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 东京梦华录：​日本游学札记

此前也曾多次来过日本，但大多来去匆匆，主要是参加学术会议或处理相关事务，并没有在日本多做逗留，对比邻我们的这个一衣带水的邦国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很陌生。疫情之后，在朋友们的盛情邀请之下，四个月前我去了一趟日本，这次日本之行与以前的访日有所不同，虽然名义上是游学，但主要还是在日本无事悠闲的盘桓生活，以东京的华人社会为中心四处溜达，走走看看，听听讲讲，某种意义上，我的这次所谓日本“游学”使我较为真实地感受到日本市民生活的基本生态，尤其是数以万计的华人生活、工作和交流的真实状况。当然，我的这些个人感受与观察体验，对于那些留学日本并常年生活和工作在日本的“日本通”来说，肯定是相当肤浅的和表面的，但我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朋友们参考批评。下面便是我的一些琐记，匆匆草就，挂一漏万，贻笑方家。

华人去外国谋生其来久矣，这方面的叙述很多，从南洋到北美，古往今来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出于各种原因赴海外谋生存。华人的生存能力很强，吃苦耐劳，且还具有天然的赚钱能力，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并不鲜见。但华人这个族群可能是根子里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且饱尝大一统皇权的凌辱，一直缺乏公共社会的观念意识和参与政制治理的能力，在千年故国如此，在海外留居依然如此，甚至流转数代，成为外邦国家的国民也是如此，缺乏公共性关怀和能力，可谓我们这个华人族群的痼疾。

远的不说，就说晚近十余年，大陆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到海外各国留学、打工、滞留和工作生活的，呈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增长，今天到世界各地随处都能见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这已众所周知。世界各地或各个国家及其主要城市社区，说起中国人有成千上万，除了臭名昭著的唐人街之外，却很难找到一处像模像样的华人公共社区。当然，北美的几个大城市，还有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也有一些公知聚集的场所、媒体和网络社区，也形成所谓的政治公共平台，但它们都是太意识形态化的，且敌友斗争分明，相互厮杀惨烈，立场先行，造势和流量优先，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组成的各种社区，它们确实是承担着宗教社区的扶助济贫的功能，有一些公共性，但其核心则是围绕着信仰展开的，并无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性生活。总的来说，海外的华人社会还很难说一个社会性生活，华人所到之处，除了个人乃至血缘家庭以及同乡族群还有华裔相识之间的谋生之外，少有正式的成规模的公益性的华人公共社区，更难从这些社区中发育出一些华裔居留国公民的公共诉求以及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等等。在公共性方面，整个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与欧美国家的移民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后发国家的移民群体相比，也大相径庭，难以比肩而立。一个丧失了社会尤其是政治公共性的族群社会，还能称之为社会吗？所谓的华人社会，还是一个社会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群体，但根本就没有华人社会，因为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其公共性，这些华裔的群体他们应该有自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有公共的场所和平台，以及具有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

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一个丧失了公共性的民族吗？华裔外国人或长居者，难道天生就不具备过公共生活的禀赋、能力和激情吗？是的，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每个人在所在国生活都非常艰难，为了工作赚钱，为了完成学业，为了留居手续，为了融于当地，等等，等等，其甘苦数不胜数，但这些就阻碍甚至斩断了这些人群对于公共生活的渴望了吗？这次日本之行，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发现在日本东京，围绕着新近来日长居的大律师伍雷及其不懈的努力，在逐渐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华人公共社区，且在日本的华人圈，乃至在整个世界的华人世界，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具有一举改变过往华裔在各自留居国的生活性质及其公共品质的作用，至少我的初步观察是如此。

提起国内大名鼎鼎的前大律师——伍雷，他以及他的律师团队曾经手的一系列国内重大刑事案件诉讼等，我就不多说了，在此我专门说一下赴日长居的这位伍雷先生。三个多月前的一个傍晚，我抵达日本成田机场，伍雷开车接我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招待所稍事歇息后，我们俩就去了附近涩谷一个酒吧餐饮店。三年未见了，我们叙旧漫谈，我感觉他虽略显疲惫，但依然神采奕奕，聊起这两年的日本经历，充满着事业艰辛的苦乐、谦逊和刚毅。他来日本也有偶然性，本来计划送子女妻儿来日生活学习，短暂停留后自己还是回国继续他的销照律师的职业生涯，从事刑辩诉讼业务，一大堆案件还等着他操持办理。可天不遂愿，一到日本，他的家人就不放他走，说起来两个幼子还有妻子，来日本后如何生存，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语言问题、赚钱问题、办事问题，等等，确实需要他予以解决。于是他们便在冲绳过度性地生活了近一年时光，说起来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躺平休憩的日子，伍雷后来每与我提及都沉浸在一阵美美的享受之中。送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日本的幼儿教育非常完备，对学生们甚好，他们不用操心也无需接送。他自己则安静地读书，好好读一些经典著作，做些笔记，夫妻俩一起煮饭烧菜，幻想将来开一家夫妻餐饮店，周末和假期，与孩子们到附近的海边游泳钓鱼，开怀嬉戏，逍遥自在，人生平凡如此，也当知足矣。

不过，毕竟是干事业的人，冥冥中有一种召唤，他们一家四口还是在八个月前搬迁到东京这座人世繁华和机运深厚的东亚第一大都市。写到此才进入我的日本游学札记第一篇东京华人公共生活的正题。说起他举家来到东京，他似乎精神换发，给我谈起这八个月他在东京的闯荡过程，真可谓一波三折，歧路逢生，柳暗花明，各项事业逐渐贯穿连为一体，正是大展身手之时。我问是什么，他有点憨厚而又机智地答曰：日本华人的公共社区。我一下子感受到问题的症结，请他细细道来。情况大致如此，他初来东京定居，虽也有各种朋友和同道早就生活和工作于此，但大多忙得不亦乐乎，却也是鸡零狗碎，为了自己和家人亲属的生存和美好生活，耗时劳神地疲于奔命，最多也只能给他一些具体的生活帮助和信息服务，除了亲属、同乡、同事和朋辈们之间的各种私人聚会和交流之外，原子式的个人各自忙忙碌碌是这里的华人生活常态。往来海内外的新朋旧友很多，隔三差五的酒吧聚会也很多，除了一番时事嘲骂、无奈感慨和相互打气之外，其实回家后的情况依旧，还是苟且躺平而又零碎的私人事务充斥每个人的生活，使人沉闷压抑和憋屈无奈，润出后的短暂欢乐之后，剩下的则是令人窒息的私域方面的苦命挣扎和一地鸡毛。

这就是润出去的大多数华人的生活吗？伍雷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东京长居的华人少说有五十多万，整个日本的华人据说有数百万，他们获得永居或长居的资格后，大多准备余生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些华人主要生活和工作在关东和关西两个大都市区，已经形成了日本国不可小觑的人口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留学生、工作签和移民的涌入，华人群体的数量还在飞速增长。这些数以几十万计的大陆中国人来到日本寻求长居和永居，他们难道没有公共诉求吗？这种公共诉求不但是强烈持久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这些人拖家带口、历经艰苦来到日本，例如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都会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从语言培训、护照办理、住宿手续到签证工作、子女上学，从财产转入、银行账号、医疗保险到经营企业、创立公司、招收员工，等等，还有每人国内七姑八姨、至爱亲朋、合作伙伴等一大堆人的相关咨询、委托事宜，包括移民资格手续、孩子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的招生留学，还有其他各种商务合作、劳资关系、投资评估，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困扰着每个人的事情，几乎都是个体私人性的，虽说可以通过专业的移民公司、教育咨询公司等机构来帮助解决，但程序繁琐、信任度难定，还有以诈骗熟人同胞为能事的伪公司，使得广大的华人圈子迫切需要一些具有公信力的公共社交场所和平台。还不仅如此，每个润出去的华人同胞，其根子仍然在国内，都与国内的商业公司、血缘亲属和人事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在国内无法表达真实的观点和情感，一旦身在海外，长居所在国，逐渐拥有合法移民身份，谁没有一腔的国内政经文化、资产处置政策、经贸开放倒退与否，以及各种国内外时局政策之评论要发声呢？既然在国内被封嘴、被割韭菜，现今已经润出去了，且对自己和亲属子女有所规划安排，完全可以敞开心扉、自由言谈，相互之间公开交流甚至辩论，不再担心言论被举报，财产被查封。

伍雷感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社会需求，不是中国人天生就不具有公共意识、公共观念和公共行动，而是严重地缺乏公共社会的平台和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由此喷发出难以预料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很多个人私己性的事务，甚至包括一些纯属生活私域里的纠缠难解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有效地解决，至少可以获得一些公开客观的解决各种事务的途径和方法。这八个月来，伍雷在东京全力以赴加以打造的便是这个华人公共社区，并逐渐开始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华人社会。他不无自豪地边陪着我喝酒边絮叨道，在早稻田附近一处写字楼的三层，他与几位致力于公共社区的同道朋友租下了一间大约70平米的会议室，申办了一个名为“东京人文论坛”的公益机构，围绕着这个人文论坛，他们组建了一个约有500-600百人参与的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日本称之为line）。他们的这个论坛采取的是线上和线下相互结合的参与方式，几乎每天在会议室都有线下的各种主题的讲座和讨论，参与的来日华人非常踊跃，只要事先报名，都可以直接到会场听讲座和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心得、知识和经验，甚至提出自己的疑难问题，咨询并获取解决的方式和途径。这样经过数月的实践，“东京人文论坛”在东京的华人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蔓延到日本各地，乃至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华人圈子。伍雷介绍说，这个人文论坛，每天都有活动，主题主要是涉及公共事务方面的，例如，如何参与日本社区生活的方式，如何办理子女来日留学的程序和相关事务，如何申办公司营业执照，如何进行符合日本国相关制度的财务管理、员工招聘，还有如何在日本采取法律诉讼以及资格权利的维护，追踪了解国内各项政府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条令规定，还有很多正在进行的各地冤假错案的申诉和律师维权的情况等。

