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森对阿尔托设计理念的继承与突破——以考尼爱宁教堂为例

一、库里森与阿尔托

克里斯蒂安·库里森是20世纪末芬兰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之一，建筑设计涵盖住宅、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等多种建筑类型。其作品被称为“欧洲文化的遗产”：将古典主义的比例、纯粹现代主义的极简主义美学、阿尔托的人文主义色彩和对本土性、工艺材料的关注相结合。呈现出比例精准、延续历史、空间人性化、细节精雕细琢以及造型简约纯粹的独特建筑风格，使其在芬兰和国际上的建筑界都享有盛名。库里森曾获得芬兰建筑奖和法国建筑学院金奖（Academia de Arquitectura Francesa），这一荣誉也曾授予普利茨克奖获得者：西扎（Álvaro Siza Vieira）、王澍、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等建筑大师。1973年库里森与另外两名建筑师成立了建筑工作室，该工作室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起了国际关注，英国《建筑评论》杂志将其描述为“酷赫尔辛基学派”，是芬兰20世纪70~90年代最成功的工作室之一，提高了芬兰建筑的整体设计水平和国际知名度，为芬兰建筑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和革新。他还曾担任芬兰建筑博物馆馆长和阿尔瓦·阿尔托基金会的董事，致力于对阿尔托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库里森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外还是著名的艺术家，曾获得芬兰“国家艺术家”称号和1982年芬兰波罗芬尼亚勋章（表彰对芬兰文化和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士），担任芬兰建筑大使在国际上推广芬兰艺术与文化，为芬兰文化和建筑建立了国际联系开拓了国际市场，为芬兰建筑与文化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库里森成长在一个浸润着现代艺术和设计氛围的环境中，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父母和阿尔瓦·阿尔托的深刻影响。1932年，库里森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其父亲（Harry Gullichsen）是工业家，母亲（Maire Gullichsen）是艺术收藏家和评论家，创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会，该基金会运营着阿尔瓦·阿尔托博物馆和芬兰博物馆。库里森的父母是阿尔托的密友、重要赞助者和合作伙伴，他们共同创立了阿泰克公司（ARTEK），为阿尔托设计的家具提供市场出口。库里森殷实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文化熏陶为其艺术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父母与阿尔托的紧密联系也为其与阿尔托之间的师承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8年，6岁的库里森随父母住进由阿尔托为其一家设计的玛利亚别墅，他熟悉别墅的所有空间，在此度过愉快的童年，这段经历使他对建筑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年库里森进入阿尔托工作室实习，翌年被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录取，阿尔托在其申请学校的推荐信里写到“这位申请人所有的，恰是一名建筑师在他的工作中所需的技能，”体现了阿尔托对库里森的肯定。求学期间库里森经常去阿尔托工作室“打杂”，一次阿尔托在向客户介绍库里森时说“这是我们的建筑师”，那时他还没有毕业，这件事令他自豪了好久，鼓舞其更加坚定地走建筑设计的道路。1960年库里森获得建筑师资格证后正式在阿尔托工作室担任助理建筑师。多次在阿尔托工作室工作的经历使库里森对阿尔托的作品和设计理念有了极其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阿尔托的深刻影响。1968年库里森作为阿尔瓦·阿尔托博物馆馆长，在赫尔辛基举办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阿尔托回顾展，旨在向公众展示阿尔托的作品和设计理念，并将其建筑思想传承下去，芬兰总统乌尔霍·凯科宁（Urho Kekkonen）亲临了开幕式现场，阿尔托对展览过程和结果都相当满意，这是阿尔托生前和库里森师徒二人最后一次共事。1999年库里森作为阿尔托百年庆典纪念的主席，在世界各地演讲宣传芬兰文化及阿尔托的设计理念。由此可见，阿尔托的思想对库里森的影响贯穿其童年至中年，而库里森也通过其作品和教育活动，继续传承和发扬了阿尔托的精神。

