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实务｜陈瑞华：律师应像医生一样提供治愈/缓解/抚慰价值

与一位从事法律伦理研究的朋友交谈时，听到这样——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据说，这是长眠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被用来概括医生的独特职业价值。听罢，不由感到极为震撼，并发出慨叹：医生如此，律师不也一样吗？

从网上搜到相关文献，发现了这句格言的英文原文：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笔者不才，为揭示这句格言的神韵和哲理，尝试着将其重新翻译，可以表述为：

偶尔可治愈，

经常有缓解，

总是能抚慰。

的确，医生是一种既充满遗憾又颇为崇高的专业服务人员。说其遗憾，主要是指面对诸多疑难杂症，面对众多病入膏肓或身患绝症的病人，医生的治疗并不总是产生积极效果，经常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造成非伤即死的无奈结果。这里既可能有医生医疗水平不高、专业能力不足的原因，也不排除有患者病情严重、讳疾忌医、耽搁治疗等方面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面对诸多重症病患，医生纵是扁鹊在世，孙思邈复活，也难有回天之术了。因此，“偶尔能治愈”，是对医生治疗效果的真切比喻。

既然如此，在大多数无法治愈的病例中，医生的专业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有过医疗经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患有何种疾病，无论病情有多么严重，也无论患者有多么痛苦，只要医生尽职尽责，准确诊断病情，对症下药，或者施以手术，还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缓解病情的。至少，医生的治疗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减轻病人的症状，消除迫在眉睫的危险，甚至延长患者的寿命。这说明，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医生的治疗尽管不一定能够“根除病症”，却是可以发挥“缓解病情”作用的。

无论是“偶尔治愈”，还是“经常缓解”，这都是一种“结果中心论”的观察视角。其实，无论患者是否得到了“治愈”，或者是否病情得到了“缓解”，医生的治疗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那就是对病人及其亲属进行精神上的抚慰，倾听其陈述，给予其建议，协商各种治疗方案，消除其求告无门的孤独感，使其获得被关注、被尊重、被爱护的心理感受。对于那些“摊上大事”、“陷入困境”的病人及其亲属而言，医生既可以对其开展专业的治疗工作，也可以提供一种“感同身受的专业陪伴”，这从“过程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医生在“治病救人”结果之外所能提供的独特过程价值。正因为如此，医生在所有病例中，“总是能抚慰”病人及其亲属的心灵。

反复思考上述格言，不由得让人想到律师的职业定位问题。作为一种为他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职业，律师与医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救助的对象都是陷入困境的人，一种是陷入诉讼或身陷囹圄，另一种则患有疾病，有健康甚至生命之虞；两者都属于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专业人士，一种是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维护后者的权益，另一种则以医术为工具，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两者都被委托者寄予摆脱危难境地的厚望，一种期望获得胜诉或者免受牢狱之灾，另一种则期待着解除病痛，获得康复……

与医生一样，律师通常也面临着职业定位上的困境，需要回答诸如“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如何满足委托人需求”以及“我的独特价值在哪里”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是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在协调与委托人关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着“辩护的价值究竟在于结果还是过程”的自我究问。假如将刑事辩护的价值定位为“结果”，也就是为委托人追求“最理想的诉讼结果”，那么，很多案件的辩护显然就是不成功的，也是“无效”的，辩护律师的作用也是难以得到发挥的。而假如将刑事辩护的价值确定为“过程”，也就是为陷入危难的委托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那么，律师的存在价值也是容易令人生疑的，因为一种无法为委托人争取有利结果的律师，充其量只是为后者提供“专业陪伴”而已，这与那些宗教服务工作者究竟有多大区别呢？