据他说刚开始运行时，主要还是相关的法律纠纷咨询，他们团队在国内的新老客户有很多移民到了日本，这些人和公司在国内的法律事宜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处在追诉期，国内公司面临各项司法事宜。他们来日后，原先的官司还要继续打，代理律师还是大量需要的，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相关的法律政策变动很大，一天一个样，这就需要代理律师们随时跟进。另外，这些众多的润日客户，他们都有一批亲属子女和亲朋故旧，他们也都纷纷润出，于是这批人来日长居或永居的法律问题，财产保护问题，孩子上学就业问题，商贸开发问题，等等，都需要有针对性的疑难讲解和个案分析。后来，随着人文论坛的不断发展，参与成员逐步增多，原先的那些讲座专题慢慢发生变化，听众们更加愿意了解和分享一些政治性和公共性的话题，更愿听取专家学者的公共性讲座，参与讨论一系列涉及海内外政治经济乃至历史和思想性的议题。毕竟都来自封闭的国度，都曾经被各种各样的宣传洗过脑，都想获取自由的信息和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客观而公正的知识，这恰恰是伍雷创建“东京人文论坛”的初衷。于是这个论坛越发活跃起来，摆脱了开始时的那种路径依赖，逐渐向真正的公共议题挺进，由此培育出一个依托日本华人社群的公共社区或公共社会。说到此时，伍雷眼睛闪光，一再向我指出，他们的论坛是公益性的，不是移民服务公司，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也不是留学教育中介公司，而是完全立足于非盈利的公共服务的机构，从事人文教育的讲课，传播公民社会的知识，提供公共事业的基础理论。往来成员自由自愿，不收任何费用，甚至也不收所谓的会员费，讲课老师没有报酬，听课和参与讨论也不支付任何费用。若是讲课后有一个简易的晚餐，也是日本通行的AA制，大家在小餐馆喝杯啤酒，自由放松地谈论各种问题，沟通信息，表述观点，相互争论，群情激烈时，难得有深夜酒吧里的纵酒高歌，那才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时刻。伍雷在国内曾经扮演过著名公益律师的角色，这种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参与一直是他生命的乐趣所在。

话逢投机千杯少，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我们其实都不擅饮酒的），最后送我回驹场时，伍雷说你还是多看看吧，究竟这个人文论坛是否属实，今后如何规划发展，还有待你这位大教授的高见呢。高见我没有，但我还是隐约感到伍雷以律师的敏锐一下子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焦点，并且勇于啃硬骨头，把他认定的事情干到底。第二天我匆忙吃完午饭，就坐地铁赶往早稻田附近他的会议室，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推门进来时，一位我认识的资深媒体人贾葭先生正在做关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讲座，正讲到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词的来龙去脉，线下的听众挤满了整个会议室，大约有40多人，其中有润出来的商人企业家，有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有在日本从事公共传播事业的媒体人，还有几位日本的朋友，他们多曾留学中国的大学，并在中国的日籍新闻机构或使领馆工作过，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时事政治有兴趣。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讲授如此专业的思想议题，且听众如此众多，据他们后来告知线上的视频听众有数千人，我还是大为吃惊的，看来，日本东京的华人圈子还是非常关注历史政治问题的，虽然这些讲座与他们的世俗生活和赚钱置业并没有直接关系。讲座后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听众提出了多个问题，例如中华民族是否一个伪概念，孙中山接受这个词汇是否有政治投机的成份，章太炎他们的反对意见是否今天依然有效，共产党倡导的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什么，甚至还有人阅读过我的著作，向我提问清帝逊位诏书的撰写者是否张謇，袁世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评价等。呵呵，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尖锐，显示出东京的华人长居者们都是有思考力的，公共政治问题也是他们极为关注的。晚上结束后，留下来想深入交流的十余位听众，我们徒步到附近的小餐馆，叫了几个简易饭菜，又叫了几大杯日本扎啤，大家畅所欲言，好不痛快。然后是AA制，我除外，伍雷说是他请客，由他扫码支付。

第一次参与这个昨晚刚听说的“东京人文论坛”，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刺激，没有想到今天的东京会有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和论坛，讲授如此深度的历史政治思想，并获得很多听众的欢迎和追捧。谁说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群体丧失了公共性的关怀呢？此后数天，伍雷的论坛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讲座和讨论会，有些是延续过去的议程规划，线上线下同时做有关在日华人如何处理置业留学和医疗保险方面的专家指导，还有就是通过视频联网跟踪报道大陆律师为企业家进行刑事辩护、洗冤脱罪等相关活动的案情分析和解读，其中还穿插请来了新加坡的新锐学者张笑宇，他做了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主题讲座，以诺曼征服以降的英格兰思想为例。这个讲座恰好与前几天贾葭所做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互对应。这几个讲座和讨论会我都到会议室聆听了，张笑宇的讲座我还做了主持人，总结和回应了线上线下听众对于中国现代公共政治性问题的一些疑问。

经过数天断断续续的观察和参与，我的感受与伍雷大致相同，在日本东京的华人圈其实是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公共议题的需求的，数以万计的来日华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和江浙沪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商人和高级白领，还有东北和京畿地区的有钱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观念本来就对政治经济事务不陌生，现在举家迁徙到日本，除了生存之道，还非常渴望了解国内外的公共政治状况，例如俄乌战争、美国大选、世界格局、日本政情，尤其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还有国内的时局政策、人事变动、经济形势，等等，还有些不满足于现实问题，他们对历史、理论和思想史等更为深层和抽象的知识感兴趣，这些有助于他们形成新的认知，重铸他们的所谓三观。在日本的华人圈子非常缺乏这样的公共平台，更缺少面对他们兴趣的学术思想讲座。日本的大学研究相对来说是非常封闭的，与欧美的大学差别很大，大学教授们不善于甚至耻于与社会民间的交流，更别说面对中国籍的华人长居民了，所以，华人的公共社会生活一直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伍雷所创建的“东京人文论坛”，其目标就是从零出发构建在日华人的公共社会平台，没有想到的是甫一展开，就受到广大华人的热情欢迎。他们在原先法商为主的规划下，逐渐增加了一些具有中西人文思想性的讲座，例如，他们曾邀请来日访学的著名的晖教授伉俪，分别讲授了中国传统的儒法之争、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等主题，请著名的军先生讲授英国的保守主义，请著名的荣先生讲授对于汪晖思想的理论批判，等等。这些中国当今思想界的名家大腕在“东京人文论坛”的线下讲座，无疑引起了华人圈的不小震动，他们发现竟然在东京早稻田附近有一个场所，可以聆听学者们对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一些理论阐发，而且是言无所禁、自由奔放的演讲，他们可以与他们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这就是某种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扩展社会的机制吧。

当然，伍雷并没满足于此，他认为公共生活的建设要具备基本的现代知识和成熟理念，要培养完善的心智和优良的品德，尤其是公德和投身公益的激情，为此，他的“东京人文论坛”需要进一步的打磨，增加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讲座，他不止一次地戏称，我的到来可以为他助一臂之力。我对他的华人公共社区的长远规划和基本理念深表支持，认为他找到一条华人公共社会的建设之路，尤其在今天，国内公共社会的开发已被堵死，周边国家里的华人社会凌乱无序，孤零零的移民和准移民忙于生存，而一众财富自由者大多沉湎于躺平摆烂，诸如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大陆华人居民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公共平台和公共社会。日本情况就有所不同，不像欧美离中国甚远，生活习俗差异很大，交通和时差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造成了诸多不便，再加上日本政府对外来人口方面逐渐放宽限制，在日留学和工作较为容易，长居和永居的条件也不苛刻，读书和生活费用不是很高，相当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还有汇率的利好，所以，近五六年来，大批的中国中产阶级纷纷移民日本，留学读书、工作和生活，甚至在此创设公司，并很容易地长期居住下来，享受日本国民的除政治权利之外的所有福利待遇。由于常年积累，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关东和广西地区，居住着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华人群体，再加上数十万各种各样的留学生（语言培训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不乏知识人、技术工作者、工商职业者，还有各种媒体人，尤其是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含义，可以说每一个拥有现代知识观念的人，都是一位公知，在法律健全的国家都有自由发言、自由表达的权利，也都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如此看来，唯有在日本社会，反而成为大陆华人公共生活最具发展前景的沃土，这里如此密集地群居着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渴望公共生活的长居民众，他们对海内外的公共事务有着格外的热情，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内陆以及欧美世界，还有日本政局变动，带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的读书、生活和工作，直接与海内外世界局势的波动，密切相关，休戚与共。

伍雷以律师的直觉发现了这片有待开发的沃土，但要打造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华人公共社区平台，却非那么简单，需要智慧、坚韧和能力。“东京人文论坛”快速地活跃起来，其主题要逐渐凝聚，居日华人们的公共热情并不等于他们具备较为充足的公共知识和思想观念，伍雷要在零散的理论名家讲座的基础上，逐步把公共讲座的主题系统化和完备化，争取在一定时间内提供一个可供参与的广大听众选择学习的理论阶梯，克服现今大众通过手机网络所获得的碎片化的公共知识和偏见的短板。我此次所谓游学日本，其实是学校假期的学术休息，我很愿意为他们的人文论坛提供自己的点滴贡献，为他们做一个“哈耶克思想理论”的系列讲座，分为五部分内容，每周一次，大致包括：第一讲：哈耶克与中国的哈耶克主义；第二讲：哈耶克的经济理论；第三讲：哈耶克的法治理论；第四讲：哈耶克的政治理论；第五讲：哈耶克的社会演进理论。

