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姜鸽滚雪球」。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术的发展方式让许多“工人”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而它们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决定的。即使在2018年经济周期出现转折的期间，大多数企业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无法恢复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现在的财富不平等问题比2008年前严重得多，而随着2017年税收法案的出台，再加上美国政府对放松管制的狂热追求，美国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不确定。
以老布什和克林顿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曾经承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繁荣。现在，这些承诺已经被美国民众看作政客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也难怪美国人对精英及“体制”的幻灭感会增强。
如果把人们的失望情绪与市场营销、行为经济学的进步结合起来看就能明白，为什么近一半的美国人都被特朗普的欺骗性营销蒙骗了。当美国人对精英政治失望至极时，政治操纵就浮出了水面。
美国并非一夜之间陷入当下的危险境地。有人警告说，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的情况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拿来误导大众。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挑战将是何种形式，但风险确实存在，而美国最终却选择无视这些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目前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所代表的意义。
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
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美国人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美国人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
美国的政治“出错了”。
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何等容易地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幻灭—大部分民众认为这一制度是被操纵的。
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
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美国告诉人们，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
逐渐恶化扭曲的价值观带来了扭曲的经济和政治。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加自私的社会，就像经济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样，人们本就是自私的，但这种形象并不是美国民众理想中的那个更好的自己。美国人被错误的模型引导，最终变得与模型本身毫无二致。美国人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不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从利他主义逐渐变成利己主义，而最初的道德准则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是为宗教领袖和星期日的祷告保留的。金融机构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道德败坏已经成为金融的标志。现在美国选出了一位总统，他本人就是这种新的反道德规范的典范。
美国人不理解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最高理想的基础—科学、理性探索和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机构和基于民主进程的法治体制。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现在正被原始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取代，后者所提出的“让美国恢复繁荣”的承诺更难以实现。对一位经济学家来说，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很容易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并不充分。这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至少他们可以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性的讨论，确定论点和经验假设中是否存在真理。然而，反对特朗普的观点就不太容易了，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理论的基本思想（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还不成熟。尽管在美国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拥护市场经济的优点（甚至包括美国的寻租政策），但在国际贸易方面，他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不相信不受约束的竞争性市场，只相信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受管制的贸易，回归了重商主义思想。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回顾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险事件可以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希望和灵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美国的经济在以前也曾经被肆无忌惮的市场势力所扭曲，但美国最终都遏制了这些弊端，并重新回到正轨。
据说，安德鲁·杰克逊在谈到最高法院的一项他不赞成的裁决时曾经说：“既然约翰·马歇尔（第四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让他来执行吧！”杰克逊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只有总统能执行法律，因为总统的政府控制着所有负责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没有执行法律能力。在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共和国的美国，杰克逊作为领导力量主持了美国的一次“大分裂”时期。
在共和国的进程中，美国的体制得到了改进和重组。杰克逊那灾难性的“分赃制度”最终导致了专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这也不是政客第一次试图利用权力获得政治优势了。在南北战争之后，战后重建和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导致了更多的持续性危机和社会不公正，这些危机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难以处理和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言。当时的问题不只是种族偏见，持续剥削他人的经济体系才是更严重的灾难所在。特朗普煽动民众的偏见，试图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愤怒指向移民，这与美国以前的情况十分相似。
这些试图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与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是相互呼应的。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社会不平等、市场势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后来，包括旨在确保竞争的法律在内的进步立法将美国从悬崖上拉了回来。1920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再次登上了新的高峰，“罗斯福新政”社会和经济立法为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美国人受益于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所提供的经济保障，通过立法遏制金融部门，赋予劳工运动新的生机，重新平衡了经济权力。
提高公共福利
我在本书中提供了一项新的改革议程，或许可以称之为进步议程，它的核心是宪法序言的一部分，即提高公共福利。公共福利不是只有1%的人享受的福利，而是属于所有人的福利。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纲领，我相信这个纲领可以作为新一届民主党的共识。它表明了民主党必须团结一致，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及其主张，也是为了支持我在本章前半部分简要描述的美式价值观。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在哪里，我们可以去哪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21世纪，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实现和维持社会发展。该视角基于历史责任感和对经济及社会权力的深刻理解，即社会权力塑造了经济，又反过来被经济所影响。尽管美国人使用技术官僚的语言（language of technocrat）表达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这一语言反映了美国最高的道德抱负，以及用道德和价值观表达自我的意愿。