虽然库里森深受阿尔托影响，但是两人的设计理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库里森的设计实践主要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是一个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同时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时期思潮的洗礼，还与其他建筑潮流和设计思想保持联系。相较于阿尔托，库里森的作品更多地面向国际市场和多样化的需求，他的作品不局限于某种主义，把传统现代主义建筑的简约性、实用性，阿尔托的地域性、环境适应性和后现代主义中古典主义的历史延续性相结合，致力于创造既满足功能需求又美观的空间。体现了其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对传统现代建筑主义和阿尔托理念的整合和创新，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对阿尔托的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又进行突破。

二、库里森建筑设计理念的流变

库里森设计理念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图3）：首先是从业早期，受阿尔托影响，注重芬兰建筑本土性的启蒙阶段；其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受传统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影响，强调设计理性的发展阶段；最后是20世纪80年代后，顺应后现代主义中古典主义建筑思潮，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思想融合的成熟阶段。

1.启蒙阶段——本土性建筑表达意识的觉醒

由于从小居住在玛利亚别墅中，阿尔托“地域性与人情化”的设计理念深入库里森的日常生活，培养起库里森幼年时期对建筑设计的浓厚兴趣。在阿尔托工作室就职的经历使得阿尔托的人格对库里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开始不自觉地学习阿尔托处理问题的方式，说话的口气，甚至讲笑话、走路和喝酒都模仿阿尔托的样子。在阿尔托致力于表达芬兰建筑本土性和人情化的影响下，库里森的设计思维也受到“简约而忠于自然”“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芬兰建筑文化的浸润。此阶段库里森虽然没有独立设计完成的项目，但是为其建筑师职业生涯起到了意义深长的启蒙作用（表1）。

2.发展阶段——现代主义的理性探索

库里森意识到自己受阿尔托的影响过于深刻后萌生去意，他希望能在自己和阿尔托之间拉开距离，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建筑之路。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二战后业界为满足城市快速重建诉求，大力发展工业化和模数化设计体系的背景下，库里森离开阿尔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启了独立设计理念的探索。受日本、地中海的乡土建筑师和芬兰理性主义建筑师保利·布隆姆斯泰特（Pauli E. Blomstedt）、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影响，库里森开始借鉴传统现代主义的“设计理性”，倾向以实用、精炼的几何语言刻画建筑内外部空间，注重建筑功能的实现，着重使用玻璃和钢材建造房屋。库里森此时期的作品属于芬兰建构主义，然而在公开场合，库里森并不像其他同一时代的建筑师那样严格地表现出建构主义的特征，也没有对包豪斯流派表现出过多的热情。“模块225”（Moduli 225）预制装配式住宅（1968年）和萨尔波塞尔卡（The Salpausselkä）教堂竞赛设计方案（1968年）等皆为库里森此时期的代表作（见表1）。“模块225”由库里森与芬兰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马（Juhani Pallasmaa）共同合作完成，被称为“现代建筑的瑰宝”。此住宅是预制装配式房屋，建造模数为225cm，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大量生产并在短时间内组装和拆卸。但由于是钢和玻璃组成，它无法承受芬兰的气候，最终停止生产。萨尔波塞尔卡教堂竞赛设计为当时竞赛的获胜方案，教堂是由玻璃和钢材组成的低矮矩形平屋顶建筑，由于教徒认为此方案完全没有体现教堂的等级制度和宗教建筑的传统特征，所以最终并没有实施。此事成为库里森设计理念逐渐走向成熟阶段的转折点。