我的这个系列讲座主要是针对“东京人文论坛”而搞的，属于思想观点的普及和传播，重在为日本的华人公共社区提供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的理论标识，且对于中层阶级来说，哈耶克所倡导的私人财产权、法治中国和自由经济以及宪政框架和文明秩序，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也都感同身受，相对于其他各种时髦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的自由理论。为什么要搞一个五次的系列讲座，而不是一次讲演，以我的经验，要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讲清楚，来龙去脉、基本观点、主要结构和社会影响，等等，至少需要三五次甚至一学期的课程，尤其是对于基础知识还不充分的社会听众来说更是如此。所以，邀请来“东京人文论坛”讲座的名家大腕，他们不是来做一次轰动的主题演讲，而是配合论坛致力于公共社会的培育之需求，尽可能做成系列性的专题讲座，由此把一个主题讲透彻。其实，老师们是很愿意这样传播思想的，透彻、系统而又通俗的课程式教育本来就是他们的擅长，关键是伍雷他们的论坛要把规划、规则和体例等要求制定出来。我的哈耶克的系列讲座就其传播效果来看，是很不错的，后来还有专门的自媒体访谈我并制作成节目在网站播放，使得关心政治理论的海内外听众知晓了“东京人文论坛”的创办宗旨。这期间使我感动的是，一位日本的听众，找到我并送一本他转辗才采购到的日语版的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说哈耶克在日本理论界并没有多大影响，我说这就对了，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及其影响力巨大，今天依然如此，而日本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二战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影响不大，不过，日本人要阅读哈耶克，因为要保持警惕，福利国家的短板和问题在日本国也是明显的。后来我与这位日本听众成为了好朋友，这就是观念的力量。

我的系列讲座只是一个个例，当今世界的公共性问题很多，尤其是身处其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甚至大家聚焦的俄乌战争和美国大选，还有中国的经济问题、日本的首相选举，等等，这些追溯起来，其涉及的思想理论又都非常深厚和复杂。“东京人文论坛”不是一所大学，不可能涉猎很多问题，他们只是关注与中国、中日、中美以及世界历史和东亚历史、中国历史等方面的主题，涉及与此相关的中西日经典著作的研读和讲解，对此伍雷有自己的尺度、偏好和选择。据我所知，他早就开始筹备联系其他一些系列性的专题讲座，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即讲课老师并不一定都是名家大腕，其实一些学术功底很扎实的中青年学者更适合讲授系列性的专题，他已经联系确定了多位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北美的中国籍背景的学者，尤其是新锐的青年学者，分别讲授一批系列性的专题讲座，例如，日本民族主义发生史、中国改革开放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论、美国宪法的历史演变、俄国革命史论、中日百年关系史，保守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共和主义理论、民粹主义思潮，等等。这些论题当然都与公共社会的思想理论有着基础性的关系，伍雷不止一次地对我慨言，这些系列讲座如果在他的“东京人文论坛”能够逐一落实，那就真的是纲举目张，把整个论坛乃至东京华人社区搞活了，这样以来，在东京乃至在日华人就有了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自由舒展的公共平台，有了一个好的公益性的社会机制，人们可以就自己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从大陆中国到日本留居，从俄乌战争、美国大选到中国历史、欧美历史，从经贸科技、置业留学到政治制度、社会治理，等等，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由此就可能滋生出各种各样的公共组织从事各项实践。确实如此，公共性平台是一种动力机制，它们激发人们的社会热情和服务互惠的精神，建立了高端的思想系列讲座系统，就具备了一定的整合性，它们不是大一统的，而是分布式的自治系统，自生自发地发挥着自由扩展的功能。例如，东京本来就有华人之间的各种私人聚会和饭局，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私人交流，其内容很多都涉及广泛的公共性议题，但没有开放的公共平台和制度设置，这类数不胜数的私人聚谈和信息沟通乃至政策建议等，最终归于消解，大多剩下一些宣泄和感叹的余波，这种情况试想每个华人都经历过。

伍雷在日本的事业就是深耕这块华人公共社会的沃土，致力于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属于华人社区的公共领域，让来日的各种长居、永居，甚至短居和旅游的数以十万计的华人，参与、分享和创制他们在大陆地区不可能实现的符合内心诉求的公共激情和公共活动，并由此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他初来东京不过半年有余，就组建了一个500多人的华人社区，建立了一个“东京人文论坛”，组织了数以百场的各种思想理论讲座和经贸法商方面的线上线下的讨论会、直播现场报道，等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到年底他建立的公共社区就会达到1000人左右的规模，要不了多久，最多一两年就会发展到5000多人，只要他们的公共社区和论坛坚持普世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扎根居日华人的土壤，这个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对此他早就有所布局，在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例如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镰仓等，依照同样的方式和方法，分别建立起各自独立的公共社区，服务于当地的数以万计的华人，如此运作，海外华人就有了自己的公共社会。

对于伍雷的规划，我颇为震惊也大加赞同，我以为他的设想是成立的，且有深厚的现实性，不是文人的梦想。这些天来，我经常去他的“东京人文论坛”，为了方便，我也搬到了附近落合的一间民宿，我倾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和讨论会，见到非常多的听众，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关怀的，可谓五颜六色、各式人等。他们或者独自前来，或者三五成群、拖家带口，关心的问题也千差万别，有国内官司的当事者亲属，有移民过来的企业家和高级白领，有在读的留学生，还有媒体人，以及大大小小的创业者，也有一些大学的教师和助理。伍雷的那间论坛会议室说起来也很是简陋，虽在早稻田大学附近，校区文化氛围浓重，交通特别便利，但只是一间三楼的70平米的会议室，主要是老师讲座，视频拍摄，可以喝茶、甚至做些简易用餐，听众多了桌椅不够就特别拥挤。伍雷说他正在附近物色新的场所，最好是四层的独立小楼，一层用于喝茶会客，二层是大会议室，三层是多个单独讨论室，四层是民宿居住室。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较为整全的公共社区场所，可以同时接待多位访客，持续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专题讨论，服务多种公共需求。若这样的模式在大阪等主要城市复制，就构成了相当规模的华人公共社区，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华人公共社会网络。我从现在的这个会议室及其运作机制中看到了未来日本华人公共社区的雏形。

在日本游学的这几个月，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聚会和联谊，有的是大学教授之间的学术交流，有的是官方使领馆的一些座谈，更多的则是一些民间的具有准公共性质的聚会、讲座与饭桌交流。例如，参加神保町局外人书店的几次聚会，单向街银座书店的逛游，几位媒体人出版社的个别作品发布聚会，还有往来中日之间旅游、访学和参观考察的学界、商界、律师界朋友的聚会，这些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交流形式，虽然谈论和关心的内容具有很丰富的公共性，但其形式并不具有公开持续和开放的公共平台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和规范的机构性宗旨，大多是随机的，偶然而频繁的。还有我也参加了几次华人商界大佬的豪华宴请，其场所也足够堂皇，往来人士也足够高端知名，谈论的问题也非常之具有公共政治与经济的分量，但它们多是隐秘的，与公共社会的公开性和开放性相比，志趣迥异。由此我也理解了，虽大批有钱富商移民新加坡，但在新加坡不可能形成华人社区的公共性制度，香港本来是有的，但现今已不复存在，诺大的东亚东南亚，看来也只有日本本土具有这样的土壤和生机。在东京、大阪、京都等都市，也有一些有想法的人士在努力构建华人的公共社区和平台，有人办华人书店，经营华语出版公司，建立华人读书会，延请过往名家教授举办学术讲座，讨论居日华人面临的公共问题，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获得在日华人的广泛认同。但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经费难以为继，或者说，这些准公共机制，它们虽想进行相关的公共平台的建设，扩展华人公共社会的品质，但由于经费困难勉强维系。公共性的最大特征是其公益性，它们不是商业机制，不以盈利为目的，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予以持续而有力的资助，这些机构显然在筹措公益经费方面十分困难，致使它们的目标无法实现。

伍雷的公共性平台建设也面临同样的资金问题，他一再申言，他创设的“东京人文论坛”，打造的公共理论传播以及各种讨论会和公共活动形态，都是公益性的，不收取参与者的任何费用，甚至也没有时下通行的年度会员费，他也不接受国外的包括留居国日本的任何官方的资金资助，他的华人公共平台及其公共社会的各项学术讲座、讨论会、座谈会以及一系列公共活动，都是公益性的，严格按照日本国的公益法的规定执行。但所有这些公共活动都是需要经费支撑的，场所租金、办公设施、服务员工薪水，甚至水电费、通讯费，等等，这一切都不能凭空白有，所以，公共事业的经费支持，是华人公共社区和平台及其机制运作的基础。对此，他从开始就有清醒的认知，并具备坚强的运作能力，我在这些日子与他及其团队的相处中，也深感他的资金运作的能力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说自己是一穷二白来日本的，由于匆忙出国，自己在国内的几处小破房子也没有来得及卖掉，到日本之后，先是在冲绳的生活用掉了手中的一点存款，到东京后，他与几位朋友先是从事留学的中介推荐工作，并通过过往的法律客户接手了一些商务投资咨询和相关法务服务等方面的事宜，很快他发现在东京的民宿具有较高的回报率，于是筹措资金购买了一个民宿。随着各项业务的展开，他组建了一个约十人的商业团队，注册成立了酒店公司，主要从事民宿的经营，这项业务随着日本旅游业的大力复苏，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此外，他还注册成立了旅游公司，专门接待国内外小型专业旅游考察团队的配套服务，再加上原先成立的的留学中介事务所，三个密切相关的公司，形成了一整套的商业服务链条。他们不到十人的团队，承担了所有这些商业公司的业务，此外，还抽出时间给他的公共公益事务无偿地干活尽力，为此他们消耗了大量的本该休息的时间和精力。