美国人需要从明确的目标着手。不是老生常谈地重申美国已有的价值观，而是理解这些价值观是什么。经济应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人们必须了解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不仅要看GDP，也要关注人们的福利水平。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必须以人为本。新的社会契约应包括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恢复普通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这项21世纪的进步议程致力于确保进步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公平和安全的共享，使每个美国人都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不会受到歧视、偏执和排斥。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实现人们的共同繁荣，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这既是经济现实，也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体现。新的社会契约应该包括这样一项承诺：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能得到倾听。因此，新的社会契约必须为所有人（包括富人、穷人、白人和非裔美国人）提供公正和机会。基于这一关键条款，美国梦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以推动进步为重点的进步议程必须以对国家财富来源的深刻理解作为基础，而且必须致力于确保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形成和管理都能以惠及所有人的方式进行。目前围绕这两者的争议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本书试图列出这一进步议程的基础及实现这一进程所需要制定的政策。
在这一进步议程中，美国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既要确保市场按照预期正常运行，又必须以私人和市场无法做到的方式提高公共福利。
然而，如果要接受这种模式，美国人就必须纠正自己错误的观念，即“政府永远是低效率和莽撞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与包括市场在内的所有人类机构一样，政府也容易犯错，而且也可以进行优化。“政府的存在本身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从过度污染到金融市场不稳定，再到经济不平等，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市场和私人部门造成的。简而言之，单靠市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对基础研究和技术的投资来保护环境，确保社会和经济公正，促进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而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是社会赖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右翼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政府干涉了他们的自由。右翼派企业认为，政府实施的法规和税收会降低它们的利润。那些最顶层的1%的人担心强大的政府可能会使用职权将财富从自己手中夺走，重新分配给穷人。因此，这些人有动机把政府描绘成一个低效率的“肿瘤”，但他们的每种说辞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今天，那1%的人所缴纳的税款远远少于他们应当缴纳的份额，这使得他们的收入中用于支持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福利的份额更低。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以租金为基础，而这些租金所占的份额远远超出其在国民收入和财富中应有的比例。
此外，本书还描述了精英阶层是如何成功以绝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的。非自然的经济力量导致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几乎陷入停滞，而那1%的人的收入水平却在急剧上升。导致这些非自然结果发生的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类规律。
现实情况是，美国的市场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过去40年里，美国对市场进行的重组导致了增长放缓和更多的不平等。市场经济有很多种形式，但美国选择了一种不利于大部分人的市场经济。美国现在必须再次改写市场的规则，以便让经济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例如，美国必须确保市场的竞争性，摒除规模庞大的市场势力，让市场按它本来应有的状态运转。
美国有一套远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推崇的更加高明的制度。美国不仅拥有多个高效的政府机构，还有一批强大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机构和基金会组织。美国进步的核心是大学，在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都是公立或非营利性机构。美国还拥有合作经营的企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信用合作社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金融领域的道德腐化所侵蚀的部门。22信用合作社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及许多部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3在危机期间，信用合作社及有更多“工人”参与决策、拥有更多所有权的企业远比其他企业表现得更好。
美国有能力加强这种由不同类型的机构组成的丰富制度。每一类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私人部门依靠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及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的知识蓬勃发展，这些知识往往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美国的私人部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私人部门并不是所有人类智慧的源泉，也不是美国社会问题的唯一解。私人部门的收益是建立在美国政府和非营利性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的基础上的。
因此，这项改革的中心纲领要求美国在社会和经济中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机制。这个平衡机制将囊括美国的政府、私人机构和社会的各个部门。美国在恢复平衡的过程中，必须遏制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物质主义和道德败坏发展的极端势头，激发个人和集体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们追寻幸福生活的发展空间，24劝诫个人和社会以更加高尚的价值观和追求作为行动的基础。在美国人需要遵循的价值观念中，应有对知识和真理、民主和法治，以及自由民主和知识体制的尊重。只有这样，美国花费了250年才摸索出来的进步经验才能得以存续。
美国还有希望吗？
美国的历史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更加光明的未来并非一定会到来。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在镀金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之后，美国曾两次从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中恢复。然而，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严峻，因为现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更加严重。而且，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近期下达的裁决，金钱将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现代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将金钱上的差异转化为政治权力上的差异。
在今天的美国，唯一可以与强权抗衡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也就是选民的投票权。但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制衡权力越来越难以有效行使。这就是为什么实现社会公平不仅仅是道德或者经济问题，它关系着美国民主的存亡。
为了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生活—以符合人民的选择、责任和自由的价值观的方式，美国需要实施这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议程。这一议程雄心勃勃，且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尽管美国今天的情况很糟糕，但如果人们对此置之不理，让美国依旧执迷不悟地走在现在的道路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美国社会可能会以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及分裂而告终，激发更多不满的情绪。渐进主义的政策虽然是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适合解决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美国的社会生态已经趋于负面。如果放任它自生自灭，人们将会时常陷入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中。我满怀着希望和信念写下本书，并相信另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有足够多的美国人也同样相信这一点。我同样相信，只要美国人团结起来，人们可以扭转这一可怕的局面，这其中包括尚未失去理想的年轻人，也包括那些仍然坚守着机会平等和共同繁荣理想的老一辈民众，以及那些想要为争取民权而奋斗的战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有那么多人的心被紧紧拴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美国人看到一线希望的光芒在闪烁，再一眨眼却又只看到乌云压境，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美国可以选择的另一个世界并非只是过去的投影，人们可以运用经济和政治知识，以及近几十年来在失败中学到的经验，建立一个设计合理、监管良好的市场机制，并与政府和民间社会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这才是美国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我所描述的这种对未来的另一种设想，这种21世纪的新型社会契约，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为美国指出的道路截然不同，虽然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往往会得到商界的大力支持。美国过去的失败将成为他们未来的镜子，除非美国能更好地管理技术进步，否则他们将很可能带领美国走向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一个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分裂的政治体制。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将离美国人越来越远。
现在拯救美国还为时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