3.成熟阶段——历史与现代的思想融合

在后现代主义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新回到古典主义，建筑中“古典元素”的运用获得了广泛认可。但是芬兰建筑被视为“纯粹现代主义的旗手”，芬兰同时代的建筑师们想要批评后现代建筑并展示芬兰建筑如何不受趋势影响，库里森却对此坚决反对。他非常赞同芬兰设计师尤哈尼·帕拉斯马所说：“......对历史的尊重态度并不意味着倒退的传统主义，而是承认它是意义、灵感和情感的源泉”。库里森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获得了一种“许可”来汲取历史元素，此阶段他的建筑作品汲取了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早期功能主义的建筑灵感，这些灵感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装饰进行表现，而是作为建筑主题来表达建筑对历史的延续，他开始设计“看起来像教堂”的教堂，并对宗教建筑的传统等级制度进行保留。库里森并没有完全加入古典主义的阵营，他还继承了现代主义的“遗产”，他认为这些“遗产”是一座建筑理念的金矿，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他从阿尔托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两位现代主义大师那里“吸收”一系列他需要的现代主义理念，库里森认为他是在继承和延伸一种现代建筑传统，他自己的设计语言是基于对过去现代建筑的深入阅读，但他可以自由地保持距离并以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来操纵它的来源。

库里森没有完全偏向古典主义或沉浸于现代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他的设计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吸收并改造丰富繁杂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理念，将历史的延续与理性的设计原则融于建筑空间的表达，同时进一步强调地域性和人性化设计原则，使其建筑设计理念最终走向成熟和稳定。其中马米尔教堂（Malmi Church，1981年）、考尼爱宁教堂（1983年）和皮耶萨马基文化中心（Pieksämäki Civic Centre，1989年）体现了库里森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延续了历史、保持了现代主义的冷静与克制的同时还注重地域性的表达，是其设计理念成熟阶段的代表作（见表1）。

库里森在其设计理念成熟时期逐渐形成了个性化的创作思路，可以用“改革的后现代主义者”形容，即在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开辟出将古典主义、纯粹现代主义极简主义美学与阿尔托的地域性与人情化相结合的表达路径。其该时期建筑作品更多地考虑建筑与场地、气候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注重建筑的社会性和民族性的表达，强调空间的感知及古典主义美学。所以库里森对阿尔托的设计理念既有继承，也有在社会背景影响下进行独立探索的突破。考尼爱宁教堂是库里森设计理念转向成熟后设计的第一个“看起来像教堂”的教堂，是其设计理念成熟的标志。该建筑于1987年赫尔辛基的阿尔芬尼卡美术馆（Ars Fennica）展览中被介绍，并获得芬兰最高艺术奖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三、考尼爱宁教堂

考尼爱宁教堂位于芬兰赫尔辛基市考尼爱宁（Kauniainen）小镇的山丘上。教堂始建于1978年，最初的功能空间包括一个200座的中殿、部分独立会客室、一个行政间以及院落中由卡尔蒂克（Keijo Petäjän）设计的钟楼。1983年，库里森对教堂进行了改扩建，形成了钟楼统治下的建筑形态。于1999年再次加建了地下骨灰安置所，最终形成了当前受人瞩目的建筑空间（图4）。考尼爱宁教堂参考了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阿尔托和古典主义大师西格德·莱伟伦茨（Sigurd Lewerentz）的经典作品风格，造型简约，对空间、光线和材料有一系列精准的把控，对历史有呼应与延续，是将建筑融于芬兰地域性民族语境的典型案例，较为准确地诠释了库里森成熟时期的设计理念。

库里森的好友威廉·柯蒂斯（William J. R. Curtis）曾说：“我对考尼爱宁教堂深感兴趣，它的平面设计变化丰富，采用了多种光源，有着适宜观赏的建筑路径，还有对1923年勒·柯布西耶设计的特尔斯安之家（Maison Ternisien）的回应——环形钢制凉亭（图5），我意识到这个教区综合体既符合北欧教堂的传统，又代表了一种对现代建筑史的特定观点。”

四、继承——对话自然、地域材料、人性化光线

库里森对阿尔托的设计理念进行了巧妙的继承和发展，他深刻吸收了阿尔托崇尚地域性与人情化的设计理念，能较好地处理人、建筑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芬兰特殊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库里森非常注重景观、光线和地域材料的应用，他将现实主义和北欧的浪漫主义相融合，并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建筑空间。