伍雷曾给我粗粗地算过一笔帐，他的八人团队，经营着上述三个公司，互为衔接，上下配套，若一年接待服务1500人约40个小型专业旅游考察团队，从旅游安排、住宿供给、考察参观，到对口服务、专家座谈、问题探讨，等等，仅他过去交往代理的法律客户资源，他们的亲朋好友及其相关商务人员，大批来日本长居、生活以及子女留学，还有国际性贸易交往，这里有一大摊子事情，诚实地赚他们的钱就足够了，还不用说随着公共交往平台的扩展，大量参与者的各种现实商务、生活以及日本与中国的规章制度需要匹配解决各种财务商业问题的渠道及其咨询，等等，这些足够他干不完的。就商业赚钱来说，很多来日本留居的华人，大多还是吃老本，依靠在中国赚的钱来日本躺平，或者留学积累待将来工作赚钱，大部分人活得很累很纠结，只有极少的富豪除外，但他们完全游离日本华人的公共生活，伍雷他们则完全是靠在日本合法赚钱、依法交税后而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但伍雷并不满足于此，他真正的目标是在日本建设一个真正的华人公共社会，前述的那些内容都是他殚精竭虑要干的事业，公益性的公共平台和公共社区的建设需要经费，他咬牙要通过自己来解决。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身二任的伍雷先生，一方面他要艰难创业，在新的环境下开拓各种公司业务，拼命赚钱，另外一方面他作为公益家，打造东京人文社区公共平台，设置议题、延请名师、组织会议和展开各项公益活动。两种身份叠加于一身的伍雷，并没有感觉相互之间的抵牾矛盾，他为自己以及公司合伙人及其未来的参与者，制定了一个规则，那就是他们商业公司所有的利润，拿出其中相当的比例，用于投入公共性社区平台及其公共活动的支出，他所创建的公共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来自他的商业公司的创收。这便是伍雷在东京打造的一个新身份定位，既是华人商业企业家，又是华人公共活动家。在我看来，像伍雷这种定位的人越多，即具有强大能力（尤其是具有强大赚钱能力）的公共人物越多，华人社会的公共性生活就越凸显和发达，就越具有生命力。

我通过观察和部分参与讲座，近距离地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日本华人世界中的公共生活形态，是如何通过伍雷之手打造出来，并获得快速和富有生命力的运行和发展的。我感受到它的深入华人社会的厚重而质朴的气息，在每次活动中，都能体察到参与者们的发自内心的投入和心灵悸动，因为这里是开放的、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和禁锢，也不需要缴费的门槛，有问题、有疑难、有想法，都可以到这里来，大家交流，互相沟通，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甚至寻找志趣相同者。这是一个自由开放和宽松的平台，这是一个华人们释放公共性关怀的生活社区，这里才可能造就属于华人群体的公共社会。当然，伍雷的这个“东京人文论坛”只是一个我亲身参与过的形态，难以概括日本华人公共生活的全貌，但就我的认知和经验来看，伍雷的这个公共生活的形态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它是一个标志，昭示着一种华人在海外新型生活方式的兴起和扩展。这种我称之为海外华人公共生活的方式，虽然在北美、欧洲、澳洲和东南亚等国也曾或多或少地出现过，但大多比较零星化和破碎化，或者相互之间张力拒斥，唯有在今天的日本，相对说来不但获得健康的发展，且具有和谐共振的积极效应，呈现燎原之势，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难怪坊间这些年有这样一种戏言，近期的日本类似晚清和民国之际的状态，大量公知和商人来此居留活动，煽风点火，酝酿革命，云云，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今日的世界格局显然不同于晚清时代，且大部分留居者是在所在国长期生活下去，并获得正常的长居或移民身份，参与所在国的经济和世俗生活，志在和谐共处与和平发展，但他们也有公共诉求，也需要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这些华人公共性社区便是基于他们的公共诉求而生长出来的，来源于他们也回馈于他们。今日的世界各国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各自封闭的堡垒，世界各族民众同处于一个地球，犹如一个地球村的居民，任何一处的公共事件都是大家共同需要面对和遭遇的事件，由此才有公共社会和公共生活。日本华人的公共生活也属于这种世界公共性潮流的一个富有活力的支脉而已，只要有人在，有社区在，就会有公共生活，这是压抑不住的人性的激情和愿望。

前述所言，读来难免沉闷和枯燥，其实我在日本的游学生活还是丰富多彩和兴致盎然的。我曾指出，此次我来东京主要还是利用访学这个名头，过一段短暂的学术休假，在美丽的东瀛之邦，彻底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神和情志。疫情期间这三五年，我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疲惫奔波，写作与出版了《苏格兰道德哲学》、《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美法政文化六谈》和《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等学术著作，需要好好休憩一下啦，承蒙上智大学的邀请，我恰好就来到了东京，过上游学的生活。不过，说来惭愧，我的这个游学不像其他学者的正式访学，要做专业的课题研究，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埋头苦干，我则是逍遥自在，自由开放而兴趣盎然地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期间，除了参与伍雷组织的公共生活之外，还是有大量的交友和聚会以及参观和考察的交流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是我独特的交流体验，趣味无穷，所以就信笔写下，留作纪念。

毕竟不是来日旅游的观光客，作者学者，我在日本大量接触的还是一些学者和知识界人士，且主要还是来日的大陆知识人，其中有些还是我过去的朋友。先说几位日本学者或日本籍的学者，他们独特的学识和风格，别有意味。我曾到上智大学拜访邀请我的阿部教授，阿部教授没有来过中国，曾经留学德国，主要研究日本行政法和宪法，我们在简易的教师午餐室，聊到疫情期间各国的行政管控法律及其实施。他认为日本的法治方式与欧美不同，具有家长主义的特征，且日本国民很接受这种行政家长主义的治理方式，遵守政府法律，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生活习惯，这与个人主义的欧美，尤其是美国是不一样的。我赞同阿部教授的看法，但认为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管控方式还不能简单称之为家长主义，政府的权力很强大，很多时候存在肆意妄为的情形，于是我们又探讨了行政诉讼的话题，总的来说，我感到日本的法学家们对于中国法制的了解还是隔了一层，简单的类比，存在形式相同而本质不同的吊诡，需要双方深入的交流和案例性的考察。

C大学我的老朋友MH教授，邀请我去他家交流，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我们很少谈专业的学术，评点几位学界同仁，调侃几句，自褒或自贬一下之后，主要是谈酒和品酒。MH伉俪均在青年时代留学英国伦敦，他博士毕业，回日本做大学老师，他的日本夫人则在家做专职太太，他们的生活品味高级而卓雅，家里有各种洋酒，摆在我面前的有威士忌系列各种品牌，还有葡萄酒各国品牌，尤其是他向我推荐日本自己产的威士忌，具有独特风味。我不擅饮高烈度的威士忌，一边喝着几款红白葡萄酒，一边品尝着MH夫人调制的西餐，我们回忆起多年前我曾专门撰写了他的英国大师哥理查德·博克教授新出版的《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书评事宜，他认为剑桥学习时的导师约翰·邓恩是剑桥学派三剑客中非常独特的思想大师，我介绍说，目前邓恩在中国学界的影响日益隆起，与施特劳斯的中国弟子们，有着某种隐含的博弈。说到酣畅淋漓处，我还是禁不住拉着陪我一起来的贾葭到他的美丽而小巧的庭外花园，狠狠地抽了几支香烟，没有办法，在日本，不能随便抽烟，成为我的一个小的痛苦。现在我在上海家的书房里，叼着烟斗，一边惬意地抽着烟丝，一边写下这段回忆，此时我感受到的乃是MH家里那缭绕的葡萄酒香，以及浓郁的古旧书蕴含的纸墨香，MH的主业是治日本近世思想史，他的著述不多，但见解高明，所谓得意忘言，我们品酒之间时而翻阅他收藏的一些古籍珍本，著实令我流连忘返。

在与日本籍的学者交往中，使我印象深刻和为之动容的是神户大学的王柯教授。王柯兄偶然听说我来东京访学，某一天专程从神户飞往东京直接赶到我所在的“东京人文论坛”会议室与我交流。那天下午和晚上，我们几位就民族主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此时来东京的知名的荣先生，先是发表了他对左翼思潮的批判要旨，指出中国的新左派其实已经转化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与国际学界通行的左翼理想主义大有抵牾冲突。王柯认为，梁启超当时把西方的这个词汇翻译为民族主义，提出所谓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有问题，他当时受到日本明治思想家加藤弘之的影响，而加藤弘之其实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中国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应该从梁启超的误读误译开始。记得当时谈论了很多问题，涉及中日近世思想的交流史，还有伊斯兰问题，中国的大汉族主义余毒如何影响西北边疆的社会治理，等等，我们都深感意犹未尽，王柯教授的博学与执著以及为人的豪迈使人钦佩。后来我和伍雷到关西旅游，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们特别驱车去了一趟神户，在他的周到安排下，我们两家的夫人孩子们尽情游玩了六甲山的植物园、高山牧场和和十国展望台，泡了著名的有马温泉，游览了神户市区。王柯教授的日本夫人，美丽优雅，婉约贤惠，典型的日本太太，对我们一行照顾有嘉。我们住在六甲山上王柯的一个别室，虽两个房间不大，但视野非常开阔，日式装饰优雅别致，每天早上他们伉俪开车送来各种饮食，晚上很晚太太接送教授返回山下的住宅。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两个晚上，在陪夫人孩子们游玩一天之后，我们三人放松地坐在面向大海的庭室小阳台的椅子上，我可以悠闲安适地抽着烟卷，喝着神户的啤酒，眼底的山脚下是璀璨、斑斓而摇曳的毗邻太平洋的神户港的万家灯火。它们是我在日本所观赏到的最美丽和最神奇的夜景，闪亮、灿烂而又神秘，遥远无垠的太平洋与西海岸的一线光明之弧，近在咫尺而又不可触及。我与教授是同龄人，我们谈到了苦涩的童年，他在新疆戈壁我在黄河故道，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前三届大学生，后来又攻读研究生，虽然他东渡日本东京大学，我考取了中国社科院，但难以忘怀的仍然是早年的儿时记忆。我们谈各自的婚姻和子女，谈学业的选择以及留居的城市和大学，谈关切的民族与国家问题，真是感慨万千。记得伍雷在旁边不禁戏言道：两个老男人，你们感慨啥？他的地道的山东话，让我们哈哈大笑，放怀痛饮。是的，三个老男人（应该说伍雷还不算老），在这巍峨挺拔的六甲山上，夜半风高之时，你们哪来的这份豪情？彼时彼景，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为此我的太太还专门写了一则“题王柯教授山居小筑”的小诗以作纪念：山居面海云徘徊，夜半把酒醉蓬莱。有松迎客婆娑舞，飞鸟携风入画来。

