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谞老师与我们几乎是同时进入自贡市凉高山中学的——只不过,他是从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门走进凉中的校门,而我,则是从刚刚离开母校燕子山小学,进入凉高山中学初中学习的。但程老师大概早我不过月余:他是1958年夏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盐都自贡市的。据程老师告诉我,他是与龙华伦、毛荣成、陈庭培等几位老师,一同走出“西师”的大门后,又一同被分配到一年前才成立、急需师资力量的凉高山中学(第十中学,现在更名为“江姐中学”)的。入校之初,全校师生在操场大聚餐、吃蒜苗回锅肉和南瓜绿豆汤的“坝坝宴”,全校13个班(高61级和初59级各两个班,初60级4个班,初61级5个班)约600余人,再加上教职员工,其场面之浩大,空前绝后,很多师生都记忆犹新。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让钢铁元帅升帐”……整个社会处在头脑发热的年代!“铁锤叮当响,炼钢平炉堆满场,十中的青少年们,战斗在钢铁战线上。为祖国,争富强,黑夜当白天,工厂当课堂……”毛荣成老师创作的诗及随后谱曲的歌,至今仍然在学生们的耳边回响。程老师是四川盐亭人。盐亭县隶属绵阳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偏北,位于绵阳市东南部,是黄帝元妃(正妻)嫘祖故里,是古郪国的一部分,也是古郪国的盐场所在地。古称“潺亭”、“秦亭”,因境内多盐井,盐卤出产丰富得名盐亭。盐亭西距绵阳90公里,距成都200公里,历史上为巴国、蜀国交界地。看来,程老师是从“盐乡”走入了“盐都”,始终没有脱离一个“盐”字!怀着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余悸,程老师们踏上了人生新的起点。程老师在大学里学的是化学,进入凉中之后教的是高一年级(高61级)的化学课,与张余松(另一化学老师,右派)及韩柱辉、王清和、梁克礼、陈凌云等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理化教研室。那些年,在凉中的赛场上,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位风华正茂、面庞白皙、头发稍卷、身材微胖、足登一双白球鞋的年轻老师的身影,无论是篮球还是排球比赛,都是主力队员之一,与龙华伦、陈庭培、齐宗华、梁仲文等,代表凉中教工,同其他学校或厂矿企业进行友谊赛。他就是程家谞老师。我们这些学生体育迷们喜欢他,关注他,但又不熟悉他,不曾与之有过一点交往。光阴似箭,一转眼3年转瞬即逝,我们进入了高中学习阶段。初中阶段,由最初的5个班,压缩为4个班,进入高中时只剩下1个班,这就是新编的高64级2班(另一个班为桃花山中学和新胜中学等的学生组成,即高64级1班)。令人意外的是,班主任就是程家谞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化学课老师。
那些年,我们生BU逢时,入校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我们长身体的关键时刻,却遭遇粮食和肉食品供应严重短缺,腹中空空,营养不良,面有菜SE。自1960年起,我们到农村劳动之时, 不时听见从农家传来哭声。那是失去亲人之后的悲鸣。那时,我们只接受学校的“正面教育”,不了解真相,也不敢说出真相。人们出现浮肿,被解释成不是缺乏粮食、肚子吃不饱所致;死人,不是E死的……据我所知,这是程老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凉中担任班主任。也许,人们会认为,初次担任班主任,又是一个未婚的男老师,一定没有什么经验,一定困难重重。的确,要管好一个50个大男、大女的班级,委实不易,何况,那时的社会环境,偏向“左”的做法,强调阶级D争,突出“阶级路线”,人人自危,不敢敞开心扉说实话。那些正直的、有良知的、有慈爱心和讲真话的老师,往往感到压Y,对一些社会不良风气有所看法与抵制。许多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抬不起头。在凉中,曾经出现过什么“四大金刚”——指的是胡克强(俄语老师)、程家谞(化学老师)、龙华伦(体育老师)和陈庭培(历史老师)。在一些老师眼里,这些人不那么“靠近”D组织,政治运动中比较消极,没有那么多积极漂亮的言词。他们基本上成了“另类”。当然,比“四大金刚”处境更惨的大有人在,例如,“右派分子”张余松、参加过国民政府缅甸远征军的罗思明、“老运动员”郭维其,以及总是被视为“右倾”的教导主任王道隆等。1962年,自贡化工校停办,一度给凉中投下了阴影,有谣传凉中将要步化工校的后尘停办,给同学们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恐慌。程老师苦口婆心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要大家安心学习,不要受传言的干扰,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们的心思才逐渐稳定下来。困难时期,粮食短缺,肚皮经常在“抗议”。记得当年,离学校有3-4里路的凉水井,有座烧石灰的“跃进窑”,“三年K难时期”曾经闻名遐迩:厂方在晚上无偿招募劳动力,从窑脚的马路上,将汽车上卸下来的石料挑到窑顶上,每挑一担上窑顶发给挑担人一根小钉子(特制的),15根小钉子换一根大钉子(意味着要挑15担),再用这根大钉子去领取一个大馒头(另有人记得,每挑10担给一根大钉子,要累积用两根大钉子,才能领取一个大馒头)。不堪饥饿的远近城市居民、乡村社员和其他人,纷纷前往加入这个得不偿失的劳动大军。一些同学及其弟弟妹妹,曾经为了这个馒头,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凉中住校的学生,特别是男生,饥肠辘辘之下,晚自习期间也被吸引到那里挑石料,挣来馒头,以“犒劳”自己!