1.对话自然

考尼爱宁教堂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相融合的设计理念，强调建筑与环境应相得益彰而不是凌驾于环境之上，这一想法与阿尔托的场地设计理念一脉相承。与阿尔托的玛利亚别墅一样，考尼爱宁教堂也位于青松翠柏之中（图6、图7）。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库里森和阿尔托都选择把建筑融入环境之中。玛丽亚别墅和考尼爱宁教堂的建筑形态都呈现“U形”（图8、图9），半围合的建筑形态犹如张开的双臂，向环境发出谦虚地邀请，使得庭院以主动者的姿态将自然的景观揽入内院的建筑环境之中，建筑内外空间的相互渗透生动的阐释着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相较于玛利亚别墅，考尼爱宁教堂的庭院界面更加丰富，不仅供给使用者足够的室外活动空间，也增进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库里森在设计中将建筑、场地与环境巧妙融合的精髓在于对周围景观视野的极致考量，这种精细的视域把握贯穿于参观者在进入庭院——接近建筑——进入建筑——离开建筑的一系列完整过程。特别是在钟楼的统领下高低起伏的建筑轮廓暗合着森林的天际轮廓，使得文化景观也成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自然引入建筑，将建筑融入自然，使得建筑和环境两者相得益彰。

2.材料运用

芬兰盛产木材、红砖等地域性材料，为建筑师提供了天然的创作源泉。在建筑设计中，每种材料都能够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渲染不同的氛围。不同于混凝土和钢材会带给人冷漠与疏离感，木材会给人温暖感。所以库里森和阿尔托在建筑设计中都选择木材等地域性材料与现代材料进行搭配使用，使各种材料相互呼应，从而增加建筑的氛围感。考尼爱宁教堂和玛利亚别墅的立面设计中都选择木格栅作为装饰，爬藤植物作为点缀，把自然引入建筑的同时，为建筑立面增加了层次感（图10~图12）。室内设计方面，从天花顶棚到地面铺装、家具、局部构件，都使用木材做主要材料（图13）。考尼爱宁教堂的设计传承了阿尔托对地域性材料的应用，体现了库里森对材料的理性运用和对人性的关怀。

3.光线雕刻

库里森对光线的雕琢继承了阿尔瓦·阿尔托人性化的特点，注重光线对空间氛围的营造以及对人情绪的影响。库里森和阿尔托在教堂设计中，都通过控制开窗方式调节室内光线、区分空间功能、增强空间表现力（图14）。里奥拉教堂中，阿尔托在宗教性的空间采用高侧窗，保证光线明亮的同时避免了人的水平视线与室外的接触，使人在宗教空间中精神得到洗礼。而忏悔室、唱诗坛等私密的仪式空间则依靠光线在连续空间中的漫反射，得到比较柔和昏暗的光线，使人在仪式空间中心灵得到净化。考尼爱宁教堂与里奥拉教堂对光的利用一样，都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光线对人心理感知的作用。

在考尼爱宁教堂设计中，库里森利用多种多样的开窗方式使光线产生水平入射、竖向入射和立体渲染，来把控不同空间对光线强弱的需求以及人对光线的感知（图15）。在牧师休息室内设计了三棱锥状的采光天窗，强调了光线的竖向射入，仿佛上帝之光洒漏人间使牧师的精神得到提点。在通向礼拜堂的走廊采用了梯形的开窗方式，结合了水平与竖向两个方向的光线，使人在狭窄的空间中不会感受到精神的压抑（图16）。进入礼拜堂后，空间豁然开朗，高侧窗将阳光直接撒入教堂，体现了光线水平向射入的精神引领，似乎空间的尽头便是充满光明的极乐世界（图17）。转而面向祷告台，会看到更加丰富光影关系，一排由点及面的高侧方窗、折角的彩色条窗和屋顶的三角锥天窗相结合，强调光线的立体渲染，营造了丰富的空间感受，渲染了神秘的宗教氛围（图18）。教堂是天堂注视人间的窗口，肩负着建筑和宗教的双重职责，库里森通过对光线的把控使得信徒们在此能够与自己对话、与他人对话、与神灵对话。考尼爱宁教堂在光线的控制和设计方面对阿尔托的理念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五、突破——历史延续、空间感知、立面设计

