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10期
谁是 Kou Kin-Hsing？
李志良
2019年美国科学史研究所（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斥资购入德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催化专家Georg Bredig的档案，使一度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的珍贵史实重现天日。其中竟也涉及一位中国留学生Kou Kin-Hsing——Bredig父子在往来信函中多次提及Kou并赞赏有加。这位西文姓名为Kou Kin-Hsing的国人究竟是谁呢？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档案与文本史料，确认了Kou的中文真名及其留德、归国后的生平事迹。Kou Kin-Hsing的德国师友——Bredig父子
Georg Bredig（1868-1944），德国物理化学家、催化专家，早年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后任教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技术学院。1898年，Georg成功发明电弧法制备金属胶态水分散体并发现此类胶体的催化性能。该工作为其赢得了世界声誉，经典化学史著作如柏廷顿《化学史》、郭保章《世界化学史》中均对此有所介绍。Georg于1901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其中一子即Max Bredig（1902-1977）。Max克承家学，受化学家父亲的熏陶，后来也成为一名化学家。Bredig档案也包含Max的部分。1936年，Max时年三十四岁，已任职位于柏林的Bavarian Nitrogen Works（巴伐利亚氮气公司）逾十年。这是一家主要生产肥料的集团公司，部门繁多，Max曾先后于X射线、光学等部门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包括碳化钙（CaC2）的制备与表征分析等。这也正是后来他所指导的中国留学生Kou Kin-Hsing的研究课题方向。Georg与Max往来信函中的Kou Kin-Hsing
于常情推断， Max Bredig与Kou Kin-Hsing作为师生，二人同在一厂，朝夕相处，交集应当不少，不过，目前发现的落于笔端、见诸纸面的记录，仅限于Max与Georg二人通信中的偶尔提及。当然，这些提及已经足够难得，为后人了解Bredig父子与中国曾经的交集提供了线索。Kou Kin-Hsing这一名字在Bredig父子档案中的首次出现，是于1936年4月11日Max致其父Georg的信文中，如图1所示，信文原文由德文翻译如下：图1 Max Bredig给父亲Georg Bredig的信中对Kou Kin-Hsing的提及（1936.4.11）我仍在帮助中国同事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唉，我现在正在和他一起整理结果。不幸的是，这些结果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特别是，令人失望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两个碳化物相中哪一个可以通过提取或供应钙而相互转化，实际上是单独的CaC2。然而，我看不出发表这篇文章的任何可能性。无论如何，我必须把复活节假期浪费在这件事上。同月20日，Max在给父亲Georg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一连好几个周末，我都花在中国同事的论文上了，我盼望着早点结束”。而26日的信文则透露“中国同事的论文第一篇草稿已完成，正在等待（第一导师）Franck的批复”。可以看到，这一时期Kou正在Max的指导和帮助下加紧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好在草稿终于很快完成了。至于Kou何时进入Bavarian开始攻读博士，以及更早的履历背景，暂未可知。7月10日，即三个月后，在Goerg写给 Max的信里再次出现Kou的信息，他的论文答辩已经完成。Georg对Kou Kin-Hsing博士论文获得好的等级并顺利通过表示祝贺，并询问论文何时何处发表。按照逻辑，Max大概在此前给父亲的信里已提到过Kou博士论文通过的事情，不过并没有找到这封信。当然，也许是另外的方式，比如口头或其它通知告示类信息。但是，能够确证的是，Georg对其子Max指导的这位中国学生也相当关心并不吝称赞与肯定。不知道Kou在与Max相处的时间里，有无见过Georg，但他或许至少是知道Georg的。当时Georg早已成名，在世界化学圈尤其物理化学、催化领域声名颇著。接下来的一则，已至11月8日。Max在信中告知Georg那位中国同事Kou正准备返回中国，同时，Max进一步整理核实Kou的工作，以便在论文发表前核实是否存在新的发现。翌年1937年1月17日，Max在向父亲Georg书面诉说自己的近况时，再次提及了Kou，称他马上要启程回国了。Max和其他同事为Kou办了欢送宴会，宴会上，Max还因贪杯喝醉了。综合以上信件文本，已可明确的是，Kou Kin-Hsing在Bavarian Nitrogen Works主要从事CaC2的研究，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导师为Heinrich Franck，第二导师为Max Bredig，日常主要由Max直接指导。通过Bredig档案文本所能得到的有关Kou的信息也仅限于此。若欲进一步确认Kou Kin-Hsing真名为何，以及这一名字所对应的真人实情，并还原其出国留学前后的履历，则还需借助其它档案资料。Kou Kin-Hsing究竟是谁？