略感遗憾的是，这次在东京没有遇见我的老朋友著名的晖教授伉俪，他们在日本游学了一两年，我来东京时他们刚去美国访学，我回国时他们恰又回到东京，据说他们是准备长居日本。此次我虽然没邂逅这对神仙夫妻，但在东京关于他们的传说还是很多，晖教授思路敏锐，观点深刻，现实感超强，过目不忘，记忆力极好，很多发言使人醍醐灌顶，解开了很多读者的困惑，他们在东京有很多粉丝，我交往的一些日本华人，大多对他钦佩和点赞。问起我对这对伉俪的看法，我也是诚心佩服，他提出的共同的底线，对于弥合自由派内部的左右之争有建设意义，我建议伍雷的“东京人文论坛”请他们最好作系列讲座，向他们提出要求，分别集中作系列性的专题，而不是信马由缰，多个精彩思想冶于一炉。相比之下，夫人雁教授专治俄国思想史，她的系列讲座肯定会博得满堂喝彩，为日本华人公共社区树立标杆式的课程标尺。在东京还有一件让我感佩的事情，就是多次遇见我曾经的街坊邻居，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军先生。与这位仁兄的每次交往，都使我受益匪浅，他的名士风度我是学不来的，那是保守主义者发自内心的雍容华贵，但其思想观念却是值得深刻领悟的。军先生总能开风气之先，倡导一种在华人世界看似匪夷所思的东西，不过，随着时代的弥漫风沙毫无由来地野蛮袭来，你会逐渐感受到超凡脱俗的先见之明和精神性的力量。我们的几次喝酒对饮，不谈理论，也不谈时闻，只是怀旧，撇捺我们二十年来共同认知的人和事。他嗤笑我酒力不行，我承认自己的无能，他确实是深不可测，朋友们都说军先生的酒力和酒风，华丽多彩，无人能及，但或许是太骄傲了，也有点高处不胜寒。

会友中让我最高兴的还是与老朋友荣先生的两次交往以及喝酒聊天，我们时常在北京聚聊，彼此非常熟悉，在思想上也相互支持，他批汪晖新左派，用一部书的篇幅，很多人认为不值得，我却大为喝彩。我与汪晖也是老同学，我不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胡乱瞎说，而是具有体系性的观念深度和中西左派思想的集大成，中国的新左派转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却又深得国际左翼联盟的大力推崇，其根本原因何在，这个原因值得深入研究。荣先生殚精竭虑撰写的五卷左翼思想批判史，他的揭示不啻黄钟大吕，其理论意义重大。近期他两次来日，虽是带妻女游玩，但在日本华人读书界也掀起了一股小的旋风，在几个饭局中，我们惺惺相惜，相互砥砺，他酒力不高但豪情大，喝到酣畅淋漓时，总是拍着我的肩膀不无醉意地感慨道：公知式的自由主义太过肤浅，在中国思想界，只有全喜兄知我也！我当然知晓荣先生的理论价值，他的著述犹如他的身快一样魁梧壮实，但也略显憨厚，不甚精妙。我们每次交谈总是意犹未尽，在东京也是如此，聊到很晚，夜阑而人未酣，从葛兰西到费正清，从延安整风到文革造反。遗憾的是，说好的要在东京打一次掼蛋，却总没兑现，最终还是前不久我回北京，在他的798画廊，我们潇洒地打了一次掼蛋，聊起我们在东京的时光，不禁莞尔。

对于读书人来说，到东京不能不逛神保町书肆，在东京的时日，我多次逛游神保町。神保町书肆是一条漫长散乱的街区，云集着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古旧书店，傍晚时分，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的各种书摊书架摆放在书店门口，古旧书籍、过期电影海报和插图版画，还有些古玩什物，夕阳下，人们徜徉在茶叶、咖啡的余香里，流连其中，煞是别有一番风味，若是淘到心仪的旧书，自然有种别样的欣喜。从我住宿的落合到神保町很是方便，不用换车，乘坐地铁可以直达，我与太太多次来到这里，漫步这条古街，闲逛这里的各种书肆，翻看一些还依然散发着油墨味的旧书，即便不买也是一种享受。说来惭愧，由于我们不懂日文，很多古旧书刊看文字是有一些汉字，但毕竟读不懂，太太喜爱佛教典籍，这里的书店也有一些收藏，但较好的珍本，例如一套《天台四教仪集注半字谈》五册，还是价格较贵，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有购买。我到神保町主要是闲逛，从书目和版本上看，日本学界对于自己的传统政制还是研究精深的，关于日本国历朝历代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和资料编撰，非常宏富和扎实，我不禁有所感慨，中国对于自己传统朝代的制度研究以及资料编撰，可谓相形见绌，大量的国家级的研究课题，注水的成分很大，浮夸和空泛者比比皆是。

我去神保町，主要还是会友交流，京城的朋友国君在这里办了一家局外人书店，就在内山完造书店旁边不远，记得我有一次逛完神保町书肆就到国君的局外人书店小憩。他的这家书店说是书店，其实不然，更像是一家图书馆或会客堂，虽在神保町书肆一条街上，但并不临街，而是在一家楼所的二楼和三楼，逛街买书的游客很难上去。这里也没有图书可卖，书架上的所有书籍都是中文书且不多，主要是他从国内费劲搬运过来的私人自藏书，卖一本就少一本啦。国君自己也笑着对我说，他的局外人书店只是一个招牌，主要还是在这个著名的神保町搞一个读书会。遥想一百五十年前，甲午海战前后，那时来日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语言补习学校、法政预科班等就在神保町附近，不远的地方有赫赫有名的明治大学、法政大学，饭后茶余，来神保町逛荡的人物何其多哉。我非常赞赏他的雄心壮志，不过在东京关键的还是生计问题，我问及此事，他说主要是靠读书会的图书会员制，每年度的微薄收入，勉强可以度日，支撑着他心中的这份理想。尽管如此艰难，他不知疲倦的革命的乐观精神，著实令人敬佩。国君的局外人书店当然也属于东京华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经常在这里举行一些学术讲座和讨论会，吸引了众多居日的华人，尤其是一些公知和媒体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神保町我也认识了一些关注公共生活的读书人，例如小有名气的创办个人出版社的张小蛇，他在日本经营的出版社也具有类似的公共性质。据他介绍说，他在国内就是做图书出版和自媒体的，来日留居之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日本开设了一家华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书籍。他的出版社没有其他个人和机构的投资，他自己搞出版，从选题、作者以及印制、发行，所有的活儿都是他们夫妇两人做，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几本中文书籍。虽然经济紧张，但他仍然痛而快乐地干着，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审查制度，他可以自由选取作者及其作品，书籍印制出来之后，几家主要的经营中文图书的书店，都以最优厚的折扣代卖他的书，局外人书店更是如此，帮助销售他出版的书。张小蛇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他的书能够销售500册就可以保本，当然这里是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劳动除外的，日本的用人费用很贵，根本用不起，他们夫妻从送书稿到搬运印刷出来的书分别送到各家书店，都是自己跑，租车，打包、货运，等等。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图书出版还是亏本的，但他们喜爱这项工作，若有任何可能，都还会坚持不懈地支撑下去。在与张小蛇的交谈中，我感到华人在日本从事公共知识的传播之不易，尽管如此，仍然有一批理想主义的媒体人在不屈不挠地折腾着，他们办书店，搞出版，做传媒，非常艰难，但依然不怨不悔，在此我看到了东京华人公共社会的另外一个富有生命激情的面向。

来日居留的华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国内的商人、企业家群体，由于各种我们都懂的原因，他们纷纷移民到日本生活和创业，在东京的这段时日，我与他们也多有交流。这批人绝大多数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和经贸商人，他们赶上了中国曾经有过的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把企业做的蒸蒸日上，但随着近年国内时局的动荡，营商环境越来越险恶，他们开始出海。选择日本留居移民，开始想的是便于躺平，但随着介入日本生活的程度加深，感觉日本正处在一个经济繁荣的上升时期，于是很多人开始在日本创业，把国内的经营中心逐渐搬往日本，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当然，这批商人、企业家对于公共事务有着迫切的需要，他们感觉灵敏，对于国内外的时局、政策、国际关系等有着自己的判断力，但也需要系统化的学理指导。他们是伍雷公共社区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惠者，更是支持者，我认识的华总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华总是做健康行业的，在国内各省区做的都不错，但这些年深感国内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恶劣，市场逐渐萎缩，由此近年来前往日本学习生活旅居，原本想躺平做个局外人。在日本国的生活使他逐渐改变了躺平的想法，他发现日本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这里法制昌明，民众知礼有节，道德淳朴，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有一次我们几位到他家里吃酒喝茶，他说起一桩个人的亲身经历，使他对日本普通国民的朴素德行甚为折服。大致是去年冬季的一个周末，他们几位登山爱好者去上野郊区爬雪山，恰好赶上了暴雪，他们的车抛锚在路上，新干线也中断，当时夜色迷蒙，他们去附近的一处超市打电话订制附近的酒店下榻，但一直没有预定上，正在焦急之时，旁边的一位妇女大妈走上前来，说听到他们定宾馆不到，她家就在附近，问他们是否愿意到她家简易小住，解决住宿困难。他们几位连说感谢，大雪纷飞中他们乘着这位日本妇女的车来到不远的家里。这位大妈非常热情，烧茶做些简易日餐，之后请他们在客厅的榻榻米休息。这位华总一时睡不着，看到客厅里悬挂着几张插图，非常别致精美，就用手机拍摄下来并发给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她们在国外留学，都喜爱日本的漫画插图等。第二天他们早起离开，对这位日本大妈千感万谢，给她日元她也不收，说她不是开民宿的，只是恰好看到了他们的旅行困难，才予以帮助。本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们由此体会到日本寻常百姓的友好情谊。

