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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史學界的人與事、中国人民大学
不管是哪类学科，高校对硕博生毕业发表论文有要求，这一直以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如今随着很多大学提出“不再对博士生毕业发表论文有硬性要求”后，一些高校也陆续发布了相关政策的变化。然而，追溯到高校提出这类政策之初，就有导师身体力行提出过抗议，也让我们重新回味一下事情发展的经过：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关规定》，从2002年春季开始对浙江大学入学的研究生严格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人文社科类学科博 士生，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在校人事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含录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在学校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我不打算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了。假如这个制度不变，那我就一个研究生都不能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语气平静。2007年3月27日，杭州的午后阳光刺眼，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历史系主任办公室里，两鬓斑白的包伟民日程满满。这天下午，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等着向他请教，晚上6点半他还要给研究生上两堂《唐宋史专题研究》。一个月前，51岁的知名宋史专家包伟民通过互联网发布了一则《告考生》声明，要求报考他的研究生“另投名师”。近日，包伟民的这个帖子引发争议如潮。包伟民强调此举系“个人姿态”：“我不是爱惹事的人，但我现在觉得，我是被逼到一个死角，不得不作反应，没招了。”就在当年的2月28日，包伟民在网络上发布了《告考生》声明，声明不到200 字——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缴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谬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作为全国17所试点高校之一，浙江大学开始着手进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制定了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一系列新方案。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按照校方规定，如果包伟民在2007年招收一名硕士研究生，需要向校方交纳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交纳的经费为1200元，按照成倍递增的方式，以此类推，一名历史学教授若招收3名博士，他每年需要为他们支付7200元，3年博士就读期间，导师要为他们支付2.16万元。包伟民显然不认同浙大此项“新政”。这位1988年毕业于北大、博士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历史学者在采访中多次向记者强调，校方的助研经费制度跟历史学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有距离，“钱多钱少是另外的事情，你向我收费是无理的”。包伟民说：“首先，绝大部分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书斋式研究，我们需要的研究条件就是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我们不靠项目规划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其次，我们的研究都是根据自己兴趣走、不跟着规划走，你去问任何一个真正好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都是多年长期积累的研究，依靠大的规划性项目来推动我们的研究，在历史学上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利用研究规划、设立项目来推动研究基本都是应用学科的模式。第三，最重要的是，历史学的导师不把研究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助理，研究生必须自己寻找研究课题，研究生是独立研究、独立署名，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没法从研究生给他的服务中得到回报。”包伟民措词强烈地表示：“在应用学科，比如工科，往往是学生为老师打工；而在基础学科，我指的是文、史、哲，是老师为学生打工，对基础学科老师来说，纯粹是一种劳动付出。我出售我的知识，你买了我的知识，凭什么反而要老师付钱给学生？”他认为，与理工类等应用型学科相比，史学的导师们没有很多的横向与纵向经费，用行政规定要求所有导师都交纳助研经费不合理。“我们的经费跟理工科相比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包伟民说，他正在承担的“8—13世纪中国传统社会转轨”研究，3个老师一起做了将近5年，浙大方面给了不到6万元经费；此前包伟民曾申请到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与一次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这两个基金的申请都很严格，经费分别为2万元与4万元左右。包伟民强调，历史学不仅创造不了应用学科那样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还需要高校与政府财政的逆向投入，“国际上历史学领域里，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这样的行政规定，要求老师出钱给学生做研究助理；历史学的研究经费很少，个人的独立研究特别重要，老师不可能让学生做自己的研究助理”。在包伟民的印象中，上个学期结束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曾经召开一个由院内各学科负责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征求对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由人文学院某领导主持，一共十几人到场，持续大约一小时。“当然大家都提意见，基本都反对；人文学院的领导也反对，记录了大家的意见，说向上反映。开完会以后，就没有下文；等到开学，(新制度)就公布了。我是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负责人，才有机会在那个会上表示反对意见，一般的教授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就在那次小型会议上，包伟民第一次获悉校方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制度，他记忆中这是学校管理层对助研经费制度唯一一次向他这样的学科带头人征求意见，而浙江大学校方则表示“经过5个月的时间征求意见”。2007年2月25日，浙大开学，包伟民收到学校通知，新制度正式在2007年浙江大学研究生中推行。2月28日，包伟民请一个朋友帮他把拒招研究生的帖子发布在国学论坛网等文史类考生较多的网站上。