在此种环境面前,当班主任的难度无疑大大增加了:你管,合乎道理,不近人情,肚响如雷,谁好受;不管,合乎人情,但又未能尽到管理者的职责!其实,做好一个班主任的关键,是对学生充满爱心和关心,其次才是教导,言传身教、正直善良,不动辄训人,不要学生有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3年间,高64级2班是风清气正的,学习气氛也是浓厚的,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是比较好的,政治上也是要求进步的,共青团员发展得也是比较正常、顺利的(全班有15名)。班干部和科代表的表现也是称职或能够服人的。1962年暑假,作为基干民兵的培训活动之一,我和初中的2名男女同学被学校派到广华中学学习收发电报(莫尔斯码?)的技术和知识,学到了一些知识与常识。我感到,程老师有一种自信和魄力,敢于起用一些新人。像我这个初中时被某老师目为差等生、操行被打成“丙等”(全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的调皮捣蛋鬼,在高二年级时刘子开退学之后,劳动委员一职竟然让我接任,不能不让我和一些人大感意外!这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同样是巨大和正面的。也让我得到锻炼,增长了才干,对于步入社会以后的待人处事、提高办事能力,无疑是有益处的。我感谢程老师的栽培、信任,也佩服其魄力和知人善任!1963年,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运动,“向雷锋同志学习”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讲道德、树理想的政治运动。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加入共青团的。学校不是处在真空之中,班上也不是伊甸园,清一色的美好无比。有几件事情曾经让程老师感到棘手(时过境迁,这些事没有必要旧事重提)。班主任如同“救火队长”,奉命了解、解决,预防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程老师的处理是公正、客观和得人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承担了该工作,就要尽心竭力搞好,否则,就是尸位素餐,不负责任。然而,这可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有的当事人因此不理解……在我人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程老师又一次给了我以极大的帮助和指导。这就是在1964年高中毕业前夕,面临是升学还是就业的十字路口。我最初是不想参加高考的,有的长辈也劝我不要再读书了,作为家中老大,早日工作养家才是。程老师同我谈了一次话,对我循循善诱,劝我还是参加高考为好——虽然不能马上担起养家的责任,但艰苦几年之后就好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有远见的,正确的。我毅然下决心报名参加高考,并如愿进入了理想的大学。我为此终生感激程老师及时的点拨和参谋!
1964年7月,高64级2班到了毕业的关口。7、8、9三日高考招生考试,让考生们极度紧张,班主任老师的紧张程度恐怕也不亚于每个考生。凉中高64级2班同学与程家谞、李绍伯、王松常、袁建章4位老师的毕业合影(1964.07.29)
最终,我们班考取了14人,稍稍多于另一个班。这部分地反映了班主任老师的工作成绩和辛劳。我们也有为程老师松一口气之感。有些同学没有能进入高校,并非本人或者班主任之咎,而是当时的政策和政治取向决的。
全班全体团员(15人)与校教导主任王道隆、班主任程家谞和校团委书记袁建章等老师合影
1964年7月底,在自贡市人民公园(现彩灯公园)山坡的亭子上,高64级2班团支部全体团员举行了最后一次团支部活动,并邀请班主任程家谞老师出席。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发表了临别感言并唱了一些革命歌曲。我这个“五音不全者”也唱了一曲“黄河大合唱”的“黄水谣”,居然也得到程老师的鼓励。这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1964年8月8日,凉高山中学收到了当年高考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这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当我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前往老师宿舍探问真假时,正在午睡的程老师,迅速打开了卧室的大门,将我让进去,急急忙忙地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了我。这时我感到,不仅是我,连程老师也是很为我高兴的。他为我的进步和幸运而高兴。进入北外以后,我被编入本科西一四班,并被指定为班长。可以想象,程老师一定在毕业鉴定的评语中为我“美言”了不少,否则在西一四班的13人中,有那么多来自大城市(包括京津沪宁)的同学均未被选上,而何以让我这个来自西南边陲小城的学生,当了班长呢?1964年高中毕业后,部分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许多是家在农村的同学),被推荐进入师范学校进修一年后担任小学教师(后来许多人又转任中学教师)。据说,这部分人的候选名单也先由曾经的班主任老师提名、再经学校领导批准施行的。程老师公正而公道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多数当事人是满意和感激的。可是,个别同学并不理解,总认为是老师“整”了自己,久久不能释怀。