阿尔托似乎是库里森呼吸空气的一部分，但像他那一代的其他几位建筑师一样，需要与大师保持“距离”，将现代建筑传统视为“已被证明是好的思想”的仓库，概念和原则用他自己的令人回味的语言进行重新设计和转化。库里森的设计理念在阿尔托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全球化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思考，将古典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元素相结合，打破了芬兰传统的限制，是更具创新性、包容性和可适应性的建筑设计理念，他对现代建筑传统的重新诠释和个性化的设计语言让他的作品在芬兰建筑界独树一帜，是对阿尔托本土化的设计理念的突破。

1.古典与现代相结合

考尼爱宁教堂是库里森现代与历史相结合的经典案例，建筑造型明显呈传统现代主义风格——白色的墙面，简约的造型，门口拱形花架是对柯布西耶特尔斯安之家拱形凉亭的回应。在地域材料运用、建筑与自然和谐相融和光线设计等方面又继承了阿尔托的建筑设计风格。但是库里森没有完全陷入现代主义乌托邦的强烈信念的影响，他曾批评道：“过去几十年的芬兰建筑已经失去了根源和与历史的联系。”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库里森汲取了古典主义对历史的延续，并加入到了考尼爱宁教堂设计中。

考尼爱宁教堂借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传统设计特点，构图由梯形体块围绕着十字形展开，梯形体块经过切割形成了建筑主体和内院，将十字形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后，控制出新的边界空间，建筑空间的形状与比例由黄金矩形控制。这种精准的比例在静态的形体布局中体现出的动态和自由，使得简单的几何原型更加富有张力和古典主义美学（图19、图20）。地下骨灰安置所的设计参考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避难所——地下墓穴，由通道、走廊和墓室组成，还带有壁画和基督教符号。除此之外，考尼爱宁教堂也注重宗教建筑的理性与严肃性，对宗教元素也做了呼应。礼拜堂内的柱廊象征着四位福音传教士、三个采光井和祭坛上方的三角形天窗代表了“三位一体”（图21~图23）。主入口处的纹饰来源于卡罗勒斯·林德伯格（Carolus Lindberg）的《论我们中世纪教堂的砖块使用》（On the use of brick in our Medieval church），建筑西面墙体的半圆形和弧形的凹进，建筑入口的倒八字内退，墙体内刻的十字架都是用现代语言对古典教堂元素的阐释（图24~图26）。考尼爱宁教堂的设计营造出了现代人文精神和宗教神学共存的现代建筑布局。

库里森把简约的造型、精确的比例与古老教堂纪念性元素的表达集于考尼爱宁教堂，使现代元素与古典主义与和谐结合，赋予了建筑以永恒的魅力。库里森虽然深受阿尔托的影响，但是他坚信“理论自由”，不完全倾向于某种主义，通过对不同理念的完美融合来创造既传承传统文化又符合时代需求的建筑，是对创新理念的积极探索也是对传统理念的大胆突破。

2.强调空间感知体验

库里森曾强调建筑需要触动心灵、想象力和感官，他反感过度工业化的建筑，鄙视空洞的形式主义。如果说阿尔托善于通细节设计来增加使用者的舒适度与对空间的感知（图27~图29），那么库里森更倾向于通过空间本身的设计为参观者带来舒适的体验。库里森在考尼爱宁教堂的设计中，空间布局起承转合，巧妙地控制了参观者的感知和情绪，使其在游览路线的设计下得到引导和把控，这样的设计手法让参观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建筑所传递的意境和情感。