首先，已经能够知道的是，Kou Kin-Hsing是一名博士，有博士论文发表。一般而言，博士论文中往往会有一些个人履历的信息，如果能够找到Kou的论文，一切或将真相大白。笔者与美国科学史研究所直接联系，幸免费获得Kou Kin-Hsing的博士论文电子版。该论文封面如图2. 其中个人简历页，由德文翻译如下：
图2 Kou Kin-Hsing博士论文封面
个人简历
1906年12月7日出生于上海南汇，在那里接受小学和高中教育。
1924年至1929年，我就读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通过期末考试，获理学学士学位。
1929年2月至1932年7月，我在上述大学化学系担任助教。
1932年至1934年，我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并于1935年2月获得工程学位。
1933 年 4 月至 1936 年 4 月，我在巴伐利亚氮气厂 A.G. 的中心实验室工作，准备博士论文。
原来如此！这位Kou Kin-Hsing的身世背景于此尽皆得到披露，至少关于他留学前与留学时期的经历，有了基本的交待：这是一位上海人，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后留学德国，先在柏林工业大学，而后到巴伐利亚氮气厂做博士课题研究，并顺利毕业。不过，Kou的中文姓名仍未可得。查阅中国近代出国留学人员名录，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关于Kou的条目记录。好在此路不通，另有他途，Kou在博士论文曾提及1924年至1929年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就读。这是一条十分关键的信息，可去寻国立中央大学的相关档案一探究竟。《国立中央大学一览》（1928）中“本校学生姓名一览”条目下，在自然科学院化学系内有一位“顾金鑫”（如图3），注册号为1245，联络地址为“南汇瓦屑村”——南汇一址恰好符合，且“顾金鑫”一名，发音上也与Kou Kin-Hsing近似。是不是就叫顾金鑫呢？于是，以此为据，查阅网络，很快找到了答案：“顾敬心，化学家，石油化工专家，曾用名顾金鑫。1907年1月7日生，上海市南汇县人……”信息吻合，答案确凿。至此，已可以认定，Kou Kin-Hsing原来是新中国石油工业战线的著名专家、先驱人物——顾敬心。图3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1928）中学生名录中的“顾金鑫”
顾敬心的学术履历与专业成就：归国后解放前
承前述，顾敬心留学期间颇有建树，深得德邦师友赞许，可谓青年有为。事实上，顾在留学之前已出版过专业著作，并在留学时期多有文章寄返国内发表。目前可见顾敬心（尚署名顾金鑫）最早的著作，是1932年的《毒气防御法》，书影如图5。此书完成于顾敬心出国留学之前，由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科发行。作者著录此书时的社会背景正值“九一八”日寇侵华、举国蒙难之时，此书充分彰显作者的勤奋多产、才高技精，同时又颇富家国情怀，这从后来他出国留学期间的处处留心先进技术也看得出来。图5 顾金鑫（敬心）著《毒气防御法》（1932）书影 1935年的《黄磷制造问题之研究》（以下简称《黄磷》）一文，写于留德期间，发表在国内期刊《科学》上。此时署名已为“顾敬心”。此文尽述黄磷“于军事方面，甚为重要，既能放火，又能作雾……”之余，也记述作者拳拳报国之心，“敬心因我国黄磷，均购自欧美，一旦与日仇开战……难为持。故对此制磷新法，颇感兴趣，经屡次交涉，得蒙允许，在彼实习……”这是因为新科学、新技术往往并非公开可得，故需想方设法、历尽周折才能如愿。不难看出，顾敬心在德求学之不易，更凸显其时时注意学习、处处以家国为念的宝贵品质。功夫不负有心人，顾回国后确实在黄磷制造方面获得了委任，从而一展抱负。 1937年初，顾敬心学成归国，任教同济大学。未久，日本侵华战事遽起，国家危难之际，顾敬心任教之余，更加大力拓展面向军事方面的实业工作。1940年，应时任兵工署厂长的吴钦烈之邀请，顾敬心到泸州场内试制黄磷。如此，顾在五年前曾著文谈论的《黄磷》事宜终获一个付诸实施的机会，遂“先在四川以牛骨为原料进行中型试验，获得成功。此后，主持筹建云南昆明磷厂，并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实业繁忙之余，顾敬心仍笔耕不辍，单在1941年即曾接连发表过至少两篇学术专论，一篇为《电石工业与国防民生之关系》，一篇为《粮食与肥料》。可以看出，此时期顾敬心一直未放弃在德留学时期所学，并以之为基础，加强与国情之亟需相联系，不断宣传号呼，尽到了一名归国知识分子的义务，也做出了具体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顾敬心任沈阳兵工总厂副厂长，并兼辽阳炸药厂厂长、总工程师。在沈阳的任职较短，旋南下，但数年后全国解放又重返东北转战石油战线，并终其一生。1946这一年或许可看作是去往东北发挥光热的序曲。