两年之后的“文革”兴起,个别同学认为有了泄愤的机会,曾经写信给我,要我参与“揭发”程老师的过错。我认为这是曲解,并非事实真相,因而理所当然拒绝了该同学的请求并做过一些解释。文革初起,学校领导和许多老师受到学生和红卫兵的冲击,被当作“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游街,扫厕所。“四大金刚”更是厄运难逃,批斗之后被勒令去拉架架车,接受“劳动改造”,受尽屈辱和非难。程老师告诉我,一次,在拉架架车回凉中的最后一个下坡(从唐家岩到凉高山道班队之间——现在填平了一些,不及原来陡峭了)时,突然,车子的重量后移,造成前轻后重,作为掌辕人的程老师也随之被高高翘起,腾空有好一会儿,万幸的是最终总算两脚着地,并且没有偏离大方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程老师总算躲过一劫,保住一条命!1966年10月,在文革“大串联”的热潮中,我乘机回了一趟老家。与家人团聚之余,我也想见见暌违已久的母校老师,包括程家谞老师,急切了解他们的境况。这时的程老师处境有些惨,一般人不敢接近他了,怕沾惹是非,于自己不利。我独不怕。我那时是“北外红旗”,属于响当当的“首都三司”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一派(“天派”),不怕被人骂为“老保”。那天,我特地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去母校凉中看望老师。程老师对我的到来异外惊喜,有点“风雨故人来”之感。我们聊得很投契。到了中午,程老师请我到凉高山街上唯一的一家餐馆用餐。和老师下馆子这还是第一次。程老师谈及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一些冲击和一些遭遇。当然,这些境遇在那时的中国,均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文革”走投无路相对照的是,程老师的婚姻大事却是峰回路转。30多岁的钻石“王老五”早就该谈婚论娶了。这时,一个名叫余丽华的贡井工人姑娘落入了法眼:余丽华相貌出众,皮肤姣好、白皙,个子高挑,性格温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位美女,与程老师正好称得上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设”!程老师终于有了家。1970年前后,大儿子小兵呱呱落地,顿时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1973年6月,程家迎来了宝贝女儿二妹,更是锦上添花,全家人乐淘淘!当然,为人父母,抚养子女也是辛苦异常的。大概在1978年左右,与凉中相处20个寒暑之后,程老师奉调到自贡师范专科学校,到那时自贡市唯一的大专院校任教。这是老师的殊荣和升迁。从此,原高64级2班的学生们又把拜师的现场搬迁到了自贡师专7栋2单元5楼9号那个单元房。本地的外地的学生时有造访。昔日学生到自贡师专看望程家谞老师(后排左2)(坤华摄)
1994年九、十月间,是我们毕业离校30周年和程老师60大寿的日子。原高64级2班有30余人,包括远在成都、重庆或攀枝花的同学,大部分人均回来参加了这一难得的盛会(地点设在杨大富同学所在的自贡市物资局会议室)。又过20年之后的2014年10月,高64级2班同学再一次聚会,庆祝高中毕业50周年及程老师80大寿。我们夫妇俩专程回到自贡与会,并受同学们的委托,打的到师专程老师的住宅楼前,迎请老师和师娘莅会。这一次聚会空前隆重、热烈。会议由老同学、昔日的生活委员余德华主持,老班长陈卫东(谋华)像50多年前一样一一点名,然后向当年的班主任程家谞老师致敬并热烈欢迎老师讲话。我们仿佛又回到了50多年前的凉中校园,回到那琅琅书声的课堂。同学们向老师的80大寿赠送了礼物(并且一些同学随即在几天后参加了老师的80大寿喜宴),并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同学们还按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按照本地或外地,以及夫妻配对等举行了唱歌表演,或发表感言或畅叙离校几十年来的经历、生活和对未来的期许与勉励。一群古稀人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难忘岁月!自从1964年夏天师生挥手告别之后,时间和距离并不能将师生二者之间的联系割断,将友情阻隔,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同学们进入退休年龄以后,大家有空余、经济上有能力之后,联系越来越多。每月一次的同学会,大都要邀请班主任老师参加:西山公园、龙凤山公园、都市农家乐等经常聚会地,留下了师生欢聚的身影。考虑到学生们绝不会收取老师的餐费,老师也不便勉强,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入伙”:每一次带来一瓶酒与大家分享。老师仍然维持着他的“师道尊严”的底线,不与大家平起平坐“共筑长城”,或狠狠“斗地主”,而是同不参与“博弈”的学生聊天、畅叙。午餐后老师通常即告辞,或归家,或爬山或步行,或逛花市。近年来,随着老师年岁的增加,考虑到老师的身体状况,同学们邀请的次数渐渐少了。程老师的个人嗜好是吸烟和喝点小酒。对于前者,老师曾有意戒除,虽多次尝试,却并未成功;至于后者,老师有着很大的自律力,虽然要喝一点,但并不多,一两酒左右,绝不多喝,因而,几十年间,从未见他醉过、失态过。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将高64级2班师生三年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历久弥新?