但没过几天，华总的宝贝小女儿发来微信，说爸爸发来的图片是宫崎骏的漫画，她和姐姐都非常非常喜爱，说如果要是能设法购买一幅那就太好了，那会成为她们最开心的事情。华总感觉不太好办，但自己的宝贝女儿又特别想要，尤其是小女儿还是学绘画艺术的，八年级就孤身一人前往美国留学，非常独立非常上进，是华总的掌上明珠，于是就试着让这次一起爬雪山的公司助理与那位日本大妈联系，说是他想要购买，但反馈的信息是，这些漫画是宫崎骏赠送给这家人的，当年宫崎骏曾经住宿在新野郊区的这个小村子，是这位大妈的邻居，大妈三个孩子以前生日时宫崎骏分别给他们画了一幅画，送给他们以作纪念，这位大妈不可能出售。情况就是如此，华总也释然了，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周左右，助理与大妈聊天时聊起华总对二个女儿的爱非同一般，这位大妈此时深感华总作为父亲的心愿，她愿意把两幅作品（宫崎骏共赠给她们三幅，留下一幅自己家作为纪念）赠送给华总转给他的两个女儿，让华总了却父亲爱女的心愿。华总听后大为感动和意外。日本大妈的先生是村子里的邮电局职工，他也支持太太的主张，所以将两幅作品寄到东京，他们作为父母，深知每个父母的爱护子女的拳拳之心，是难以用金钱所能表达的。华总提出付钱购买，她不答应，说只能赠送，他们要表达的只是天下同为父母的情感。说到此，华总打开手机存图，让我们观看这两幅他已经分别送给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上海的两个女儿的宫崎骏的绘画，他非常感动和开心，由此深刻了领受到日本国民，尤其是那些朴素而平常的百姓，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情谊，是发自内心的的，是基于同为人的人性质朴情感的。后来女儿上网查询，发现宫崎骏的作品在国际拍卖行的价格是每幅近千万日元，如此昂贵的作品，这又怎么着呢？在日本的山村居民眼里，就是一件寄托了珍贵情感的载体而已，这才是富贵如浮云，情感更珍贵。他们两家由此成为好朋友，他过后曾和助理一起带上特意从中国挑选的中国特色礼品前往上野小山村看望这家幸福的寻常的日本国民，同时邀请他们一家人来东京游玩，并准备与二个女儿一起策划一次他们全家人的中国行。

在日本的中国商人企业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在此我要提到一位小友克成，在国内我曾经认识他，但没有过多深入的交往。我知道他是茅老人文经济学会的秘书长，专职主持着这个企业家群体的读书会事宜，没想到的是，这次在东京我多次遇见了他，与克成的交往使我很愉快。克成为人质朴而低调，做事认真、踏实，质朴，人文经济学会在他的管理中依然存活至今，在他周围维系着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他们关心社会发展，参与公共事务，喜爱读书思考，克成竭诚尽力地服务于他们的需求。国内的企业家鉴于恶劣的营商环境，很多人出海移民了，在日本也有一些茅老人文经济学会的成员，克成随着他们陆续迁移海外，也举家长居日本，现今他的主要工作依然还是学会秘书长，继续服务于学会的日常联络、读书媒介和经济学交流事宜。从克成的工作中，我感受到那些成熟而坚强的企业家们，他们无论到哪里，仍然保持着读书思考的偏好，而且心向祖国，他们追随着茅老，忠诚地践行着茅老的经济造福于社会的企业家理念。

有一次克成邀请我们几位去镰仓游玩，陪我阅览江之岛，站在山上高塔，远望浩瀚的太平洋，我说起前不久去名古屋参观丰田汽车博物馆，感慨日本的企业家具有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丰田公司从一个小小的染布作坊发展到世界著名的汽车公司，其艰难困苦的发展历程从丰田博物馆那些不同时期的数百个丰田汽车模型就足以说明了，难怪这个汽车博物馆参观者川流不息，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一些企业家往往好大喜功，喜好搞什么嘉年华庆典，请政府领导参观讲话，发放大礼包之类的，很少有像丰田那样的企业家善于总结经营之道，建造一个企业博物馆，为全社会培育企业经营人才。奥派经济学倡导企业家精神，创建和经营一个企业其实就是创立一项制度，企业家精神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公共事业的精神之表现。克成向我介绍说，他来到日本，发现日本的企业家很有社会的公共情怀，企业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来自社会，反馈社会。当时我们正面向太平洋，克成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绿荫繁茂的地方对我说，那里就是紧邻镰仓的神奈川县茅崎市，五十年前，日本著名的松下电器的老板松下幸之助，有感于日本社会的需要，立志要为日本社会和政府培养一批真正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精英人才，斥资70亿日元在这里创建了“松下政经塾”。我们知道，这个私塾训练学校为日本社会培养了一批政治和社会精英，有些担任过首相和各类行政长官，松下幸之助的这个创举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各国各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社会民情有所不同，政治与经济人才的培训方式也形式各异，但其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所含蕴的独立人格和服务于社会的公共理念并没有改变。中国太需要这样的由企业家所创建的社会精英的培养机制了，我们约好了，下次一起去参观眼下这个松下政经塾的旧址，感受一下具有日本风格的企业家精英培养的精神风貌。

由于我居住在落合，与贾葭的住址很近，时常交流，尤其是每次与朋友们的聚会联谊，他都接送我回到住所，一来二往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其实，我们很早就相互知晓，他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还一度沉迷过佛学经典，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北京的纸媒报刊，后又转入网络传媒的思想启蒙和知识传播，成为著名的青年公知，并参与过一些重大的文化活动的写作和守护，在年轻人群体中影响很大。疫情期间，他们夫妇一起来到日本长居和工作，他在大学做访问学者，太太在科技公司任职，本来俩人可以在一个文明之所筑建一个安静和平的爱巢，但过往的经历使他们不甘躺平，而是热心于日本华人公共社会的构建。我的学科背景和生活格调与贾葭颇有一些契合之处，我们谈的很投机，关于京城文人圈子里的人和事，关于南方媒体中的风向标，还有如何阅读经典，把握时局，洞察人性之幽暗，还有生活的压力，写作爬格子的艰难，等等，我们都有共同的体悟。贾葭非常儒雅沉静，文章虽时有锋利言辞，但却也十分审慎，并非家乡西北汉子那样的豪迈和粗旷，而是具有江南才子的灵动与婉约。有一次在他家里喝酒吃饭，我们聊起东京的书肆和古玩，他得意地说他近期淘到了一幅晚清文人字画，非赝品，是真品，他说在日本留下的晚清时代的中国文人字画和手札，极少伪劣假冒，可能是日本古字画市场不擅于造假，或者这个民族的性格还葆有质朴的品质。我同意并笑着说，近期国内的古字画市场，晚清民国时期的文人字画和札记手册一路飙升，这些文人们很多都来过或者长居在日本，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手札和墨宝，他若能收藏一二，肯定发财。席间我们聊起江南文化，我太太说有一次我们去湖州游玩，在老费那里听他说起曾过手送嘉德拍卖的唐代古琴“九霄环佩”，很是仰慕不已，我则笑着补充说，老费曾经说起贾葭太太的沈家是湖州之望族，她们家过去收藏的古琴当为湖州之首，说不准老费过手的这些古琴就是来自沈家呢。在一旁的贾葭夫人，则既感慨又调侃地说道，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她们沈家现在可是一穷二白，跑到东京挣饭吃啦。文人多好言，小酌夜阑珊，与贾葭夫妇的交往，是我在东京最自在潇洒的时光，难得在陌生的东瀛他国，有一二知己谈诗论画，咀嚼文青时期的那抹风情。

今年的东瀛夏季非常酷热，我来的时日恰好是最难捱的那段时间，在驹场和落合，我经常半夜里热得睡不了，跑到很远的吸烟处借着香烟喷云吐雾，消遣心绪。据说中国的气候也好不到那里，甚至更甚，上海、杭州都达到历史新高，气温至华氏度40度以上是常见之事，看来今年的东亚气候反常，或许酝酿着某种巨变。暂且不去说这些，伍雷知道酷热难捱，早就设计好了两家人的日本旅游，这不，等到两个孩子天宇和汤圆一放暑假，我们就驱车开始了日本的关东和关西之行。细心能干的伍雷太太敏女士，早就对我们两家的出行做了攻略，制定了一路参观的景点和住宿的民宿或酒店，我们这些大老爷和孩子们可不管这些，按照我的提议，首先去的地方就是伊豆，早年读日本文豪川瑞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曾经令我神魂颠倒，所以行程的第一站就是去伊豆，寻找那位舞女。