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前面提到的格言，再联想到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处境，我们似乎可以走出上述困境，为这一职业作出新的定位。其实，律师与医生一样，并不会在每一案件中都“大获全胜”，更难以完全推翻公诉方的指控，无罪辩护的成功总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属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事件。“偶尔可治愈”，是辩护律师和医生的共同宿命。但是，正如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发挥缓解患者病痛的作用一些，律师只要尽职尽责，积极发挥其专业能力，在多数案件中总是可以为委托人争取一些合法权益的，如说服法院将重罪改为轻罪，降低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将某些控方证据予以排除，将羁押措施改为取保候审，将涉案财物的追缴数额予以降低，等等。可以说，“经常可缓解”，是律师和医生所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无论是偶尔治愈也罢，经常缓解也罢，对与陷入危难境地的患者而言，医生的参与和治疗本身就具有独特的价值：缓解其焦虑，使其摆脱痛苦绝望，给其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与医生相似，在委托人面临被定罪判刑命运的困境之中，律师的参与和帮助本身也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使其摆脱孤立绝望的境地，处于一种协商者、对话者和被说服者的地位，获得一种受尊重、被关注以及自主决定命运的主观感受。可以说，“总是能抚慰”，是律师给所有陷入危机之中的委托人提供的最大帮助。无论委托人得到什么样的最终结局，律师参与对抗、协商和陪伴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上述说法只是对律师职业定位的解读，并不意味着律师秉持“宿命论”的态度，对刑事辩护工作消极应对，被动接受，无所作为。相反，律师在了解职业现状的前提下，应当树立“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为委托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对于律师如何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问题，德肖维茨曾作出过一段非常直观的陈述：一旦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了辩护人，就应全力以赴，利用一切合法资源，穷尽一切法律手段，为委托人争取最好的诉讼结果。用一种理论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律师应尽职尽责，承担忠诚义务，为委托人提供称职敬业的法律服务，使其获得“有效辩护”。

面对不尽如人意的执业环境，面对刑事辩护的固有难题，律师应采取有所作为的态度，提升辩护的技能和水平，利用外部的机遇和资源，掌握“说服司法官员的艺术”，通过专业法律服务争取最好的诉讼结果。尽管获得无罪辩护的成功是具有或然性的，但律师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达到“治愈”的结果也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尽管“偶尔可治愈”是一种司法现象，但“尽力提高治愈的比率”，却应成为律师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在无罪辩护之外，律师还可以开展诸多类型的辩护活动，包括旨在争取降低指控幅度的罪轻辩护，为获得宽大刑事处罚而开展的量刑辩护，以说服法院宣告无效为目的的程序性辩护，以减免涉案财物追缴为目标的法律帮助活动，等等。在这些辩护或法律帮助活动中，律师可以利用包括诉讼对抗、刑事协商在内的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为委托人争取宽大的刑事处理。可以说，尽管“经常有缓解”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律师完全可以经过努力，争取达到“增强缓解幅度”的结果。不仅如此，面对委托人的强烈需求，律师不应仅仅满足于开展“法庭上的抗辩”，也不应仅仅满足于履行委托协议上所要求的形式化义务，更不应将辩护变成一种“例行公事”的诉讼流程，而应当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充分地参与所有可能影响委托人权益的活动，对专门机关的决定作出实质性的影响，并为委托人提供最大的法律帮助，缓解其焦虑，表达其主张，救济其权利，回应其关切，穷尽其空间。一言以蔽之，“总是能抚慰”是一种客观现象，但律师所要做的应当是“加大抚慰的力度”，使所有委托人都能感受到律师的专业关怀。

以上就是笔者近期对刑事辩护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思考。根据上述思考，笔者对《刑事辩护的艺术》一书进行了修订。在即将推出的该书第三版中，笔者保留了原书的整体框架和大部分内容，根据相关制度和律师辩护实践的变化，对部分不合时宜的章节作出了删改。同时，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情况，讨论了协商性辩护的基本技巧；根据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情况，分析了律师申请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参与合规整改以及申请合规从宽处理的执业经验。一如既往，《刑事辩护的艺术》第二版将继续以“非学院派”的方式，讲述律师的刑事辩护故事，总结律师的辩护经验，提炼律师的辩护智慧，展望刑事辩护的未来。笔者深信，从刑事辩护的实践出发，掌握刑事辩护的规律，具备刑事辩护的思想和灵感，是一位律师超越“法律匠人”层级、达到更高境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