我认为,这是真诚,是地地道道的友谊,而非虚情假意;是纯洁,而非实用主义,或者夸夸其谈,有所企图;是感恩,是对老师传道授解惑的回报,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是人性美的美好颂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程老师尽管有些内向,但真诚、正派的品格给人印象深刻,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与尊敬,使得这种友谊之树常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生老病死是人类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是客观规律,谁也无法避免。近年来,程老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认知能力越来越差,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又叫老年性痴呆)的症状日渐明显,并且正在以令人忧虑的速度发展。师生50年后聚首,已是皱满面、鬓如霜(前排右第五人为师娘余丽华)自从2014年4月12日,我们班的部分同学在凉高山道班队茶园聚会,为陈宏德老师回国洗尘,程老师明显缺席,等到中午也不见他到来。头一天在彩灯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原来凉中教师聚会,欢迎回国探亲的陈宏德老师,程老师就显得有些异样。多数人在场热烈参与,有说有笑,唯独他一言不发,好似愁眉不展一般。我们当面热忱邀请程老师参加次日在凉高山的聚会,他回称在理工学院有职工运动会。我建议他参加一段就离开。他答应了。然而,临近中午,始终不见程老师的踪影,有同学说在车上见到他在釜溪河边的十字口行走,竟未能现身会场。我们有些担心,打电话问师娘两次,总算中午回到家了。可能没有找到聚会地点。到下半年10月,庆祝我们高64级2班毕业50周年的场合,老师居然问我们是一班还是二班?我们感觉老师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另据同学告知,老师的80大寿那天,包括学生在内的客人早就到达祝寿现场,唯独寿星姗姗来迟,直到11:30才现身……注:*同桌,指中学与我同桌三年的钟世华同学,时已离世多年。此前不久,我在元宵节那天,打电话问候程老师,感觉到老师的认知能力大不如前,电话交流成了“问答式”。师母说此种状况至少有1年多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也是毫不奇怪的:国外的名人,从美国前总统里根,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再到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晚年均不能免除阿尔茨海默氏病,成千上万的老年人都受到此病的困扰。我们的陈本固语文老师(已经91岁高龄),也罹患此症,连过去很熟悉的老朋友来看他也不认识了。小时候我们身边常常可以见到这类所谓“癫东”的老人,就是此类患者。这当然是不幸,但也无须大惊小怪。这只是人类长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据作者张杰《危险又隐蔽的老人病》报道(2016年3月1日《生命时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老人正在面临痴呆症的威胁,共约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痴呆,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另据《参考消息》2016年3月18日转引的法新社东京3月16日电,日本研究人员公布了一种潜在的治疗方法,或能消除痴呆症造成的破坏。但目前还处于动物实验阶段。人类征服阿尔茨海默氏病的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为程老师的健康祈祷,也为他的健康长寿捏一把汗!2017年4月,回自贡期间,我们与一些同学相约前往程老师所在的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探望他,那时,程老师的病情已经相当沉重,已经无法辨认家人了。但是,一当听说“凉高山中学的学生来了”,程老师立刻有明显反应……12月3日,自贡的同学前往老师家中吊唁,与老师告别。得知噩耗以后,当年的俄语老师陈宏德,从美国表达对逝者的悼念之情,并深情地回忆起,学校老师参加植树挖坑劳动时,程老师对她的照顾与为人,对程老师的品德赞许有加,对他的去世深表惋惜。“三年班主任,五十六载情深义重,亦师亦友,肝胆相照;十中师生谊,半个世纪历久弥新,人天两隔,弟子同悲。”其后,我还不揣冒昧,写下一首小诗,送别程家谞老师:盐亭出生盐都卒,八十三载度春秋。
教书育人好园丁,磊落光明大丈夫。
今年是程家谞老师逝世7周年和90年冥诞,谨以此纪念他。(2024年7月20日再修改)
肖坤华,男,1945年生,四川自贡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供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曾先后任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使馆二秘与一秘及哥伦比亚使馆经商参处一等秘书,以及中国医科院输血研究所图书情报室主任,《国外医学输血及血液学分册》杂志和《中国输血杂志》编辑组组长,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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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塘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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