孩子们可不管什么舞女歌女的，他们早就跃跃欲试，除了冲绳住了近一年，这个假期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日本的关东和关西游玩。在车上他们俩就叽叽喳喳，说闹个不停，日本的天皇幕府，还有黑船事件，他们也像是都知道一点，到了伊豆古镇，我们沿着一条小溪游览下去，但见绿荫环绕，飞鸟嘤嘤，流水潺潺，如梦如画，虽然时值夏季，这里还是与东京那样的大都市不同，炎热与凉阴并存，长天共远山一色，倒是别有一番意味。两个孩子虽然体会不到大人们的心境，却也为这里的清爽和美妙打动，在古镇街道的水溪栏杆周围，蹦蹦跳跳，来回奔跑，游玩到累了休息时，机巧而调皮的汤圆还不忘调侃身边这位胖乎乎的高老师，他故作认真的问：高老师，你说的哪位舞女到底在哪儿呢？这位高老师可也不傻，也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现在是伊豆的夏天，当然找不到。小汤圆，你知道雪国吗？寒冬的伊豆那才真叫美，舞女都是在那时才出现的，到时候我们再来，说不准你妈在这里为你找到了一位未来的舞女媳妇呢，哈哈。我们大人们都快乐地大笑起来，小汤圆一边叫着“我才不来呢”一边跑走了。敏女士也笑着说道：这些孩子们是够闹的，不过，他们确实没有读过日本作家的小说，回去后有必要让他们好好读读，这也是学习日语的好方式。

在伊豆古镇我太太有另外一个收获，她发现原来日本著名的修禅寺就在这里，这里的开山住持是空海大和尚，前不久国内的文化学者陈浩武先生还带着一个游学团，专门到此地参观拜谒空海大师。我们一行走进这座千年古刹，但见古树苍翠，寺庙庄严，保存了传统的古风佛意。相比中国的寺院，日本的寺院大多采取的是唐代建筑风格，屋檐圆融高远，构架稳重庄严，其中的和尚雕塑，也不华彩斑斓，而是古朴简略，尤其是空海所创寺院，更以密宗之真言见长，显示出伟岸和质朴的气象。空海大师接续中土密宗要旨，经过数十年在日本的弘法传播，开创了日本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真言宗。空海大和尚在日本被尊为弘法大师，他所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东密），不但鼎盛当时，且影响至今，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从中土佛家的视角来看，固然空相是佛法之一，但真言宗过于看重空相之法，难免有导向虚无之短板，即空即无，不空不无，超越空无，才是佛家之不二法门，云云。佛教的法理非常繁琐，其派别差异也是千头万绪，我们法外之人也管不了这么多，我只是感到，中土佛学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文化深受佛教的熏陶，古往今来，在日本有一批卓越的大和尚，他们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地传播佛法，令人感动和尊崇。日本的神道教与佛教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两个源流，空海大师的佛法及其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就中日文化的交流来说，居功甚伟，不可磨灭。除了参观空海修禅寺，在从伊豆古镇返回的一条叉路边，我们还去看了源赖家族的家庙，路边招牌上写的是在这里，但找起来很费劲，还是天宇带着我慢慢地在半山腰左找右寻，在一片草丛中发现了这处古墓地。据说早在1199年，年轻的赖家继承父亲赖朝之业成为了镰仓幕府第二代将军，但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和斗争中最终败北，在位仅六年就被流放到了修善寺。1204年，赖家23岁那年，他在沐浴时被暗杀，而策划暗杀他的是他的外公北条时政。之后赖家就被安葬在此地，历史与政治，皆已成往事和云烟，留下的是一座坟墓，安静地面对着修善寺的苍山与绿水。在日本这样的家庙很多，有些古墓就在田埂地头、山峦草丛之中，也正是如此，表明这些历史的故事并没作为化石性的陈迹，而是活在当下，化为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对孩子们来说，让他们欢喜高兴的事情是能够离开都市生活，在大自然的山水环境里活蹦乱跳。伍雷的这两个儿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都是极其聪慧、性情明朗的孩子，大的精灵神逸，小的活泼任性，一路上叽叽喳喳，鬼主意层出不断，兄弟俩人一会儿亲密无间，商量着如何挑逗大人，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又生芥蒂，互不搭理，真是让四位大人既喜乐又气恼，而最辛苦的还是作为妈妈的敏夫人。她一方面要考虑和照顾两家六个人的旅游吃住行，事无巨细均安排得妥妥当当，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应对两个各有主见的孩子们的突发奇想，有时候她也生气和急躁，对着伍雷发脾气，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任劳任怨，想着法地满足各位的要求。我和太太私下感慨，短暂的旅游就是如此，那把两个孩子抚养到现在，家里家外，国内国外，大人孩子、公司内外，敏夫人的操劳辛苦可想而知，伍雷得遇这样一位妻子，是真够幸运的。

一路旅游下来，伍雷当然也不清闲，他主要是开车，购买食物，接送我们游玩，我们在一些风景点闲逛参观时，他大多呆在车上，有时打个盹休憩一下，有时则要开视频会议，处理他手中的公司和人文论坛的各种事情。说伍雷没闲着，这次旅游我可是亲眼所见，他一边开车旅游一边还在想着心中的事，例如，在我们多次停车休息时，他会敏锐地发现附近路边的广告牌，其中有各类出售民宿的告示，若发现合适的房子，他就立马让敏夫人拍摄下来，并电话东京公司的助理，让她上网查询，商议购房事宜。有一次在我们下榻的箱根，他对我说，刚才我们路过看到的那处挂牌出售的房子，很合适买下来，可惜晚了，助理回复说这个房子已经被别人买走。我问他，你买它们干啥？伍雷此时就给我说起了他的生意经，他说这次两家出来旅游，除了与你们和孩子们游玩，我一直在琢磨着一件事情，从东京到伊豆，车程两三个小时，途径箱根、热海，加上伊豆，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如果在这几个城市的路途景点附近，买三五个房子，一路下来在各处建几个民宿，那么来东京的旅行团就可以为他们设计一条旅游线路，把接待、旅游和住宿，包括学术讨论，做成一套流程，这样就可以大力扩展他在东京的商业乃至公共社区的范围了。听到此，我才略有所悟，伍雷一边游玩一边在琢磨这些事呢。敏夫人在旁边插话道，你看，伍雷这是可劲使唤我呗，既当两个孩子的妈，还要作他的助理，真是累死啦。这不，天宇又嘈闹着要去钓鱼，走，带他去买钓鱼竿去。我们夫妻俩也笑了，直说道：你们这是累、烦且快乐着！

这次旅游，我们两家有几次在一起钓鱼的经历，一次是在箱根的海边，另外一次是在湖边，大感快意的还是在琵琶湖畔的钓鱼。我自己不擅钓鱼，记忆中还是早年拿着鱼竿用泥土里的蛆蛆挂在鱼线上到河沟里钓鱼，据说那老掉牙了，现在的钓鱼可是完全现代化了，一套完备的家伙，我闻所未闻。我太太更是从不钓鱼，她倒是喜欢在河边静静地欣赏远方的湖光山色或海市蜃楼。琵琶湖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水深平均40米，最深处有100多米，湖岸线长235公里。该湖由于其形状似琵琶，故名琵琶湖。琵琶湖位于日本滋贺县，四面环山，邻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横卧在经济重镇大阪和名古屋之间，是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准备迁都的三大候选地之一，琵琶湖与富士山一样被日本人视为日本的象征。置身琵琶湖畔，它类似中国的太湖，一眼望去，难以区分是海还是湖，我们错把它视为海也是可以的，至少与伍雷爷几个在这里钓鱼，我是看成海边钓鱼的。天宇是个钓鱼高手，他酷爱这项活动，他不无善意的讽刺我说：高老师，你没有在海上钓鱼过，那可是孟浪呢，这琵琶湖，岂可与大海相比。来到这里，还是钓鱼最快活，在预定好的民宿一住下来，他就吵嚷着伍雷带我们去钓鱼，不巧的是，他随车带来钓鱼家伙，有一条线装不上了，要去购买，这荒郊野外的，小卖部可不好找，伍雷开车带着他匆忙走了，留下我们四人，正好我们溜达着在附近漫游，总算找到了琵琶湖。脚下的湖水真是清澈和凉爽，我们偶然走到的这处湖边，四处无游人，远处是犹如大海一样浩瀚的湖面，隐隐约约的尽头有些微山峦光影。我带着小汤圆在湖水面上撒丫子劲跑，整个裤子都湿透了，汤圆还不听话，试探着向湖水深处游荡，我大声喝止，他回过头来翻着白眼，向我高举着拳头说：怕什么，我会游泳！我们就这样玩玩闹闹，不亦乐乎。累了，就躺下来，望着白云悠悠，不时转过头来，对着在林荫中闲坐的两个女人，大声叫唤着，快来呀，这里的湖水真好。禁不住我们的吆喝，她们也走过来，我们一起蹚着水，跟随着汤圆唱起的日本歌谣，真是美滋滋的。

慢慢夕阳西下，琵琶湖畔宛若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用我太太的话说，我们在观看风景，其实我们就在风景中。这时伍雷父子终于赶回来了，天宇说他们跑了二十多公里才找到商店买了所需的钓鱼绳。现在天色已晚，还钓鱼吗？必须去，天宇固执地坚持着。好吧，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尽兴，我们决定开车再跑二十公里去专门的钓鱼场所，那里可以自由放任地游泳和钓鱼。一路疾行，我们抵达钓鱼场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不过，对于钓鱼人来说，天黑钓鱼也不是事，有些人就专在夜里钓鱼呢。这边，两位女人带着汤圆在湖边的游泳场，照看着汤圆游泳，这个小家伙专门带着泳衣，还真不怕，自己在水里畅游着，还不时与旁边一位欧美小男孩嬉戏玩耍。那边，我与伍雷爷儿俩一起，迈过一堆岩石，爬到一处高台，天宇在右边的高岩上，甩出去一条长长的鱼线，他跟前像是还有一两个夜里钓鱼的人，也蹲坐在岩石上看着手中的鱼竿。我身边的伍雷，他也喜欢钓鱼，曾经在冲绳与儿子们整天去海边钓鱼休憩，此时手中的鱼线却出现了问题，怎么也甩不出去，只好蹲下来慢慢梳理手里的钓鱼器具，在他刚搞好甩出线时，不远的天宇激动地大叫起来：看，爸，高老师，我钓上一条大鱼。我赶紧跑过去，果不其然，天宇钓上了一条大鱼，有半斤八两重，我们一起收拾起来，放到带来的鱼袋里。然后是一片寂静，几位钓鱼人都静悄悄地握着手中的鱼竿，等待着鱼儿上钩，我呢，则悠闲地斜躺在宽宽的岩石上，望着不远处的那片璀璨摇曳的灯火，和眼底下的这对沉浸在垂钓欢悦的父子，不由得感叹人世间的风华万种，风物长宜。