考尼爱宁教堂主要分为三大功能区，教众活动区、办公区和丧仪区（图30）。教区的主入口位于西侧白墙的中段，无论是沿着外廊从南端漫步而上，或是穿过西侧花架走进建筑，内凹的墙体设计都将外部的大千世界凝聚在入口空间。从明亮宽阔的室外进入建筑后首先经历门厅的昏暗，通过狭长的走廊，通高的序厅设计与大片的玻璃幕墙，又将人们的视野打开。空间处理完成了由明到暗再到明、由大到小再到大的过渡，人的视线也随之被改变。经过通透的前厅，再次进入狭长的坡道，缓缓向下，到达目的地——礼堂。这条游览路线上，空间有收放和对比，无时无刻都在调动着参观者的情绪，体现了库里森对游览路线空间操作的起承转合（图31）：入口空间是起点，承接入口门厅的是前厅这一过渡空间，随后转而进入狭长的坡道，最后到达小礼堂这一空间高潮，完美地完成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融。考尼爱宁教堂的空间的节奏性表达了库里森与空间的互动和对人情感的把握。

3.“Building as wall”

阿尔托的建筑立面通常包含大量规整的开窗，以确保良好的通风和采光，而库里森则有着对建筑中一面不开窗的长墙的强烈偏好。他曾表示：“我有一种强迫症，建筑中必须有一面不充满洞口和玻璃的长墙，玻璃墙不是真正的墙壁，它无法划分空间，只有实心墙可以创造空间。”库里森以“Building as wall”来表达他的设计观点，即“建筑像墙一样去组织场地、规划和形态”，以体现其对墙体本身的执着与重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封闭完全没有开窗的墙的元素反复出现。这个设计灵感一部分来自于拉塞博里城堡（Rasebrogs slott）的墙壁（图32）；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丹麦设计师伍重（Jørn Udzon）赫勒贝克自宅（Hellebaek House）（图33）：卧室立面没有开窗只有天窗。有一面没有开窗的墙体并不代表会影响空间的使用效果，相反在给人以神秘感觉的同时，能使内外空间完全的剥离开，以保持空间的私密性，也是考虑北欧寒冷气候的体现。

考尼爱宁教堂也采用了这一设计元素，其中有一面墙完全没有开窗（图34），而其他墙面则设有大小和形状各异的窗户和凹槽（图35），即白色的墙体各种图案穿透，形成一个简约但非常平衡、近乎抽象的整体，在室内产生不同的光线效果，并传达出房间内部不同功能区域。这种巧妙的设计使得建筑的光线和空间相得益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视觉体验和氛围。通过这样的设计手法，库里森成功地将立面、光线和空间的关系在考尼爱宁教堂中进行表达。

六、总结

库里森的代号为“007”，代表了勇敢与智慧，他勇于走出理论舒适区，在多种思潮碰撞的年代里，没有一成不变地继承阿尔托的设计理念，也没有选择随波逐流地完全批判现代主义，更没有加入后现代主义张扬个性的队伍，而是汲取各种思想的精华并加入了自己对建筑设计的慎重思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展示了他作为建筑师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库里森的办公桌有一个牌子写着“理论自由区”，代表着他不受既定观念的制约，强调创新、开放思维和自由探索的工作风格和理念。库里森视建筑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交流的媒介，他坚信建筑应该改善人的生活和精神，建立人与世界之间的更深层次的联系。他对建筑的“同理心”让他在设计中更加注重空间、光线、细节、材料和比例的考量，力求触动人的思想、想象力和感官。库里森的代表作——考尼爱宁教堂白色线性体量和的背后，隐藏着丰富而具有人性化的空间，表达着材料、光线、细节和构图对建筑的把控。考尼爱宁教堂设计符合北欧古典教会的传统，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理念、芬兰文化与环境相结合，是一种突破阿尔托设计理念的积极探索。

库里森对阿尔托理念的继承与突破实际是表达了两代建筑师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师承关系，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知识和理念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梳理库里森在考尼爱宁教堂中所做的思想继承与突破性探索，以期能为中国当代建筑创作带来些许启示。在全球化和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建筑师不仅可以从中国丰富的传统建筑中获取灵感，同时也可以学习世界各地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汲取其精华，并加入自己的理解，积极地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建筑发展之路，从而形成独特的建筑设计语言和表达方式。