躬耕石油化工领域：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全国解放之初，顾敬心一度在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化工处任总工程师。当年底调往辽宁抚顺，开始其转战东北石油工业的生涯。最初的两年，先任抚顺石油三厂总工程师，指导中国第一套高压加氢裂化炼制高级汽油的建设和投产。1951年秋，又调到提炼页岩油的抚顺石油一厂工作。根据顾敬心的回忆录，当时石油三厂和石油一厂战时均遭破坏，但情况有所不同：一厂（时称西制油厂）主要产品是页岩油，解决国家燃料油急需；三厂（时称人造石油厂）主要生产加氢精制油，可生产高质量石油产品，特别是航空汽油或航空煤油。为国防及长远计，亦应该恢复。于是，就有了后来近两年间艰苦卓绝、迎难而上的三厂“加氢精制油”攻关战——新中国石油战线的第一场胜利。1950年10月，三厂恢复工作不久，抗美援朝战事爆发，三厂厂区成为前线，厂内建设面临须向黑龙江以北疏散的局面。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三厂的重要设备——5台压缩机因由水泥浇筑而成，拆即损坏，故无法拆卸搬迁。在这种情况下，顾敬心权衡利弊，并鼓舞厂内工程人员，最终统一表示“坚决安心工作，不当逃兵……修复工作完成将近二分之一，不忍心离开，即使敌人从前门进来，我就从后门走，决不考虑个人安危……”此间并无豪言壮语，但句句体现出老一辈知识分子实事求是、一心为公的宝贵品质。三厂修复工作本已困难重重，又逢战争，原有的海运订货无法到位，只能重新采购，因而造成预算超支，牵连工人薪资。危机之下，顾敬心以总工程师之身份，亲自出外借款求援。他向时任矿务局长王新三行90度鞠躬礼，以表诚意，以示危急。一个鞠躬礼，将当时当地事态之十万火急、主事人之昭昭为公，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来不禁肃然起敬、心潮激荡。最后的方案是，顾敬心拿到了借款，但是也立了军令状：一是下不为例，不能再借，二是工厂要保证安全，不能出现爆炸事故。而后来的一切也确乎都按这一军令状的内容履行了、实现了。顾敬心作为一厂工事之负责人，实谓责重如山，但也因此可称居功至伟。关于恢复三厂的困难，除受损严重、技术复杂外，的确还更在于安全隐患问题——因生产过程有氢气使用，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爆炸，日占时期已曾发生过数起严重事故。顾敬心等人当初所面对的不仅有实际任务之艰巨，还有不稳之人心，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也正因如此，更加说明顾敬心过硬的业务能力与出色的组织才能。如何能完成任务？顾敬心的方法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首先是吃住在工厂，以厂为家，同时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安全管理，有犯必罚，有违必究。正是在这样的决心与实干两方面条件下，才有了三厂恢复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并为其它厂矿提供了样板。在此之后，顾敬心因过硬的专业素质与不凡的管理才干，屡领重任，辗转石油一厂任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石油部抚顺石油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辽宁省石油化工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等，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立下汗马功劳，奉献自己的终生。结语
若非偶然读到德国催化专家Bredig父子档案的新闻并查阅细节，当不会有机会知晓Kou Kin-Hsing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以及此名所对应的顾敬心——早年学术成绩卓著、后来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专家。顾敬心在中国科技史、工业史上是一个闪耀的名字，他的事迹值得常书常写。由此，深感新中国以来曾经有无数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人物，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发挥光热，历史不应忘记他们，应当不断地发掘、发现。愿他们的名字永远闪耀，他们的事迹永得铭记！（作者现任教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与公共基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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