旅游虽好，但不能不吃，一说到吃，孩子们一脸馋相。一路下来，我们除了观光，便是吃各种日本风格的料理，在大阪、京都和名古屋，我们开车专找物美价廉的日式餐饮，什么鱼片、鱼丸、鱼料理，还有大阪烧、寿司烧、神户牛排，等等，吃的不亦乐乎。此次旅游，费用主要是伍雷承担，我再三争取支付总是被他们两口子拒绝，说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好友，不能按照日本规则AA制，我坚持不过，便想出一个主意，向孩子们说高老师近期收到一笔不菲的稿费，用来我们吃喝。于是孩子们乐啦，每到一家餐饮店，他们就随着高老师大呼“吃大户”，我请他们可劲吃，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下子就破了爹妈在东京给他们立下的节俭规矩，跟着高老师一路上胡吃海塞，难得如此放任快活。记着汤圆眯着眼睛问，高老师，你的稿费好多呀，那你每天写多少稿子？我戏言道：高老师下笔如有神，一天八百字，你们放心吃吧，吃不穷高老师的。那好，我们就不客气啦。天宇在一旁帮衬着说。敏夫人此时就开始教育起儿子们：你们要多向高老师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多写文章，多写书，我和你爸就靠你们写稿赚钱养活啦。好，好，好。孩子们欢快起来，一边说唱着，一边嘻嘻哈哈地吃着，真是好不热闹。一次，在日餐之后我们又点了一份上海的小笼包，汤圆故作沉重地说：唉，有好多年没有吃到上海的小笼包啦。伍雷指着他说，你不是才吃过一次包子嘛？那，那不是上海的小笼包。汤圆狡辩地反驳说，我说的是上海的小笼包。没有关系，我太太笑着说：这次汤圆跟我们回上海吧，我给你天天吃小笼包。那----那---我可不去----，汤圆嘟囔着。去吧去吧，跟伯伯阿姨去上海吧，我们早就烦死你啦。没想到他妈这样一说，汤圆竟呜呜哭起来，瞪着眼睛，以为爸妈真的不要他啦。哈哈，我们大笑起来，孩子们的脸真是天上的云，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相比汤圆自以为是的成熟（其实是幼稚），天宇年长几岁，就表现得很聪明，他有几次悄悄地跟我说，他想将来去美国读书，我予以鼓励，说美国的大学与日本大学不同，偏重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要去美国，读书要读经典，学会独立思考，云云。伍雷也不时说起高老师有很多学生在美国读书，天宇要多请教高老师。天宇嘴上不说，却默默地对我友好，旅游时每到一处停车场，他都会跑东跑西，为我找吸烟室，他知道高老师的癖好，不抽烟在日本很难受的。

高老师性格好，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与高老师一起游玩很快乐，这是伍雷一家子的共识，尤其是两个孩子，十多天亲密无间的相处，他们发现了高老师的很多可乐之处，还不时地予以夸大调侃，可是高老师并不发火，反而傻乎乎地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情趣。例如，我们驱车路过富士山，伍雷说在山脚下有一处典雅的日本平酒店，咖啡厅非常开阔，视野好，外面的风景也别致，如果天气晴朗，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富士山，是一处日本人常来的观景之地。我们下午路过此地时，便坐到咖啡厅，欣赏独特的富士山风景，且这里外来的游客很少。我们到此，果然景色绝美，坐在咖啡厅，远望富士山，真是一种享受。我喝完咖啡，想去外边的庭院走走，由于落地窗太过干净，我以为是敞开的门，便走了过去，没想到撞了一下，然后我再走向另外一处，以为是门，竟然又撞了一次，两次撞窗户，搞得好不狼狈，旁边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在孩子们眼里，高老师真够笨的。高老师的笨拙还不仅如此，在回住宿的路上，高老师又把泡汤浴室看成了酒吧餐馆，让车停下来我们去里面吃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搞笑的事情频繁在高老师身上发生，惹得两个孩子一想起来就笑个不已。他们俩惟妙惟肖地装扮着高老师的神态，把泡汤叫做酒吧，多次撞玻璃窗户，还有汤圆在温泉时看到了高老师的肥美的大腿和肚皮，并回来悄悄地给他爸妈说他看到了高老师的大屁股啦。哈哈，这些有趣的事连成串，被两个孩子东一句西一句地贫嘴夸张着，而坐在旁边的高老师又故作憨厚懵懂状，任由他们说闹，这在长途驱车旅行的沉闷而瞌睡的车厢里，不由得引发一阵阵大人孩子们皆感可乐的欢声笑语。

说到真正的旅游，此次与伍雷一家子的日本之旅，使我感到有所震撼的还是两个古城，一个是大阪古城，另外一个则是京都二条城。说起来我游览过中国很多古城，泱泱大国，皇权余绪，各种历史古城可谓多矣，我也去过欧洲国家的一些中世纪古城，那里的城堡别具欧洲的封建特色。日本的这两个古城，既有它们共同禀有的历史特征，又展示出日本国自己的独特性。先说京都的二条城，这座城池是根据江户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之令于1603年修建的，德川家康在漫长的战国时代之后，统一了日本，为日本带来二百余年的和平与繁荣。就是在这座城池，家康向聚集于二条城的大名们宣布他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二条城成为开启日本历史最重要时代的舞台。二条城不但宣告了德川家对丰臣家权力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幕府体制，实际上统治了日本260年，而且还是在这里，发生过大政奉还，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年将政权交还天皇，二条城著名的二之丸御殿，见证了明治时代的到来，由此日本完成了从封建制到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这座古城由宽广的护城河环抱，建筑主要由大块的赭色岩石垒建而成，显得古朴、厚实而庄重，其风格采用的是唐代中国的样态，端庄大气而又简洁刚毅，没有后来宋明的雕梁画栋之秀气。从庭院和楼宇的布局结构上来看，这座古城典型地表现了日本幕府体制的特征，幕府将军大权在握，群臣环座，主次分明，但又并非大一统的居高临下，还为虚君天皇留有悠游闲适之境。如此的古城建造，显然花费了当时工匠艺人的相当繁复的心机，为我们今天了解日本国的幕府体制提供了一道可感可视的凭据。

与京都二条城相比，大阪城建造年代要稍早一点，它是著名的丰臣秀吉1583年在石山本愿寺的原址上建造的。大家知道，丰臣秀吉是日本国的大英雄，他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主城（本丸）的修建，此后15年间直到病逝，丰臣秀吉仍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第二、第三城池等副城以及多重护城河（水堀）和运河等防御设施的建造。大阪城的兴衰也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1615年，德川家康以丰臣家毁约为借口，发动了大坂夏之阵，两军对垒，刀枪剑戟，最终大坂城被攻陷，丰臣家族灭亡，而大坂城也在此役中化为灰烬。此后德川幕府又决定重修大阪城，据说，被命令参加建筑工程的各个大名们，根据石墙高度的不同，被分配负责不同的石墙长度，他们在各自担当的区域中会相互比较各自的完成质量。在大坂城的石墙上，可以看到各个区域担当大名们留下的彰显自己所负责区域的家纹刻印。在庆应和明治时代，大阪城因政治变革屡遭战火摧残并时而重建，甚至在二战时期还遭受了盟军的轰炸，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大阪城才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受到日本国和大阪市政府的法律保障。一部大阪城的兴衰就是一部日本国的历史展现，大阪古城屹立在市区的中心部位，夏日炎炎，仍然游人如织，世界各地的游客无不为这座城池的各种建筑所打动。遥想当年丰臣秀吉的雄姿，以及秀吉家族的覆灭和德川家族的兴起，多少英雄人物和历史故事均埋没在此。我与伍雷徜徉其间，心中滋生无限感慨，眼前虽然没有波涛汹涌的长江，只有幽深沉默的护城河，但我们仿佛还是听到了激越的日本版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游览古城其实就是游览历史，观察和体验当时的典章制度、风物民情和民众生活，此次与伍雷一家的日本之行，无论是游历镰仓、伊豆、箱根，还是大阪、京都、神户，所到之处，我们除了观光吃喝，主要还是感受历史流变中的日本社会风情，尤其是日本民众精心守护的传统。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多少是有些保守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以及生活方式诚挚地予以守护，尊重权威，珍惜自我，和睦友邻，但这种保守性又不是决然封闭的，而能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进步适时调整，缓慢改良。天皇制度的万世一系，他们能接受，幕府大名制度，他们也能接受；明治维新，他们能接受，麦克阿瑟的新宪法，他们也能接受。至于在生活中，欧美西方的林林总总，他们崇尚不已，日本的风俗礼仪，他们也持守有嘉。上述这些看似矛盾、抵牾的东西，他们总能找到调适和解的方式，并转化为生生不息的生活样态，日本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蕴含着一系列未解之谜。此次的日本之旅，我们只是走马观花，雾里看花，很难说出其所以然，不过，与伍雷一家子的一路游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相当快乐、舒适和惬意的。我感受到他们的情谊，观察了伍雷的公共关怀，以及敏夫人的操劳辛苦，尤其是两个孩子的天真烂漫的欢快，有这些就足够了，此次我的短暂的日本之游学，不亦悦乎哉。

                                                                    2024年9月29日于上海寓所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历史与秩序”，2024年11月2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平台转载之文章为个人学习与研究之用，为达公益教育之目的，不具有盈利性质。所涉著作权（含相关图片等多媒体信息）均归属于原作者或相关机构所有，如涉嫌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本篇编辑：徐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