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972年的秋天与往年没什么两样，几阵秋风扫过，便吹黄了绿叶，摇弯了稻穗。但对于16连的小上海许鸣久而言，母亲病危的电报讯息犹如无垠的稻田，在秋风的吹拂下波浪起伏于他19岁的心间。他扔下刨粪的锄头，面冲西南方向虔诚地跪下，凄惶地向着碧蓝的天宇喊了一声“我的娘啊”！
许鸣久是16连为数不多的上海知青，长着一张眼睛含笑的娃娃脸，因此知青们都习惯喊他小上海。
其实这个绰号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小上海为人比较小气，有一次探亲回家，回来时只给同寝室的战友带回八块大白兔奶糖。每月15元的工资收入，他除了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外，就是隔三差五到十几里外的山民家中，采购一些黄豆、花生之类的农产品，宝贝似的寄给上海的父母。
还有一点，知青们也不太买小上海的账。一般田里干活，知青们总能摸到青蛙、泥鳅、黄鳝什么的，尤以小上海抓得最欢。回连队后大伙用锅蒸了吃，小上海总是很在意自己分到的那一份。
小上海的绰号由此在他19岁时传了开来。
小上海秋天回的上海，却是在初冬才回到19连的老巢。
他瘦得几乎没了人样，不到一百斤的身体仿佛随时会被凛冽的寒风刮倒，原本含笑的眼睛已经完全塌陷，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儿像阿尔巴尼亚人，而且他的唇上蓄了胡须，让他那张娃娃脸多了几分沧桑。
他的左臂上戴了黑纱。
他向队部领导和大家汇报说，他回上海的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倍受打击，几乎一夜就白了头发，他于是每天小心陪着父亲，给他讲连队里的事儿，抚慰父亲心灵上的伤痛，直至假期临近才与父亲抱头痛哭地作别。
这次回来，他没给大家带任何东西，但没人责怪他。
其后的日子，孤苦一人的父亲成了小上海无尽的牵挂，他们开始频繁通信，诉说彼此的思念之情。
这时候的小上海也似乎更小气了。
那会儿的粮食是连队定了量的，个大的每月50斤米，个小的或女同志只有不到40斤。小上海自然就在个小的行列。一天劳动下来，大家常常吃不饱肚子，就有人抱怨着私下里骂娘。
小上海却琢磨着买来大碗，每餐打两次饭。第一碗饭吃过后偷偷把碗洗净，再排队去打第二碗饭。他的把戏很少有人发现，等大家醒过神来时，连队领导已经开始注意地盯住每个人的饭碗了。
北方的冬天经常刮大烟泡。土地连着冰茬很难刨动，这无疑增加了劳动难度，结果在一天夜里，弱不禁风的小上海就被流感击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止，还说胡话。
起始，有几个知青战友兴灾乐祸——省吧，这回患病看你怎么省！但连队里有经验的东北战友还是全然不顾这些，一天几趟地往大队合作医疗站跑，自己垫付了药钱，让赤脚医生开回诊病处方，提回来大包大包的中草药，一锅接一锅地煮给小上海喝。服完药，还用一枚铜质小钱，滴上几滴菜油，轻轻为小上海刮背，把小上海刮得哭爹喊娘，全身红紫。然后，用被子把他严严实实捂上，弄得小上海很快大汗淋漓。
几天工夫，小上海就可以下地干活了。那东北战友垫付的药费，也被小上海执拗地一次还清了。但大家发现，大病初愈的小上海更加勒紧了裤带，似要把生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弄得大家都很心疼他。
也许1972年注定要与小上海过不去。在一个休工的晌午，小上海接到了亲属的电报：父病危速归。小上海看到电报眼泪就在脸上横飞，他几乎是跟头把式地离开的连队。
从连队到车站要走大约十里的路程，大家望着漫天飞雪中踉跄的小上海，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一周以后连队接到了他的信。
他在信中告知了回连队的日程，并希望多去几个人到车站接他。连队领导唏嘘着安排了四个人。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小上海的身影是那么的单薄，那么的不惹人注目，但大家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他臂戴黑纱，肩上扛着军绿色旅行包，旅行包前后沉甸甸地用绳子串在一起，挂在他的胸前和背后。看到连队战友，他嘴唇颤抖，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大家急忙上前搀扶他，并帮他从肩上卸旅行包。但小上海却用手护着旅行包：“现在全家都在我身上啊！”接着他就泣不成声了。大家这才断断续续知道，前面旅行包里装着他父亲的骨灰盒，后面背的则是母亲的。
知青战友们几乎是一路走一路哭，才把小上海架回连队的。
傍晚，下工回来的知青战友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没有谁指令，每个人都哭泣着跪在了小上海父母的骨灰盒前。
小上海坚持要为父母守灵三天，并且掏出身上的所有钱，让战友去镇上买来了点心和罐头。
事情也惊动了连队领导。他带领大家选取了一块向阳的墓地，在下葬那天悲怆地对大家说：“知道吗，许鸣久其实不是二老的亲生儿子。他是小时候在车站被拣破烂的老人家抱回去的。”
“鸣久！”有人大声叫出了小上海的名字，然后一双双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了上去。
一时间泪雨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