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包伟民认为有必要通过网络将他的决定告诉更多的考生，“我决心不招，如果学生来考怎么办？我就很为难。文史类考研的孩子经常会去看这个BBS，我发帖只是告诉学生：抱歉，我现在没法招了，你们别来了”。发帖之前他犹豫了好几天，“决心不容易下，作为一个教师，带研究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我的学术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竟然要下决心把它给砍断”。包伟民告诉记者，在学校出台有关助研经费的相关规定之前，他曾犹豫是否不招博士研究生，包伟民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关规定》，这个规定从2002年春季开始对浙江大学入学的研究生严格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生，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在校人事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含录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虽然目前各校都要求博士生毕业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一定量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但浙江大学要求更高”，对“一级刊物”的圈定，包伟民形容好比“金字塔的顶端”，就整个历史专业为例，只有《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浙江大学学报》文科版等9种刊物。“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博士研究生在这些一级刊物发表论文概率极低。以相对最容易的《浙江大学学报》文科版而言，所有历史学科稿件的录用率大约只有5%，轮到博士生，1%的几率都没有。”包伟民现在带了3名博士，3名硕士，3名博士中有一名因未能在一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无法拿到博士学位。“为什么校方会非得要求博士研究生必须发文章？所有大学都一样，就是大学排名的问题。如果学校还坚持这个制度，我带的3个博士想拿到学位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不想再招收博士，我不希望有更多的学生陷入这个困境。”包伟民表示，他曾多次向研究生院反映情况，只要有机会，文、史、哲领域的多名教授都向校方提过意见，但不知何故学校就是不改。记者就该情况向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沈松勤等多名浙大文、史、哲学科的教授求证，得到确认。以往“困境”与此番助研经费制度出炉，两个因素交织，让包伟民痛下决心拒收研究生。发帖之后，还有一些考生陆续给包伟民打电话说：包老师，这个钱我们出。“我担心老师要出的这笔助研经费到头来会转嫁到学生头上，假如老师本来经费就很少，学生又想读，怎么办？自己掏钱！我当然不可能收学生的这个钱，但假如有学生确实求着老师要读，有些老师说不定心一软，也就收了。”让包伟民担忧的是，学校执行的导师交纳助研经费的相关制度，也将师生之间的雇佣关系明朗化，“老师会觉得，我是付了钱才把学生收进来的，我雇着你。在应用学科普遍存在的研究生把老师叫‘老板’的这种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会扩展到人文学科，比如说历史学，师生关系肯定会恶化”。浙大的研究生改革方案规定，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持学校部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等的需要，支持指导教师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费用。“凭良心说，这笔助研经费也不多，但我觉得道理不在这里。”包伟民说，他认定自己不可能再申请校方的扶植基金：“校方他们设立这个扶植基金考虑到了历史学科比较困难，但(扶植基金)它的基础在于，他们认定我们的研究生是给我们做研究助理的，所以我们应该对学生提供回报，这个想法和我们的实际是南辕北辙的。”此次报考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已在去年秋天报名，而浙大新政大约在今年2月末公布，包伟民感觉到无奈，“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考生报名前校方就要声明。但报名在先，政策在后。现在有几个学生报考我的博士，在他们报名时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我对这种困境的造成无法负责。从2007年开始，我不招了，但是2007年的考生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建议他们改老师，但其他老师招的也有限。”校方表示想通过此举控制研究生滥招的情况，包伟民认为这是“无的放矢”，“恰恰相反，这种政策实际结果会让原来那些招得多的导师越招越多，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项目；我们这种弱势学科的导师会越招越少，因为没有钱，没有项目。基础学科将更加衰落。”他解释，像历史系这样的基础学科本来每年的招生量就很少，以他为例，几年下来一共也就招了十来个研究生，一般平均每年最多招一到两名博士，招一名硕士。“主要原因是，政策的制定者对人文学科不了解，他们把自认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应用学科的规则用到了我们历史学的领域，更严重的是，他们也不准备听我们的意见。”包伟民感叹，他说自己以后准备潜心做一名“书斋学者”。“我的性格中有不服从的因子。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底线，到了这个底线我就必须发出我的声音。对社会很多事物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会做理性的批判、坚持自己独立立场的人才能算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我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说到此，他的神情有些疲惫。包伟民，男，汉族，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8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曾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现为浙大城市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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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集中在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等方面，代表作有《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等。此外，包伟民教授还主持编著了《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辑已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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