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离不开河流的滋养。正如黄河哺育了华夏民族一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新月”文明。两河流域从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即为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至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土耳其中部，并由此转至伊拉克和伊朗西部，最终抵达波斯湾。古代两河流域的美术征程，也沿着两河河水所到之处而蔓延开来。
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两河流域艺术的繁荣和神秘。这些极具宗教色彩的作品，在时间的长河里，一直在低吟它们的故事。由于自然力量的不可抗，社会政权的更替，各种民族与地域的交流和差异，各个政权下的两个流域的美术留存时间并不长，留存下来的作品也不多。但，宗教，以及对政权的表现的特点被延续了下来。
苏美尔人，用气势庞大的乌尔庙塔证明他们当时所建立的城市的繁华。在所发现的女性头像中，空洞的眼睛，立体的五官造型，展现了五千年前艺术家高超的写实能力。眼睛空掉的部分有可能是当时嵌入的宝石脱落造成的，头中间的凹槽是用来固定假发的，尽管今天看来，这尊头像显的是朴实素雅的，但从其结构以及材料的使用来看，这尊刚刚制作完成的雕塑应是绚烂耀眼的，并且是尽可能接近真实的。这一点可以在《公牛竖琴》这个作品上找到证据。作为竖琴装饰的公牛头，有着蓝宝石一般的毛，金灿灿的头，和角。不难想象，当乐师弹奏如此华丽的竖琴的场景，必定是极其高贵喧哗的环境中。因此，能够被塑像的女性，必定有这高贵的社会地位，如若不是神，也必定是当时高贵无比的女性。因此，在表现如此重要的人物形象时，“华丽”的手法必定是当时最能彰显她的重要性的。
北方的阿卡德人最终征服了苏美尔人，从阿卡德人统治开始，两河流域经历了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三个大的时期。在巴比伦建立的之前，两河流域有长达300年的分散和动荡，一直到汉谟拉比建立巴比伦国，两河流域重新得以统一。但让人惊叹的是，在此之间建立的每个政权留存的时间并不长久，但创造了两河流域艺术的鼎盛时期，这或许和他们那些伟大的统治者密切相关。
阿卡德人善于作战，军队的严苛也渗透到政权上。从他们制作的统治者青铜像可见，阿卡德人对阶级的高度认可。雕像面容庄严，须发精致，五官眼睛遭到破坏，但不影响它所体现出来的严肃，嘴唇紧闭，鼻子坚挺，整个青铜头像充满的威严的力量感。由此可见，阿卡德人对统治者的诚服之心。
汉谟拉比建立的古巴比伦，重新统一了分裂了300百年的两河流域，但这只是这位伟大领袖的功绩之一，让他得以在世界历史中享誉的是他颁发了人类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这一功绩远超统一两河流域。这部法典的碑文上方，表现了太阳神沙玛什正在为汉谟拉比加冕的场景，太阳神右手握着象征公正与权力的量杆和神环，汉谟拉比在太阳神的对面，伸出右手致敬。这种表现形式在往后千年间被重复再现，并称为“君权神授”。在这幅浮雕中，采用了人体比例不对等的方式来体现角色的阶级差异，这一点在埃及艺术中运用的更加娴熟和长久。
似乎在艺术史中，鼎盛的文明落幕后，都是由相对野蛮的文明所占据。亚述人不仅野蛮，而且残暴不仁。但他们却乐于继承巴比伦文化，或许正是如此好学，得以让他们征服了两河流域各个民族，在两河流域肆虐的同时留下他们的艺术。
亚述人喜欢表现战争，或是一些围猎的场景，这些场景都有共同点就是都有死亡，人的死亡，或是，动物的死亡。战争的激烈，或许刺激着他们不断去征战，动物的死亡，或许刺激着他们对自然的征服欲。那些被箭射中，在死亡前最后的嚎叫和痛苦的挣扎，被他们真实的再现出来，亚述人并无意遮掩他们的野蛮和残暴。
消灭亚述人的是来自两河流域东南部的加勒底人，他们建立了新巴比伦。新巴比伦人在建筑艺术上更加突出，现存于德国的伊斯塔尔门，是新巴比伦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建筑最品。这是新巴比伦城的入口之一。蓝宝石的底色上，数量庞大且整齐对称的金色马赛克动物浮雕，让人肃然。城门威严肃穆，体现的统治的威严，以及对女神伊斯塔尔的崇尚。
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期的艺术有赫梯和埃兰。这两个时期因为地处于两河流域的边缘，没有参与到核心地理中的频繁战争中。这两个时期留存的作品很少，赫梯有“狮子门”，而埃兰则是以陶器为主。
两河流域最后的盛期是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国。这时期的两河流域文明把疆土扩张至伊朗和埃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地域的统一带来的是文明的加速融合。因此，波斯美术显示出了两河流域美术中前所未有的丰富。从建筑，到建筑装饰，都彰显了这个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文明的空前发达。
两河流域美术，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和自热背景下，紧张而绵长的变迁着。政权的更替，两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的频发，让此间的人始终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中。但，尽管如此，他们创造的两河流域的故事依旧是世界史和世界美术史中璀璨而炫目的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