尔纳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访问。他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被邀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证了人民对毛主席的爱戴。他还数次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在与周总理会面的场合，他甚至还遇到了达赖喇嘛（那时尚未叛国）。
他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下榻，人们当然带着他参观了北京的许多地方，比如天坛公园、颐和园等等。故宫让他印象深刻，从金水桥进入之后，他依次进入了“越来越庄严”的庭院，皇家建筑的重复性和对称性所产生的惊人效果让他深有感触。他认为“北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考虑到他是游历过世界很多城市的人，这样的夸赞即使只是出于客套，也会让他的东道主感到愉快。
当然，中国科学院不是仅仅邀请贝尔纳来旅游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做一系列的科学讲座。“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报告，经常每天四五个小时”，讲座的题目涉及广泛的科学领域。他的系列讲座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听众当然很多，讲座内容涉及当时科学的一些前沿领域，讲座结束后科学院领导还不停地和他讨论科学问题。
北京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邀请贝尔纳做了更多的讲座，甚至中文系也加入了邀请贝尔纳的行列——他们请他在纪念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逝世300周年的会议上发言。而他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做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讲座，长达五小时——这个题目正是他本人研究有独到心得的。
贝尔纳的传记作者安德鲁·布朗讲过一个八卦，说1954年贝尔纳访问中国时，曾被要求提供一个适合中国大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清单。布朗相信，贝尔纳“显然能够拿出数十个好主意来”，不过他没有说当时贝尔纳的这些主意有没有被中国采纳，也不知道这些主意是否对当时正在快速成长的中国科学界产生过什么影响。布朗认为，此事对于当今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考虑到如今在中国，有价值的博士论文选题已成稀缺资源，这个课题又别具意义。
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贝尔纳几乎被当成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于这些资源有限的新兴国家来说，“科学圣徒”贝尔纳就是物理学家、晶体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冶金学家、建筑学家、农业专家（其实只有头上两项确实是他本人的专业）……作为一名科学家，贝尔纳自认是世界公民，“立志尽他所能，用纯粹的应用科学为发展中地区造福”。他在中国的六周之行，完全印证了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个相当奇特的情景，贝尔纳后来在中国科学家圈子里，并没有特别高的声誉，但是在中国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几个相关的学术圈子里，贝尔纳却受到极高的推崇，享有极高的声誉，几乎没有人不读贝尔纳的书，特别是《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1939）和《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1954）。
要正确理解上述两种情景，就牵涉到下面这个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1954年中国方面主要——如果不是完全的话——是将贝尔纳视为一位科学家来接待的，对他的期望也主要是在科学方面。因为在那个时期，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之类的学科领域，还几乎没有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科学技术领袖人物的视野。
因为中国当时急于将非常有限因而显得极为珍贵的资源，用到前沿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展上去。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已故何丙郁教授在谈到李约瑟——注意布朗将李约瑟称为贝尔纳的“伟大朋友”——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会员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赔不起的买卖。”其实此话对于当时贝尔纳热衷前往的那些非西方国家来说，大都可以成立。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包括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背景，类似贝尔纳、李约瑟这样左倾的科学家，总是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到特殊的欢迎。那么随之而来的，他们的学说或著作，就会在中国一两代学人心目中获得某种特殊地位。这是我们在做分析和评价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背景。
比较奇怪的是，在贝尔纳的重要传记《科学圣徒》中，包括“尾声”在内共有23章之多，但作者布朗甚至没有为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安排专章。对于这一现象，最容易想到的解释当然是：在布朗的判断中，贝尔纳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不具任何重要意义，所以不值得在一部有23章的传记中为它们安排专章。而且布朗的这种判断，在西方学术界似乎并非异调独弹，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既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主要将贝尔纳视为一位“科学家”，那为何对他的科学研究成就并未给予很高评价，却对他在西方学术界看来仅属“玩票”性质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工作，给予那么高的地位呢？
对这个问题，只能回顾当年世界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旧战场，才有可能求得合理的解答。即使曾经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多半也会下意识地回避这个话题。而当人们关注贝尔纳的前尘往事时，就无意中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语境。
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基本上没有“阶级性”，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后者，却被认为肯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在20世纪50～60年代，因为贝尔纳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的人，我们只有在接受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样的著作时，才不会有思想障碍。尽管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这些学科中即使仍有影响，多半也算不上第一流了。
不过从历史功能来看，贝尔纳的上述著作，机缘巧合，曾在中国发挥过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只是第二流的成果，只要有助于我们最终走上先进和强大之路，仍然可以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